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去年在深圳纳税人数7.3万人，今年5.3万人。挪了不少去东莞。。华为挪了，它的供应商也会跟上。 月纳税4400多，税前收入2.5万了，在中国是很好的中产收入了。不仅少掉这税，还少掉他们的家庭在深圳的消费。
用深圳地税局的汇报，探讨一个问题：深圳高房价，到底是不是个事？
撤了，撤了,不玩了。
东莞是下血本了的，松山湖是东莞最好的风景区，沿着湖边划给华为十几平方公里做基地。看过规划图，炒鸡屌。
还在搬迁，不只这1万人。华为在东莞有一万亩地，是深圳四倍大。
企业的价值由员工集体创造，匹配相应的收入。别孤立看华为这件事，这就是畸形的高房价下，创造力悄无声息地转移或者消失的点状事件。如果，中国在全世界最具竞争力的一家企业，它的员工都不能承受这样的高房价，那么，请问，这样一个口口声声谈科技的城市谁最适合居住？反正，上海是已经彻底没戏了。
从华为离开深圳看中国经济的危局
日前，一篇《别让华为跑了》的文章火爆了朋友圈，点燃了当下社会最为敏感的一根神经。高房价和高地价，受折磨的不仅仅是购房人、也不仅仅是中小企业，现在连华为这种顶尖企业也开始思考去留的问题。
把画卷再铺开了去，早在2003年，也有一篇关于深圳的稿子火爆网络，叫《深圳，你将被谁抛弃》，起因也是大企业总部的外迁。“金融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如同地王大厦和赛格广场一样，支撑起特区经济的绚丽天空。招行和平保，是深圳金融产业的龙头；中兴和华为，是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的骨干。如果这四大金刚脱“壳”而去，深圳的金融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无疑被釜底抽薪，深圳还能有未来吗？纵览风云的地王大厦和赛格广场还能风光依旧吗？”
不同的是，当时深圳的焦虑在于“越来越多的优秀企业和人才正把目光抛向上海、北京、广州等地”，是深圳与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对优秀企业的争夺。现在则成了深圳与东莞对企业的争夺。
与北上广竞争，深圳可能还会赢；与东莞竞争，东莞却未必输。原因无他，皆因地价。
|经济社会环境的变迁，政府靠什么留住企业？
回到2003年前后，当时决定企业去留的核心因素仍在于社会治理环境，包括行政效率、政府服务意识和治安环境等。
就说说当时的暂住证，有人曾经统计，“在深圳办一个暂住证要盖11个公章：签订流动人口合同要盖2个章，查验流动人口生育证明盖2个章，就业证盖2个章，深圳特区劳务工指标登记本盖2个章，暂住户口登记盖1个章，深圳市暂住人口登记表盖2个章”。就是这个暂住证，也是在2003年，广州市发生震惊全国的了“孙志刚事件”，因为没有暂住证，也没带身份证件，刚毕业的大学生孙志刚被收容，被遣送，被毒打，最终被剥夺生命。孙志刚事件很快引发全国舆论风暴，以收容制度被废除而告一段落。
举这个例子，是想证明，2003年左右的城市治理和政府服务意识（即便在一线城市）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城市治理和服务意识的提升是决定优秀企业去留的核心因素。
当时深圳时任市委书记曾指出“如果说，前20年深圳在建设和发展方面处于领跑者的位置，那么，今天深圳面临的是群雄环伺、你追我赶的激烈竞争局面。深圳不可能再有政策优势，地缘优势也有很大的弱化，生活指数、商务成本都比较高，因此必须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和危机感。”事实上，上海正是依靠着服务意识、办事效率和优质的商务环境吸引着深圳四大金刚前往驻扎。
后来，深圳奋起直追，政府服务意识和商务环境有了大幅的改善，成功留住了四大金刚。此为后话。
把时间从2003年拉回到当前，十几年过去了，多年激烈的招商竞争早已经大大提升了各地政府的服务意识和办事效率，此时，决定企业去留的因素也有了新的变化。
这个时候，面对龙头企业的去留，不仅深圳遇到了想留留不住的难题，北上广又何尝不是如此。一线城市与二三线城市竞争时，优势竟然不再那么明显，原因在哪里？
|成本、成本还是成本；地价、地价、还是地价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没错，现在运行成本已经成为决定优质企业去留的核心要素，而地价，无疑又是其中最为核心的因素。
