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7日，《环球时报》发表了单仁平的文章，题目是《对西方奖项多一些心眼不过分》，话题从我退休前的单位“不允许”我前往美国领奖引起。应该说，这篇文章语调总体是平和的，文章的题目我不仅同意，而且一直是这样做的。对来自国外的奖项，能不能接受，我一直是多了“一些心眼”的。不管授奖机构出于什么目的，出于中国人的礼貌，我必须以诚相待。但是，有个几个奖项我还是婉拒了，因为授奖者和中国现政府关系有点紧张，如果接受他们的奖项，可能会危及我的安全，会影响我的正常生活。我毕竟是一个普通人，要食人间烟火。
单仁平是《环球时报》评论员的常用笔名，其言论代表这家报纸的立场。我不习惯对虚拟名字说话，还是直对《环球时报》更好些。感谢《环球时报》的提醒，但我有话要说。
一，《环球时报》说，“西方主流媒体近日把《墓碑》一书的作者杨继绳作为谈论中国的新焦点之一。”
这未免夸大其辞！当前世界媒体的焦点是朝鲜问题、叙利亚问题，有关中国的是南海问题，我一个76岁的文弱老翁，怎能是“焦点”？！《环球时报》将几家外国报纸夸大为“西方主流媒体”；将“不允许”我到美国领奖的些许报道，夸张成对我个人是“谈论焦点”！为什么要如此夸张？是不是通过渲染，企图把我变为权力打压的焦点？
二，《环球时报》说，杨继绳“是一位广受争议的人士。”
周围的人对我是友好的。我的朋友很多，不论从小学同学到大学的同学，还是我一生各个工作岗位上的同事，都和我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我同《环球时报》评论员素不相识，他这个结论是哪里来的？我不否认我的某一学术观点存在争议。由此把我说成是“广受争议的人士”，有伤我的人格。对《环球时报》评论员的措词，我表示遗憾。
三，《环球时报》说，“该书认为，从1958年至1962年中国一共饿死3600万人，这一数字是对那场天灾人祸究竟饿死多少人各种推算版本中最高的之一。”
错了。我在《墓碑》第23章中认为，要精准地查清到底饿死多少人，是不可能的。只能由人口学家用人口学的方法加以推算。我列举了中外学者对这个数据的推算结果，从1700万（蒋正华）、2200万（李成瑞）、3500万（王维志）、4000万（廖盖隆）、4300-4600万（陈一咨），前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田纪云说：那三年“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千万，比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死的人还要多”。还有人说5000万、6000万的。我采取的数字，既不是最高的，也不是最低的。
四，《环球时报》说， “如果他说死了3000万甚至4000万就是右的，如果他说没死人或死得很少，就是‘左’的。”司马南紧跟环评之后说：不能不佩服杨先生，偌大年纪不断创新，解放思想，已经达到研究到最高境界。用世俗语言概述他的研究成果：“想要饿死多少人便会饿死多少人”；换言之：“应该饿死多少人，自会饿死多少人”； 再换言之：“饿死多少人能满足特定看客心愿，那一定会饿死多少人”……
《环球时报》认为饿死人的数字是由政治立场决定的，不是历史上确实发生的。司马南认为饿死人的数字是随心所欲编造的。对他们的看法我不评论，我在《墓碑》第23章中展示了我的研究态度、方法和逻辑。他们不妨也看一看曾经担任国家统计局长的李成瑞先生、曾经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蒋正华先生的研究成果，看一看曹树基教授和李若建教授的研究成果。也看一看外国人口学家的推算方法。看看这些学者提出的数字是不是随心所欲地编造，是不是与左派还是右派的立场相联系。
五，《环球时报》说，“《墓碑》谈论的并非‘历史’，它带有强烈的现实政治情绪，因而一问世就在网上激起‘政治争论’。”
不是“一问世就在网上激起‘政治争论’。”《墓碑》是2008年5月出版的。它问世后学界舆论如何呢？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曹树基当时说：“好评如潮”。
