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访问中国，会谈的主要议题包括朝核危机和习近平下个月访美之旅。由于蒂勒森在与习近平会面时，用中国套话表示“美方愿本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发展对华关系”，中方将此宣传为这是“美方首次呼应‘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美国舆论认为国务卿先生让中国赢了一招。由于美国政治目前太多党争恩怨，对事情的评价往往因人而异，蒂勒森误用套话实在不算大事。回望从去年大选落幕以来的中美外交，细审川普政府在对华政策上的不断退却，背后的主导力量是美国的“拥抱熊猫派”（panda
hugger）。
中美外交不是两国政府的博弈与谈判，事实上有“第三力量”的参与，其主力由美国的“拥抱熊猫派”构成。这种情况与中方外交完全由政府高层主导不同。
在美国，影响白宫对华政策的至少有三支力量：一支是以两国经贸关系为优先考量的财政部与商务部（支持者为美国金融界与产业界的跨国公司），代表美国的即期利益需求,他们希望与中国搞好关系；另一支以国务院为代表，从克林顿时期的人权外交开始，一直希望通过接触、合作、说服、影响来引导中国进入西方体系。
上述两支力量的主要人物卸下公职后，不少人进入各种智囊机构与“K街游说团队”。中国人熟知的“基辛格顾问公司”（Kissinger Associates，Inc.），由前国务卿基辛格创办，他雇佣的人有不少退休外交官，其中包括前驻华大使芮效俭、老布什总统的国安顾问史柯科罗夫特（后来自己自立门户开办一家咨询公司）、前国务卿伊格柏格等人。一组被广泛征引的数据是，从1998年到2005年，从国会离任后没有转任其他政府公职的198名原国会议员中，有86人注册登记为说客，占总数的43.4%。政府高官同样如此，小布什政府的国务卿赖斯、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哈德利、国防部长盖茨在离任后迅速创立了公司。36个退休离职的参议员当中，一半都成为了职业说客。像前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的主席、前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都是在离职后马上注册了自己的游说公司，转身向原来的老同事或下属做起了游说工作。
第三支被称为“敲打熊猫派”，这支力量从屠龙派（dragon slayer）演化而来，以强调地缘竞争的五角大楼为代表。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这支力量无论从人数还是从影响来看，均处于边缘状态，直到奥巴马第二任期的后两年，因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的变化，尤其是中国南海问题与朝核问题显化，势头才变得稍旺——主张对中国持强硬立场的就是这支力量。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中美关系的压舱石
拥抱熊猫派当中，前国务卿基辛格是领军人物。在美国对华外交中，这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其中，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是其核心机构，会员数量庞大，有不少重量级人物，平时可能外界感受不到其力量所在，但关键时刻露峥嵘，能扭转美中关系方向。最近一次展露峥嵘，就是在川普当选总统之后、未正式入主白宫之前，因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一通电话，让美国的一中政策遇到了疑似挑战。
媒体大量的报道展示了川蔡电话在华府政治圈激起的滔天巨浪。奥巴马总统、克里国务卿与华府智囊群的反对声音几乎排山倒海，白宫与国务院先后发言安抚北京，声称美国一中政策不会变；还有智囊人士为安抚中方，发言称川普那时还是一介平民，不代表美国官方立场。最有看点的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还为此在纽约补办了成立50周年的庆典活动。说是补办，是因为该委员会成立于1966年6月，周年纪念活动本应在6月举办，迟至12月15日补办庆生活动，当然是展示政治力量。中国媒体大书特书这次活动，绘声绘色地描绘了会场景象：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在向参加庆祝餐会的500多位嘉宾致辞时，用中文字正腔圆地念了一段毛泽东语录：“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美媒称，嘉宾们的掌声显示了大家都理解了会长的潜台词，也反映了美中关系所面临的压力，并反复从各种角度报道了基辛格声称“一个中国”是美国毫无争议的主张。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在改善促进美中关系上可谓深耕细耘，从2006年-2014年，一共组织过五次众议员访华，每次五人。副会长白丽娟（Jan Berris）女士公开表示，她希望这种访问能促使议员学会换位思考，理解“为什么中国做出这样的决策”。此外，还多次组织国会工作人员访华。每次访华都多少改变了访问者对中国的印象。英文《中国日报》称这类访问活动为“文化交流”，其间的“一切费用均来自中方的好意”。
川普政府当然感受到这种力量，估计经过这一轮之后，川普政府不会轻易触碰台湾问题。
“第四权力中心”的中国身影
所谓“第四权力中心”，是指对美国国际国内政策影响极大的“K街政治”。
