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期，甲午海战之后，清朝又进入一轮民族资本主义蓬勃发展时期。特别是1901年，慈禧颁布新政之后，相当于承认戊戌变法的的措施是正确的，直接带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大发展，这个周期一直持续到清朝灭亡，这是史学家基本的共识，也就是所谓的“繁荣十年”。
在这个时期，清政府做了很多事情，那些修园子等类的事情不必赘述，军备上最为典型。北洋水师在中日甲午海战惨败后，首只近代海军舰队便不复存在，大清帝国似乎没有近代海军这个大军种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大清于战败后的次年，即1896年又开始了重建帝国海军之路。1896年5月，总理衙门指定许景澄向德国订购的3艘穹甲巡洋舰中的最后一艘“海琛”号军舰北上驶抵大沽，另外两艘“海容”、“海筹”已分别先期驶抵大沽。1897年夏天，在英国订购的“海天”、“海圻”号巡洋舰到达大沽，按期到达的还有德国实硕厂制造的“海龙”、“海青”、“海华”、“海犀”号鱼雷艇。5艘巡洋舰、4艘鱼雷艇，使海军的实力猛增。尤其“海天”、“海圻”属于二等巡洋舰，是大吨位军舰。1909年，在日本订购的14艘小型舰艇全数到达。
除此之外，大清还大肆编练陆军新军，新军的编练从1895年开始，到1904年，新军的规模就已经达到18万余人，估计太平天国这样的不安分之人，面对洋枪洋炮，彻底歇菜了。由于是新军，武器装备大部分都是从国外采购的新式装备，支出浩大。
此时的大清，不仅经济腾飞，而且武备强大，用“盛世”来形容似乎并不为过。
清朝武备增强，民族资本主义也得到了发展，看起来又一个“强盛”的大清出现在世人的面前，但是，这种“繁荣”从财政上得不到证实。对外战争中不断地战败，大量的白银外流，仅仅马关条约，赔偿金额就是2亿两白银，加上利息和其它支出，清朝需要赔偿三亿两以上。清朝此时是赤字财政，按史料记载：从康熙中叶开始，每年财政盈余约500万两，乾隆中期以后年均结余也在1000万两左右。鸦片战争之前的年度财政盈余也超过500万两，到鸦片战争后的1847年，财政结余约380万两。甲午战争前的1893年，国家财政结余约760万两。清朝财政赤字的真正起点是甲午战争之后，1896年赤字高达1292万银两，1899年为1300万两，1903年的赤字高达3000万两，此后的清朝廷债务缠身，一直到1911年灭亡之前仍然如此。清朝后期，财政是债务缠身，根本没钱。
可是，清朝又确实很有“钱”，没有钱如何进行大规模军备？如何修园子？
清朝实行的是银本位，白银无法印刷，这是一定的，清朝这戏法是怎么变的？清朝后期的表面繁荣，就支撑在这个戏法之上！
虽然，白银无法印刷，但“钱”还是可以印出来的。
前面说过新兴国家如何印美元，清朝也有自己独到的招数。既然白银都流到境外，那自己就用铜来代替白银，“钱”就出来了。
前些年，安徽凤阳一位农民挖地基时，挖出约十来斤的铜圆，发行的时代是宣统三年，直径2.9厘米，厚0.11厘米，重量约9克，合古代约两文多、不到三文的重量。当清政府宣布铜元成为法定货币的时候，意味着很多“新钱”也就出来了，这种铜钱的机制钱大约从1901年前后开始大规模出现，也就意味着市场中，开始出现大量的新钱（相当于假白银），与白银共同流通。也就意味着从1900年之后的清朝繁荣，和印“钱”直接相关。
可是，我们知道一件事，古代实行贵金属货币制度，铜矿需要开采和冶炼，铸钱是需要成本的，铜钱的面值也需要与白银的价值相对称。比如：道光初年，一两白银换钱一吊，也就是一千文，道光二十年前后的时候，一两白银可以换制钱一千五六百文，到咸丰时期，可以换到两千两三百文。但不管白银与铜钱的比例如何变，都有兑换关系，老老实实铸造铜钱，或许可以盈利，但不能实现厚利，还是解决不了清政府的财政问题。
