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家乡，只有一个锦衣卫军户家庭，不能组织宗族团练；他没有多少私财，新年时只能用盐下酒，不能以家财族产蓄养勇士。他只是一个无根的典型宋明士大夫，一生生活在华夏文明的寒冬期中。
史可法是南明史上典型的殉难型士大夫。他的死带给人们的道德激励，远大于他在实际上起到的正面作用。临死前的表演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闪光点，也是他最苦心经营的一段经历。后世的各政治势力从不同角度解读他的死，都从中汲取了对自身有利的历史资源。但他低下的军事指挥能力与扬州屠城间的关系，则被后世普遍无视了。
史可法出身于世袭锦衣卫家庭，早年以孝闻名。若无明末变乱，他大概会以一名普通帝国士人或武将的身份度过一生。天启五年，他的恩师、东林干将左光斗（1575-1625，字遗直、共之，号浮丘，谥忠毅，南直隶桐城人。东林党人，为官清正严明，是史可法的老师。因反抗权阉魏忠贤，被下狱害死）惨死于狱。目睹恩师死前惨状的史可法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后来，以轰轰烈烈的死完成人生的谢幕果然成为他的选择。
崇祯元年（1628），史可法中进士，授陕西西安府推官，随即卷入明末大洪水的波涛中。整个崇祯时期，他多次率部与流寇激战，有时还要与左良玉等流寇化的官军武将合作。崇祯十一年（1638），他终因作战不利被明思宗（即崇祯帝朱由检，1611-1644年，1627-1644年在位，明朝第十六位皇帝）问罪，旋因丁忧离职。十四年，他就任漕运总督。十六年，升任南京兵部尚书。次年，李自成攻破北京，思宗自缢，南明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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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可法在漕运工作上治绩斐然，与其军事上的相对无能判若两人。他这种政务型人才适合做具体细微的琐碎工作，却缺乏治平天下所应有的格局感。支撑他工作下去的，则是满腔忠君报国的热情。北京陷落，南京骤然升格为首都，把他放在了一个他本来不该在的位置。南明初的立储之争中，他先议立较“贤”的潞王朱常淓，却最终屈服于马士英①的军事压力，同意迎立福王朱由崧，并自愿远离弘光朝（崇祯帝朱由检在煤山自缢后，留都南京的明朝官僚于五月拥立福王朱由崧为帝（即明安宗），建立弘光政权）的政治中心南京，前往扬州督师。他的一连串举动或许符合儒家对士大夫的要求，“进退有度”，却加深了弘光朝廷中党派间的裂痕。
清军入关后，无论马士英还是史可法皆信奉“联虏平寇”的国策，其格局感之低下令人震惊。日后的永历政权终于明白统战流寇的重要性，靠充当闯、献余部的花瓶成功延续了十余年。崇祯十七年（1644）七月，多尔衮致书史可法，否认弘光政权的合法性，申明将大加讨伐。史可法的复书则在儒家义理上自证大义在我，邀请清军一同讨伐逃到陕西的李自成。于明人而言，书信是公开出版的文集中的重要部分。如王阳明与罗钦顺②间激烈的论学书信，即具有广告、表演性质。史可法言辞漂亮的答复已在儒家的理论层面上细致论证了多尔衮的观点之荒谬，却对迫在眉睫的清军威胁视而不见。这正如桂枝托派在1949年4月仍忙于用复杂的理论论证斯大林路线的荒谬，却不顾PLA已兵临长江。
1 马士英（约1591-1646），字瑶草（一说字冲然），贵州贵阳人，明末凤阳总督、南明弘光朝内阁首辅。本姓李，过继马氏，祖籍广西梧州（一说江苏仪征）。明万历己未（1619年）成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后历官严州、河南、大同知府、庐凤总督等职。明王朝覆灭后，马士英与兵部尚书史可法、户部尚书高弘图等拥立福王朱由崧建立南明弘光政权。因“拥兵迎福王于江上”有功，升任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成为南明弘光王朝首辅，人称“马阁老”，后事败被清廷所诛。有清一代，其为人颇遭指责，时唯有夏允彝、夏完淳父子《幸存录》对其持论公允。有《永城纪略》（含《永牍》）及部分诗文、书画作品传世。
