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30 April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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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ision to integrate it. Images are seamlessly delivered 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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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成功的官场倾轧剧 —— 《人民的名义》的得与失
最近一个来月，一部反腐题材的电视连续剧《人民的名义》在国内热播，电视收视率夺冠，网上播放达数十亿次，创下国产电视剧收视奇迹。
走红总有走红的道理。在小鲜肉、小美女争奇斗艳，宫斗剧、抗日剧等各种烂剧充斥荧屏的国产剧市场，《人民的名义》的确不同凡响。这部剧一开场就把观众给雷到了，小官巨贪赵德汉的别墅里满墙、满床的人民币，一下子点燃了人们追剧的热情。随着剧情展开，故事场景从北京移到汉东，主要人物渐次登场，汉东官场复杂的人际关系——首长与秘书、师生与校友、一把手与班子成员、空降官员与本地官员、在职官员与退休官员、高官与富商、妻子与情人，盘根错节、相互勾连的帮派体系和裙带体系——被逐一呈现，堪称百科全书式的汉东官场写照。虽然中间部分节奏有些拖沓，废话、套话、啰嗦话过多，但“老戏骨”们演技出色，加之剧情跌宕起伏，颇有悬念，数条故事线索交织，戏剧冲突迭现，使得这部剧能够始终吸引观众的追剧热情。
《人民的名义》塑造了几个令人难忘的官场人物。被下属骗、被老婆坑的“背锅侠”达康书记率先成为网红，其犀利的言词、霸气的作风，连带他的水杯、双眼皮，都受到追捧。“达康”大概是达到小康之意，果然人如其名，他在剧中是一位奉行GDP主义、且政绩和毛病同样突出的改革闯将。据说李达康的原型是曾任宿迁市委书记、昆明市委书记的仇和（仇和已经被中纪委拿下了，但达康书记没事儿，据说按原著的意思，续集里的李达康会“黑化”）。这位霸气侧漏的省委常委兼市委书记满脑子都是GDP，早年因为GDP闹出了人命，是别人为他背了锅（不知道让别人背锅是不是也有“欺骗组织”、“违反政治规矩”之嫌），后来又因为GDP闹出了惊天动地的“群体性事件”，差点成了反腐运动的牺牲品。GDP蒙蔽了达康书记的双眼，使他对围绕在他身边和他家里的贪腐分子几乎完全没有警觉。副市长出了事，他怕影响光明峰项目的进度而反对立即抓捕；老婆出了事，他在老婆落网前的最后一刻补上了离婚手续，但网民们特别喜欢这位在GDP的泥坑里摸爬滚打却出污泥而不染的达康书记，还为他编写了“GDP之歌”，歌曰：“达康书记别低头，GDP会掉；达康书记不要哭，祁厅长会笑……”。
剧中的反派人物祁厅长、赵公子也因其鲜明的个性、生动的形象而圈粉无数。公安厅长祁同伟是《红与黑》里于连式的悲剧人物，穷家出身，但志向高远，虽才华出众、学业优秀，却因为被年长十岁的省政法委书记之女梁璐看上而倒了大霉，大学毕业后工作不顺、事业难成，情场失意、官场失败，差点死于非命。在缉毒枪战的生死关头，是“人民”救了他。在尝遍了拒绝高官女儿的苦果之后，他终于认清“改变命运的不是知识，而是权力”的残酷现实，不得不向梁璐下跪求婚，从此仕途亨通，却灵魂扭曲，走上贪腐滥权的不归路。祁厅长有卑贱、猥琐的一面，比如给省委书记的亲戚哭坟，到老检察长家里干粗活，有狠毒、无情的一面，比如谋杀有恩于自己的学弟陈海，也有“仗义”、“担当”的一面，比如替政治恩人高育良擦屁股，为情人高小琴谋幸福，给三亲六眷、家乡子弟安排工作（他妻子吐槽说“他恨不得把他们村里的野狗弄到公安局当警犬”），最后走投无路，饮弹自尽，也算是一种担当。祁同伟与高小琴都是苦出身，都受尽了权贵的折磨，都是借助权力得以出人头地，二人郎才女貌、“且爱且珍惜”的婚外情一点儿也不显得庸俗，当高小琴说出“你爱我的每一天，都是赚来的”，“你不是我的梯子，你是我的一切”时，倒是让人唏嘘动容。
前省委书记的公子赵瑞龙则把官二代的任性、纨绔子弟的顽劣表现得活灵活现、惟妙惟肖，出场一句“京州不允许有如此牛逼的人存在”，就令人拍案叫绝。他就是一个坏人，做坏事不需要任何理由，仅仅因为他是“赵家人”（不知道周梅森先生把这个早已有了其他含义的词汇用在剧中是不是别有深意），仅仅因为他被他父亲的权力惯坏了。
与达康书记、祁厅长、赵公子相比，大反派高育良的塑造则不太成功。这位行事谨慎、满嘴官腔、道貌岸然、好为人师的省委副书记曾经是优秀的法学教授，是祁同伟、侯亮平、陈海的授业恩师，也是“汉大帮”的帮主。他喜欢故作高深、卖弄学识，但是他的法学功底似乎并不扎实。他挂在嘴边的，一是“人民”话语，二是辩证法，三是中国史、明史、“万历十五年”，而关于宪法、宪政、法律体系、法治精神、司法体制、律师制度，从来没有听到这位法学教授出身的政法委书记说过哪怕一句有见识、有分量的话。育良书记讲到岳飞死于“莫须有”是因为“情商太低”、不得不死，却没有就此联系到人治与法治的区别，足见其所谓法学教授的身份水分有多大。高育良并不贪财，他其实挺冤枉的，倒在奸商精心设计的美人计之下，如此剧情，倒不如以衣俊卿为原型，把此人设定为专攻马列毛的党校（或社科院）前教授，或会更加合理一些。