但清政府有创造性，上述9克重的铜圆，实际价值为两文多，面值标注为十文，清政府就实现了7文多的利润，钱财滚滚而来，虽然大量的白银赔偿给外国人，用白银来衡量出现巨额的财政赤字，但自身也不缺钱，财源滚滚之下就可以支撑大规模军备等财政支出。
虽然用白银表示的财政穷的叮当响，但实际不缺钱，这就是戏法。
但这必须有一条支撑，那就是管制兑换，如果不管制，是完成不了这个戏法的。清政府所开具的各种票据，无论是以白银还是以铜元为单位都一样，不能实际兑换白银，这相当于“外汇”管制，如果不管制，就抓瞎。清政府从19世纪后期就规定，无论你是英镑、美元、荷兰盾什么的，进入大清的地盘都必须按规定的牌价兑换成大清银票铜钱，这样清政府就喘了一口气，所有等于白银的硬通货归我，用于对外支付，假钱？对不起，只能归你。
仅有这一条还不够。任何时候都有出口生意，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内不断印铜“钱”，出口成本不断上升，折合成白银的成本就很高，可是，出口商品的价格是按真实的白银标价的（金本位），产品出不去了，最终清朝对外的偿付能力就会枯竭。加上，清朝不断烂“印钱”，通胀不断发展，出口商的成本会不断上升，企业都死翘翘之后，就会出现大麻烦。清政府有办法，那就是“强制结汇”，可强制结汇还是不行，如果出口企业都死了，强制也没用，还得让出口企业有动力才行。此时，清政府的机制发挥了巨大的威力，英国非常“腐朽”，征税还需要老百姓同意，大清很“先进”，铜圆表示的“钱”随便印，也就是随便征税，只需约摸估计着不会逼人造反就行。有了这点优势，解决上述问题就是小菜一碟。反正“钱”都是印出来的，多印一点也没关系，直接用于鼓励出口。以茶叶为例：英国商人只肯出100英镑一箱，按当时的国际汇率折合800两白银，可是，清朝茶叶商人的成本就达到了1000两白银（这个成本自然是以清朝印的“钱”折算出来的），他得卖1100两才行。此时，清朝出马，100英镑归我，我给你相当于1100两白银的银票（就是铜票），生意就做成了，英国商人、出口商人、清朝政府皆大欢喜，只是市场中又多出300两白银的“假钱”。这个术语应该属于印钱（财政）补贴出口吧。解决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外债的问题，也可以解决军备支出，而且还可以展示国际形象，甚至可补贴亚非拉。
可是，有一个不欢喜的，既然用印假钱解决问题，就带来通货膨胀，穷人过不下去，但是，这没所谓，有北洋新军的洋枪洋炮，这个问题看起来不是问题。
经济蒸蒸日上，拥有用用雄厚财力武装起来的、先进的陆军和海军，绝大多数人都不会想到大清在1911年垮台，甚至连外国人都吃惊，这天地变化的也太快。
1910年，金融危机开始了，上海道台蔡乃煌等人紧急上奏朝廷救市。财政有的只是假钱（印出来的票据），没有真钱（白银），如果继续印假钱，这是不行的，因为股市的交割需要货真价实的白银。此时，清朝抓瞎了，戏法变不下去了。清廷想了一个好办法：将民间筹资建设的铁路权收归国有，筹集的大量真金白银也就归了清朝，真钱的问题也就解决了。怎么收归国有呢？当然不是拿真钱出来收购，而是发行国家股票给那些投资修建铁路的人。这样，既掌握了铁路权，又一下就将那些投资修建铁路的巨额资金弄到手了，聪明吧？但投资人不傻，您拿纸换我的真金白银还不算，还将路权也拿走，和抢劫有什么不同？于是，湖南、广东、四川三省就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其中，四川最为厉害。四川告急，清廷抽调湖北新军入川维稳，武汉空虚，武昌阴差阳错爆发起义，一个全球最有钱、军力空前强大的清政府一夜之间就土崩瓦解了。当然，最终的结果也很清楚，“假钱”催出来的繁荣灰飞烟灭，连印钱的“银行家”也关门大吉。
