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世界大部分地区都被愁云笼罩。中东的混乱造成了数十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随机发生的恐怖袭击在全球蔓延；东欧和亚洲局势紧张；大宗商品的超级周期已然结束；中国的增长速度放缓；很多国家经济止步不前——这一切使得人们对现状无比悲观，对未来更是不抱希望。
如果后世的历史学家从一种更为清晰的旁观角度回望如今的时代，也许会对目前这种普遍的悲观情绪感到不解。如果用那些最客观的指标来衡量人类的幸福，会发现过去三十年是历史上最好的三十年。在越来越多的地区，越来越多的人过上了前所未有的好日子。这不是个意外——尽管美国当代保守派政治家萨缪尔·亨廷顿预言文明之间将发生冲突，但在最近几代人的时间里，真正发生的是文明间的融合。
简单的说，伟大的文明曾经各自独立，但如今它们的相似点逐渐重合。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人开始拥有与西方中产相同的愿景：希望孩子能够得到良好的教育，拥有体面的工作，在稳定、安逸的环境中过上幸福、成就满满的生活。西方世界成功地将自己核心的价值观植入其它伟大文明中，他们该为这点感到欢欣鼓舞，而不是像现在这般沮丧失望。
启蒙运动后，理性一路高歌猛进，自西方传遍全球。自此，世界上每一块土地都生发出了以解决问题为首要任务的务实文化。由此，一个稳定、可持续、基于规则的秩序有了形成的条件。此外，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人类在未来的几十年可能比之前几十年间过得还要好——只要西方不对自身的核心价值观失去信心，并继续积极参与全球性事务。而目前这种普遍悲观情绪的最危险之处，在于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译者注：self-fulfilling prophecy，心理学术语，因为存在某种预期，不自觉地按预期塑造自己的行为，引发预期的结果），引起人们的恐惧和退却，而非努力让现有的全球化体系重现光芒。
西方世界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中的转型塑造了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现代性之母是西方，而非其他任何文明。然而现代化转型的实现并不是依靠提升全人类福祉的崇高愿望；这一路来问题重重；西方势力在全球的膨胀也对其它文明和地区造成了一些可怕的后果。不过，最终的结果是，依靠科学和理性解决问题的现代观念得以普及，这也是全世界人民的福祉。
其实早在半个世纪前，世界在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就发生了碰撞。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就声称和自由市场相比，国家可以更好地把基本商品送到市民的手上。这种观点摆在今天肯定会被当做笑话。市场经济让今天中国和印度工人的生产力大大超过毛泽东或尼赫鲁（印度第一任总理）时期。各国社会承认了这个简单的事实：工人需要物质激励以提高生产力，激励能提升他们的尊严和自我价值。如今，世界大部分人口不再是文盲，并且至少有一定的流动性，并有途径获取学习世界上现有的知识。这个星球上约一半的成年人拥有智能手机，并且移动互联网设备的总量已超过了地球人类的总数。
科技的普及同时也提高了人类的尊严和健康程度。从前，大多数人的生活条件肮脏原始，人们的寿命也很短。如今，全球各地的人们都更加长寿。卫生条件的改善以及现代医院的普及使得母婴死亡率锐减。比尔梅琳达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的研究表明，1988年，小儿麻痹症在125个国家肆虐，而今天这样的国家仅剩两个。抛开塔利班和一些美国富人区的有钱人不谈（译者注：美国富人阶层很多不相信疫苗，甚至反对疫苗），大多数人都认可疫苗的效果，这也算是人们对西方科技先进性的一致认可。
更为普遍的是，理性正在取代迷信。人们在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法时开始习惯性地做一些基本的成本效益分析，这给农业、建筑业再到社会政治生活等各领域的方方面面都带来了进步。这也解释了哈佛学者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 ）文件中的记录——大多数冲突和暴力的发生率已经持续快速下降了很长时间。
对于个人来说，除了奴役和监禁，最恶劣的情况就是贫穷。2000年，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出了一个颇有野心的千年发展计划，计划中承诺要在2015年之前让全球极端贫困人口减半。2015年时，全球极端贫困人口不止下降了一半。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预计，到2030年，全球极端贫困人口会进一步下降——这会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进步之一。与此同时，到2020年，全世界的中产阶级预计将会从09年的18亿上升至32亿。2030年时，该数字可能达到49亿。2015年，世界婴儿死亡率已经从1990年的千分之63下降到了千分之32。这意味着每年会有四百万的婴儿免于死亡。
然而，这些进步并没有让人们感到乐观，相反西方社会在面对目前的三大挑战时悲观不已：伊斯兰世界的混乱，中国的崛起，西方内部的经济政治僵化。但是这些悲观情绪是不必要的，因为这三个挑战都是可以战胜的。