《人民的名义》塑造得最不成功的是几位主要的正面角色和“人民”形象。侯亮平、沙瑞金、易学习是反腐英雄、廉政模范（此三人名字的最后一个字连起来是习金平，不知是否暗含颂圣之意），但作为戏剧形象，则显得性格呆板、行事单调、语言乏味、形貌刻板。他们完全没有几位反派人物那样直达人性深处的苦与痛、爱与欲、情与仇，没有典型人物身上应该有的独特的戏剧冲突元素，因而也就没有触及心灵、激发感情的力量。显见得，在塑造这几位正面人物时，编导为他们设定了某种政治品性并让人物僵化地受此限制，按政治公式来图解他们，因而在文学性、戏剧性方面便大打折扣了。侯亮平和妻子在床上还在谈工作，他干什么都是正气凛然，走到哪都是阳光灿烂，这样的戏剧人物，未免太无趣。沙瑞金更惨，无父无母无妻无子，无爱无恨无欲无求，就是一具伪装成活人的政治僵尸。和张丰毅配戏的不是秘书就是下属，他大可以一个表情从头演到尾，演技再好，也没地方用。
这部剧既然叫《人民的名义》，为了这个“名义”，编导设置了一些与整体剧情无关痛痒的多余人物，如郑西坡、郑胜利父子，一心把大龄女儿嫁出去的退休的吴法官，侯亮平家的小表妹，达康书记家的老保姆。其中，油腔滑调、“游走于法律边缘”的网民兼皮包公司老总郑胜利（郑乾）的角色与戏份纯属多余。编导设计此人，大概是为了与年轻的网民，与80后、90后主流电视观众拉近距离，补上该剧没有小鲜肉的缺憾，但这个人物过多的戏份打乱了剧情节奏，削弱了官场生活的主题，十足令人生厌。网上观众每每见到此人，便发出满屏“快进”、“滚蛋”的弹幕来驱赶。但是，尽管安排了这么多的多余人物，“人民”的形象在《人民的名义》中依然灰暗、薄弱，而且窝囊：蔡成功是个刁民，王文革是个暴民，扛过炸药包的老检察长陈岩石是个“老愤青”——如果不是借助他与省委书记沙瑞金的特殊关系，这位“人民”的化身与代言人也就没有任何为民请命的力量。如果剧中设置一两个维权律师的角色，或者设置一两个网上大爆猛料的反腐“黑客”角色，故事也许会更加好看，“人民”的群像也会更加丰满一些。
这部剧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人民”话语泛滥，官员们不管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是开会还是吃饭，动不动就要拿“党和人民”说事儿，其中贪官尤甚——赵德汉是第一个唱“人民经”的贪官，高育良是“人民经”唱得最响、调门最高的贪官。很多观众对此不以为然，讥讽说，“人民只是个名义”，我倒以为，这是编剧匠心所在，他或许就是要让观众产生“人民只是个名义”的观念，以此形成中共执政理念与官场贪腐现实之间的反讽。当然，“人民”说得太多了，着实令人厌烦。
这部剧除了正面人物的塑造有诸多瑕疵，更大的败笔则是对反腐破案的情节、事件、故事框架的处理。作为反腐剧，它对中共反腐运动的呈现基本上是不真实的。主角侯亮平是省检察院的反贪局长，而不是中纪委的巡视组长，这是剧情构建的一大败笔。众所周知，中共反腐体制一向以中纪委为主体，十八大以来还没有一只“老虎”不是靠中纪委而是靠地方司法系统的常规机制打下来的，对于反腐，地方检察院、反贪局恐怕连配角都算不上。侯亮平、陆亦可、季昌明们在荧屏上一本正经地办案、审讯、“突破”，这样的事情在现实中根本不可能发生。现实中的反腐案件，一切“突破”都是在“双规”中实现，检察院对中共官员的所谓审讯，不过是按照纪委的既定结论去补齐法律手续而已。所以，《人民的名义》对于中共反腐的整个叙事框架、戏剧场景，严格说来都是不合格、不真实的。
还有一些细节上的瑕疵，比如侯亮平与高小琴唱《智斗》，从接风宴、鸿门宴一直唱到审讯室。高小琴作为汉东商界名人、重大犯罪嫌疑人，检察院本该对她的身世、经历作深入调查。她是不是有个双胞胎姐妹，自可一查便知，但该剧为了保留戏剧悬念，偏偏要等到剧末通过审讯室里唱《智斗》来发现，这就演得太过了。
何清涟女士有一个评论很精彩：《人民的名义》展示的不是反腐，而是中国政治生态。笔者是戏剧门外汉，在此斗胆发一点评论：我认为，《人民的名义》对“人民公仆”的塑造胜过“人民”；对反面人物的刻画胜过正面人物；对官场生活的呈现胜过反腐叙事，所以，总的来说，这是一部基本成功的官场倾轧剧，而不是一部成功的反腐剧。
走红总有走红的道理。在小鲜肉、小美女争奇斗艳，宫斗剧、抗日剧等各种烂剧充斥荧屏的国产剧市场，《人民的名义》的确不同凡响。这部剧一开场就把观众给雷到了，小官巨贪赵德汉的别墅里满墙、满床的人民币，一下子点燃了人们追剧的热情。随着剧情展开，故事场景从北京移到汉东，主要人物渐次登场，汉东官场复杂的人际关系——首长与秘书、师生与校友、一把手与班子成员、空降官员与本地官员、在职官员与退休官员、高官与富商、妻子与情人，盘根错节、相互勾连的帮派体系和裙带体系——被逐一呈现，堪称百科全书式的汉东官场写照。虽然中间部分节奏有些拖沓，废话、套话、啰嗦话过多，但“老戏骨”们演技出色，加之剧情跌宕起伏，颇有悬念，数条故事线索交织，戏剧冲突迭现，使得这部剧能够始终吸引观众的追剧热情。
《人民的名义》塑造了几个令人难忘的官场人物。被下属骗、被老婆坑的“背锅侠”达康书记率先成为网红，其犀利的言词、霸气的作风，连带他的水杯、双眼皮，都受到追捧。“达康”大概是达到小康之意，果然人如其名，他在剧中是一位奉行GDP主义、且政绩和毛病同样突出的改革闯将。据说李达康的原型是曾任宿迁市委书记、昆明市委书记的仇和（仇和已经被中纪委拿下了，但达康书记没事儿，据说按原著的意思，续集里的李达康会“黑化”）。这位霸气侧漏的省委常委兼市委书记满脑子都是GDP，早年因为GDP闹出了人命，是别人为他背了锅（不知道让别人背锅是不是也有“欺骗组织”、“违反政治规矩”之嫌），后来又因为GDP闹出了惊天动地的“群体性事件”，差点成了反腐运动的牺牲品。GDP蒙蔽了达康书记的双眼，使他对围绕在他身边和他家里的贪腐分子几乎完全没有警觉。副市长出了事，他怕影响光明峰项目的进度而反对立即抓捕；老婆出了事，他在老婆落网前的最后一刻补上了离婚手续，但网民们特别喜欢这位在GDP的泥坑里摸爬滚打却出污泥而不染的达康书记，还为他编写了“GDP之歌”，歌曰：“达康书记别低头，GDP会掉；达康书记不要哭，祁厅长会笑……”。
