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得从2014年底说起。
当时我一位叫惊鸿的朋友发了一条微博，介绍了一件明万历年间的徽州丝绢税案。案子跌宕起伏，细节妙趣横生，结局发人深省，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可惜微博篇幅有限，她只能简单地说了几句，未能详述。
我意犹未尽，又去网上搜了一圈，发现之前也曾有几位学者写过此案，可惜也都是介绍性概要，太过简短。我觉得不过瘾，只好自己去翻阅原始史料，然后惊讶地发现一件事：
关于这起徽州丝绢税案，当时的一位参与者把涉案的几百件官府文书、信札、布告、奏章、笔记等搜集到一起，编篡成了一本合集，叫做《丝绢全书》。所以它的细节极其丰富，前因后果交代得非常详尽。有明一代，很少有一件地方税案，能够保存如此全面、完整的原始材料。
我意识到，如果能把这件案子从头到尾讲一遍，肯定比电视剧还精彩。别人没干过这件事的话，不如就让我自己动手吧。
我挽着袖子写了一阵，发现写不下去了。
原因很简单，知识储备不够，想往深里写，有心无力。
要把这件案子写明白，简单地翻译一遍《丝绢全书》是远远不够的。书中记录了大量行动细节，但不会对这些行为做出解释。但你如果想给别人讲清楚，必须知其然，也必须知其所以然。
徽州府的税收科目是怎么分类的？为什么这么分类的？税收前史是怎么一回事？六县分别有什么样的利益考量？整个南直隶的官僚体系如何互动？朝廷的一条鞭税法是怎样出台？在地方具体执行又碰到什么麻烦？执行者又是如何跟当地民情进行博弈？等等等等。
几乎每一处细节记录，都会产生很多衍生的背景问题。这些问题光看《丝绢全书》是无法回答的，你必须对整个明代的政治时局、税收财政、官僚规则、经济形态、风土民情乃至公文写作等诸多方面做一个通盘了解，才能把这个案子写透。
我只是一个业余文史爱好者，想要完成这件工作，实在是太困难了。
于是我只好暂时搁置，去忙别的事。在接下来的一年半时间里，文章一直没动笔，不过我一直惦记着这件事。闲暇之时，我会有意识地找来一些学术论文来看来看，做做笔记，写写摘要——这样做有一个好处，当你带着很多疑问去揣摩资料，会让你吸收效率变高。
幸运的是，现在互联网很发达，许多相关论文都能够在网上看到。
这些论文旁引博征，推论严谨，运用史料的方法论更是精妙。他们的每一篇论文，都着眼于解决一个或几个小问题，正好能回答我对某一处细节的疑问。许多篇论文汇总起来，就能在一个方向上形成突破，形成独特的创见。让你眼前拨云见日，豁然开朗。
在研读过程中，你能够清晰地感觉到所谓“学术共同体”的存在，他们彼此支援、借鉴与启发，一个学术成果引出另外一个，环环相扣，众人拾柴，最终堆起了一团醒目的学术火焰。
靠着这些专业论文的引导，我对徽州丝绢案的认识不断加深。到了今年中旬，我终于敢再次动笔，把整个案子从头捋了一遍，完成了一篇三万字的普及文章。
写完以后，我发到了自己的微博和知乎上，看到大家也挺喜欢，心满意足，然后就去忙别的了。
我写这篇东西的动机，纯粹是出于兴趣。我很享受这两年慢慢查证、阅读和写作的过程，完全没考虑过任何后续的事，写完就写完了。
一次偶尔的机会，我和和菜头——提及这个人时，永远不要用“和”字做联缀——吃饭，我兴致勃勃地把这件案子讲给他听。菜头叔听完以后，问了个问题：“你打算拿它怎么办？”
我说不怎么办啊。这篇文章有三万字，发去杂志专栏，太长；出书吧，又太短，也没法出版。我写得很高兴，不挺好吗？
