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正确”

特朗普在竞选中曾声称，要在一段时间里限制所有穆斯林入境，但他最终推出的禁令，却未敢把矛头直接对准穆斯林。在法院审理时，代表特朗普政府的律师也不得不论称，该禁令不是专门针对穆斯林的，甚至特朗普本人也表态，这不是“禁穆令”，只是针对七个国家的禁令。原因很简单：如果特朗普公然把穆斯林作为其行政命令的对象，该行政命令就会因宗教歧视而被法院直接裁决违宪。
亦即，法院裁决依据的是宪法和法律，与“政治正确”无关，法院甚至根本就不提“政治正确”几个字。类似地，旅行禁令颁发后，美国大批民众示威游行反对禁令，为穆斯林发声，他们也并未打出维护“政治正确”的标语。就像在中国，穆斯林是很多非穆斯林的亲人、朋友、同事、邻居，双方很自然地和谐相处、互相帮助一样，这些美国人也是很自然地去声援穆斯林。他们或者是有穆斯林朋友，了解穆斯林群体，或者是熟悉伊斯兰教的相关知识，或者只是出于一种自然的善意，也有可能是同时考虑到了自身利益——如果一个群体被无端歧视、丑化，大家都会不安全。总之，这可以与“政治正确”无关。
但在互联网上有一种奇怪现象，谈穆斯林问题必提“政治正确”，仿佛某种神秘的“政治正确”是穆斯林的护身符，没有了这种“恩庇”和“保护”，穆斯林就会被视为有问题的特殊公民，而被特殊对待。
必须指出的是，穆斯林作为美国平等公民的身份，是由宪法确认、由法治保障的，这不是政府的“恩赐”，也不是其他公民的“恩赐”。相反，正如特朗普禁令遇挫所表明的那样，即使是政府有歧视穆斯林的举动，也会被法治所禁止。信仰自由，人人平等，是各国国内法以及国际法的要求，是人类共同遵守的原则，不是谁的“恩赐”。今天的美国是由所有族群和信仰群体共同塑造的，尽管为数很少，但美国立国之初就有穆斯林，穆斯林在民权运动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今天也和所有其他群体一样，享有共同争取得来、共同维护的平等待遇。
有的网络文章还声称“政治正确”在西方已被奉为至高无上的原则，甚至凌驾于法治之上，这真是奇谈怪论。所谓“政治正确”通常是指不在公共空间里发表歧视性、侮辱性言论。这是个很模糊的概念，没有哪个国家的法律里写了这几个字，而且，这只是一种道义呼吁，而非强制性规定。何况，对“政治正确”的理解言人人殊，比如女权主义者会更警惕歧视女性的言论，穆斯林会更警惕歧视穆斯林的言论，他们之间甚至可能出现分歧。即使在同一个问题上，讲“政治正确”的人也可以有不同看法，比如，一个人完全可以不歧视穆斯林，而同时要求限制移民入境，这并不矛盾。众所周知，特朗普是打着“反政治正确”的旗号上台的，而没有任何人可以禁止他“反政治正确”，说“政治正确”已被奉为至高原则，不是胡说吗？
有的人其实是想暗示，西方是用“政治正确”“掩盖”和“遮蔽”了一些东西，仿佛伊斯兰教是“见不得光的”，没有“政治正确”的掩护，伊斯兰教的某种“本质”就会暴露。这是一种错误理解，基于这种错误理解的错误言论，如在中国泛滥，也会损害中国国内的族群关系。
如前所述，“政治正确”根本就不是什么明确的、法定的、政府规定的原则，它又怎么能“掩盖”住什么呢？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对伊斯兰教不了解，以为伊斯兰教本质就是“野蛮”和“暴力”的。他们以为别人也不了解，所以在他们看来，别人平等对待穆斯林，只是受到了“政治正确”的“蛊惑”。这非常荒谬。事实上，西方与穆斯林世界自古以来交流非常密切，欧洲对伊斯兰教非常了解，理性的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决策者，通常都不会接受这种对伊斯兰教的扭曲化描述。
