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老舍先生自杀50周年的纪念日。在1966年8月24日，著名作家老舍不堪忍受文革中红卫兵的凌辱和折磨，以自沉太平湖方式自杀，时年67岁。
与数月前杨绛女士辞世一样，老舍自杀50周年纪念也引发了知识人的一波争议。其中争议的主要焦点就是老舍先生的自杀，到底是被无辜迫害致死，还是求仁得仁，为自己的选择表态买单而已。
从下面引的老舍先生的一篇文章为例，可以清晰地反映出老舍先生对于当时的新政权是有着热烈的拥护，身体力行的参与，以及积极有所追求的。
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
1951年，新政权才控权两年，文艺界并没有感受到有多大的言论压力，因言治罪的“反右”尚在6年之后；逼人表态的文革也还有15年之遥。老舍先生热情洋溢地表态积极参与对他人的“该打！该打！”的批斗，坦陈“人民的愤怒，激动了我，我变成了大家中的一个。他们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该，‘袖手旁观’。群众的力量，义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涩。”可以看作是对自己在社会变革期间的态度做出了明确而积极的选择。在这一年，老舍获得北京市人民政府颁发的“人民艺术家”的头衔。
人民艺术家
15年之后，他热情讴歌和积极赞美的“群众的力量，义愤”也最终反噬了他，在“该打！该打！”的革命运动中，不堪其辱，自沉湖底。如果从现象上看，不言而喻，老舍先生为自己当初的态度选择买了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可是，仅仅将老舍先生的自杀视为“求仁得仁”，因而嗤之以鼻可能有失简单。老舍先生在新政权开始张牙舞爪时，主动地、积极地厕身其中，并不算人生污点。由于新政权所蛊惑的意识形态，以及对民主、宪政的“口炮”伎俩；而且原来的民国政府所呈现的一片乱象，这些因素的交织足以迷惑到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老舍先生作为一个作家，以感性而非理性来认知社会，对新政权以及新政权的做派做出误判，乃至错误的选择，也算是情有可原。别说是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即使是欧美的知识分子中，对前苏联以及本朝持积极好感的也不在少数。像曾经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就曾经热情讴歌过前苏联。
从心理学角度，老舍先生在新政权初始就积极表态参与到新社会的改造浪潮中，与他自身的性格、认识水平以及动机、抱负有关。曾与老舍先生有过共事的作家林斤澜认为老舍是“应该有心机的，智慧过人的、知人知世的人，他八面玲珑，以‘外场’和‘交游’闻名，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两面人！”
在新政权建立初期，通过积极拥抱新政权来获得地位、荣誉、权力和声名虽然乏善可陈，却也无可厚非。在历史并不明朗的时候，随波逐流本身并不必然是什么大错；而在历史日渐明朗的时候，卷入其中的当事人却常常因为造化弄人，或者性格的懦弱，或者价值观的缺陷而深陷其中难以重新抉择。
因此，尽管老舍先生在新政权之初的选择表态“吃相”相当难看，但也不是他就应该承受、遭受15年后迫害和凌辱的缘由。如果这个逻辑要成立，现时代恐怕绝大多数所谓的知识人（1958年之后，本朝“知识分子”一词已经绝了，再用就是误导）如果日后遭到老舍类似的迫害也逃不脱“咎由自取”四个字。
在我看来，老舍先生的投湖自尽根本就是一件值得后人反思和唏嘘的悲剧。正如鲁迅先生在《再论雷峰塔的倒下》中曾说过，“悲剧就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老舍的自杀就是一个性格软弱，缺乏笃定的健全的价值观，有投机心理的民国知识分子的悲剧。他有过人的才华，有脍炙人口的传世作品，也有在读者和文艺圈的盛名。但他热情积极地拥抱新政权的表态也没有换来权力者的持续首肯，他在文革初期的遭遇，更像是一条被弃养的“忠犬”。