剧中的反派人物祁厅长、赵公子也因其鲜明的个性、生动的形象而圈粉无数。公安厅长祁同伟是《红与黑》里于连式的悲剧人物，穷家出身，但志向高远，虽才华出众、学业优秀，却因为被年长十岁的省政法委书记之女梁璐看上而倒了大霉，大学毕业后工作不顺、事业难成，情场失意、官场失败，差点死于非命。在缉毒枪战的生死关头，是“人民”救了他。在尝遍了拒绝高官女儿的苦果之后，他终于认清“改变命运的不是知识，而是权力”的残酷现实，不得不向梁璐下跪求婚，从此仕途亨通，却灵魂扭曲，走上贪腐滥权的不归路。祁厅长有卑贱、猥琐的一面，比如给省委书记的亲戚哭坟，到老检察长家里干粗活，有狠毒、无情的一面，比如谋杀有恩于自己的学弟陈海，也有“仗义”、“担当”的一面，比如替政治恩人高育良擦屁股，为情人高小琴谋幸福，给三亲六眷、家乡子弟安排工作（他妻子吐槽说“他恨不得把他们村里的野狗弄到公安局当警犬”），最后走投无路，饮弹自尽，也算是一种担当。祁同伟与高小琴都是苦出身，都受尽了权贵的折磨，都是借助权力得以出人头地，二人郎才女貌、“且爱且珍惜”的婚外情一点儿也不显得庸俗，当高小琴说出“你爱我的每一天，都是赚来的”，“你不是我的梯子，你是我的一切”时，倒是让人唏嘘动容。
前省委书记的公子赵瑞龙则把官二代的任性、纨绔子弟的顽劣表现得活灵活现、惟妙惟肖，出场一句“京州不允许有如此牛逼的人存在”，就令人拍案叫绝。他就是一个坏人，做坏事不需要任何理由，仅仅因为他是“赵家人”（不知道周梅森先生把这个早已有了其他含义的词汇用在剧中是不是别有深意），仅仅因为他被他父亲的权力惯坏了。
与达康书记、祁厅长、赵公子相比，大反派高育良的塑造则不太成功。这位行事谨慎、满嘴官腔、道貌岸然、好为人师的省委副书记曾经是优秀的法学教授，是祁同伟、侯亮平、陈海的授业恩师，也是“汉大帮”的帮主。他喜欢故作高深、卖弄学识，但是他的法学功底似乎并不扎实。他挂在嘴边的，一是“人民”话语，二是辩证法，三是中国史、明史、“万历十五年”，而关于宪法、宪政、法律体系、法治精神、司法体制、律师制度，从来没有听到这位法学教授出身的政法委书记说过哪怕一句有见识、有分量的话。育良书记讲到岳飞死于“莫须有”是因为“情商太低”、不得不死，却没有就此联系到人治与法治的区别，足见其所谓法学教授的身份水分有多大。高育良并不贪财，他其实挺冤枉的，倒在奸商精心设计的美人计之下，如此剧情，倒不如以衣俊卿为原型，把此人设定为专攻马列毛的党校（或社科院）前教授，或会更加合理一些。
《人民的名义》塑造得最不成功的是几位主要的正面角色和“人民”形象。侯亮平、沙瑞金、易学习是反腐英雄、廉政模范（此三人名字的最后一个字连起来是习金平，不知是否暗含颂圣之意），但作为戏剧形象，则显得性格呆板、行事单调、语言乏味、形貌刻板。他们完全没有几位反派人物那样直达人性深处的苦与痛、爱与欲、情与仇，没有典型人物身上应该有的独特的戏剧冲突元素，因而也就没有触及心灵、激发感情的力量。显见得，在塑造这几位正面人物时，编导为他们设定了某种政治品性并让人物僵化地受此限制，按政治公式来图解他们，因而在文学性、戏剧性方面便大打折扣了。侯亮平和妻子在床上还在谈工作，他干什么都是正气凛然，走到哪都是阳光灿烂，这样的戏剧人物，未免太无趣。沙瑞金更惨，无父无母无妻无子，无爱无恨无欲无求，就是一具伪装成活人的政治僵尸。和张丰毅配戏的不是秘书就是下属，他大可以一个表情从头演到尾，演技再好，也没地方用。
这部剧既然叫《人民的名义》，为了这个“名义”，编导设置了一些与整体剧情无关痛痒的多余人物，如郑西坡、郑胜利父子，一心把大龄女儿嫁出去的退休的吴法官，侯亮平家的小表妹，达康书记家的老保姆。其中，油腔滑调、“游走于法律边缘”的网民兼皮包公司老总郑胜利（郑乾）的角色与戏份纯属多余。编导设计此人，大概是为了与年轻的网民，与80后、90后主流电视观众拉近距离，补上该剧没有小鲜肉的缺憾，但这个人物过多的戏份打乱了剧情节奏，削弱了官场生活的主题，十足令人生厌。网上观众每每见到此人，便发出满屏“快进”、“滚蛋”的弹幕来驱赶。但是，尽管安排了这么多的多余人物，“人民”的形象在《人民的名义》中依然灰暗、薄弱，而且窝囊：蔡成功是个刁民，王文革是个暴民，扛过炸药包的老检察长陈岩石是个“老愤青”——如果不是借助他与省委书记沙瑞金的特殊关系，这位“人民”的化身与代言人也就没有任何为民请命的力量。如果剧中设置一两个维权律师的角色，或者设置一两个网上大爆猛料的反腐“黑客”角色，故事也许会更加好看，“人民”的群像也会更加丰满一些。
这部剧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人民”话语泛滥，官员们不管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是开会还是吃饭，动不动就要拿“党和人民”说事儿，其中贪官尤甚——赵德汉是第一个唱“人民经”的贪官，高育良是“人民经”唱得最响、调门最高的贪官。很多观众对此不以为然，讥讽说，“人民只是个名义”，我倒以为，这是编剧匠心所在，他或许就是要让观众产生“人民只是个名义”的观念，以此形成中共执政理念与官场贪腐现实之间的反讽。当然，“人民”说得太多了，着实令人厌烦。