美国首府华盛顿北部有一条由西向东、横贯华盛顿的K街，这条街上集中了大批智库、游说集团、公关公司和民间组织，每天有无数活动在此开展，并影响全球政治外交事务的变化。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大的游说公司逐渐搬离这里，位于前20的游说公司现在据说只剩一家还驻留K街，但K街政治的隐喻仍然沿袭下来。各国外交官都知道K街政治最接近华盛顿政治机器的心脏，被称为美国的“第四权力中心”。
游说行为被视为言论自由之一，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作为美国政治的另一面，游说已经成为美国大型企业与他国政府的一项必备固定投入。
首先，这是一个吸金行业。据美国政治观察网站（OpenSecrets.org）披露：从行业收入来看，1998年，游说行业费用为14.5亿美元，从业人员为10405人；2015年，行业收入为32.2亿美元，从业人员达11514人。《大西洋月刊》曾公布2015年的统计数据，称美国企业每年花在游说上的支出高达26亿美元，超过了美国国会每年的预算（众议院12亿美元、参议院8.6亿美元）。还有人算了一笔细账：2009年K街游说总收入34.7亿美元，而国会同年办公2668小时，平均每小时游说可入账130万美元。这种行业暴利，使许多曾经在美国政府担任要职的官员在卸任后纷纷加入游说公司，成为职业游说人。
中国早就从“老朋友”基辛格那里知道游说的好处，对“K街政治”从讥讽转变为主动利用，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通过“第四权力中心”展开游说。据美国公共诚信中心统计，从1998年至2004年，来自中国的游说费用累计422.53万美元。从2004年开始，这种游说扩大规模，驻美大使馆由公使衔参赞苏格领导的游说工作小组已有26人。中国驻美大使馆还和Hogan & Hartson与Jones Day两家公关公司长期合作，从事对美国政府、国会和智库等机构的游说工作。Jones Day的主要业务是在台湾、西藏、宗教自由和经贸汇率问题上向中国提供简报，并代为联络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与中国政府有合作关系的美国公关公司最多时曾达到8家。
中国列为游说成功的经典范例是2012年的联想游说。联想集团为了通过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并购审查，仅在2012年上半年就花费82万美元，聘请了三位前任美国国会助手、六家游说公司专门打通渠道。这些被联想聘用的游说者当中，包括老布什和福特总统任内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考克罗夫特。通过运用人脉优势，联想顺利通过了安全审查。
与“第三力量”之间的各种合作，被中方学者称之为“优雅地干预美国政治”。从克林顿总统时代开始，中美关系的美国决策，早就不是由总统的个人意愿决定，而是受制于上述几种政治势力组成的“第三力量”。无论是克林顿时期中美关系的低开高走、还是奥巴马时期的高开低走，“第三力量”对中美关系的主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美外交不是两国政府的博弈与谈判，事实上有“第三力量”的参与，其主力由美国的“拥抱熊猫派”构成。这种情况与中方外交完全由政府高层主导不同。
在美国，影响白宫对华政策的至少有三支力量：一支是以两国经贸关系为优先考量的财政部与商务部（支持者为美国金融界与产业界的跨国公司），代表美国的即期利益需求,他们希望与中国搞好关系；另一支以国务院为代表，从克林顿时期的人权外交开始，一直希望通过接触、合作、说服、影响来引导中国进入西方体系。
上述两支力量的主要人物卸下公职后，不少人进入各种智囊机构与“K街游说团队”。中国人熟知的“基辛格顾问公司”（Kissinger Associates，Inc.），由前国务卿基辛格创办，他雇佣的人有不少退休外交官，其中包括前驻华大使芮效俭、老布什总统的国安顾问史柯科罗夫特（后来自己自立门户开办一家咨询公司）、前国务卿伊格柏格等人。一组被广泛征引的数据是，从1998年到2005年，从国会离任后没有转任其他政府公职的198名原国会议员中，有86人注册登记为说客，占总数的43.4%。政府高官同样如此，小布什政府的国务卿赖斯、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哈德利、国防部长盖茨在离任后迅速创立了公司。36个退休离职的参议员当中，一半都成为了职业说客。像前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的主席、前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都是在离职后马上注册了自己的游说公司，转身向原来的老同事或下属做起了游说工作。
第三支被称为“敲打熊猫派”，这支力量从屠龙派（dragon slayer）演化而来，以强调地缘竞争的五角大楼为代表。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这支力量无论从人数还是从影响来看，均处于边缘状态，直到奥巴马第二任期的后两年，因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的变化，尤其是中国南海问题与朝核问题显化，势头才变得稍旺——主张对中国持强硬立场的就是这支力量。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中美关系的压舱石