2015年，上市工业企业的主营业务成本率（主营业务成本/主营收入）达到85.68%，比2000年上升近5个百分点，受此影响，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快速下滑，2015年工业企业利润首次出现负增长。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发布的《2015年全国企业负担调查评价报告》的显示，要素成本上升、融资难和贵是企业面临的主要困难，其中，人工成本（79%）、融资成本（66%）、生产要素价格上涨（54%）分列前三位。
企业，自然会向低成本地区流动。融资成本和原材料成本，基本不存在地区间差异；人工成本，差异也不大；土地成本，差异巨大，才是决定企业流动的核心要素。而一线城市，房价坚挺，土地成本和租金成本已成为影响企业去留的核心因素。
去年以来，深圳的中低端产业纷纷把制造环节外迁，仅将研发部门留在深圳。制造业讲究产业集群效应，中低端产业和中小制造企业迁走后，高端的核心企业又怎能留得住。所以，土地成本高涨的背后，受影响怎么可能只有中低端产业？
任正非近期在接受媒体专访时曾表示“四个现代化，最重要的是工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最主要的，要有土地来换取工业的成长。现在土地越来越少，越来越贵，产业成长的可能空间就会越来越小。……生活设施太贵了，企业就承载不起；生产成本太高了，工业就发展不起来。”
与制造企业外迁形成鲜明对比是，今年一季度，深圳地税收入843.2亿元，同比增长40.8%，增收244.4亿元。其中，税收收入807.2亿元，同比增长43.4%，增收244.2亿元。
|谁来保护城市的经济生态系统
在地方产业升级过程中，“腾笼换鸟”是主流的选择：引入高端产业和新兴产业、大力发展服务业，鼓励和引导中低端制造产业外迁。土地政策往往成为政府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抓手，通过高地价将中低端制造企业外赶，用优惠的土地政策来吸引高端企业入驻。
不得不讲，这一政策曾经是有效的，然而物极必反，当土地成本高到一定的程度，过度依赖土地政策引来的可能是“双输”的结局：腾了笼，发现也没了鸟。
土地成本推高租房成本和购房成本，自然也会推高用工成本。政府可以用优惠的地价解决高端企业土地成本问题，但无法解决企业员工的购房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高用工成本问题，无法解决企业产业链上下游的租金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产业集群外迁问题。
当一线城市周边的卫星城市基础配套逐步完善后，交通也变得越来越便利，核心企业外迁似乎成为唯一的选择。
有人会讲，这样很好啊，制造企业外迁，一线城市可以专注发展服务业，毕竟服务业不需要那么多土地，果真如此吗？问题在于，高地价、高房价赶走的岂止是制造业，小商铺、小饭馆及无数小的生产性服务企业也在城市中难以立足。做个不恰当的比喻，通过大幅提高吃草成本，把低端的食草动物赶了出去，最后不吃草的食肉动物就能留下吗？城市经济运行自成一个生态系统，内在原理未必不是如此。
|破解高地价难题，切实推进实体经济降本增效
上面说的只是一线城市，二三城市何尝不是如此。随着楼市的功能性定位减弱、保增长色彩越来越浓，房地产就不再是为其他产业提供厂房、办公和居支持的依附性产业，而是开始了自我循环和自我膨胀，甚至可以独立支撑GDP的高增长和财政收入的高增长。而代价却是推高了所有产业的成本，无疑涸泽而渔。
2015年，不少A股上市企业一年的利润不够在一线城市买一套房，很多小企业主放弃实业，转战房地产，推动房价泡沫向前。前些日子，权威人士明确提出“我们明确了股市、汇市、楼市的政策取向，即回归到各自的功能定位，尊重各自的发展规律，不能简单作为保增长的手段”，是时候破解高地价难题了。
最后，以一个故事结尾。楚国强大，是齐国的劲敌。管仲就让齐王养鹿，从楚国大量高价收购楚鹿，同时低价在楚国倾销粮食。在齐国的价格哄抬下，鹿价飙升，楚人纷纷进山猎鹿，捉一只鹿相当于种几亩地的收入，于是楚国农民弃田捉鹿。看着时机成熟，管仲忽然禁止粮食出口，同时禁止养鹿，己有的鹿大量出口低价转卖。这样一来，鹿价大跌无人再要，粮价却飙升，楚国人无钱买粮，纷纷逃亡。齐王出兵攻击楚国，挨饥受饿的楚兵临阵脱逃，楚王只好认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