这部剧除了正面人物的塑造有诸多瑕疵，更大的败笔则是对反腐破案的情节、事件、故事框架的处理。作为反腐剧，它对中共反腐运动的呈现基本上是不真实的。主角侯亮平是省检察院的反贪局长，而不是中纪委的巡视组长，这是剧情构建的一大败笔。众所周知，中共反腐体制一向以中纪委为主体，十八大以来还没有一只“老虎”不是靠中纪委而是靠地方司法系统的常规机制打下来的，对于反腐，地方检察院、反贪局恐怕连配角都算不上。侯亮平、陆亦可、季昌明们在荧屏上一本正经地办案、审讯、“突破”，这样的事情在现实中根本不可能发生。现实中的反腐案件，一切“突破”都是在“双规”中实现，检察院对中共官员的所谓审讯，不过是按照纪委的既定结论去补齐法律手续而已。所以，《人民的名义》对于中共反腐的整个叙事框架、戏剧场景，严格说来都是不合格、不真实的。
还有一些细节上的瑕疵，比如侯亮平与高小琴唱《智斗》，从接风宴、鸿门宴一直唱到审讯室。高小琴作为汉东商界名人、重大犯罪嫌疑人，检察院本该对她的身世、经历作深入调查。她是不是有个双胞胎姐妹，自可一查便知，但该剧为了保留戏剧悬念，偏偏要等到剧末通过审讯室里唱《智斗》来发现，这就演得太过了。
何清涟女士有一个评论很精彩：《人民的名义》展示的不是反腐，而是中国政治生态。笔者是戏剧门外汉，在此斗胆发一点评论：我认为，《人民的名义》对“人民公仆”的塑造胜过“人民”；对反面人物的刻画胜过正面人物；对官场生活的呈现胜过反腐叙事，所以，总的来说，这是一部基本成功的官场倾轧剧，而不是一部成功的反腐剧。
Saturday, 29 April 2017
关于大学毕业后的几条路 胡适1932年演讲
这一两个星期里，各地的大学都有毕业的班次，都有很多的毕业生离开学校去开始他们的成人事业。学生的生活是一种享有特殊优待的生活，不妨幼稚一点，不妨吵吵闹闹，社会都能纵容他们，不肯严格的要他们负行为的责任。现在他们要撑起自己的肩膀来挑他们自己的担子了。在这个国难最紧急的年头，他们的担子真不轻！我们祝他们的成功，同时也不忍不依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赠与他们几句送行的赠言——虽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许作个防身的锦囊罢！
你们毕业之后，可走的路不出这几条：绝少数的人还可以在国内或国外的研究院继续作学术研究；少数的人可以寻着相当的职业；此外还有做官，办党，革命三条路；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业闲居了。第一条继续求学之路，我们可以不讨论。走其余几条路的人，都不能没有堕落的危险。堕落的方式很多，总括起来，约有这两大类：
第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求知识的欲望。你们到了实际社会里，往往所用非所学，往往所学全无用处，往往可以完全用不着学问，而一样可以胡乱混饭吃，混官做。在这种环境里，即使向来抱有求知识学问的决心的人，也不免心灰意懒，把求知的欲望渐渐冷淡下去。况且学问是要有相当的设备的；书籍，试验室，师友的切磋指导，闲暇的工夫，都不是一个平常要糊口养家的人所能容易办到的。没有做学问的环境，又谁能怪我们抛弃学问呢？
第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理想的人生的追求。少年人初次与冷酷的社会接触，容易感觉理想与事实相去太远，容易发生悲观和失望。多年怀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热诚，奋斗的勇气，到此时候，好像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渺小的个人在那强烈的社会炉火里，往往经不起长时期的烤炼就镕化了，一点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灭了。抱着改造社会的梦想而来，往往是弃甲曳兵而走，或者做了恶势力的俘虏。你在那俘虏牢狱里，回想那少年气壮时代的种种理想主义，好像都成了自误误人的迷梦！从此以后，你就甘心放弃理想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现成社会的顺民了。
要防御这两方面的堕落，一面要保持我们求知识的欲望，一面要保持我们对于理想人生的追求。有什么好法子呢？依我个人的观察和经验，有三种防身的药方是值得一试的。
第一个方子只有一句话：“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问题是知识学问的老祖宗；古今来一切知识的产生与积聚，都是因为要解答问题，——要解答实用上的困难或理论上的疑难。所谓“为知识而求知识”，其实也只是一种好奇心追求某种问题的解答，不过因为那种问题的性质不必是直接应用的，人们就觉得这是“无所为”的求知识了。我们出学校之后，离开了做学问的环境，如果没有一个两个值得解答的疑难问题在脑子里盘旋，就很难继续保持追求学问的热心。可是，如果你有了一个真有趣的问题天天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诱你去解决他，天天对你挑衅笑你无可奈他，——这时候，你就会同恋爱一个女子发了疯一样，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没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没钱也得撙衣节食去巴结她。