《墓碑》获2008年度香港书奖；是凤凰周刊“年度盘点2008：值得记忆的10本人文书籍之一”；是亚洲周刊2008年中文十大好书之一。这些都是具有专业精神和专业知识的人士评选的。
中国现代史学会通讯第13期（2009年3月）刊载学术信息四则：其中第三则信息介绍《墓碑》时说：“虽然中西方作者以前出版了多种有关大饥荒的书籍，但就资料的全面和翔实，内情披露的惊人，论证的理性和严密，以及结论的权威可信而言，这本书是前所未有的。这是迄今为止关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饥荒的最有价值、最有份量的著作。”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专家内部论坛评《墓碑》时写道：“这本书篇幅宏大，材料丰富，许多史料乃为首次披露，内容震撼，触目惊心，有令人不忍卒读之感。现在还活着的五十多岁以上的中国人对这场大饥荒应还记忆犹新，这是一本承载了许许多多老百姓的集体记忆之书，亦是为那三千六百多万受难者所立下的纪念「墓碑」之墓志铭。”
一大批严肃的学者发表近百篇肯定性评论。全国人大代表、著名香港左派人士吴康民发表文章说：“北京《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是一位治学严肃、搜集资料丰富，而又思想开放、大胆敢言的作家。……最近完成近百万字的，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三年大饥荒的实录专着《墓碑》，可说是对中国现代政治史的一大贡献。”（2008年7月6日《文汇报》）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在《你不能不看的墓碑》一文中对《墓碑》作出高度评价后写道：“我从来没有写过任何书评，因为没有时间。可今天，在回顾中国改革发起30年的时候，我却要破例写一次——因为《墓碑》太有价值、太有意义了，……”（《金融 时报》 2008-09-28）
国内著名学者丁东、李大同、卢耀刚、刘放等都著文对《墓碑》作出了高度评价。
我还收到了从全国各地寄来的大量的支持和鼓励信件、诗词（信件没有数字化，诗词见附件）。曹树基教授说的“好评如潮”并不过分。
《墓碑》出版后的头两年，“乌有之乡”发表了鹤龄、齐劲松等几位作者的批评文章。但是，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这几篇批评文章都不能与“好评如潮”抗衡，构不成“政治争论”。争论是2012年孙经先的文章发表之后。但这是《墓碑》出版四五年以后的事。《环球时报》把乌有之乡的几篇漫骂文章说成是“政治争论”。是高抬了“乌有之乡”。
六，《环球时报》说，《墓碑》“被指出所用史料不实，逻辑也有问题。2014年孙经先教授曾与他在一个会上直接对话，提出其‘绝大多数关键性的饿死人数据都是虚假的’”。
《环球时报》在这里重复和传播孙经先对《墓碑》的不实指摘。
乌有之乡对《墓碑》的攻击我没有理睬，因为除了漫骂以外，没有学术含量，我只回应了一篇 《为恶骂者感到可怜》（网上可以搜到）。孙经先先生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6期上发表了《关于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的长文，又发表了《人口统计学中的虚拟人口理论及其应用》，声称“用科学分析”和“严密的数学方法”论证出“饿死三千万是谣言”。他的学术性的题目吸引了我。 我细读了孙经先的两篇文章，发现孙的所谓数学方法是吓唬不懂数学的读者的。我用他的“严密的数学方法”驳倒了他的“死亡漏报不影响人口统计误差”的结论。 他承认大饥荒三年人口减少数千万，但不是饿死的，是因为没有上户口和重复上户口所造成的人口统计差错。他的这个说法当然上站不住的，因为从1958年1月9日起，城乡居民迁入迁出都有严格的户籍手续。粮食和一切生活用品都有户籍所在地供应。不报户口吃什么？穿什么？这是很简单的事情。