2 罗钦顺（1465-1547），字允升，号整庵，江西泰和人。明代朱子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弘治六年（1493）进士科探花，官至南京吏部尚书，后辞官，隐居乡里专心研究理学。在明中期，罗钦顺是可以和王阳明分庭抗礼的大学者，时称“江右大儒”。著有《困知记》、《整庵存稿》、《整庵续稿》。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卒于家，年八十三，赠太子太保，谥文庄。《传习录》卷中收有王阳明答复他的论学书札。
史可法应该是一个有强大道德感染能力的人。桀骜不驯的江北四镇（刘泽清、刘良佐、黄得功、高杰）（刘泽清驻淮安，刘良佐驻寿州，黄得功驻庐州，高杰驻徐州，共拥兵三十万。其中高杰、黄得功兵力最强。四镇都有独立的财权）能在他的监督下维持大体团结，与他的这种能力有关。曾欲入掠扬州的高杰被他一番话劝退。其后，高杰、黄得功的火并也被他成功调解。弘光元年（1645）正月，清军攻入陕西。史可法从大义出发激励流寇出身的高杰趁势北伐闯军，竟然将其说动。而在此关头仍汲汲于讨伐李自成，真不知该为史可法的道德感染力感动，还是该为他蹩脚的格局感失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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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可法像，现藏于沃尔特斯艺术博物馆
睢州之变（已与清兵勾结起来的河南总兵许定国在睢州（今睢县）宴请高杰，用伏兵将其杀害。许定国随后率部降清，导致明清军事力量对比发生巨变），高杰被杀，史可法的北伐还没开始便化为泡影。基于士人对流寇的阶级敌视心理，他冷酷地拒绝收高杰之子为义子的提议，失掉了高杰部众的心。从此可以看出，他是一个道德感强烈、坚守底线的人，绝非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但他的道德感正导致了军队的离心离德。三月，南京的党争失去控制，东林余党不得不借助武昌的左良玉③兴兵东下讨伐马士英，以“清君侧”为名挑起内战。马士英随即怂恿安宗令史可法调江北之兵入卫，导致江防洞开。史可法入南京欲苦谏，却根本无法见到安宗。史可法参与激化了弘光朝廷的分裂，最终被这种失控的分裂吞噬。面对这种土崩瓦解的局面，他已无法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提出解决方案。他没有家乡，只有一个锦衣卫军户家庭，不能组织宗族团练；他没有多少私财，新年时只能用盐下酒，不能以家财族产蓄养勇士。他只是一个无根的典型宋明士大夫，一生生活在华夏文明的寒冬期中。当自己的私智已不足以应对时局时，除了以死报效君王、留名青史外无路可走。在南京城北的燕子矶，史可法写下如是诗句：
来家不见母，咫尺犹千里。
矶头洒清泪，滴滴沉江底。
时维弘光元年四月二日，距史可法之死仅二十三天。除母亲外，他已无太多挂念，可以去经营自己轰轰烈烈的死了。四月二十一日，在殉难前四天，史可法于扬州围城中给妻子写下如下书信：
北兵于十八日围扬城，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来。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肯随我去否？如今世界，生亦无益，不如早早决断也。太太（史可法之母）苦恼，须托四太爷、大爷、三哥大家照管。照儿好歹随他罢了。书至此，肝肠寸断矣。