没有书，你自会变卖家私去买书；没有仪器，你自会典押衣服去置办仪器；没有师友，你自会不远千里去寻师访友。你只要能时时有疑难问题来逼你用脑子，你自然会保持发展你对学问的兴趣，即使在最贫乏的智识环境中，你也会慢慢的聚起一个小图书馆来，或者设置起一所小试验室来。所以我说：第一要寻问题，脑子里没有问题之日，就是你的智识生活寿终正寝之时！古人说，“待文王而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试想葛理略（Galieo）和牛敦(Newton)有多少藏书？有多少仪器？他们不过是有问题而已。有了问题而后，他们自会造出仪器来解答他们的问题。没有问题的人们，关在图书馆里也不会用书，锁在试验室里也不会有什么发现。
第二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离开学校之后，大家总得寻个吃饭的职业。可是你寻得的职业未必就是你所学的，或者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学而实在和你的性情不想近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工作就往往成了苦工，就不感觉兴趣了。为糊口而作那种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工作，就很难保持求知的兴趣和生活的理想主义。最好的救济方法只有多多发展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与活动。一个人应该有他的职业，又应该有他的非职业的顽艺儿，可以叫做业余活动。凡一个人用他的闲暇来做的事业，都是他的业余活动。往往他的业余活动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因为一个人的前程往往会靠他怎样用他的闲暇时间。他用他的闲暇来打马将，他就成个赌徒；你用你的闲暇来做社会服务，你也许成个社会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闲暇去研究历史，你也许成个史学家。你的闲暇往往定你的终身。英国十九世纪的两个哲人，弥儿（J.S.Mill）终身做东印度公司的秘书，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在哲学上，经济学上，政治思想史上都占一个很高的位置；斯宾塞（Spencer）是一个测量工程师，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成为前世纪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个重镇。古来成大学问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善用他的闲暇时间的。特别在这个组织不健全的中国社会，职业不容易适合我们性情，我们要想生活不苦痛或不堕落，只有多方发展业余的兴趣，使我们的精神有所寄托，使我们的剩余精力有所施展。有了这种心爱的顽艺儿，你就做六个钟头的抹桌子工夫也不会感觉烦闷了，因为你知道，抹了六点钟的桌子之后，你可以回家去做你的化学研究，或画完你的大幅山水，或写你的小说戏曲，或继续你的历史考据，或做你的社会改革事业。你有了这种称心如意的活动，生活就不枯寂了，精神也就不会烦闷了。
第三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你总得有一点信心。”我们生当这个不幸的时代，眼中所见，耳中所闻，无非是叫我们悲观失望的。特别是在这个年头毕业的你们，眼见自己的国家民族沉沦到这步田地，眼看世界只是强权的世界，望极天边好像看不见一线的光明，——在这个年头不发狂自杀，已算是万幸了，怎么还能够希望保持一点内心的镇定和理想的信心呢？我要对你们说：这时候正是我们培养我们的信心的时候！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还有救。古人说：“信心（Faith）可以移山。”又说：“只要工夫深，生铁磨成绣花针。”你不信吗？当拿破仑的军队征服普鲁士占据柏林的时候，有一位穷教授叫做菲希特（Fichte）的，天天在讲堂上劝他的国人要有信心，要信仰他们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殊使命的，是必定要复兴的。菲希特死的时候（1814），谁也不能预料德意志统一帝国何时可以实现。然而不满五十年，新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居然实现了。
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铁律的。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我们要收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的新因。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这是我们今日应该有的信心。
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
