更容易解釋的原因是政府主導的半計劃經濟導致產能嚴重過剩和貧富差距嚴重過大，這才是當下中國經濟停滯的最根本原因。政府官員主導的半計劃經濟必然是「我走後哪管洪水滔天」的各種只管投入不管產出的腐敗型投資遍地，產能迅速過剩結果必然是一個又一個行業大家一起行業性「同歸於盡」。
政府計劃和半計劃型投資模式，腐敗成本居高不下，資源行政性配置嚴重不當，又必然導致貧富差距空前巨大，財富大量掌握在官僚集團手裡，作為社會最微小經濟體的家庭和個人缺乏應有的活力。
2010年底，世界銀行報告稱，中國0.4%的人口掌握了70%的財富，而美國則是5%的人口掌握60%的財富，中國的財富集中度超過了美國，位居世界第一，成為全球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另據統計，中國電力、電信、石油、金融、保險、水電氣供應、煙草等國有行政壟斷行業共有職工833萬人，不足全國職工總數的8%，但工資和工資外收入總額相當於當年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55%至60%。
2014年7月26日，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發布《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4》。報告指出，中國的財產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1995年我國財產的基尼系數為0.45，2002年為0.55，2012年我國家庭淨財產的基尼系數達到0.73，頂端1%的家庭佔有全國三分之一以上的財產，底端25%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在1%左右。中國的財產不平等程度明顯高於收入不平等。城鄉差異和區域差異等結構性因素是造成中國財產不平等的重要原因。在家庭層次的財產不平等及其變化有兩個特徵：一、有家庭成員在體制內工作的家庭財產水平明顯高於在體制外工作的家庭，在體制內工作的家庭財產的增長幅度也明顯高於體制外家庭，這將導致體制內外家庭的財產差距進一步擴大。二、中等收入家庭財產增長幅度大，而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的財產增長幅度相對較小。
半桶子水的知識分子和迎合民粹的政客一直在挑動貧富差距直觀拉大的社會現實並把矛頭指向資本主義，但是20世紀的共產主義和計劃經濟實踐卻告訴我們：由壟斷性的權力而不是由互相競爭的資本家和企業家來主導財富和資源分配，只會導致更大、更可怕的貧富差距！比「貧富差距拉大」這一現實本身更可怕的是，由權力主導資源配置，不僅貧富差距會拉得更大，而且財富是由沒有能力實現最有效資源配置的官僚集團來主控，這些官僚分子不是像企業家資本家一樣更合理地配置社會資源，而是只能用來揮霍，以及，把原本可以更清潔的政治搞得污煙癉氣腐敗橫行！
計劃經濟和計劃人口都在三十多年後給我們制造了巨大的麻煩。我們應該吸取的教訓就是兩個：一，告別權力對複雜社會的計劃型控制的致命自負，把發展的自由和權力還給民間，還給個體。二，思想的自由市場、充分的決策辯論是保持社會理性、防範權力自負的必要工具和前提條件。
說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們為什麼會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周天勇教授說，「我們當時引進的學說和國內主流的觀點，包括馬爾薩斯（英國經濟學家，認為人口增長不可避免地要導致飢饉、戰爭和疾病，呼籲採取果斷措施，遏制人口出生率）和馬寅初（被譽為「中國人口學第一人」，主張「節育」）在內，都是傾向於控制人口。還有一點，當時美國人德內拉·梅多斯寫的《增長的極限》提出的人口爆炸的說法，對世界影響太大了。實際上，他們的學說實際上如果是農業社會條件下，會按照那個方向走，他們沒有去考慮婦女的受教育水平、撫養成本和機會成本、人口流動可能帶來的人口城市化等等將會導致的生育率下降的問題。他們考慮的是農業社會條件下，人口吃糧食的增長規律。這是不符合歷史進程的。實際上，20世紀二三十年代，已經有人研究英國人口轉型的問題，五六十年代就有學者提出人口曲線實際上會從高生育率高死亡率低增長率，到工業社會初的高生育率低死亡率，爆炸一段時間後，後工業化時期就會呈現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增長率的穩定狀態。1988年，中文翻譯了一本《人口理論史》，這些理論都有，但估計很多人沒看。我前段時間專門從圖書館看了這本書，哎呀，當年要是大家看了這本書，那就不會實行計劃生育這樣的政策了。當時的想法一邊倒。關鍵是我們沒有對這個事情進行風險評估，而且還定為基本國策。」
在對待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的「增長奇跡」問題上，我們的主流觀念也沒有認識到這不過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前幾十年城市化和個體自由被限制後的一種「補課效應」，而是把它人為拉升為「制度和體制優越性」，甚至冠之以「中國模式」提升為所謂的理論和制度自信。
今天，我們在一些複雜而重大問題上仍然沒有放棄權力控制的陳舊思維模式，比如對大城市的控制，既沒有足夠的理論支撐，也沒有足夠的決策辯論。用不了一二十年，又會像計劃生育和政府主導型經濟給今天留下無數後患一樣，給未來中國留下無窮後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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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別權力對複雜社會的計劃型控制的致命自負，把發展的自由和權力還給民間，還給個體”， 还给民间／个体？在专制国家，这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