在这个时期，清政府做了很多事情，那些修园子等类的事情不必赘述，军备上最为典型。北洋水师在中日甲午海战惨败后，首只近代海军舰队便不复存在，大清帝国似乎没有近代海军这个大军种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大清于战败后的次年，即1896年又开始了重建帝国海军之路。1896年5月，总理衙门指定许景澄向德国订购的3艘穹甲巡洋舰中的最后一艘“海琛”号军舰北上驶抵大沽，另外两艘“海容”、“海筹”已分别先期驶抵大沽。1897年夏天，在英国订购的“海天”、“海圻”号巡洋舰到达大沽，按期到达的还有德国实硕厂制造的“海龙”、“海青”、“海华”、“海犀”号鱼雷艇。5艘巡洋舰、4艘鱼雷艇，使海军的实力猛增。尤其“海天”、“海圻”属于二等巡洋舰，是大吨位军舰。1909年，在日本订购的14艘小型舰艇全数到达。
除此之外，大清还大肆编练陆军新军，新军的编练从1895年开始，到1904年，新军的规模就已经达到18万余人，估计太平天国这样的不安分之人，面对洋枪洋炮，彻底歇菜了。由于是新军，武器装备大部分都是从国外采购的新式装备，支出浩大。
此时的大清，不仅经济腾飞，而且武备强大，用“盛世”来形容似乎并不为过。
清朝武备增强，民族资本主义也得到了发展，看起来又一个“强盛”的大清出现在世人的面前，但是，这种“繁荣”从财政上得不到证实。对外战争中不断地战败，大量的白银外流，仅仅马关条约，赔偿金额就是2亿两白银，加上利息和其它支出，清朝需要赔偿三亿两以上。清朝此时是赤字财政，按史料记载：从康熙中叶开始，每年财政盈余约500万两，乾隆中期以后年均结余也在1000万两左右。鸦片战争之前的年度财政盈余也超过500万两，到鸦片战争后的1847年，财政结余约380万两。甲午战争前的1893年，国家财政结余约760万两。清朝财政赤字的真正起点是甲午战争之后，1896年赤字高达1292万银两，1899年为1300万两，1903年的赤字高达3000万两，此后的清朝廷债务缠身，一直到1911年灭亡之前仍然如此。清朝后期，财政是债务缠身，根本没钱。
可是，清朝又确实很有“钱”，没有钱如何进行大规模军备？如何修园子？
清朝实行的是银本位，白银无法印刷，这是一定的，清朝这戏法是怎么变的？清朝后期的表面繁荣，就支撑在这个戏法之上！
虽然，白银无法印刷，但“钱”还是可以印出来的。
前面说过新兴国家如何印美元，清朝也有自己独到的招数。既然白银都流到境外，那自己就用铜来代替白银，“钱”就出来了。
前些年，安徽凤阳一位农民挖地基时，挖出约十来斤的铜圆，发行的时代是宣统三年，直径2.9厘米，厚0.11厘米，重量约9克，合古代约两文多、不到三文的重量。当清政府宣布铜元成为法定货币的时候，意味着很多“新钱”也就出来了，这种铜钱的机制钱大约从1901年前后开始大规模出现，也就意味着市场中，开始出现大量的新钱（相当于假白银），与白银共同流通。也就意味着从1900年之后的清朝繁荣，和印“钱”直接相关。
可是，我们知道一件事，古代实行贵金属货币制度，铜矿需要开采和冶炼，铸钱是需要成本的，铜钱的面值也需要与白银的价值相对称。比如：道光初年，一两白银换钱一吊，也就是一千文，道光二十年前后的时候，一两白银可以换制钱一千五六百文，到咸丰时期，可以换到两千两三百文。但不管白银与铜钱的比例如何变，都有兑换关系，老老实实铸造铜钱，或许可以盈利，但不能实现厚利，还是解决不了清政府的财政问题。
但清政府有创造性，上述9克重的铜圆，实际价值为两文多，面值标注为十文，清政府就实现了7文多的利润，钱财滚滚而来，虽然大量的白银赔偿给外国人，用白银来衡量出现巨额的财政赤字，但自身也不缺钱，财源滚滚之下就可以支撑大规模军备等财政支出。