这个说法被众多的人驳倒后，他又从《墓碑》中挑毛病，他说：“我们反复阅读了《墓碑》，并对该书提供的每一个重要的‘饿死人数’都逐一进行了查证和分析。” 他们“反复阅读”“逐一查证”的结论，就是《环球时报》引用的这个说法：“绝大多数关键性的饿死人数据都是虚假的”。他们从我的书中挑出十个“问题”证明这一结论。这十个“问题”中有九个没有问题，只有一处是我的疏忽，我将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文章《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中的涪陵专区死了200万人，误写成350万人。对孙经先能指出这个错误我曾表示感谢，并在书稿中作了改正。在这之后他又五六次再提这个错误，可见我的错误对他是多么珍贵啊！“反复阅读”“逐一查证”，在上千个数据中只查出一处错误，可见《墓碑》经得起对立面的挑剔。对孙经先的多次攻击，我有几篇文章作了回应：《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就大饥荒年代的人口问题与孙经先商榷》（2012年）《驳“饿死三千万是谣言”——再答孙经先对《墓碑》的指责》（2013年）《关于大饥荒年代人口损失的讨论》（2014年）这几篇文章共有四五万字，在网上都可搜到，这里不再介绍。
孙经先向我挑战以后，我收到了大量驳斥孙的来信，网上也有大量驳斥孙的文章。几袋来信没有数字化，现将部分网上驳孙的文章作为附件。请阅读。（附件：《下载的部分驳孙经先的文章》）
《环球时报》提到我和孙的“直接对话”，这是来自孙经先虚构的报道《所谓‘饿死三千万’的弥天大谎被当场戳穿！——孙经先教授和杨继绳先生就‘饿死三千万’问题在国际学术会议上直接对话》。2014年7月5日的武汉会议，是毛泽东左派主导的会议。上午我发言系统驳斥了孙经先对我的多次攻击，没有人反驳我的发言。下午轮到孙发言了，他说血压220，让一位年轻学者代他宣读文稿，这位年轻学者在宣读后表示，不同意孙的观点。由于会议的中心是讨论农村问题，只有几个人对我和孙两人的发言表态，其中有支持我的，也有支持孙的。会上没有得出支持谁的倾向性结论。但是，孙不顾刚刚在众目睽睽的情况下发生的事实，作出了这个歪曲报道。7月11日我发表了《关于武汉会议的声明》。“声明”说：“鉴于孙经先对会议情况如此歪曲，完全丧失了学者必须尊重事实的品格，这篇文章是我对孙经先最后一次驳斥，以后孙经先再挑战我，我不再理睬。”
七，“杨继绳不是历史学家，他给人的印象并非对历史感兴趣，他后期的几乎全部作品都展示了强烈的政治倾向。西方社会喜欢他，用各种奖项推崇他，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这当中的逻辑关系几乎用不着论述了，属于‘地球人都知道’的那种。”
我和《环球时报》素昧平生，不知道他用什么遥感技术得知我“给人的印象并非对历史感兴趣”。《墓碑》是学术著作，这是国内外学术界承认的。把学术问题置换为政治问题，再从政治上加以打压，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迫害知识分子的常用手法。我在《墓碑》中分析了产生大饥荒经济原因、制度原因和意识形态原因，难免涉及到政治因素。政治因素能不能成为学术研究的讨论对象？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呀！对大饥荒产生的原因进行经济分析、制度分析触犯了什么禁区？《环球时报》将世界划分为“东方”和“西方”。在他这篇文章里，“西方”似乎是敌对势力。还是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在意识形态上划分敌我，“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西方”奖励的书当然是“毒草”。我们都知道，“东方”和“西方”是冷战时的划分，当时我党对时代的估计是“革命和战争的年代”，邓小平以后，我党对时代的估计是“和平与发展的年代”，《环球时报》说的逻辑关系 是“革命和战争的年代”的逻辑关系。现今中国和世界在经济上已连成一体，中国和世界利害相关。还沿几十年前的思维逻辑判断国内外的事情，会产行什么样的后果，只要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都会一清二楚。我就不多说了。