菜头叔瞪了我一眼，结完账气呼呼地跑掉了。过了不久，老罗——罗振宇——跑过来找我。原来菜头叔把这篇文章发给他看了，他特别喜欢，说要买下它来，给自己的读者分享。
然后老罗狮子大开口，说给你十万。我说不至于吧？他对我讲：知识应该有价，他出这笔钱，是对愿意分享知识的人的尊重。
听到这话，我很高兴，但同时更多的是惭愧。严格来说，我只是一个整理者和叙述者，真正的功劳属于那些论文的作者。我只是站在学者们的肩上，没有他们爬梳史料的努力和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的思考，我一个人不可能完成这篇文章。我在文章的结尾，还把主要参考的论文列了出来。
如果说老罗这笔钱是用来奖励知识的创造者，那么得到奖励的也该是他们，不是我。
大部分我参考用的论文，都是在知网下载的。我一直习惯于在上面买论文看，觉得能付费给作者，感谢他或她的辛勤劳动，是理所当然的事。可惜后来我才知道，在知网购买论文的费用，作者本人是拿不到的，我一直引以为憾。
所以这一次，我做了一个不太艰难的决定：老罗的这笔购买费用，我分文不留，全部转赠给我做参考的论文的作者，以感谢他们的贡献。
一共有四篇论文，四位作者。
不是因为其他论文不重要，而是因为这四篇论文是专门针对徽州丝绢案的研究，对我的帮助是直接性的。
第一篇是江西师范大学 秦庆涛的《《丝娟全书》的整理与研究》。他将《丝绢全书》全书做了点校整理，并对一些细节做了考订。这是个水磨功夫的细活，是一切研究的基础。
第二篇是华中师范大学章亚鹏的《明代中后期徽州府丝绢分担纠纷与地方财政》。这篇论文把徽州案放在整个明代税收和赋役历史中去考察，尤其是考证了徽州税赋的源头所在，对于厘清纷争的深层次原因有着重要作用。
第三篇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李义琼《晚明徽州府丝绢事件的财政史解读》。这篇论文从财政角度对徽州府丝绢案进行了解析，并附有大量统计数据，对徽州税赋结构、整个纷争中的几个重大疑点和五个解决方案所代表的意义，都有阐释。此次纷争很多含混不明之处，经过这篇文章点拨，立刻就清晰起来。
第四篇是江西师范大学的廖华生，他在《明清婺源的官绅关系与地方政治:以地方公共事务为中心》，从更宏观的视角勾勒出了徽州府的基层政治生态。
每一篇看似轻松有趣的文章背后，都有许多学者甘守寒斋的学术研究在支撑。
没有他们十几年的厚积，就不会有今天的薄发。这些知识的研究者和分享者，理应获得尊重，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
所以我会把这笔钱转赠给这几位作者。
接下来，才是最有意思的部分，也是为什么我会起这么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四起几乎未遂的学术“诈骗”案始末。
这四位老师，我一个都不认识。为了能顺利把这笔钱转赠给他们，我只能委托我的助理小胡去找他们的联系方式。
还好，他们的论文开头都附有学校名称、所在院系和姓名，有的还会留下电子邮箱地址。按图索骥，很容易就能找到。
小胡同学找了几天，一脸沮丧地回报，说四位老师目前的工作地址，都找齐了。我挺纳闷：那你干嘛一脸沮丧？
然后小胡讲了一个悲伤而简短的故事。
首先他找到的是廖华生老师，通过某种渠道——我没敢问——顺利取得了廖老师的手机号。开始先发短信，对方没回，于是小胡又打电话过去。
廖老师在电话里非常谨慎，甚至有点紧张，他坚决不相信是真的，认为这是一个新型的骗局。小胡再三解释，对方都不信。
