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季少女徐玉玉死在了上大学的路上。尚未入学就因9900元学费被电信诈骗团伙给骗光了，于是，心跳加速，全身痉挛，瞳孔放大，死了，豆蔻芳龄18岁。生命脆断，民愤滔滔，举国皆斥：警方能滴水不漏地抓住所有异议人士，为何就打不掉电信骗子？众口一词曰：非不能也，实不为也！
但这次警方终于争了一口气，在不到一周之内就将徐玉玉案的诈骗团伙侦办得水落石出，这本是值得褒扬的一件好事，然而，当案情大白之后，又让人陷入另一种痛心疾首的社会性焦虑。无论是受骗者徐玉玉，还是行骗团伙一帮九零后小年青，双方都是穷人，都是穷人家庭的孩子。这一次之所以能被警方重视而迅速侦破，不在于徐玉玉被骗了，也不在于这帮小年青行骗了，而在于徐玉玉的猝死激发的社会民意浪潮给当局施加的民意压力。
讲到这里，也许读友们会觉得“民意不可欺”，那你又错了，民意是否可欺不在于民意本身，而在于民意剑指对象是否属于他们死守的范畴。如果民意剑指对象是他们可以放弃的范畴，那么，他们就会不遗余力顺应民意而从重从快，譬如兰州交大博文学院校长陈玲开除患癌教师案；如果民意剑指对象是他们必须死守的范畴，那么，他们就会不但漠视民意还会扼杀民意，甚至将制造民意的“刁民”关进笼子，譬如徐纯合案、雷洋之死和连云港核废事件等等。
民意是否有用？肯定有用。徐玉玉在被诈骗之后随父亲三轮车去报案，但警方却说“钱是不可能追回来了”。也就说，类似徐玉玉被骗案即便报案也白搭，根本就不当回事，不然在这国，谁的手机每天不收到三五条诈骗信息都不好意思开机。但徐玉玉的死激活了民意，花季少女，准大学生，教育局官员电话，这些都是掀起民愤的助推元素。但是，滔天民意也并非是他们一定要侦破的压力，民意是否有用不在于是否对民众有用，关键在于民意是否可以被他们利用。而这次9900命案的作案者是一群穷小鬼，迅速法办之后不但能安慰民心证明自己的政治正确，还能对所有“不安分”的穷人阶层形成震慑，这对于继续维护他们需要死守的东西是百利而无一害。因此，所以，很快，就破案了。当然，即便是为了被他们利用的民意，也是很好的，能够迅速侦破也算对受害者一个交代，也是对他们曾经一贯不作为的行政作风的一次自我鞭挞。
但是，如果徐玉玉案仅仅停留于抓住了一群穷小鬼就止步的话，那徐玉玉就白死了。这不是第一个徐玉玉，更不会是最后一个徐玉玉。果不其然，就在徐玉玉死后第五天，另一个大学生又因2000元被骗就一命呜呼，据说死前这个男孩一直在念叨“妈妈要赚多久才能赚回来呀”。摆在我们面前一个核心问题是：这两个少男少女究竟是因为被骗而死？还是因为几千元钱没了而死？但从徐玉玉能主动带上父亲去报案和小男孩死前嘴里的一直唠叨可知，这两个少男少女都被骗本身并没有多大压力，相反，徐玉玉恰好是在得到警方“钱不可能追回来”的告知之后才气断身亡，小男孩也是因为痛心疾首“妈妈多久才能赚回来”才痛疾身亡。
因此，这两个少年都是因为几千元钱没了而死的。换句话说，即便不是被诈骗，或者被抢，或被偷，或被自己搞丢，他两都会死。这说明，他们不是被骗死的，而是被穷死的。
女孩的父亲是蹬三轮的，估摸妈妈也没什么好职业，9900绝不是按月能赚下来的，而是要靠年；男孩的妈妈赚2000都是异常艰难，一般来说，男孩要比女孩更有心理承受力，但这男孩却硬生生被没了2000元给急死，可想而知，男孩的家庭比女孩的家庭更加贫穷。如果他们的家庭有5万打底，他们就不会死；如果他们的家庭有10万打底，他们只会痛骂骗子；如果他们的家庭有20万打底，他们就会一笑了之。但他们的家庭都没有，孩子都长到读大学了都没有，那这两个家庭将永远也不会有让孩子不被几千元给气死的家底了。
真正的悲剧就在这里。
虽然因区区几千元丢了就气死的孩子只有这两个，但类似这两个孩子家庭的有多少？这个数据是国家机密，谁也不知道，他们不能统计也不敢统计。扶贫攻坚战已经打响了一年有余，这两个孩子就死在了扶贫攻坚的锣鼓喧天中。这个国家什么都很重要，尤其我们在网上说句话都能山巅得地动山摇，但唯独这个国家的人不重要，尤其尤其穷人和穷人家的孩子特别不重要。
但另一个人人都难以面对的惊人事实是，这个国家的真正财富全是由穷人和穷人家的孩子创造。很多年前，笔者就在纳闷一个问题，凡是我所知道的朋友和同事，天天出入酒楼和高级会所的贵男贵妇们，我几乎找不到一种可以解释他们创造财富的逻辑，但他们却是享受财富的最大利益者。环顾我们生活中所用的一切，几乎无一不是来自最底层的穷人和穷人家的孩子创造，他们可能在流水线上、在脚手架上、在阴暗作坊里、在黑煤窑下几百米的掌子面上，在城市各个角落的墙壁上、电杆上、窨井里和正在铺油的马路上，更不说一日三餐全是由留守在偏远山区的老弱妇幼创造。但结果是，虽然所有价值都是穷人创造的，但穷人最终却一无所有，虽然富人从不创造价值，但富人们却能无所不有。这就是制度性贫困。
