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夺得天下后，就开始着手建立与新王朝相适应的尊卑体系，这不仅表现于权力与财产的重新分配，他还要求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体现出尊卑等级的秩序。什么人可以穿什么样的衣服，袖子可以有多长他要管；酒杯能用玉的、金的、银的还是瓷的，他有规定；什么级别的人能住几间房，大门的颜色如何，门环是什么样的兽形，他也有条例明确划分。郎瑛的《七修类稿》还介绍说，朱元璋甚至连世间书信往来的格式也要过问。他规定，写信给尊长者，一律用“端肃奉书”，回信是“端肃奉复”；平辈交往是“奉书”与“奉复”；尊长者对下，则是“书寄”与“书答”，他还禁止使用“顿首再拜”、“百拜”之类阿谀而不实的套语。叶梦珠在《阅世编》中也说，当时只有对尊长者才可以使用卑谦的自称，如“侍生”、“晚生”之类，而且使用时也有区别。如果自己比对方迟中进士三科至六科，则应自称“侍生”，若迟了七科以上，才可以自称“晚生”。
可是自嘉靖朝以后，社会风气开始发生明显变化。原先官员之间的互相称呼还比较简单，这时有些人为了对高级官僚溜须拍马，会面时便以“某某翁”相称。现已不清楚首创之功该归于谁，但听的人感到很受用却可确定无疑。最初，只有三品以上的大员才能享受到被人称“翁”的待遇，但不久后此风又逐渐下延，人们想巴结某个官员时，便恭维地以“翁”相称，根本不去考虑他的官位等级。由于每个官员多少都有点权势，总是有人前来奉承，因此到了最后，几乎所有的官员都被称作“翁”了。王世贞的《觚不觚录》叙及这种风气时斥之为“诌谈闻冗，流秽人目”，可他的气愤又怎能抵挡风气的蔓延？王应奎《柳南随笔》提及的情况与此相类：原先只有九卿、翰林与外任司道以上的官员才能被称为“老爷”，由于和上面同样的原因，“老爷”逐渐成了所有官员的代称之一，至于知府、知县等地方官，因为他们直接掌握当地百姓的命运，因此更被人尊奉为“太老爷”。
这时，原先迟七科以上才可以自称“晚生”的规定也被搞乱了。何良俊是嘉靖年间的名士，在士林间颇有声望，但他仕途蹭蹬，官位不显，老大年龄了还只是南京翰林院的孔目，他的上司却要年轻得多。元旦时，大家照例要给上司投送名刺表示祝贺新年，可是何良俊的名刺却被退回，原因是他的落款未署“晚生”，上司认为此人对自己不尊重。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里愤愤不平地记载了此事：“岂有白头一老儒，向新进小生处称‘晚生’耶？”不过他转念一想，“既在仕途，不宜得罪于当事者”，于是只好再重送署“晚生”的名刺。其实，何良俊的委屈与愤怒大可不必，周围早已是不管新进、后进、年长、年幼地都自称晚生，他想按旧例行事反倒成了怪物。后来，就连张居正也向太监冯保自称晚生哩！论年龄，张居正要大十八岁，论地位，他是内阁首辅，位极人臣，连万历小皇帝都是他的学生，可是面对冯保，却还是得摆出卑谦的模样，因为冯保正任司礼监掌印太监，他不仅操纵宫中大小事务，还提督京营与东厂。更重要的是，按当时的政治制度，皇帝批阅文件或颁布圣旨，都由内阁先写好底稿，即“票拟”之权在内阁，但能否正式生效，还得有皇帝的书面意见，这叫“批红”。明代的皇帝经常让司礼监的太监代行权力，万历皇帝年幼，“批红”之权便在冯保手中。张居正要把持朝政，要推行一条鞭法，都必须得到冯保的支持，为了达到笼络的目的，对冯保自称“晚生”又有何妨？那时期宦官得势，许多官员与之交往时不得不忍受退让。有次一太监问某官员何时中的进士，知道年份后那太监高兴地说，我就是那年净身入宫的，咱俩原来是“同年”。在封建时代，同一年登第者才可称同年，如今太监竟将何等荣耀的金榜题名与净身入宫等而视之，那位官员的愤怒可想而知，同时他又知道太监得罪不起，于是只好硬着头皮认下这位“年兄”。