拥抱熊猫派当中，前国务卿基辛格是领军人物。在美国对华外交中，这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其中，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是其核心机构，会员数量庞大，有不少重量级人物，平时可能外界感受不到其力量所在，但关键时刻露峥嵘，能扭转美中关系方向。最近一次展露峥嵘，就是在川普当选总统之后、未正式入主白宫之前，因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一通电话，让美国的一中政策遇到了疑似挑战。
媒体大量的报道展示了川蔡电话在华府政治圈激起的滔天巨浪。奥巴马总统、克里国务卿与华府智囊群的反对声音几乎排山倒海，白宫与国务院先后发言安抚北京，声称美国一中政策不会变；还有智囊人士为安抚中方，发言称川普那时还是一介平民，不代表美国官方立场。最有看点的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还为此在纽约补办了成立50周年的庆典活动。说是补办，是因为该委员会成立于1966年6月，周年纪念活动本应在6月举办，迟至12月15日补办庆生活动，当然是展示政治力量。中国媒体大书特书这次活动，绘声绘色地描绘了会场景象：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在向参加庆祝餐会的500多位嘉宾致辞时，用中文字正腔圆地念了一段毛泽东语录：“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美媒称，嘉宾们的掌声显示了大家都理解了会长的潜台词，也反映了美中关系所面临的压力，并反复从各种角度报道了基辛格声称“一个中国”是美国毫无争议的主张。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在改善促进美中关系上可谓深耕细耘，从2006年-2014年，一共组织过五次众议员访华，每次五人。副会长白丽娟（Jan Berris）女士公开表示，她希望这种访问能促使议员学会换位思考，理解“为什么中国做出这样的决策”。此外，还多次组织国会工作人员访华。每次访华都多少改变了访问者对中国的印象。英文《中国日报》称这类访问活动为“文化交流”，其间的“一切费用均来自中方的好意”。
川普政府当然感受到这种力量，估计经过这一轮之后，川普政府不会轻易触碰台湾问题。
“第四权力中心”的中国身影
所谓“第四权力中心”，是指对美国国际国内政策影响极大的“K街政治”。
美国首府华盛顿北部有一条由西向东、横贯华盛顿的K街，这条街上集中了大批智库、游说集团、公关公司和民间组织，每天有无数活动在此开展，并影响全球政治外交事务的变化。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大的游说公司逐渐搬离这里，位于前20的游说公司现在据说只剩一家还驻留K街，但K街政治的隐喻仍然沿袭下来。各国外交官都知道K街政治最接近华盛顿政治机器的心脏，被称为美国的“第四权力中心”。
游说行为被视为言论自由之一，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作为美国政治的另一面，游说已经成为美国大型企业与他国政府的一项必备固定投入。
首先，这是一个吸金行业。据美国政治观察网站（OpenSecrets.org）披露：从行业收入来看，1998年，游说行业费用为14.5亿美元，从业人员为10405人；2015年，行业收入为32.2亿美元，从业人员达11514人。《大西洋月刊》曾公布2015年的统计数据，称美国企业每年花在游说上的支出高达26亿美元，超过了美国国会每年的预算（众议院12亿美元、参议院8.6亿美元）。还有人算了一笔细账：2009年K街游说总收入34.7亿美元，而国会同年办公2668小时，平均每小时游说可入账130万美元。这种行业暴利，使许多曾经在美国政府担任要职的官员在卸任后纷纷加入游说公司，成为职业游说人。
中国早就从“老朋友”基辛格那里知道游说的好处，对“K街政治”从讥讽转变为主动利用，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通过“第四权力中心”展开游说。据美国公共诚信中心统计，从1998年至2004年，来自中国的游说费用累计422.53万美元。从2004年开始，这种游说扩大规模，驻美大使馆由公使衔参赞苏格领导的游说工作小组已有26人。中国驻美大使馆还和Hogan & Hartson与Jones Day两家公关公司长期合作，从事对美国政府、国会和智库等机构的游说工作。Jones Day的主要业务是在台湾、西藏、宗教自由和经贸汇率问题上向中国提供简报，并代为联络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与中国政府有合作关系的美国公关公司最多时曾达到8家。
中国列为游说成功的经典范例是2012年的联想游说。联想集团为了通过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并购审查，仅在2012年上半年就花费82万美元，聘请了三位前任美国国会助手、六家游说公司专门打通渠道。这些被联想聘用的游说者当中，包括老布什和福特总统任内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考克罗夫特。通过运用人脉优势，联想顺利通过了安全审查。
与“第三力量”之间的各种合作，被中方学者称之为“优雅地干预美国政治”。从克林顿总统时代开始，中美关系的美国决策，早就不是由总统的个人意愿决定，而是受制于上述几种政治势力组成的“第三力量”。无论是克林顿时期中美关系的低开高走、还是奥巴马时期的高开低走，“第三力量”对中美关系的主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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