虽然用白银表示的财政穷的叮当响，但实际不缺钱，这就是戏法。
但这必须有一条支撑，那就是管制兑换，如果不管制，是完成不了这个戏法的。清政府所开具的各种票据，无论是以白银还是以铜元为单位都一样，不能实际兑换白银，这相当于“外汇”管制，如果不管制，就抓瞎。清政府从19世纪后期就规定，无论你是英镑、美元、荷兰盾什么的，进入大清的地盘都必须按规定的牌价兑换成大清银票铜钱，这样清政府就喘了一口气，所有等于白银的硬通货归我，用于对外支付，假钱？对不起，只能归你。
仅有这一条还不够。任何时候都有出口生意，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内不断印铜“钱”，出口成本不断上升，折合成白银的成本就很高，可是，出口商品的价格是按真实的白银标价的（金本位），产品出不去了，最终清朝对外的偿付能力就会枯竭。加上，清朝不断烂“印钱”，通胀不断发展，出口商的成本会不断上升，企业都死翘翘之后，就会出现大麻烦。清政府有办法，那就是“强制结汇”，可强制结汇还是不行，如果出口企业都死了，强制也没用，还得让出口企业有动力才行。此时，清政府的机制发挥了巨大的威力，英国非常“腐朽”，征税还需要老百姓同意，大清很“先进”，铜圆表示的“钱”随便印，也就是随便征税，只需约摸估计着不会逼人造反就行。有了这点优势，解决上述问题就是小菜一碟。反正“钱”都是印出来的，多印一点也没关系，直接用于鼓励出口。以茶叶为例：英国商人只肯出100英镑一箱，按当时的国际汇率折合800两白银，可是，清朝茶叶商人的成本就达到了1000两白银（这个成本自然是以清朝印的“钱”折算出来的），他得卖1100两才行。此时，清朝出马，100英镑归我，我给你相当于1100两白银的银票（就是铜票），生意就做成了，英国商人、出口商人、清朝政府皆大欢喜，只是市场中又多出300两白银的“假钱”。这个术语应该属于印钱（财政）补贴出口吧。解决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外债的问题，也可以解决军备支出，而且还可以展示国际形象，甚至可补贴亚非拉。
可是，有一个不欢喜的，既然用印假钱解决问题，就带来通货膨胀，穷人过不下去，但是，这没所谓，有北洋新军的洋枪洋炮，这个问题看起来不是问题。
经济蒸蒸日上，拥有用用雄厚财力武装起来的、先进的陆军和海军，绝大多数人都不会想到大清在1911年垮台，甚至连外国人都吃惊，这天地变化的也太快。
1910年，金融危机开始了，上海道台蔡乃煌等人紧急上奏朝廷救市。财政有的只是假钱（印出来的票据），没有真钱（白银），如果继续印假钱，这是不行的，因为股市的交割需要货真价实的白银。此时，清朝抓瞎了，戏法变不下去了。清廷想了一个好办法：将民间筹资建设的铁路权收归国有，筹集的大量真金白银也就归了清朝，真钱的问题也就解决了。怎么收归国有呢？当然不是拿真钱出来收购，而是发行国家股票给那些投资修建铁路的人。这样，既掌握了铁路权，又一下就将那些投资修建铁路的巨额资金弄到手了，聪明吧？但投资人不傻，您拿纸换我的真金白银还不算，还将路权也拿走，和抢劫有什么不同？于是，湖南、广东、四川三省就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其中，四川最为厉害。四川告急，清廷抽调湖北新军入川维稳，武汉空虚，武昌阴差阳错爆发起义，一个全球最有钱、军力空前强大的清政府一夜之间就土崩瓦解了。当然，最终的结果也很清楚，“假钱”催出来的繁荣灰飞烟灭，连印钱的“银行家”也关门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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