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译自《石英》6月22日刊登的Ilaria Maria Sala和Heather Timmons的文章，题目为“中共风格：如何抹黑政治对手，让批评者无声”。以下为译文：
当香港书商林荣基决定要召开新闻发布会，披露他进入中国大陆后消失数月里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他知道赌注很高。
对于靠控制信息而蓬勃发展的中共政权，散播对事件不同的陈述是重大的挑衅。之前，林是一名被针对的政治对象，足以让他被逮捕，非法关押数月。现在，一个全面的抹黑运动正在进行中。
从他的女友到他以前的同事到各种官员，都在公开称他是骗子及用更难听的话。
无论多难听，这种方法不是什么新鲜事：在一个非常的时刻，集结中国境内外的支持者对一名政敌或批评者展开诽谤运动长期以来一直是北京便利的政治工具，通常还伴随着更加残酷的恐吓运动，旨在让批评该党的人“沉默”。
事实上，你甚至可以说有一个剧本，它看起来是这样的：
第1步：攻击人品
攻击目标人物的人品，而不提他们所抱怨的政府行为。在完全控制了媒体的情况下，正如发生在中国大陆内部的案例，这尤其有效。
当艺术家艾未未在2011年4月被拘捕时，他在制作充满政治意义的艺术作品，挑战官方对四川地震中死去的数千名孩子的说法。同年6月，他被指控有税收违规行为。完全不提他的政治观点和艺术项目。
试图为2008年毒奶粉丑闻中受害儿童家属提供法律咨询的律师许志永，2009年被指控税务问题而被拘押了数月。这名新公民运动的创始人现在正因“扰乱公共秩序”在狱中服刑4年，该罪名是用来针对活动人士的常用指控。新公民运动是一群律师试图在中国推动更大的民权。
劳工活动家曾飞洋在广东省花了几年时间组织工厂的工人，想要获得更好的工资、公平的工作时间以及他们的合法权益。他于去年12月被捕。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在一篇长篇报道中详细叙述了对他的指控：通奸、诈骗、贪污等罪名。认识曾飞洋的那些工人说他们觉得无法相信这些指控。
在香港，其他人也经历了类似的对待，尽管香港的新闻没有完全受到北京的审查。
2004年，香港突出的民主党成员何伟途在竞选立法会会员期间在东莞被指控招妓被捕。何被监禁了6个月，他出来后表示自己没有招过妓，之前是被强迫认罪。
“无论有没有具体证据来指控一个人，他们都会进行某种人格谋杀”，前新加坡《海峡时报》在香港的记者程翔说。他于2005年在中国被指控是间谍而被捕。“他们会去谋求任何的东西，真实的或是编出来的。”
第2步：强迫认罪
文革期间在学校和主要的街道上有即兴的“人民法庭”，公开认罪。一种更现代的方式是在中国的官方媒体上进行电视认罪。这些认罪发生在审判之前，直接违背了中共称要加强法治的承诺。
香港书商桂民海和李波受到这种对待。
就在今年1月，瑞典活动人士Peter Dahlin被驱逐出境之前在中国的电视上认罪，承认经营了一个“非法组织”以及“鼓动群众去反对中国政府”。
备受尊敬的记者高瑜在70岁时被捕后，被强迫上电视认罪，过程中她“承认”泄露了国家机密。之后，在她受审的过程中收回了她的“认罪”。华裔美籍风险投资家、中国突出的网络大V薛蛮子在中国的央视（CCTV）上供认说他其实沉迷于招妓。
第3步：追找家人
当不能让批评人士沉默时，就向他们的家人施压。
“你可以从其他的案例中看到一个模式”，大赦国际组织中国问题研究人员Patrick Poon说：“你的家人和朋友都处于压力之中，来说一些反对你的话。”但是，他补充说，那只能通过受到严格审查的大陆媒体精心地来做，因此不会出现异议的说法。
当政府试图平息艾未未关于四川地震的项目时，便衣警察在艾未未76岁的母亲家中审问了他母亲。被监禁的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的夫人被软禁在家多年。被监禁的人权律师王宇十几岁的儿子包卓轩据报道试图逃往美国失败后被软禁在中国的北方。
劳工活动人士曾飞洋的母亲起诉新华社诋毁她儿子后，仅仅几周，她就因受到地方当局无情的骚扰而撤回了起诉。曾飞洋的妻子所在的学校威胁说如果她不保持低调就开除她，甚至连他的堂兄弟们也接到恐吓电话。
虽然林荣基说了出来，但是其他“失踪的”香港书商没有，林荣基和其他人认为这是因为他们有家人在中国大陆，他们处于压力之中。桂民海的女儿是这些书商唯一站出来说话的亲人。她在美国国会面前就桂民海被绑架事件作证，尽管她父亲告诉她要保持安静。
李柱铭是香港亲民主运动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一名备受尊敬的律师和民主倡导者。他在2004年被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安民称作“卖国”，并扯到李的父亲（和共产党斗争）。李柱铭的父亲李彦和在二次大战中是国民党的一名将军，抗击日本人。
第4步：找出女人
一个“好”的抹黑运动，来点性丑闻就“更好”了，越能羞辱人越好。在书商林荣基的案例中，一名自称是他女友的女士在一个秘密地点接受了亲北京的《星岛日报》的采访。在采访中，她说林荣基“不是男人”。
《海峡时报》记者程翔是去中国研究中共改革派领导人赵紫阳的一本回忆录而被捕。赵紫阳在那一年去世。他是一位有良好声誉的已婚男人。他被指责有一名情妇。“有一段时间，他们发现很难说服公众我可能犯了间谍罪”，程翔说。“于是他们说我有一个情妇，说我出卖了国家机密是为了多弄些钱给她。”
提到的这名女士也在为（赵紫阳）这本书在工作，她在香港民主党议员何俊仁的帮助下偷偷出了中国（大陆）。她在香港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她和程翔只不过是同事。“但是，有一段时间，它把人们搞糊涂了，一些人开始不大愿意支持我”，程翔回忆说。
如果当局的目标人物是女性，例如台湾新总统蔡英文，她被北京的官员形容为“情绪化”和“极端化”，因为她是一名单身的女性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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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匪堪称世界上最卑鄙龌龊之徒，不过兔子尾巴长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