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先生宽厚温良，虽然寡言，但一言九鼎，万事都有主意。或许是因为笃信基督教，所以行为克己，接近苦行僧，连吃的饼中肉馅太多，也会觉得靡费。
梅贻琦先生在清华校史中被提得并不多，甚至刻意被淡化。刻意淡化了他是清华在任最久的校长，刻意淡化了是他让清华在风雨飘摇中存活且壮大。
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时期，学者与政客夺着年轻人，一个要把他们变成“真理的孩子”，一个要把他们变成“党的孩子”，梅贻琦硬生生搭起学术象牙塔，抗逆政治对学术的强暴。
抗日战争时期，清华沦陷、北大沦陷、南开大学被夷为平地，为保住中国教育奄奄一息的火种，三校南迁，实际工作几乎落在梅贻琦一人的肩上，在云南建起西南联大，一如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摩西。
国共内战时期，1949，天地玄黄，旧时代将沉没，新时代还未卜，国共两党争夺知识分子，他离开了大陆，成为了被“抢救”的知识分子，在台湾复校，成立了后来的新竹清华。
由于他的出走，让他在中国的教育史中的评价一直是暧昧的。无论是当时或现在，都喜欢用站队来评价人，认为留下的必然是忠贞之臣。可实际上，出走的并非是出于觉悟低，留下的，也不全是出于对新社会的期待，而各有各的隐忍。
例如沈从文早就意识到新时代的“来者不善”，且自己很难有容身之地，但旧的时代将要沉没，自己与之或缠绵或缠斗了半生，有和它共同沉没的责任，因此他留下，多少有些旧时代文人殉葬的心态。
梅贻琦离开大陆，当时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支撑学校运转的庚子赔款当时在美国，如果不走，那钱也就没了。可是很多年后，传说在一次与朋友的对谈中，他说自己如果留下，那要么被打成反革命，要么成为傀儡，两者都是不是他所愿意的。
梅贻琦把清华带去了台湾。而留在大陆的清华，血液中又混入新的因子，革命的因子。
清华另外一个值得一书的校长就是蒋南翔，他曾是梅任校长时期的清华学生，那时就曾经写下“华北已经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他在任期间，清华从与政治静默对抗的力量，忽然成为了时代中呼风唤雨的弄潮儿。两个校长是相反的两个极端：梅贻琦从不明显表示党派色彩，唯一的原则 是保护参与政治运动的大学生，让他们免于牢狱。蒋南翔则在反右斗争中亲手打倒四大右派教授；梅贻琦与党化教育抗争，坚持“教授治校”，蒋南翔则要求清华里 “党的组织，不仅在一般政治性的活动中发挥作用，而且必须在经常的教学工作中发挥作用。”
买办的清华与革命的清华，教授的清华和革命领袖的清华，通才教育清华和“又红又专”的清华。
我在清华呆了四年，时常感受到一种矛盾与分裂。它时而是学者的，是不争的，是以不变应万变的；时而又是属于政治家的，革命的，指点江山的，预备统领和主导社会进程的。我想，这种矛盾，大概就源于梅贻琦校长和蒋南翔校长的区别，旧时代和“新中国”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