直到此时，他所思所念的，除报国外，仍是母亲。二十四日，清军攻城。二十五日，扬州城破，史可法完成了自己悲壮的临终表演，数十万扬州生灵随之倒在清军屠刀下。因为他壮烈的死，他应对扬州失陷、数十万人惨死所负的责任几乎被后人宽恕了。其后的南明义兵中，有用他的旗号反清者。乾隆帝通过赞美他的忠烈收拢降虏之心，鞭策降虏为征服者卖命。晚清革命党则将他和数十万扬州死者捆绑在一起进行反满宣传。最终，制造出了扬州在史可法带领下血战十日，全城殉国的反满神话。所有人都对史可法神话感到满意，随意消费着他的死亡。从这点上看，除了一死一无所有的史可法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实在是巨大的黑色幽默。
3 左良玉（？-1645年），初在辽东与清军作战，曾受侯恂提拔。后在镇压农民起义军的战争中，不断扩大部队，升为大帅，日益骄横跋扈，拥兵自重。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封宁南伯。南明弘光帝朱由崧即位后，又晋为侯，镇守武昌。此时，弘光政权中马士英、阮大铖用事，排斥东林党人。他袒护东林党人，且怀有个人野心，于弘光元年（1645年）三月二十三日从武昌起兵，以清君侧为名，进军南京。未几，病死于九江舟中。子左梦庚率所部降清。
有关《史可法》一文& 历史发明学
前日推送《表演死亡的殉难者——史可法》一文后，冬川豆收到了很多读者的提问与质疑，阿姨和作者执经生的精彩回复如下
1 小清新：阿姨您同意这个文章？您也认为史可法要对扬州十日的惨剧负责？败军之将，不敢言勇，负国之臣，不敢言忠，身死封疆，实有余恨。这么深切而沉痛的绝望，知其不可而不得不尽人事尽臣职，怎么就成了轻飘飘的表演。这种如魏斐德、裴宜理一样的写作手法难道不是装外宾？
阿姨：你老这么容易感动，看看北洋秘书的各种檄文肯定会五体投地。通词膨胀，恐怕还是因为接触少吧~
史不是好的文章家，最后表白是秘书写的，而且还特别请书法家来抄写，因为自己的书法不行，就是为了给后世留个好印象。士大夫这么想，很正常。世俗主义者没有明确宗教信仰，如果不在乎历史形象就会彻底堕落。
政治模范都是根据后世需要，而非自己需要塑造的。自己愿望能不能达成，竞争也是激烈的。史有三个条件：第一毕竟是大官，第二明朝灭亡不能太没面子，总得在大批坏人当中塑造个把好人，第三大清希望教育本朝人士忠心耿耿，必需塑造适当模范。
清兵杀史可法的时候，满文纪录近乎空白，说明他们没有觉得此人多么重要。史的临终发言大都产生于大清中叶，可信度相当于太史公的小说。精神遗民像今天的国粉，以为自己长期遭到毁谤，现在总算放松，当然应该发明一些补偿性的创造。大清觉得现在你们已经没有复国机会，正好利用你们的热情搞爱国主义教育。你老如果不能掌握这些心法，早晚让真理部玩死。其实把史可法塑造成吴越独立党民族英雄并不困难，至少不比把林献堂塑造成抗日爱国英雄更困难。真理部完成过许多更加困难的任务…
当时东亚所有战争都是这样的，不比辽东湖广和山西更特别。清军肯定需要抢劫奖励，流寇和明军同样需要。论纪律和控制力，清军比后二者强一点点。这种宣传像贞节牌坊一样，是牺牲大多数上当的女人，把她们的优点用文学方式集中到一个选定的模范上。模范肯定是政治选择的结果，代表所有这些人而非自己。他们不一定善于鉴别发明，这个需要了解特殊社会的认知。
2 琳琅满木：关于今天史可法的文章，那时候民族主义是没有的，只有忠臣大义，所以南明的大敌一定是闯贼而非清军，就算史可法有格局感，提出联寇平虏，那岂不是犯下不忠的口实，与有君父之仇的闯军合作。所以是否对史可法过于严苛了？
执经生（史可法一文作者）：其实当时可供弘光君臣选择的方案很少，而且窗口机会稍纵即逝。要么联虏平寇，要么联寇。明人并非不讲华夷之辨。嘉靖朝以后，随着对蒙关系恶化，明人是有很强的华夷之辨思想的。如果联寇自然会落下不忠的口实，联虏也会落下不讲华夷之辨的口实，两者都会带来巨大的道德包袱。这还是能否抓住机会和格局感的问题。弘光朝灭亡以后，隆武、永历政权招降了四十万大顺军，且难以控制他们，后来又成了大西军的花瓶。与其后来变成花瓶，倒不如在自己比较强大时与寇停战，或可有一线生机。
琳琅满木：我想说的是，南明后期是和农民军联合了，但那主要是在永历时期，而且联合的主要人物是孙可望和李定国的大西军，而非李闯的大顺军。之前大顺残部郝摇旗一直被南明猜疑。