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
佛典里有一句话：“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的丢了，我们也应该说：“功不唐捐！”没有一点努力是会白白的丢了的。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叶开花结果了！
你不信吗？法国被普鲁士打败之后，割了两省地，赔了五十万万佛郎的赔款。这时候有一位刻苦的科学家巴斯德（Pasteur）终日埋头在他的试验室里做他的化学试验和微菌学研究。他是一个最爱国的人，然而他深信只有科学可以救国。他用一生的精力证明了三个科学问题：（1）每一种发酵作用都是由于一种微菌的发展；（2）每一种传染病都是由于一种微菌在生物体中的发展；（3）传染病的微菌，在特殊的培养之下，可以减轻毒力，使它从病菌变成防病的药苗。——这三个问题，在表面上似乎都和救国大事业没有多大的关系。然而从第一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定出做醋酿酒的新法，使全国的酒醋业每年减除极大的损失。从第二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教全国的蚕丝业怎样选种防病，教全国的畜牧农家怎样防止牛羊瘟疫，又教全世界的医学界怎样注重消毒以减除外科手术的死亡率。从第三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发明了牲畜的脾热瘟的疗治药苗，每年替法国农家灭除了二千万佛郎的大损失；又发明了疯狗咬毒的治疗法，救济了无数的生命。所以英国的科学家赫胥黎（Huxley）在皇家学会里称颂巴斯德的功绩道：“法国给了德国五十万万佛郎的赔款，巴斯德先生一个人研究科学的成绩足够还清这一笔赔款了。”
巴斯德对于科学有绝大的信心，所以他在国家蒙奇辱大难的时候，终不肯抛弃他的显微镜与试验室。他绝不想他的显微镜底下能偿还五十万万佛郎的赔款，然而在他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他已收获了科学救国的奇迹了。
朋友们，在你最悲观最失望的时候，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你要深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你们毕业之后，可走的路不出这几条：绝少数的人还可以在国内或国外的研究院继续作学术研究；少数的人可以寻着相当的职业；此外还有做官，办党，革命三条路；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业闲居了。第一条继续求学之路，我们可以不讨论。走其余几条路的人，都不能没有堕落的危险。堕落的方式很多，总括起来，约有这两大类：
第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求知识的欲望。你们到了实际社会里，往往所用非所学，往往所学全无用处，往往可以完全用不着学问，而一样可以胡乱混饭吃，混官做。在这种环境里，即使向来抱有求知识学问的决心的人，也不免心灰意懒，把求知的欲望渐渐冷淡下去。况且学问是要有相当的设备的；书籍，试验室，师友的切磋指导，闲暇的工夫，都不是一个平常要糊口养家的人所能容易办到的。没有做学问的环境，又谁能怪我们抛弃学问呢？
第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理想的人生的追求。少年人初次与冷酷的社会接触，容易感觉理想与事实相去太远，容易发生悲观和失望。多年怀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热诚，奋斗的勇气，到此时候，好像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渺小的个人在那强烈的社会炉火里，往往经不起长时期的烤炼就镕化了，一点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灭了。抱着改造社会的梦想而来，往往是弃甲曳兵而走，或者做了恶势力的俘虏。你在那俘虏牢狱里，回想那少年气壮时代的种种理想主义，好像都成了自误误人的迷梦！从此以后，你就甘心放弃理想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现成社会的顺民了。
要防御这两方面的堕落，一面要保持我们求知识的欲望，一面要保持我们对于理想人生的追求。有什么好法子呢？依我个人的观察和经验，有三种防身的药方是值得一试的。