“廖老师也真是，怎么可能会有骗子会这么敬业，连受害人的论文都背得出来啊？” 小胡忧伤地对我说。
“这可未必。” 我一脸沉思地回答，“学者们最珍视的就是自己的学术成果，如果有人认真拜读自己的心血，作者应该会很高兴，警惕心也会随之降低吧？”
“有道理！老师们肯定会想，愿意读历史论文的，一定不是坏人。我们就可以迅速获得他们的信任了。” 小胡的双眼开始发亮。
“对，这种手法，可以专门针对大专院校的老师们。咱们先搜索他们的论文，熟读一遍，迅速取得信任。然后就说我们引用了您的文章，想给你一笔稿酬。他们肯定不疑有他，欣然接受。”
“没错没错。等问到银行账号以后，咱们可以再发一条短信，说这笔稿费需要证实一下身份，请老师您用本名开户的银行户头，先汇一笔钱到指定账号。”
“哈哈哈哈，也可以先设法把他的存款转移到贵金属投资……等，等一下！为什么开始筹划这种骗局啊？！！”
“是你开始的好吗？”
“混蛋！害我差点走上犯罪道路，赶紧继续打电话去！”
然后小胡又坚持不懈地解释了几次，廖老师总算勉强相信了这件事。不过老先生忽然转念一想，狐疑地追问了一句：“你们这么急切地给我稿费，难道是全文照抄？”
（小胡当时握着电话的表情）
这个社会怎么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呢！
可怜的小胡又一轮解释，廖老师勉强算是接受了。不过他谨慎地说：“我的银行账号是不能给你的，如果你们真想给钱，不是知道我的工作单位吗？邮政汇款给我吧。”
老先生真的是好谨慎啊……
不过这事真不能怪他，换了是我，忽然听到这个消息，也会先心生怀疑。
第二位联系上的，是章亚鹏老师。
小胡同学通过某种渠道——我没敢问——获得了章老师的QQ号。这次他吸取了经验，言辞恳切地发去一条长说明，详细地把整件事情说了一下。章老师非常痛快地回了三个字。
小胡哭着又解释了半天，章老师还是不信。最后小胡想出一个办法，打电话给我：“老马！你赶紧发条微博，让章老师相信。”
“我发微博章老师就会相信吗？”
“你是三百万粉丝的大V嘛！不会有骗子养这么大一个号来骗人，成本太高啦。”
“嗯，也许骗子正是利用了这种不可能的心理呢，如果咱们把手法设计得更巧妙一点……”
“喂，老马！冷静！又想偏了！”
我从犯罪的深渊往回退了一步，打开微博，发了一条证明自己的身份。很多人可能看得莫名其妙，但至少章老师能看到相信我不是冒充的吧？
可是我发完以后，一看下面点赞最多的两条回复！
喂！你们不要这样，人家当真可怎么办啊！？
很快我收到一条私信，是个0微博的账号，问我是否有让人联系过他。我一问，果然是章老师。
他为了确认事件的真伪，看到截图还不放心，特意注册了微博小号来询问。
不愧是做学术的人，真是心细如发，行事滴水不漏，杜绝了一切犯罪可能。
我赶紧解释了一次，表明身份。章老师这次终于相信了，把银行账号给到了小胡。
小胡拿着账号，百感交集，不由得感慨了一句：
第三位是秦庆涛老师。
我们通过多方联系，只锁定了他的工作单位地址。打电话过去，可惜他不在，接听电话的人答应把小胡的电话号转达给他。截止到这篇文章发布时，我们仍未接到秦老师的电话，也许……他也把我们当成一种新型的学术诈骗团伙了吧？
如果有人恰好认识秦老师的话，请告诉他，我们很有诚意，真的不是骗子啊。
第四位联络到的，是李义琼李老师。
李老师初次接到电话时，也十分警惕。不过她的关注点不太一样，主要是担心知识产权是否会受到侵害。
小胡熟练地——因为他已经重复了七八遍了——复述了一下前因后果，李老师听完以后，回了一条短信。
这条短信让我很感动。