执经生：郝摇旗只是被统战的大顺军的一部分。被统战的大顺军有两个系统：郝的十多万人；高一功、李过的三十多万人。若无被统战的大顺军在湖广战场奋战，永历政权撑不到1650年。
史可法是南明史上典型的殉难型士大夫。他的死带给人们的道德激励，远大于他在实际上起到的正面作用。临死前的表演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闪光点，也是他最苦心经营的一段经历。后世的各政治势力从不同角度解读他的死，都从中汲取了对自身有利的历史资源。但他低下的军事指挥能力与扬州屠城间的关系，则被后世普遍无视了。
史可法出身于世袭锦衣卫家庭，早年以孝闻名。若无明末变乱，他大概会以一名普通帝国士人或武将的身份度过一生。天启五年，他的恩师、东林干将左光斗（1575-1625，字遗直、共之，号浮丘，谥忠毅，南直隶桐城人。东林党人，为官清正严明，是史可法的老师。因反抗权阉魏忠贤，被下狱害死）惨死于狱。目睹恩师死前惨状的史可法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后来，以轰轰烈烈的死完成人生的谢幕果然成为他的选择。
崇祯元年（1628），史可法中进士，授陕西西安府推官，随即卷入明末大洪水的波涛中。整个崇祯时期，他多次率部与流寇激战，有时还要与左良玉等流寇化的官军武将合作。崇祯十一年（1638），他终因作战不利被明思宗（即崇祯帝朱由检，1611-1644年，1627-1644年在位，明朝第十六位皇帝）问罪，旋因丁忧离职。十四年，他就任漕运总督。十六年，升任南京兵部尚书。次年，李自成攻破北京，思宗自缢，南明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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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可法在漕运工作上治绩斐然，与其军事上的相对无能判若两人。他这种政务型人才适合做具体细微的琐碎工作，却缺乏治平天下所应有的格局感。支撑他工作下去的，则是满腔忠君报国的热情。北京陷落，南京骤然升格为首都，把他放在了一个他本来不该在的位置。南明初的立储之争中，他先议立较“贤”的潞王朱常淓，却最终屈服于马士英①的军事压力，同意迎立福王朱由崧，并自愿远离弘光朝（崇祯帝朱由检在煤山自缢后，留都南京的明朝官僚于五月拥立福王朱由崧为帝（即明安宗），建立弘光政权）的政治中心南京，前往扬州督师。他的一连串举动或许符合儒家对士大夫的要求，“进退有度”，却加深了弘光朝廷中党派间的裂痕。
清军入关后，无论马士英还是史可法皆信奉“联虏平寇”的国策，其格局感之低下令人震惊。日后的永历政权终于明白统战流寇的重要性，靠充当闯、献余部的花瓶成功延续了十余年。崇祯十七年（1644）七月，多尔衮致书史可法，否认弘光政权的合法性，申明将大加讨伐。史可法的复书则在儒家义理上自证大义在我，邀请清军一同讨伐逃到陕西的李自成。于明人而言，书信是公开出版的文集中的重要部分。如王阳明与罗钦顺②间激烈的论学书信，即具有广告、表演性质。史可法言辞漂亮的答复已在儒家的理论层面上细致论证了多尔衮的观点之荒谬，却对迫在眉睫的清军威胁视而不见。这正如桂枝托派在1949年4月仍忙于用复杂的理论论证斯大林路线的荒谬，却不顾PLA已兵临长江。
1 马士英（约1591-1646），字瑶草（一说字冲然），贵州贵阳人，明末凤阳总督、南明弘光朝内阁首辅。本姓李，过继马氏，祖籍广西梧州（一说江苏仪征）。明万历己未（1619年）成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后历官严州、河南、大同知府、庐凤总督等职。明王朝覆灭后，马士英与兵部尚书史可法、户部尚书高弘图等拥立福王朱由崧建立南明弘光政权。因“拥兵迎福王于江上”有功，升任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成为南明弘光王朝首辅，人称“马阁老”，后事败被清廷所诛。有清一代，其为人颇遭指责，时唯有夏允彝、夏完淳父子《幸存录》对其持论公允。有《永城纪略》（含《永牍》）及部分诗文、书画作品传世。