现在无法假设，如果老舍先生得到了权力者更大的赏识，不仅授予虚衔，而且被赋予对他人生杀予夺的权柄，那么他会不会像他在1951年新政权建政日所写的那样，“说真的，文雅值几个钱一斤呢？恨仇敌，爱国家，才是有价值的，崇高的感情！”他会怎样对待他认为的“仇敌”呢？
老舍先生自杀50周年，应该值得纪念。不仅因为他是一位有着过人的才华，传世的名作的作家，而且因为他的悲剧可以给现时代的人以警醒。在一个连续的，从来没有反思和否定过前三十年历史的朝代，迄今的权力逻辑与50年前没有本质的差别，“今朝听得带鱼笑，他日喜看带鱼被烹煎”并不是什么天方夜谭，而是历史弔诡的必然。
既此，我以我的方式纪念老舍先生，他当年的表态与今人多有相似。以他为警示，也拭目以待某些吃相难看，急吼吼选择表态示忠的当代知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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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数月前杨绛女士辞世一样，老舍自杀50周年纪念也引发了知识人的一波争议。其中争议的主要焦点就是老舍先生的自杀，到底是被无辜迫害致死，还是求仁得仁，为自己的选择表态买单而已。
从下面引的老舍先生的一篇文章为例，可以清晰地反映出老舍先生对于当时的新政权是有着热烈的拥护，身体力行的参与，以及积极有所追求的。
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
1951年，新政权才控权两年，文艺界并没有感受到有多大的言论压力，因言治罪的“反右”尚在6年之后；逼人表态的文革也还有15年之遥。老舍先生热情洋溢地表态积极参与对他人的“该打！该打！”的批斗，坦陈“人民的愤怒，激动了我，我变成了大家中的一个。他们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该，‘袖手旁观’。群众的力量，义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涩。”可以看作是对自己在社会变革期间的态度做出了明确而积极的选择。在这一年，老舍获得北京市人民政府颁发的“人民艺术家”的头衔。
人民艺术家
15年之后，他热情讴歌和积极赞美的“群众的力量，义愤”也最终反噬了他，在“该打！该打！”的革命运动中，不堪其辱，自沉湖底。如果从现象上看，不言而喻，老舍先生为自己当初的态度选择买了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可是，仅仅将老舍先生的自杀视为“求仁得仁”，因而嗤之以鼻可能有失简单。老舍先生在新政权开始张牙舞爪时，主动地、积极地厕身其中，并不算人生污点。由于新政权所蛊惑的意识形态，以及对民主、宪政的“口炮”伎俩；而且原来的民国政府所呈现的一片乱象，这些因素的交织足以迷惑到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老舍先生作为一个作家，以感性而非理性来认知社会，对新政权以及新政权的做派做出误判，乃至错误的选择，也算是情有可原。别说是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即使是欧美的知识分子中，对前苏联以及本朝持积极好感的也不在少数。像曾经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就曾经热情讴歌过前苏联。
从心理学角度，老舍先生在新政权初始就积极表态参与到新社会的改造浪潮中，与他自身的性格、认识水平以及动机、抱负有关。曾与老舍先生有过共事的作家林斤澜认为老舍是“应该有心机的，智慧过人的、知人知世的人，他八面玲珑，以‘外场’和‘交游’闻名，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两面人！”
在新政权建立初期，通过积极拥抱新政权来获得地位、荣誉、权力和声名虽然乏善可陈，却也无可厚非。在历史并不明朗的时候，随波逐流本身并不必然是什么大错；而在历史日渐明朗的时候，卷入其中的当事人却常常因为造化弄人，或者性格的懦弱，或者价值观的缺陷而深陷其中难以重新抉择。