原来她的研究方向是明代财政，写那篇论文时，也曾经详细地提及了徽州丝绢案。那段写得很有故事性，可惜学术论文要求严格，她在发表时把这段删除了。李老师很慷慨地表示，愿意把初稿发给我做参考。
在短信的最后，她是这样说的：”希望你能用妙笔，写出更加丰富的故事来，给大众普及极富故事性的历史知识，让史学研究走向大众。这，也是我的心愿。”
我赶紧要来李老师的微信，要亲自感谢一下。李老师人特别好，很快通过了验证。我这时才发现，人家原来是个81年的姑娘，比我还小……
我们聊了一晚上，相当愉快。李老师说，她写论文时，把丝绢案在脑子里用大白话讲给自己听，没想到居然真有人写出来了，还挺震惊的。她也没想到，那篇充斥着表格和数据的论文，会有外行人看得进去。
接着她又讲了其他几个有趣的选题，比如徽州除了丝绢案，还有盐商的满地八卦；再比如关于万历小金库的一些新发现等，都很好玩。等到这些问题她研究清楚了，会及时跟我交流。她思维相当活跃，很鼓励我这样的外行人，用比较轻松的方式，向大众介绍一些艰深历史。
在谈话快结束时，李老师忽然停顿了很长时间，然后腼腆地问了一句：“请问这次我收到的稿费，具体数字会是多少呢？”
我估计她提这个问题时，犹豫了一下，似乎做学问的一谈钱就俗了。还没来得及回答，李老师立刻又解释了一句：“我是搞财政史的，不避讳谈钱，呵呵。”
这句话，可把我给萌死了。
总之，截止到目前，除了秦庆涛老师之外，其他三位都联系上了。如果有认识秦老师的熟人，也希望帮忙解释一下。我们真的不是学术诈骗团伙啊。
再次感谢你们的研究成果，知识应该是有价的，智慧结晶理应得到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尊重.
---------------
这是真事还是假事？可能是真的，原因就是共匪国的骗子太多，导致人们都有防备之心，这在共匪国太正常了.
当时我一位叫惊鸿的朋友发了一条微博，介绍了一件明万历年间的徽州丝绢税案。案子跌宕起伏，细节妙趣横生，结局发人深省，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可惜微博篇幅有限，她只能简单地说了几句，未能详述。
我意犹未尽，又去网上搜了一圈，发现之前也曾有几位学者写过此案，可惜也都是介绍性概要，太过简短。我觉得不过瘾，只好自己去翻阅原始史料，然后惊讶地发现一件事：
关于这起徽州丝绢税案，当时的一位参与者把涉案的几百件官府文书、信札、布告、奏章、笔记等搜集到一起，编篡成了一本合集，叫做《丝绢全书》。所以它的细节极其丰富，前因后果交代得非常详尽。有明一代，很少有一件地方税案，能够保存如此全面、完整的原始材料。
我意识到，如果能把这件案子从头到尾讲一遍，肯定比电视剧还精彩。别人没干过这件事的话，不如就让我自己动手吧。
我挽着袖子写了一阵，发现写不下去了。
原因很简单，知识储备不够，想往深里写，有心无力。
要把这件案子写明白，简单地翻译一遍《丝绢全书》是远远不够的。书中记录了大量行动细节，但不会对这些行为做出解释。但你如果想给别人讲清楚，必须知其然，也必须知其所以然。
徽州府的税收科目是怎么分类的？为什么这么分类的？税收前史是怎么一回事？六县分别有什么样的利益考量？整个南直隶的官僚体系如何互动？朝廷的一条鞭税法是怎样出台？在地方具体执行又碰到什么麻烦？执行者又是如何跟当地民情进行博弈？等等等等。
几乎每一处细节记录，都会产生很多衍生的背景问题。这些问题光看《丝绢全书》是无法回答的，你必须对整个明代的政治时局、税收财政、官僚规则、经济形态、风土民情乃至公文写作等诸多方面做一个通盘了解，才能把这个案子写透。