八，“杨大慨为他获得那么多奖项挺骄傲的，他用不着想西方这样捧他时，是不是在用这一招来跟我们国家较量。”
“杨大慨为他获得那么多奖项挺骄傲的”，这是《环球时报》评论员以己之心，度人之腹。出于安全的考虑，每来一次奖项，我都疑虑重重，思虑再三。我也深知“毁誉相随”的传统，来一次荣誉必然跟随相应或更强的诋毁。我怎骄傲得起来？我的份量何轻，国家的份量何重？“西方”怎么会把我这一介小民作为较量一个大国的筹码？《环球时报》有很强的“敌情观念”，他们提醒我不要被敌对势力利用。但我觉得他们这种“东方”、“西方”的划分，与中国政府的外交布局、经贸关系是不符的。他们也是多虑：瑞典史迪格-拉森奖授奖者是一个学术团体，据说对中国很友好。他们是敌对势力吗？哈佛大学是国际知名大学，是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学习对象之一，中国在那里学习交流的学生、学者源源不断，把哈佛大学算作敌对势力也很荒唐。说这些学术团体给我授奖是为了“跟我们国家较量”更是荒诞不经。一些国外媒体关注“不允许”我去哈佛大学领奖的事，这些媒体也是敌对势力吗？如果认为自己周围都是敌对势力，那不是把自己孤立起来了？怎能履行习近平总书记交给舆论工作者的“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的使命？
九，《环球时报》说“其实中国官方对三年大饥荒早有正式说法”“官方对‘人祸’因素并不回避。”“史学意义的研究和探讨都不是禁忌”。
那场大饥荒是中华民族刻骨铭心之痛，也是全人类刻骨铭心之痛。让更多的人知道其中的教训，不仅是史学工作者的责任，也是全体中国人的责任。由于多年的掩盖，今天的年轻人都不相信当年发生的惨剧。“中国官方有正式说法”，民间就不能再研究、再讨论吗？如果真是“官方对‘人祸’因素并不回避”，为什么《墓碑》、《人祸》、《麦苗青菜花黄——大饥荒川西纪实》等历史著作不能在大陆出版？为什么这些书在香港出版后被列为禁书？为什么写这类书的作者受到攻击和打压？真的是“史学意义的研究和探讨都不是禁忌”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地球人都知道”。
十，《环球时报》说，西方的奖项这几年雨点般落到中国“异见人士”身上。
什么是异见人士？百度说：“主要指反对所在国家政权的政策、法律。相当于在野派或反对派，持不同政见者这一术语通常指他们的意见是当时政权不能容忍或主流观念不能容忍的，因而人身可能会受到威胁和作为政治犯遭到迫害。”
五十岁以上的人都会记得，“异见人士”是苏联时代的说法。那时，如果苏联某人成为“异见人士”，不是坐牢，就是流放，至少会失去自由。《环球时报》没有明确说我是“异见人士”，但却把“西方奖项”“雨点”所砸到的中国人，都当成了“异见人士”。“雨点”能砸多少人？《环球时报》可能心中有数，这应当不是少数！
我单位不让我去领奖，我当即同意不去。事后给关心我的众多朋友发出信息：“这把年纪了，对荣誉已看得淡了，不让去就不去，无所谓”。这事本应就此了结。《环球时报》又发出这篇评论，将已经了结的事又重新提起，是不是想挑起外媒更多的谈论？
《环球时报》是党报《人民日报》的子报。当今社会思潮分裂，乌有之乡（包括孙经先）是社会思潮左的极端。我们承认这一客观存在。作为党报，应当站在公正的立场，澄清谬误，促进共识，协调社会思潮，促进社会和谐。遗憾的是，《环球时报》却坚定地站在极端的乌有之乡和孙经先一边。这是不是有失党报的身份、损害党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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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恶多端的共匪是必亡的，现在它搞不好中国经济，因此它离死亡越来越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