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激烈的民族主义，往往来自社会底层或者中产阶级的下层，其后果是纯破坏性的，这种群情激昂，揭示的却往往是国内的问题。
特约撰稿人 王江雨 发自新加坡
作者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
中国著名的外交家吴建民不幸因车祸去世，引发公众去回顾他在世时积极参与的一些关于中国外交政策的辩论。吴建民被公认为是外交上的“鸽派”，近几年更因为和所谓的“鹰派”人物罗援少将以及《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等进行辩论而使其观点广为人知。他也是重量级的退休外交官，因为从事职业外交四十余年，担任过相关领域重要职务，也善于著书立说，再加上本人风姿过人，颇有明星风范，无论职业资历、学识和个人形象而言都让人心向往之。但是，在当代中国特有的政治言说环境下，吴先生也是一个毁誉参半、“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的人物。
吴建民的外交思想，其实也并不深奥和复杂。他的观点最重要的部分可以大致总结如下。
第一，中国必须保持对外开放，要深入了解外部世界，在开放中求合作共赢。在他看来，中国在过去几百年来落后于世界，主要原因是自我封闭的问题。如他在多次演讲中屡屡提到的，“郑和下西洋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走向世界取得大发展的机遇。这个机遇被中国人自己丢掉了，如果我们中国人沿着郑和下西洋这条路走下去，世界的历史要改写。中华民族过去100年受屈辱的历史就不可能出现。” 此后也是不断失去各种机遇，比如“如果康熙大帝也出国访问，对外开放，之后的屈辱史也不会发生”。这种局面直到邓小平时期才改变，而邓能这样做的原因是他曾经留学法国，见识过外面的世界，受益于文明对话。总之，“在现代，凡是我们正确地认识世界的时候，我们国内的方针也比较正确，我们的事业就大踏步前进；凡是我们对世界看错了的时候，我们国内方针也会出问题，我们就倒大霉”。
第二，吴先生深信国家之间之间要聚焦合作而不是斗争。他认同邓小平所说的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深信这个时代的游戏规则是“正和博弈，合作共赢”，对全球化的信念至死不渝。第三，他几乎无条件地坚决反对以战争方式解决任何问题。
第四，他坚决反对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对吴建民来说，民族主义打着“爱国”的旗号，民粹主义装扮出“为民请命”的样子。对此他的名言是，“民粹主义的本质是反对改革，民族主义的本质是反对开放。”
第五，在上述理念基础上，他主张中国应该坚持韬光养晦，认为抛弃这个政策会把中国带向灾难。 “韬光养晦要管100年”，这句话网络谣传是吴建民所说，但其实是他转述中国前总理温家宝，这让吴建民在某些民族主义者那里备受诟病，但其实这个立场吴是坚决支持的。
吴先生这些观点，以体制内的标准，其实也是中规中矩的。基本上，这就是邓小平的外交思想的小结，本应该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正宗。吴建民以一位资深外交官的身份，数十年来身体力行贯彻这套外交理念，退休后不遗余力推广坚持之，这本是在坚持他自己的本分。在这个意义上，恐怕很难理解为什么言行并不出格、鼓吹和平合作温和外交路线的吴建民，为什么会受到这么多攻击。这种“反常”现象的出现，与中国社会日渐变得强有力的民族主义思潮有关。
民族主义往往也是灾难之源，并且因为其带有天然的自我正义感，而容易变得极端、恶性和不可控制。如笔者在一篇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文章中曾经辨析过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本身就是一场狂热民族主义的悲剧。 （王江雨：《狂热民族主义的悲剧──一战前欧洲国际关系给当今东亚形势的启示》，《南方人物周刊》2014年第6期）
如前所述，中国的民族主义一直是建设一个主权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思想动力资源。如余英时所指出的，百年来，中国社会演进的最大的驱动力就是民族主义。 “一个政治力量是成功还是失败，就看它对民族情绪的利用到家不到家。如果能够得到民族主义的支持，某一种政治力量就会成功，相反的就会失败”。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激进与保守》）
但现在的中国发展，已经到了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而民族主义也面临转向恶性的危险。这个阶段的特点之一就是中国已经摆脱了救亡图存的迫切需要，而进入了争雄天下的时期。
中国总体经济实力已经世界第二，基本实现工业化，军事实力也实现大发展，综合实力与美国的差距越来越小，而超过其他国家则越来越大，处在坐二望一的位置。但另一方面，无论是整个国家还是国民都没有在国际上获得相应的尊重和地位，因而常有受到国际社会排斥的感觉。个中原因，自然不能少了西方强势文明对其他文明习惯性的歧视和偏见，但越来越多的是中国自身在价值观念、政治治理、人民权利保护、素质教养和行为方式等方面的落后。结果是，国人顾盼自雄的实力感与因为“百年国耻”未消而萦绕不去的受害者情结互相放大，致使民族情绪容易为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所俘获。
简而言之，民族主义思潮在这个历史阶段极其容易走向狂热和极端，最终损害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而且也会造成当下的破坏。这一点，凡能记起2012年因为钓鱼岛之争而在中国各个城市举行的反日游行中发生的打砸抢及残害无辜者（都是中国公民）身体那些事件的，都不会感到惊讶。更为可怖者，如今中国的社交媒体如微博微信上一些活跃者不惜一切机会煽动恶性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的极左和极端人士，他们人数也许不多，但声音高亢，破坏力非常大，而且影响力日益上升，日渐推动者民族主义向恶性方向发展。
如2012年反日游行中的打砸抢事件所显示的，最激烈的民族主义，往往来自社会底层或者中产阶级的下层，其后果是纯破坏性的。这种民族主义的群情激昂，揭示的却往往是国内的问题。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大师摩根索（Hans Joachim Morgenthau）所说的，“一个社会越是稳定，其成员的安全感越大，则集体感情要在激烈的民族主义中寻求发泄的机会就越小；反之，则越大。”（汉斯·摩根索着：《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社会不稳定，社会混乱，个人不安全感突出的时候，有些受到这些因素负面影响的阶层或个人，更容易在与国家共命运的感情中找到精神寄托，产生强烈的对国家的依附感，并相应地从排斥和鄙视外族中产生一种优越感，此即所谓将个人的失意转化为与集体和国家共命运。这种民族主义，极大可能导向恶性后果。
在这个意义上，吴建民先生对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坚定而清晰的反对声音，不仅珍贵，而且不可或缺。他的价值在于，第一，他是一位从业四十余年的资深外交官，经历过新中国外交的成功与失败，波折与动荡，完全有资格发出重量级的声音，起到鹤鸣九天的效果。第二，不同于一般体制内高官，吴建民表达观点有力清晰，毫不含糊，唯恐别人不明白。第三，他为宣传自己的观点奔走呼号，笔耕不辍，也不畏惧与反对者正面辩论，争辩时声色俱厉，甚至可以说是咄咄逼人，往往能造成轰动效应，具备极佳的传播效果。这些特点加起来，形成了可谓不可替代的影响力。
吴建民去后，短时间很难找到另一个人具备同样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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