因此，尽管老舍先生在新政权之初的选择表态“吃相”相当难看，但也不是他就应该承受、遭受15年后迫害和凌辱的缘由。如果这个逻辑要成立，现时代恐怕绝大多数所谓的知识人（1958年之后，本朝“知识分子”一词已经绝了，再用就是误导）如果日后遭到老舍类似的迫害也逃不脱“咎由自取”四个字。
在我看来，老舍先生的投湖自尽根本就是一件值得后人反思和唏嘘的悲剧。正如鲁迅先生在《再论雷峰塔的倒下》中曾说过，“悲剧就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老舍的自杀就是一个性格软弱，缺乏笃定的健全的价值观，有投机心理的民国知识分子的悲剧。他有过人的才华，有脍炙人口的传世作品，也有在读者和文艺圈的盛名。但他热情积极地拥抱新政权的表态也没有换来权力者的持续首肯，他在文革初期的遭遇，更像是一条被弃养的“忠犬”。
现在无法假设，如果老舍先生得到了权力者更大的赏识，不仅授予虚衔，而且被赋予对他人生杀予夺的权柄，那么他会不会像他在1951年新政权建政日所写的那样，“说真的，文雅值几个钱一斤呢？恨仇敌，爱国家，才是有价值的，崇高的感情！”他会怎样对待他认为的“仇敌”呢？
老舍先生自杀50周年，应该值得纪念。不仅因为他是一位有着过人的才华，传世的名作的作家，而且因为他的悲剧可以给现时代的人以警醒。在一个连续的，从来没有反思和否定过前三十年历史的朝代，迄今的权力逻辑与50年前没有本质的差别，“今朝听得带鱼笑，他日喜看带鱼被烹煎”并不是什么天方夜谭，而是历史弔诡的必然。
既此，我以我的方式纪念老舍先生，他当年的表态与今人多有相似。以他为警示，也拭目以待某些吃相难看，急吼吼选择表态示忠的当代知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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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什么就死在什么上
有个公知朋友称，“中国人有句老话，事后诸葛亮。总喜欢用太多的后见之明来框削自身从未身历的生活和他人的选择，而不愿意尽可能更多去理解历史场景中的人事，完全呈现出一种局外人的轻松姿态和当代傲慢。多理解世俗生活的丰富性残酷性，而非用概念和后见之明来框削，这才是下判断的基础”。
这个朋友应该是针对朋友圈中对老舍的一些评价而发。或许还包括对钱杨之争乃至莫言获奖之争的感慨。我认为朋友这种观点，看上去实诚，其实糊涂。
今人皆为后见，对历史人物而言也皆属旁观者，但只要有史据有逻辑有立场，其评价就很难以“后见之明”一棒打杀。以“后见之明”否定不同立场者的历史评价，其实更是在否定不同立场者的现实评价。在1949年前后，知识分子附共非耻即愚。这既是历史评价，也是现实立场。一切历史评价都蕴含现实评价。而历史评价之分岐，也往往不在历史，而在现实。
具体到老舍本人，我对他有了解之同情。少年时代我还是文学青年时，深深为他的一些短篇（如写初恋的《微神》）、中篇（如《月牙儿》）以及长篇（如《骆驼祥子》和未完成的《正红旗下》）打动、吸引。可是，请让我们暂时搁置他的文学才华，转而看看1949年后他的另外一些政治色彩浓郁的作品。仅仅阅读他的一些歌功颂德的文章及棍子文章，我们就很难说他的受难是完全无辜的。至少，比起大饥荒死亡的普通农民来说，他似乎没那么无辜。
1949年，老舍完全可以留在美国或应邀前往台湾，但他回到北京，还专门写相声段子讽刺美国、支持抗美援朝、赞扬苏联友邦、歌颂斯大林。老舍与中共结缘可上溯到1938年，通过后来成为他情人的赵清阁，周恩来成功统战了他，或至少让他对中共有了好感。此后中共一直在争取老舍，欲纳之麾下。1949年老舍的归国，并非一时心血来潮。
归国后，官方累计送给老舍30来个头衔，这让他倍感荣耀与惶恐。就在这个时期，老舍明确表示自己要做“歌德派”，也就是歌功颂德派，政治宣教成为他创作的首要准绳。早在1951年，老舍就写出了“毛主席万岁”这句话（远早于此语后来流行的时期）。
在自己被打倒之前的历次政治运动，老舍几乎都有参与，撰写不少批判文章。这诚然可以理解，但不能为之辩解。不过，我们可以认为相当部分的批判文章老舍是违心写就。比如他参与过对丁玲的批判，可1960年重见丁玲时，他不像旁人一般避之不及，而是上前握手问好，表达善意。