我只是一个业余文史爱好者，想要完成这件工作，实在是太困难了。
于是我只好暂时搁置，去忙别的事。在接下来的一年半时间里，文章一直没动笔，不过我一直惦记着这件事。闲暇之时，我会有意识地找来一些学术论文来看来看，做做笔记，写写摘要——这样做有一个好处，当你带着很多疑问去揣摩资料，会让你吸收效率变高。
幸运的是，现在互联网很发达，许多相关论文都能够在网上看到。
这些论文旁引博征，推论严谨，运用史料的方法论更是精妙。他们的每一篇论文，都着眼于解决一个或几个小问题，正好能回答我对某一处细节的疑问。许多篇论文汇总起来，就能在一个方向上形成突破，形成独特的创见。让你眼前拨云见日，豁然开朗。
在研读过程中，你能够清晰地感觉到所谓“学术共同体”的存在，他们彼此支援、借鉴与启发，一个学术成果引出另外一个，环环相扣，众人拾柴，最终堆起了一团醒目的学术火焰。
靠着这些专业论文的引导，我对徽州丝绢案的认识不断加深。到了今年中旬，我终于敢再次动笔，把整个案子从头捋了一遍，完成了一篇三万字的普及文章。
写完以后，我发到了自己的微博和知乎上，看到大家也挺喜欢，心满意足，然后就去忙别的了。
我写这篇东西的动机，纯粹是出于兴趣。我很享受这两年慢慢查证、阅读和写作的过程，完全没考虑过任何后续的事，写完就写完了。
一次偶尔的机会，我和和菜头——提及这个人时，永远不要用“和”字做联缀——吃饭，我兴致勃勃地把这件案子讲给他听。菜头叔听完以后，问了个问题：“你打算拿它怎么办？”
我说不怎么办啊。这篇文章有三万字，发去杂志专栏，太长；出书吧，又太短，也没法出版。我写得很高兴，不挺好吗？
菜头叔瞪了我一眼，结完账气呼呼地跑掉了。过了不久，老罗——罗振宇——跑过来找我。原来菜头叔把这篇文章发给他看了，他特别喜欢，说要买下它来，给自己的读者分享。
然后老罗狮子大开口，说给你十万。我说不至于吧？他对我讲：知识应该有价，他出这笔钱，是对愿意分享知识的人的尊重。
听到这话，我很高兴，但同时更多的是惭愧。严格来说，我只是一个整理者和叙述者，真正的功劳属于那些论文的作者。我只是站在学者们的肩上，没有他们爬梳史料的努力和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的思考，我一个人不可能完成这篇文章。我在文章的结尾，还把主要参考的论文列了出来。
如果说老罗这笔钱是用来奖励知识的创造者，那么得到奖励的也该是他们，不是我。
大部分我参考用的论文，都是在知网下载的。我一直习惯于在上面买论文看，觉得能付费给作者，感谢他或她的辛勤劳动，是理所当然的事。可惜后来我才知道，在知网购买论文的费用，作者本人是拿不到的，我一直引以为憾。
所以这一次，我做了一个不太艰难的决定：老罗的这笔购买费用，我分文不留，全部转赠给我做参考的论文的作者，以感谢他们的贡献。
一共有四篇论文，四位作者。
不是因为其他论文不重要，而是因为这四篇论文是专门针对徽州丝绢案的研究，对我的帮助是直接性的。
第一篇是江西师范大学 秦庆涛的《《丝娟全书》的整理与研究》。他将《丝绢全书》全书做了点校整理，并对一些细节做了考订。这是个水磨功夫的细活，是一切研究的基础。
第二篇是华中师范大学章亚鹏的《明代中后期徽州府丝绢分担纠纷与地方财政》。这篇论文把徽州案放在整个明代税收和赋役历史中去考察，尤其是考证了徽州税赋的源头所在，对于厘清纷争的深层次原因有着重要作用。
第三篇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李义琼《晚明徽州府丝绢事件的财政史解读》。这篇论文从财政角度对徽州府丝绢案进行了解析，并附有大量统计数据，对徽州税赋结构、整个纷争中的几个重大疑点和五个解决方案所代表的意义，都有阐释。此次纷争很多含混不明之处，经过这篇文章点拨，立刻就清晰起来。