制度性贫困的典型特征是穷人没有价值分配话语权，别说没有分配话语权，就是在百般盘剥下辛苦一年还得去“恶意讨薪”。如果读友们认为这两个孩子的心理素质有问题的话，那就太低估“穷人孩子早当家”的惊人品质。2014年的春节前夕，一位14岁姑娘因为看不下去父母讨薪的屈辱，就从20多层高楼坠下给欺负爸妈的恶官恶警看，请问，这与徐玉玉的死难道不是如出一辙吗？穷人挣钱针挑土，富人用钱水推沙，制度性贫困让富人用穷人的钱一点也不心疼。2015年年底，一位13岁的小姑娘因为一块巧克力就跳楼而亡，只因卖爆米花的父亲实在支付不起一块巧克力的罚款，难道这与徐玉玉的死有什么区别吗？为了浇灭穷人醒悟过来的自尊心，制度性贫困鼓励富人为富不仁。
幸好这两个孩子死了，如果不死，他们将来会干啥呢？且看诈骗这两个孩子的孩子们。
根据警方通报，徐玉玉案共计六人，全是九零后，而其中主号头犯陈文辉生于1994年，今年12月才满22岁。六人中有包括陈文辉在内的五人来自福建安溪（铁观音发源地），重案组去陈文辉家乡探底，发现陈家修的房子不但没有装修，连楼梯扶手都是用竹片替代。让人吃惊的是，22岁的陈文辉居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最小的才出生几个月，据说家里因为修房结婚欠了十多万债。诈骗团伙头子都是如此穷，他手下的喽啰还会有意外？纯粹就是一群穷小鬼，穷骗，骗穷。
陈文辉这个穷骗团伙全是来自山区农村，他们是曾经的留守儿童，是户籍歧视下的低龄缀学者，是无权无钱无关系无学历无机会的共和国弃儿，他们一出生就注定了他们的一无所有。请问，他们究竟该怎么办？别给我说勤劳致富，别给我说吃得苦中苦，更别给我说奋发图强，凡是他们能试过的发财之道应该都试过。然而，在一个物欲横流唯有金钱才是道德的社会里，他们等不起，他们静不下来，家里的幼童嗷嗷待哺，家里的双亲必须赡养，家里的债务必须偿还，没有善的出路，必然恶向胆边生。是的，不错，他们确实诈骗了徐玉玉，诈骗了所有比他们更穷的孩子，他们必须罪有应得，但如果仅仅将家仇国恨宣泄在这样一群苦海求生的孩子身上，是不是就守住了正义底线呢？是不是就能消灭第二个徐玉玉不重蹈覆辙呢？是不是电信诈骗就从此绝迹呢？
几天来我一直在思索，如果这群诈骗团伙不是这般低级的诈骗，而是发奋读书考大学，毕业再考公务员，再一路发奋追求仕途，再最后当上了乡长、县长、省长，甚至入主中南海，他们当然就不用冒称教育局官员诈骗穷学生徐玉玉了，而是真的坐在教育局长的交椅上学习中央精神，那么，徐玉玉就会把9900高高兴兴交给所上的大学，一年，两年，三年，四年，宋玉玉家庭将会越来越贫困，教育局官员将会越来越富有，而徐玉玉最终呢？最终会怎样？可以朝好的方面猜想，也可以朝坏的方面猜想。艾玛呀，最好别多猜想，我的看法还是徐玉玉死了好，这群孩子还是进去好。
当一部分人在阴森森的大楼里正襟危坐用文件诈骗时，不，严格说是抢，凭什么就不能有另一部分人在阴暗的小黑屋潺潺仅仅用手机诈骗呢？当用文件把国民诈骗得精光吊蛋时，国民凭什么不能有样学样将国民诈骗得死去活来？如果国家有道德，就不会丢下每一个国民，国民自然就会有道德；如果政府有良心，就不会漠视每一个国民，国民自然就会有良心；如果当政者有人性，就不会抛弃每一个国民，国民自然就会有人性。真如是，徐玉玉就不会死，穷孩子也不用骗。否则，千百个徐玉玉正在赶往地府的路上，千万个穷孩子正拥挤在诈骗的途中，岂止安溪才是诈骗之乡？而是人人互骗，家家难逃。
贫富差距也许是市场问题，但贫困泛滥一定是国家问题。如果一个富人因不劳而获就富可敌国，就必然有千万个穷人因四面遭劫而向死求生，有多少富人不劳而获，就会有千万倍穷人泛滥成灾。徐玉玉命丧9900，喻示制度性贫困开通了地狱快车道；九零后联手诈骗，喻示穷孩子开启了穷凶极恶的洪荒之门。阿弥陀佛，天佑中华，谁来佑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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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活在专制中国的平头百姓的命真苦。
离开共匪国，离开共匪国，离开共匪国.重要的事情说三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