2 罗钦顺（1465-1547），字允升，号整庵，江西泰和人。明代朱子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弘治六年（1493）进士科探花，官至南京吏部尚书，后辞官，隐居乡里专心研究理学。在明中期，罗钦顺是可以和王阳明分庭抗礼的大学者，时称“江右大儒”。著有《困知记》、《整庵存稿》、《整庵续稿》。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卒于家，年八十三，赠太子太保，谥文庄。《传习录》卷中收有王阳明答复他的论学书札。
史可法应该是一个有强大道德感染能力的人。桀骜不驯的江北四镇（刘泽清、刘良佐、黄得功、高杰）（刘泽清驻淮安，刘良佐驻寿州，黄得功驻庐州，高杰驻徐州，共拥兵三十万。其中高杰、黄得功兵力最强。四镇都有独立的财权）能在他的监督下维持大体团结，与他的这种能力有关。曾欲入掠扬州的高杰被他一番话劝退。其后，高杰、黄得功的火并也被他成功调解。弘光元年（1645）正月，清军攻入陕西。史可法从大义出发激励流寇出身的高杰趁势北伐闯军，竟然将其说动。而在此关头仍汲汲于讨伐李自成，真不知该为史可法的道德感染力感动，还是该为他蹩脚的格局感失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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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可法像，现藏于沃尔特斯艺术博物馆
睢州之变（已与清兵勾结起来的河南总兵许定国在睢州（今睢县）宴请高杰，用伏兵将其杀害。许定国随后率部降清，导致明清军事力量对比发生巨变），高杰被杀，史可法的北伐还没开始便化为泡影。基于士人对流寇的阶级敌视心理，他冷酷地拒绝收高杰之子为义子的提议，失掉了高杰部众的心。从此可以看出，他是一个道德感强烈、坚守底线的人，绝非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但他的道德感正导致了军队的离心离德。三月，南京的党争失去控制，东林余党不得不借助武昌的左良玉③兴兵东下讨伐马士英，以“清君侧”为名挑起内战。马士英随即怂恿安宗令史可法调江北之兵入卫，导致江防洞开。史可法入南京欲苦谏，却根本无法见到安宗。史可法参与激化了弘光朝廷的分裂，最终被这种失控的分裂吞噬。面对这种土崩瓦解的局面，他已无法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提出解决方案。他没有家乡，只有一个锦衣卫军户家庭，不能组织宗族团练；他没有多少私财，新年时只能用盐下酒，不能以家财族产蓄养勇士。他只是一个无根的典型宋明士大夫，一生生活在华夏文明的寒冬期中。当自己的私智已不足以应对时局时，除了以死报效君王、留名青史外无路可走。在南京城北的燕子矶，史可法写下如是诗句：
来家不见母，咫尺犹千里。
矶头洒清泪，滴滴沉江底。
时维弘光元年四月二日，距史可法之死仅二十三天。除母亲外，他已无太多挂念，可以去经营自己轰轰烈烈的死了。四月二十一日，在殉难前四天，史可法于扬州围城中给妻子写下如下书信：
北兵于十八日围扬城，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来。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肯随我去否？如今世界，生亦无益，不如早早决断也。太太（史可法之母）苦恼，须托四太爷、大爷、三哥大家照管。照儿好歹随他罢了。书至此，肝肠寸断矣。
直到此时，他所思所念的，除报国外，仍是母亲。二十四日，清军攻城。二十五日，扬州城破，史可法完成了自己悲壮的临终表演，数十万扬州生灵随之倒在清军屠刀下。因为他壮烈的死，他应对扬州失陷、数十万人惨死所负的责任几乎被后人宽恕了。其后的南明义兵中，有用他的旗号反清者。乾隆帝通过赞美他的忠烈收拢降虏之心，鞭策降虏为征服者卖命。晚清革命党则将他和数十万扬州死者捆绑在一起进行反满宣传。最终，制造出了扬州在史可法带领下血战十日，全城殉国的反满神话。所有人都对史可法神话感到满意，随意消费着他的死亡。从这点上看，除了一死一无所有的史可法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实在是巨大的黑色幽默。