第四篇是江西师范大学的廖华生，他在《明清婺源的官绅关系与地方政治:以地方公共事务为中心》，从更宏观的视角勾勒出了徽州府的基层政治生态。
每一篇看似轻松有趣的文章背后，都有许多学者甘守寒斋的学术研究在支撑。
没有他们十几年的厚积，就不会有今天的薄发。这些知识的研究者和分享者，理应获得尊重，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
所以我会把这笔钱转赠给这几位作者。
接下来，才是最有意思的部分，也是为什么我会起这么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四起几乎未遂的学术“诈骗”案始末。
这四位老师，我一个都不认识。为了能顺利把这笔钱转赠给他们，我只能委托我的助理小胡去找他们的联系方式。
还好，他们的论文开头都附有学校名称、所在院系和姓名，有的还会留下电子邮箱地址。按图索骥，很容易就能找到。
小胡同学找了几天，一脸沮丧地回报，说四位老师目前的工作地址，都找齐了。我挺纳闷：那你干嘛一脸沮丧？
然后小胡讲了一个悲伤而简短的故事。
首先他找到的是廖华生老师，通过某种渠道——我没敢问——顺利取得了廖老师的手机号。开始先发短信，对方没回，于是小胡又打电话过去。
廖老师在电话里非常谨慎，甚至有点紧张，他坚决不相信是真的，认为这是一个新型的骗局。小胡再三解释，对方都不信。
“廖老师也真是，怎么可能会有骗子会这么敬业，连受害人的论文都背得出来啊？” 小胡忧伤地对我说。
“这可未必。” 我一脸沉思地回答，“学者们最珍视的就是自己的学术成果，如果有人认真拜读自己的心血，作者应该会很高兴，警惕心也会随之降低吧？”
“有道理！老师们肯定会想，愿意读历史论文的，一定不是坏人。我们就可以迅速获得他们的信任了。” 小胡的双眼开始发亮。
“对，这种手法，可以专门针对大专院校的老师们。咱们先搜索他们的论文，熟读一遍，迅速取得信任。然后就说我们引用了您的文章，想给你一笔稿酬。他们肯定不疑有他，欣然接受。”
“没错没错。等问到银行账号以后，咱们可以再发一条短信，说这笔稿费需要证实一下身份，请老师您用本名开户的银行户头，先汇一笔钱到指定账号。”
“哈哈哈哈，也可以先设法把他的存款转移到贵金属投资……等，等一下！为什么开始筹划这种骗局啊？！！”
“是你开始的好吗？”
“混蛋！害我差点走上犯罪道路，赶紧继续打电话去！”
然后小胡又坚持不懈地解释了几次，廖老师总算勉强相信了这件事。不过老先生忽然转念一想，狐疑地追问了一句：“你们这么急切地给我稿费，难道是全文照抄？”
（小胡当时握着电话的表情）
这个社会怎么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呢！
可怜的小胡又一轮解释，廖老师勉强算是接受了。不过他谨慎地说：“我的银行账号是不能给你的，如果你们真想给钱，不是知道我的工作单位吗？邮政汇款给我吧。”
老先生真的是好谨慎啊……
不过这事真不能怪他，换了是我，忽然听到这个消息，也会先心生怀疑。
第二位联系上的，是章亚鹏老师。
小胡同学通过某种渠道——我没敢问——获得了章老师的QQ号。这次他吸取了经验，言辞恳切地发去一条长说明，详细地把整件事情说了一下。章老师非常痛快地回了三个字。
小胡哭着又解释了半天，章老师还是不信。最后小胡想出一个办法，打电话给我：“老马！你赶紧发条微博，让章老师相信。”