写了一大堆“歌德派”作品之后，1961年底，老舍开始暗暗写作自传体长篇小说《正红旗下》。这部作品未能完成，但显示了晚年老舍在写作上一定程度的个人回归。1964年老舍访问日本，归国后写下《致日本作家的公开信》，未获发表。在这篇长文中，很可能老舍表达了与官方主流不符的个人意见。
文革伊始，老舍写公开信表示支持和拥护，可由于他主编的《北京文艺》曾发表为《海瑞罢官》辩护的文章，他终于难逃毒手。老舍一直试图紧跟政治，政治却终于将他一脚踢开。在紧跟过程中，他也从未真正得心应手，因为他的天真伤怀与未能完全泯灭的自我。
1966年8月24日，不堪红卫兵的羞辱与毒打，老舍带着一册《毛主席诗词》自沉太平湖。他死后，骨灰被火葬场遗弃。北京市文联出具的证明函则称：“我会舒舍予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
我将老舍看成一个悲剧性的历史人物，而这悲剧性，他个人也有份参与制造。就其后半生际遇而言，我是同情的，或者更准确说，是遗憾的。谁若简单地将他视为死得其所的极权帮闲，或者纯粹的极权受害者，在我看来都过于草率。死得其所意味着极权迫害是合理的，或者至少有部分合理性，我不认为这种看法是正确的。纯粹的极权受害者则抹杀了老舍后半生际遇的复杂性，尤其是他应为个人言行承担的责任。不过，在老舍个人应当承担的责任上，我也不想过苛。事实上要作出此类道德判断也非常棘手。就老舍之死，我们能做的主要还是谴责极权。无论老舍本人就1949年后自己的言行应当负何等责任，极权迫害他致死的行为，都没有任何法理及道德的正当性。
写到末了，忽然想起一句话，“恋什么就死在什么上”。这是老舍短篇小说《恋》中的话，或许也是他天真伤怀的一生谶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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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方舟：五十年前的这一天
1966年8月23号这一天早上，老舍离开了家，去往文联。老舍的家是丰富胡同的一座小院，有两棵柿子树，满是花，花是费了大力气养的。
这一天文联有“文化大革命”的活动，和老舍没什么关系。他本来可以不去，但“文革”开始不久后，他曾说：“没有我，我也要参加，完了以后，我知道‘文化大革命’怎么回事，我好写。”他曾经想过要把“文革”搬上荧幕。
老舍积极，一大早就出门，或许因为那时他的创作已经不受重视，话剧剧本接连被退稿，人艺不再找他写戏， 文联组织下乡活动也不理他，这一年他带作家去日本，回来之后写了长篇游记，也没有报纸愿意发表。
老舍有点凄凉地说：“他们不晓得我有用，我是有用的，我会写单弦、快板，当天晚上就能排——你看我多有用啊……”
老舍怕自己没用了。这一年春天，他到北京顺义的陈各庄大队体验生活，写下了一篇反映科学养猪的快板——《陈各庄上养猪多》。开头是：“新中国，万象新，打起竹板，唱唱新农村。新农村真方便，一来来到北京东北的顺义县。顺义县，好风光，渠水浇田稻麦香。”
这之后，就没有公开发表任何作品了。
8月23号的下午，一群北京女八中的学生冲进了文联，她们头上扎着小辫，腰里系着宽皮带，气势汹汹。
她们先是揪出了萧军。萧军不像《黄金时代》里演他的冯绍峰那么高大，身高差不多1米66，矮粗身材，不像文人，像个练武之人，和萧红恋爱的时候，他形容他们是“健牛和病驴”，那是隐隐觉得强壮而不羁的自己被萧红拖累了。那天，揪出萧军的人强迫萧军去挖煤，萧军很硬气，一直反抗，周围的人越聚愈多。
萧军的反抗点燃了小将的怒火，他被皮带打倒在地，越来越多的作家也被揪了出来，骆宾基、端木蕻良……每个被叫到名字的人胸前都被带了一块牌子。
然后，叫到了老舍的名字。
老舍当是很惊讶的，他不像萧军被批斗惯了，心里早已有了承受能力和准备。老舍一直是积极分子，走在所有运动的最前面，甚至要超前运动一点去创作。
他想不到自己也会带上“牛鬼蛇神”的牌子。
下午四点，所有被叫到名字的人被赶上了两辆大卡车，拉进了国子监文庙的院子里。
在那里，打手们不再是十几岁的小女孩，而是北京印刷学校的小伙子，一两百人。文庙火光冲天，是在燃烧大批京剧戏服，小伙子们轮番用戏台上的道具：木刀、竹剑、藤条来打这些跪在他们面前的人，有作家，有京剧名角。头一轮问什么出身，出身坏的打；第二轮问什么职务，再打一轮；第三轮问挣多少钱，再打三四圈。