让穆斯林现代化
从摩洛哥到印尼，伊斯兰世界共有16亿公民——地球上每5个人中就有超过1人是伊斯兰教徒。他们中绝大多数人都有着和我们一样的愿望，那就是让他们的社会现代化，达到中产的生活标准，过上和平、多产、充实的生活。
与某些危言耸听的言论相反，伊斯兰世界其实和现代化结合得很紧密。马来西亚建造了石油双塔，迪拜则建造了迪拜塔。这些建筑并不只是高耸的大楼，更传达了一种形而上的意义：他们想在各个方面都成为现代世界里的一员。很多伊斯兰社会都让女性接受教育。在马来西亚的大学中，女人占65%，而男人只占35%。甚至连那些一开始不愿意实施现代化的伊斯兰国家都开始构建现代化社会。如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这些国家已经拥有西方大学的分校。这种转变的原因来源于其它地区的经验。比如亚洲就证明了现代化不等同于西化——追求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还保持独特的文化特色是可行的。
的确，有不少年轻的穆斯林选择与现代社会对抗，而不是融入其中。他们加入极端伊斯兰组织并四处制造灾难。全球范围内（包括西方）有3万穆斯林极端分子加入了”伊斯兰国”（ISIS）。但是无论他们能给全球安全带来多大的问题，他们从人数上和印尼的2亿温和穆斯林相比就已经相形见绌。印尼选出的连续两任总统都保证要让该国走向现代化。伊斯兰教士联合会是印尼最大的伊斯兰组织，拥有超过5千万成员。联合会公开挑战”伊斯兰国”的行为和意识形态。
所以说，真正的挑战并不是伊斯兰世界本身，而在于如何在控制激进趋势的同时推动现代化的发展。回顾过去，沙特用大量资金支持世界范围内的激进穆斯林经学堂时，西方世界不应该坐视不管。如果我们在每一所激进的学堂旁边投资建造一所现代化的好学校，那这就会形成一种对自身合法性的竞争，这样一来，启蒙思想将会得到深远的传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不需要花大量资金就能启动这样的一个项目。而且这还只是解决伊斯兰问题的诸多方法之一。
来自天朝人民的挑战
第二大挑战是中国的崛起。其实中国的成功也可以被看做是西方世界的胜利。1793年，乾隆皇帝在给英王乔治三世的信中有这样一句名言：”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两个世纪后，中国人意识到吸收西方的现代性对于中国的复兴有着关键意义。自此，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崭新的建筑平地而起，外太空领域的探索也获得硕果，北京还举办了盛大的2008年夏季奥运会，类似的壮举数不胜数。
中国社会虽然很热情地迎接这种现代性，中国人却没有忘记文化之本。一面进行中国的现代化，一面又强调中国的特色，两者对中国人来说似乎没有矛盾。中国事实上在进行自己的文艺复兴，新的财富就是这一切的源泉。
中国的这种两面性也能从美国对中国态度的两极分化中看出。尼克松政府热切希望能和毛泽东时期的中国修好。当邓小平孤注一掷进行改革开放的时候，西方社会也热烈欢迎。美国慷慨地接受中国的进口商品，接受中国巨大的贸易顺差，并欢迎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开放海上线路以便让中国进行自由贸易。美国还大方地接纳了超过一百万中国学生赴美留学。
但中国的崛起也带来了深深的恐惧。执政党在处理与日本和一些东盟成员国在中国东部和南海区域争端的问题上，中国展示出了其好斗的一面。中国走上侵略性军国主义道路的可能性不可排除。
但如今早已不是那个毛泽东公开谈论怎样打赢核战争的时代。中国历史也表明，比起取代或抵制当前由西方创立的以法律为基础的秩序，北京终究还是更愿意选择加入。作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如果全球经济体系崩溃，中国将是最大的输家。此外，从历史上看，中国人最怕的就是一个”乱”字。这或许会让他们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维持国内稳定，但更会促使他们支持全球层面基于规则的秩序。中国实力越强，态度就会越硬，这点毋庸置疑，且已经得到证实。但他们仍需几十年的和平时期来完成现代化，因而有充分的理由克制自身的军事行动，避免冲突。
中国社会永远不会成为西方社会的复制品。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不可能被其它任何一种文化吸收。但现代化的中国开始在很多领域与西方有所交集，比如在中国快速传播的西方古典音乐。2008年，中国有3600万孩子学习钢琴（是美国的六倍），5000万学习小提琴。有些中国城市可以做到一个晚上15家歌剧院爆满。
西方古典管弦乐队和西式大学在现代中国繁荣发展，便是文明融合的有力证明。西方政治家应当允许这种势头持续下去，同时耐心等待其它领域发生改变，比如政治领域。中国的发展可能会绕些弯子，但长期看会始终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
悲观民粹主义者
第三个挑战是西方对其体系和未来潜力普遍失去了信心。发达国家增长滞缓，许多人收入停滞，经济不平等加剧，政治陷入僵局，政治光谱的两端都出现了民粹主义抬头。这一切都让人们感到西方的政治和经济管理模式陷入了困境。
这其中的很多问题既真实又重要。但选举出的领导人不是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也非西方模式的根本弱点。所以，我们现在是被悲观主义冲昏了头，好比之前不时袭来的衰落论，担心西方最辉煌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事实上，普遍悲观主义会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这才是最大的危险。沮丧的西方政策制定者和公众更容易看到威胁而非机会，进而选择逃避现实，而不是继续引领世界走向成功。