“我发微博章老师就会相信吗？”
“你是三百万粉丝的大V嘛！不会有骗子养这么大一个号来骗人，成本太高啦。”
“嗯，也许骗子正是利用了这种不可能的心理呢，如果咱们把手法设计得更巧妙一点……”
“喂，老马！冷静！又想偏了！”
我从犯罪的深渊往回退了一步，打开微博，发了一条证明自己的身份。很多人可能看得莫名其妙，但至少章老师能看到相信我不是冒充的吧？
可是我发完以后，一看下面点赞最多的两条回复！
喂！你们不要这样，人家当真可怎么办啊！？
很快我收到一条私信，是个0微博的账号，问我是否有让人联系过他。我一问，果然是章老师。
他为了确认事件的真伪，看到截图还不放心，特意注册了微博小号来询问。
不愧是做学术的人，真是心细如发，行事滴水不漏，杜绝了一切犯罪可能。
我赶紧解释了一次，表明身份。章老师这次终于相信了，把银行账号给到了小胡。
小胡拿着账号，百感交集，不由得感慨了一句：
第三位是秦庆涛老师。
我们通过多方联系，只锁定了他的工作单位地址。打电话过去，可惜他不在，接听电话的人答应把小胡的电话号转达给他。截止到这篇文章发布时，我们仍未接到秦老师的电话，也许……他也把我们当成一种新型的学术诈骗团伙了吧？
如果有人恰好认识秦老师的话，请告诉他，我们很有诚意，真的不是骗子啊。
第四位联络到的，是李义琼李老师。
李老师初次接到电话时，也十分警惕。不过她的关注点不太一样，主要是担心知识产权是否会受到侵害。
小胡熟练地——因为他已经重复了七八遍了——复述了一下前因后果，李老师听完以后，回了一条短信。
这条短信让我很感动。
原来她的研究方向是明代财政，写那篇论文时，也曾经详细地提及了徽州丝绢案。那段写得很有故事性，可惜学术论文要求严格，她在发表时把这段删除了。李老师很慷慨地表示，愿意把初稿发给我做参考。
在短信的最后，她是这样说的：”希望你能用妙笔，写出更加丰富的故事来，给大众普及极富故事性的历史知识，让史学研究走向大众。这，也是我的心愿。”
我赶紧要来李老师的微信，要亲自感谢一下。李老师人特别好，很快通过了验证。我这时才发现，人家原来是个81年的姑娘，比我还小……
我们聊了一晚上，相当愉快。李老师说，她写论文时，把丝绢案在脑子里用大白话讲给自己听，没想到居然真有人写出来了，还挺震惊的。她也没想到，那篇充斥着表格和数据的论文，会有外行人看得进去。
接着她又讲了其他几个有趣的选题，比如徽州除了丝绢案，还有盐商的满地八卦；再比如关于万历小金库的一些新发现等，都很好玩。等到这些问题她研究清楚了，会及时跟我交流。她思维相当活跃，很鼓励我这样的外行人，用比较轻松的方式，向大众介绍一些艰深历史。
在谈话快结束时，李老师忽然停顿了很长时间，然后腼腆地问了一句：“请问这次我收到的稿费，具体数字会是多少呢？”
我估计她提这个问题时，犹豫了一下，似乎做学问的一谈钱就俗了。还没来得及回答，李老师立刻又解释了一句：“我是搞财政史的，不避讳谈钱，呵呵。”
这句话，可把我给萌死了。
总之，截止到目前，除了秦庆涛老师之外，其他三位都联系上了。如果有认识秦老师的熟人，也希望帮忙解释一下。我们真的不是学术诈骗团伙啊。
再次感谢你们的研究成果，知识应该是有价的，智慧结晶理应得到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尊重.
---------------
这是真事还是假事？可能是真的，原因就是共匪国的骗子太多，导致人们都有防备之心，这在共匪国太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