那场景陈凯歌在《霸王别姬》里拍过的，拍的似乎就是那一天，段小楼和程蝶衣穿着戏服，跪在火光里，段小楼揭发程蝶衣是“汉奸”，吸大烟，还当了袁世凯的情人。
老舍当天穿得体面，八月骄阳似火仍穿着西装外套。
被打第一下的瞬间，老舍就成了他笔下的人物，《四世同堂》里的祁天佑。彼时，他是这样写的：
“天佑的眼中冒了金星。这一个嘴巴，把他打得什么全不知道了。忽然的他变成了一块不会思索，没有感觉，不会动作的肉，木在了那里。他一生没有打过架，撒过野。他万想不到有朝一日他也会挨打。他的诚实，守规矩，爱体面，他以为，就是他的钢盔铁甲，永远不会教污辱与手掌来到他的身上。现在，他挨了打，他什么也不是了，而只是那么立着的一块肉。”
打了三个多小时，萧军的背心被打到了肉里，老舍的头被打破了，随便盖了块毛巾，被送回了文联。
以为送回了文联是躲过一劫，没想到晚上七点多钟，进驻文联的北大学生还没放大家走，又把老舍叫出来批斗。找不出理由，女学生只是紧围着他询问，不时用皮带抽打两下。
作家草明这时跳出来揭发：“老舍在美国把《骆驼祥子》的版权卖给美国人不肯要人民币而要美金。”
老舍立刻反驳：“没有！我没有拿过美金。”
反驳没有用，学生不知用什么敲了他的脑袋，血又流了出来。老舍摘下了身上挂着的“反革命”的牌子，人们开始喊：“老舍打人了！”人们都喊起来，往上围。
作家浩然当时是文联的革命文员会负责人，他后来回忆，说自己为了“保护老舍”，说老舍是“现行反革命”，让人把他进了派出所。
晚上，老舍的妻子胡絜青在派出所里看到丈夫，满脸是血，躺在地上。两人坐人力三轮车回了家。
第二天早上，胡絜青说自己“预感可能要发生什么意外”，可还是离开家出了门，后来的会议中，她没说过自己去了什么地方。
胡絜青后来听说老舍拿着一本《毛主席诗词》出门了，出门前看到四岁的孙女在玩，他说：“跟爷爷说‘爷爷再见’。”小姑娘说：“爷爷再见。”然后向他笑着摇了摇手。
老舍出门一直走到太平湖，太平湖只是一片野水，有几张长椅子，后湖都是荒草，老舍坐在椅子上，读起《毛主席诗词》，天黑以后，投进了湖水。
“揭发”老舍拿美国版税的草明后来被问到有没有歉疚的心情，她说：“谁知道他后来受不了。自杀的好多，不过他有名气，大家就很重视。”
——这是根据傅光明、郑实采写的《老舍之死口述实录》，在不同人的口述中回忆出的老舍的最后一天。
其实关于老舍的死，还有很多谜没有解开。比如是谁通知八中的女学生到文联？谁主导了对老舍的批斗？哪些人动了手？草明以外，还有谁参与了揭发？老舍自杀的原因仅仅是因为被打受辱了吗？
这些“凶手”，都没有明确的面孔。
这或许是一种战术的成功，把所有人都变成施暴者，就没有人向施暴者扔第一块石头。
而所有的叙述者，都或多或少地美化了自己的行为和动机，浩然说自己是为了保护老舍，拒绝忏悔；草明说自己只是说了一句话；女八中的女红卫兵说自己太年轻，太幼稚，“社会是很可笑的。”
老舍的家人认为文革的参与者应该后悔，而批斗当天的目击者则觉得老舍自杀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没有得到家庭的温暖。后者也有他的道理，同样是经历文革，巴金会议文革时自己跟太太躺在床上，天刚发白就行了，他说：“日子难过啊！”太太也用同样的声音回答：“日子难过啊！”但是她马上加一句：“要坚持下去。”而老舍的家人则和他划清了界限。
老舍的死也变成了一件暧昧的罗生门。
而最悲凉的是，老舍的死并没有办法归纳为“殉中国文化”、“士可杀不可辱”，这样沉甸甸硬邦邦的理由。因为到死，老舍都不觉得时代是错的、黑暗的，而自己是正确的。老舍不是鲁迅，他并没有要叫醒沉睡的人的觉悟，反而是急吼吼地要加入新时代、新趋势、新运动里。他并不像一般的艺术家一样追求痛苦，而是和他笔下的下民百姓一样，但求温饱善良。
砸在头上的皮带扣子打蒙了他，汪曾祺以老舍之死为题材的小说《八月骄阳》里，“吃瓜群众评价老舍的死，说：“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这大概就是他想不通的地方。” “
当然，这样说也是轻佻了，千古艰难惟一死，偏偏在旁人口中这么容易。
据说老舍看过《1984》的，然后一笑而过。不知道他死前的十几个小时坐在太平湖边沉思，脑海里有没有想起过这本书来。
离老舍自杀整整五十年了，会对这日子敏感的人恐怕只有出版商吧。终于过了著作权保护期，以后使用老舍的作品不用再付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