同时，关于伊斯兰教的所有信息和知识一直都是公开的，穆斯林和西方政府并没有隐瞒什么。伊斯兰教的教义是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以认识和了解，事实上大多数穆斯林都希望非穆斯林了解伊斯兰教义。伊斯兰世界的历史是公开的，现状也是公开的，对于这些，自古以来就有浩如烟海的研究成果。今天在西方生活的穆斯林的状况，包括他们的犯罪率和思想观念倾向，都有数不尽的官方数据和民间调查结果。这些学术研究、官方调查、民间调查，都无法导出穆斯林应该被作为“特殊公民”、“二等公民”对待的结论。正是基于这种智识基础，西方各国都把国内穆斯林视为平等、正常的公民，而不会无缘无故地改变这种制度安排。
的确，西方也有一些人认为伊斯兰是“威胁”，穆斯林不应该被平等对待，但这些人的观点无法在基于事实、证据的理性辩论中取胜，也很少有体面的、珍惜自己羽毛的学者为他们背书。世界各地研究伊斯兰及相关问题的人成千上万，能举出一个把穆斯林“妖魔化”的学者，我们就能举出千百个认为穆斯林应该被尊重、应该被友好相待的学者。这不是说他们不会在具体问题上批评特定的穆斯林国家、组织和个人，而是说他们反对把个别的现象上纲上线，演绎成为对穆斯林的整体贬低和排斥，否定穆斯林的平等地位。而在中国网络上流行的一些极端反穆斯林的文章，其作者或者匿名，或者是学界、政界的边缘人物，他们或许有其言论自由，但理性、负责任的人，尤其是官员、学者，是盲目接受这些偏激观点，还是学习和了解主流的、浩如烟海的严肃研究成果，形成理性的认知呢？
一些人反对主流严肃学说，说那不过是“政治正确”，但事实上，“政治正确”只不过是他们辩论不过别人，才在无奈之下贴的一个标签。“黄祸论”、“犹太人控制世界论”的主张者，否定全球变暖发生的人，都把反对他们的人称为“政治正确”，而其实这只是因为，他们的观点才是不能为经受事实检验、不能服人的谬误。这种贴标签行为，以及靠编造谣言支撑其论点的行为，都只是进一步印证了他们主张的荒诞。
另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标签是“白左”。在中国网络上，主张尊重穆斯林的人往往会被贴上“白左”标签。然而，一个人完全可以既欣赏哈耶克等思想家的观点，主张经济上的自由主义或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同时又主张尊重穆斯林（事实上穆斯林也可以欣赏哈耶克，这也是穆斯林观念多样性的表现）。而根据这些人的逻辑，这些人仅仅因为反对妖魔化穆斯林，就成为“白左”，那么这种偏执的逻辑，像不像另一种形式的极端主义呢？
事实上，像特朗普这样的西方右翼政客所主张的“反政治正确”，主要是要打破一些言语禁忌，并逆转一些优待少数族群的政策，如特朗普上台后直言“伊斯兰极端主义”，并废止了允许跨性别者自由选择厕所的政策。欧洲极右翼政客所主张的是严格限制移民，尤其是穆斯林移民，或者是在穆斯林社区加强安保工作。这些都在“正常政治”的范围之内。当前西方自由民主制遭遇了一定的危机，但除非法西斯化，否则是不可能把穆斯林贬格为“二等公民”的，即使万一出现那样的事情，也将是所有人的悲剧，而不只是穆斯林的悲剧。
然而，另一些人理解的“反政治正确”，却是不再把穆斯林作为正常的公民、平等的社会成员看待，甚至一些受到反穆谣言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包括“自由派”知识分子，也有这样的思想，做出这样的暗示，这是非常危险和可怕的。事实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即使是非民主国家，都承认不同宗教信仰者一律平等，这是文明的底线。假如说连这样的底线、连非民主国家都能坚持的底线都不能坚持，“自由派”知识分子主张民主自由的真诚性、可信性又在哪里呢？或者更不客气地说，这样的人还有资格主张民主自由吗？现在中外学术交流日益增多，有穆斯林学者参加的也很多，如果一些知识分子在公共场合放纵这些无知、反文明的观点，必将严重损害中国的学术声誉，而据笔者所见所闻，这样的现象已在零星发生。