第一个方子只有一句话：“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问题是知识学问的老祖宗；古今来一切知识的产生与积聚，都是因为要解答问题，——要解答实用上的困难或理论上的疑难。所谓“为知识而求知识”，其实也只是一种好奇心追求某种问题的解答，不过因为那种问题的性质不必是直接应用的，人们就觉得这是“无所为”的求知识了。我们出学校之后，离开了做学问的环境，如果没有一个两个值得解答的疑难问题在脑子里盘旋，就很难继续保持追求学问的热心。可是，如果你有了一个真有趣的问题天天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诱你去解决他，天天对你挑衅笑你无可奈他，——这时候，你就会同恋爱一个女子发了疯一样，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没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没钱也得撙衣节食去巴结她。没有书，你自会变卖家私去买书；没有仪器，你自会典押衣服去置办仪器；没有师友，你自会不远千里去寻师访友。你只要能时时有疑难问题来逼你用脑子，你自然会保持发展你对学问的兴趣，即使在最贫乏的智识环境中，你也会慢慢的聚起一个小图书馆来，或者设置起一所小试验室来。所以我说：第一要寻问题，脑子里没有问题之日，就是你的智识生活寿终正寝之时！古人说，“待文王而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试想葛理略（Galieo）和牛敦(Newton)有多少藏书？有多少仪器？他们不过是有问题而已。有了问题而后，他们自会造出仪器来解答他们的问题。没有问题的人们，关在图书馆里也不会用书，锁在试验室里也不会有什么发现。
第二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离开学校之后，大家总得寻个吃饭的职业。可是你寻得的职业未必就是你所学的，或者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学而实在和你的性情不想近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工作就往往成了苦工，就不感觉兴趣了。为糊口而作那种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工作，就很难保持求知的兴趣和生活的理想主义。最好的救济方法只有多多发展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与活动。一个人应该有他的职业，又应该有他的非职业的顽艺儿，可以叫做业余活动。凡一个人用他的闲暇来做的事业，都是他的业余活动。往往他的业余活动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因为一个人的前程往往会靠他怎样用他的闲暇时间。他用他的闲暇来打马将，他就成个赌徒；你用你的闲暇来做社会服务，你也许成个社会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闲暇去研究历史，你也许成个史学家。你的闲暇往往定你的终身。英国十九世纪的两个哲人，弥儿（J.S.Mill）终身做东印度公司的秘书，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在哲学上，经济学上，政治思想史上都占一个很高的位置；斯宾塞（Spencer）是一个测量工程师，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成为前世纪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个重镇。古来成大学问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善用他的闲暇时间的。特别在这个组织不健全的中国社会，职业不容易适合我们性情，我们要想生活不苦痛或不堕落，只有多方发展业余的兴趣，使我们的精神有所寄托，使我们的剩余精力有所施展。有了这种心爱的顽艺儿，你就做六个钟头的抹桌子工夫也不会感觉烦闷了，因为你知道，抹了六点钟的桌子之后，你可以回家去做你的化学研究，或画完你的大幅山水，或写你的小说戏曲，或继续你的历史考据，或做你的社会改革事业。你有了这种称心如意的活动，生活就不枯寂了，精神也就不会烦闷了。
第三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你总得有一点信心。”我们生当这个不幸的时代，眼中所见，耳中所闻，无非是叫我们悲观失望的。特别是在这个年头毕业的你们，眼见自己的国家民族沉沦到这步田地，眼看世界只是强权的世界，望极天边好像看不见一线的光明，——在这个年头不发狂自杀，已算是万幸了，怎么还能够希望保持一点内心的镇定和理想的信心呢？我要对你们说：这时候正是我们培养我们的信心的时候！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还有救。古人说：“信心（Faith）可以移山。”又说：“只要工夫深，生铁磨成绣花针。”你不信吗？当拿破仑的军队征服普鲁士占据柏林的时候，有一位穷教授叫做菲希特（Fichte）的，天天在讲堂上劝他的国人要有信心，要信仰他们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殊使命的，是必定要复兴的。菲希特死的时候（1814），谁也不能预料德意志统一帝国何时可以实现。然而不满五十年，新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居然实现了。
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铁律的。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我们要收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的新因。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这是我们今日应该有的信心。