3 左良玉（？-1645年），初在辽东与清军作战，曾受侯恂提拔。后在镇压农民起义军的战争中，不断扩大部队，升为大帅，日益骄横跋扈，拥兵自重。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封宁南伯。南明弘光帝朱由崧即位后，又晋为侯，镇守武昌。此时，弘光政权中马士英、阮大铖用事，排斥东林党人。他袒护东林党人，且怀有个人野心，于弘光元年（1645年）三月二十三日从武昌起兵，以清君侧为名，进军南京。未几，病死于九江舟中。子左梦庚率所部降清。
有关《史可法》一文& 历史发明学
前日推送《表演死亡的殉难者——史可法》一文后，冬川豆收到了很多读者的提问与质疑，阿姨和作者执经生的精彩回复如下
1 小清新：阿姨您同意这个文章？您也认为史可法要对扬州十日的惨剧负责？败军之将，不敢言勇，负国之臣，不敢言忠，身死封疆，实有余恨。这么深切而沉痛的绝望，知其不可而不得不尽人事尽臣职，怎么就成了轻飘飘的表演。这种如魏斐德、裴宜理一样的写作手法难道不是装外宾？
阿姨：你老这么容易感动，看看北洋秘书的各种檄文肯定会五体投地。通词膨胀，恐怕还是因为接触少吧~
史不是好的文章家，最后表白是秘书写的，而且还特别请书法家来抄写，因为自己的书法不行，就是为了给后世留个好印象。士大夫这么想，很正常。世俗主义者没有明确宗教信仰，如果不在乎历史形象就会彻底堕落。
政治模范都是根据后世需要，而非自己需要塑造的。自己愿望能不能达成，竞争也是激烈的。史有三个条件：第一毕竟是大官，第二明朝灭亡不能太没面子，总得在大批坏人当中塑造个把好人，第三大清希望教育本朝人士忠心耿耿，必需塑造适当模范。
清兵杀史可法的时候，满文纪录近乎空白，说明他们没有觉得此人多么重要。史的临终发言大都产生于大清中叶，可信度相当于太史公的小说。精神遗民像今天的国粉，以为自己长期遭到毁谤，现在总算放松，当然应该发明一些补偿性的创造。大清觉得现在你们已经没有复国机会，正好利用你们的热情搞爱国主义教育。你老如果不能掌握这些心法，早晚让真理部玩死。其实把史可法塑造成吴越独立党民族英雄并不困难，至少不比把林献堂塑造成抗日爱国英雄更困难。真理部完成过许多更加困难的任务…
当时东亚所有战争都是这样的，不比辽东湖广和山西更特别。清军肯定需要抢劫奖励，流寇和明军同样需要。论纪律和控制力，清军比后二者强一点点。这种宣传像贞节牌坊一样，是牺牲大多数上当的女人，把她们的优点用文学方式集中到一个选定的模范上。模范肯定是政治选择的结果，代表所有这些人而非自己。他们不一定善于鉴别发明，这个需要了解特殊社会的认知。
2 琳琅满木：关于今天史可法的文章，那时候民族主义是没有的，只有忠臣大义，所以南明的大敌一定是闯贼而非清军，就算史可法有格局感，提出联寇平虏，那岂不是犯下不忠的口实，与有君父之仇的闯军合作。所以是否对史可法过于严苛了？
执经生（史可法一文作者）：其实当时可供弘光君臣选择的方案很少，而且窗口机会稍纵即逝。要么联虏平寇，要么联寇。明人并非不讲华夷之辨。嘉靖朝以后，随着对蒙关系恶化，明人是有很强的华夷之辨思想的。如果联寇自然会落下不忠的口实，联虏也会落下不讲华夷之辨的口实，两者都会带来巨大的道德包袱。这还是能否抓住机会和格局感的问题。弘光朝灭亡以后，隆武、永历政权招降了四十万大顺军，且难以控制他们，后来又成了大西军的花瓶。与其后来变成花瓶，倒不如在自己比较强大时与寇停战，或可有一线生机。
琳琅满木：我想说的是，南明后期是和农民军联合了，但那主要是在永历时期，而且联合的主要人物是孙可望和李定国的大西军，而非李闯的大顺军。之前大顺残部郝摇旗一直被南明猜疑。
执经生：郝摇旗只是被统战的大顺军的一部分。被统战的大顺军有两个系统：郝的十多万人；高一功、李过的三十多万人。若无被统战的大顺军在湖广战场奋战，永历政权撑不到16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