盲目反穆显然是非常不理智的。穆斯林是十几亿人的群体。虽然现代以来，穆斯林世界相对于西方落后了，但穆斯林也和中国人一样，在努力变革、进取。穆斯林世界也有无数的政治家、企业家、科学家、思想家、艺术家、工程师、运动员，等等。在突尼斯、埃及等国，无数的穆斯林走上街头，反对专制，争取民主自由。在伊拉克、叙利亚等国，无数的穆斯林扛枪走上前线，加入到消灭“伊斯兰国”（ISIS）的战斗之中。从东南亚到欧洲，穆斯林警察和安保人员与其他同事一道，防范极端暴恐分子的袭击，保卫公共安全。穆斯林是伦敦的市长、加拿大的移民部长、美国的国会议员、2006年和2014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当然，还有无数穆斯林和普通人一样，不关心政治，过着平静的生活，期盼安宁与和平。一些人只从是不是“极端分子”这个角度看待穆斯林，这种思维方式是不是本身也有点太“极端”了呢？
今天的西方之所以特别强调反对种族主义和宗教仇恨，是因为西方历史上存在这种弊病，也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而且至今遗毒未去。中国虽然在很多方面和西方有差距，但中国历史上不同族群和宗教信仰群体的关系相对更和谐，更有兼容并包的文化，这是中国强于西方的一点，这也是国际学术界承认的。现在一些人在中国传播盲目的宗教仇恨和族群仇恨，好比拾人唾余，明珠暗投，弃己之长，习人之短，极为不智，令人惋惜。
当然，像任何群体一样，穆斯林群体里也有犯罪现象，也有不当言行。穆斯林中的危害公共安全的暴恐犯罪分子，必须受到严厉打击；穆斯林中的违法分子，如违法干预他人经营自由的人，必须依法受到惩处；一些穆斯林发表偏激、狭隘、仇恨性的言论，应该受到道义上的谴责。但是，不同的行为应该根据其严重程度而得到相应的评价，有一分错受一分指责，不能把个别穆斯林的狭隘言行直接和“极端主义”挂钩，更不能将个体的错误归罪给整体。当前，在中国出现反穆网络舆论的情况下，中国穆斯林也应更注意洁身自好，并积极在公共讨论中发出理性声音，以逐步改变一些不了解者的偏激看法。
就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我想多数知识分子都会认同这些原则：不能用贴标签代替辩论，如“公知”这样的标签；思想自由，信仰自由，没有思想犯罪；不能搞群众批斗，不能无凭无据地怀疑知识分子，强迫其自证无“罪”，比如自证自己不是“汉奸”；不能因个别知识分子的道德瑕疵行为就把知识分子群体污名化；治学要严谨，要尊重前人积累下来的研究成果，要实事求是，不能妄信不学无术者的谬见。
那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在穆斯林问题上是不是也应坚守类似的原则：不随意贴标签，比如称别人是“白左”；信仰自由，信仰无罪；不能毫无根据地对普通穆斯林疑神疑鬼，强迫其证明自己不是“极端分子”；不能因个别穆斯林的违法行为或不当言行就将整个穆斯林群体污名化；研究伊斯兰问题必须严谨，引用严肃可信的资料。

 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声称要“启蒙”大众，而正如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说，启蒙就是自由运用自己的理性。也就是说，启蒙意味着要在一切问题上保持开放的心胸，不带先入为主的成见，不成为自身偏见的俘虏，愿意在理性面前随时更改自己的褊狭认知。即使中国知识分子创造不出动人的作品，提不出独创性的理论，给社会增加一些宽容、友爱与和平，为人类文明做出中国的独特贡献，提升中国知识界在国际上的声誉和地位，至少，请不要传播一些盲目的仇恨，更不要制造这样的仇恨，这是任何国家严肃、体面的学者都不屑为之的。或许，这不应该是对知识分子的要求，而应该是做人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