为了巴结权要，人们翻寻出最奉承的称呼，相应地，在交往中需要自称时，却又尽量贬抑自己，竭力拉开两种称谓间的距离，以此表示自己的恭敬。这风气也蔓延到民间。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中写到，施复原是勉强糊口度日的织户，后来他发财了，周围的邻居便认为再叫他的本名已不相宜，“里中遂庆个号儿叫做施润泽”，“施复”二字再也无人提起。在该书另一则故事里，张权原是被人瞧不起的木匠，等他发财开了大布店，家事“日盛一日”后，世人对他的态度立即发生了变化：“见张权恁般热闹，把张木匠三字不提，都称为张仰亭。” 冯梦龙在另一部小说集《古今小说》中提及此类事时，还将大家熟悉的古诗改了两个字：“万般皆下品，只有奉承高。”
古人于本名之外另有字与号是常有的事，但一般都是风雅的文人才以别号相称，这几乎是士人的专利。明末的商品经济大潮搅乱了原有的尊卑秩序，于是便有了诸如施复、张权发了财，人们就不呼本名而只称雅号的事例。到后来，人们感到有个雅号到底可显得身价不凡，于是市井细民也都纷纷给自己取个别号了，大家相互以号相称，好不风雅。这股风很快蔓延开，冯梦龙《醒世恒言》说，“苏州风俗，不论大家小家，都有个外号，彼此相称”，如宋敦叫做“宋玉峰”之类。顾起元《客座赘语》说，南京在嘉靖末年时，雅号已普及到“奴仆、舆隶、俳犹，无不有之”。山东的《博平县志》甚至说，那儿已是“别号下延于乞丐”。至于江西，祝允明《枝山前闻》有个小故事足以说明那儿的情状：某强盗受审时对云：“守愚不敢。”知县大人听不懂他在说什么，问了左右的胥役，方才知道“守愚”原来是这个强盗的号，他大吃一惊：“强盗也有号吗？”市井细民文学功底有限，取号也只是相互模仿，全没个意蕴讲究，祝允明就曾讥笑他们的庸浅与狂怪：“兰、桂、泉、石之类，此据彼占”，“兄山则弟必水，伯松则仲叔必竹梅”，有的甚至是“父此物，则子孙引此物于不已”。他得出的结论是“狠琐之人，何必妄自标榜”。
有些人也知道自己取不出什么雅号，便设法去请文人代劳，能请到名士代拟则更佳。褚人获《坚瓠集》戊集记载，苏州有个开铁铺的人因巧于经营而发了家，从此在乡里挺胸腆肚、趾高气扬，还不让人提起他过去的打铁生涯。发家后自然要取个号，他自恃有钱，竟去请杨循吉为自己代劳。杨循吉是著名的清高孤介之士，他不愿与昏庸贪鄙的官员为伍，三十一岁时就辞去礼部主事一职回乡。人们都以为杨循吉会断然拒绝那位暴发户的请求，谁知他却是欣然命笔，赠以“酉斋”二字。暴发户庆幸有名士题号，他也不管是何含义，便制成匾额挂在屋前。看到的人都弄不明白是什么意义，后来有人实在忍不住便去问杨循吉。杨循吉笑着说：“此人忌讳提他过去是打铁出身，我就取个号让大家都不忘记。那个‘酉’字，竖看是打铁用的铁墩，而横看不正是个烧火的风箱吗？”钱泳《履园丛话》中也有则类似的故事：太仓东门有个姓王的人原是皮匠，他发家后成了一方巨富，并造起高楼请吴伟业取号题匾，得到了“阑玻楼”三字。人们都以为这必有深奥的出典，谁知吴伟业笑着说：“此无他意，不过道其实，东门王皮匠耳。”这则故事同样讽刺得很巧妙，但钱泳关于发生的年代与事主却是误载。其实，明人浮白斋主人早在《雅谑》中就记叙了此事，万历末冯梦龙所编的《古今谭概》又作了转录，因此故事发生的年代并不是清初，而是商贾势力暴长的明代中后叶。文人几乎是本能地厌恶那些浑身散发着铜臭气的暴发户，对他们类似侵犯专利式也要取号极为反感，但所能做的，也只是宣泄一下胸中近乎恶毒的快感，但对原有的尊卑秩序被尊崇金钱与权势的风尚搅得七零八落，实是只能徒唤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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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各阶层的共匪官僚们还不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