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有助于延伸并强化这一广阔地带内自由秩序的重大贸易协定）的声势渐大就是一个例子。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移民和难民，支持严守边境，也是明显的证据。欧盟曾经是国际逐步融合的典范，但它与其它国际机构如今饱受折磨，甚至面临解体的可能，同样表明了这一点。
西方于二战后创造的国际秩序造就了几十年来的安全、繁荣和发展，弃之不顾将是巨大的耻辱。反之，西方应当努力再次振兴该秩序，主要采取以下三点行动：与中国和印度共事；巩固国际规则；在人们歇斯底里地哭喊全球消极趋势时，强调积极的方面。
为什么是中国和印度？因为这是两个人口最多、经济体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着强有力且愿意改革的领导人，准备用活力、乐观和希望拥抱未来。中国和印度都知道自己需要在面对全球问题时承担更大的责任，而去年秋天于巴黎签署的气候协议证明他们已经开始这样做了。
中国的崛起被广泛视为这个年代的一大奇迹，但印度近来的突出表现也不容小觑：它同样走上了现代化、全球化和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道路。与此同时，印度始终保持着世界最大民主国家的地位，其成功接纳的文化和人口组成之丰富令人惊叹，构成了一幅艳丽的马赛克。在经受多次恐怖主义袭击后，印度依然保持镇定，坚守着价值观。
中国和印度虽都是亚洲力量，却有着巨大的差别。因此，如能同时与两国紧密合作、互相学习，会是迈向成功管理全球秩序的一大步。西式大学和管弦乐在中国的传播可谓是连接中国和西方之间的一座新桥梁。在美国格外成功的印度裔社区则连通了西方和印度。这些合作都刻画出文明融合的进程。
与中国和印度相反，虽然前苏联比中国和印度更早开始现代化进程，但俄罗斯在接受全面现代化的路上总是畏首畏尾。俄罗斯犹豫许久方才加入国际贸易组织，且到现在也不认为积极参与当前基于规则的秩序有助自身取得进步。不过中国和印度发展得越繁荣，俄罗斯就越有动力跟上它们的脚步。
与发展中大国紧密合作的同时，西方也应当努力构建一个总体上强健且建立于规则之上的世界。2003年，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称美国人应该努力创造这样一个世界：”即使那时我们已不再是该世界的军事、政治、经济超级大国，但这个世界的规则、伙伴关系和行为习惯仍然是我们所乐于接受的。”如果克林顿的同胞接受这一建议，那么大多数其它国家的公民也会愿意。而达成这点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容易。
当前全球多边体系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对整个世界的慷慨馈赠。但西方大国也一直确保这些机构组织不会发展得太过强大或独立，给其创造者制造太多麻烦。联合国秘书长必须得到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认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历任领导人都来自美国和欧洲，一些人还会利用在这些金融机构中的统治地位去达成经济之外的目的。我们应当重新考虑这些政策，因为体系合法性的基础在于其规则由所有人制定，并公正公平地适用于所有人，而不是仅照顾少数人的有限利益。如能为主要国际机构选择强有力的领导人，并防止其运作遭到破坏或政治化，将会是巨大的进步。
最后，西方政策制定者应当强调世界各地的好消息，而不是纠结于坏消息。几十年来，在军事冲突减少的背景下，有几亿人民实现脱贫。全球目标趋同，说明大多数国家都希望通过进化而非革命来重塑全球格局。跨越国界的紧迫问题会将利益趋同转化为合作，以寻求共同解决方法。全球各国受过良好教育的庞大中产阶级将帮助政府维持正轨。
随着实用主义和理性思考在全球的普及，我们更有理由去相信世界形势会继续改善。西方大学是引领这一潮流的关键。世界各地复制的不仅是西方大学的课程，还有现代科研高校的整套生态系统。而且，正是这些西式大学的毕业生会更多地将现代化的方法引入教育、公共健康、经济管理等公共政策中。跨国管理咨询公司也做出了贡献，将西方的最佳实践和好点子传播到”其它地方”，并越来越多地将其它地方的成果带回西方。于是，即使是像孟加拉国和埃塞俄比亚这样曾经绝望无力的国家，现在都能自信地迈入现代世界。
总之，虽然每天的头条都叫嚣着末日将至，世界实际上是在不断凝聚，而非分崩离析。目前，文明融合的主要实现形式是将西方文明的遗传基因注入其它文明当中。但随着时间的迁移，文化和想法可能会双向流动。美食方面已经有所体现，全球各地的饮食已全面渗透西式厨房。在其它文化领域也会发生类似现象。
未来的道路上一定会有挑战，甚至还会出现重大的挫折。文明融合及其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变化可能在某些人（甚至包括发达工业国家的人）看来是种威胁，会给煽动者创造机会，去煽动并利用公众恐惧。但更开放、更开明的社会可以避免这一危险。21世纪的世界更多的是由”思想的力量”所统治，而非当权者的思想。总之，人类历史的前进式发展已经让我们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未来也一定会得以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