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
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
佛典里有一句话：“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的丢了，我们也应该说：“功不唐捐！”没有一点努力是会白白的丢了的。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叶开花结果了！
你不信吗？法国被普鲁士打败之后，割了两省地，赔了五十万万佛郎的赔款。这时候有一位刻苦的科学家巴斯德（Pasteur）终日埋头在他的试验室里做他的化学试验和微菌学研究。他是一个最爱国的人，然而他深信只有科学可以救国。他用一生的精力证明了三个科学问题：（1）每一种发酵作用都是由于一种微菌的发展；（2）每一种传染病都是由于一种微菌在生物体中的发展；（3）传染病的微菌，在特殊的培养之下，可以减轻毒力，使它从病菌变成防病的药苗。——这三个问题，在表面上似乎都和救国大事业没有多大的关系。然而从第一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定出做醋酿酒的新法，使全国的酒醋业每年减除极大的损失。从第二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教全国的蚕丝业怎样选种防病，教全国的畜牧农家怎样防止牛羊瘟疫，又教全世界的医学界怎样注重消毒以减除外科手术的死亡率。从第三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发明了牲畜的脾热瘟的疗治药苗，每年替法国农家灭除了二千万佛郎的大损失；又发明了疯狗咬毒的治疗法，救济了无数的生命。所以英国的科学家赫胥黎（Huxley）在皇家学会里称颂巴斯德的功绩道：“法国给了德国五十万万佛郎的赔款，巴斯德先生一个人研究科学的成绩足够还清这一笔赔款了。”
巴斯德对于科学有绝大的信心，所以他在国家蒙奇辱大难的时候，终不肯抛弃他的显微镜与试验室。他绝不想他的显微镜底下能偿还五十万万佛郎的赔款，然而在他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他已收获了科学救国的奇迹了。
朋友们，在你最悲观最失望的时候，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你要深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胡适经典语录 句句直戳今日现实
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书中说：“胡适之先生的了不起之处，便是他原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山宗师，但是经过五十年之考验，他既未流于偏激，亦未落伍。始终一贯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开风气之先，据杏坛之首；实事求是，表率群伦，把我们古老的文明，导向现代化之路。熟读近百年中国文化史，群贤互比，我还是觉得胡老师是当代第一人！”
【谈国家】
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在中国，做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是异常艰难的，但并非全无报酬。历史是一盆黄河水，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只要人们肯拿出足够的耐心，总归会看到清浊分明的那一天。
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社会，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
你要看一个国家的文明，只消考察三件事：第一看他们怎样待小孩子；第二看他们怎样待女人；第三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的时间。
【谈人生态度】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
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时要在有疑处不疑。
要有话说，方才说话。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
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反而损害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愿挨骂。
生命本没有意义，你要能给它什么意义，他就有什么意义。与其终日冥想人生有何意义，不如试用此生做点有意义的事。
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把自己铸造成了自由独立的人格，你自然会不知足，不满意现状，敢说老实话。
堕落的方式很多，总结起来，约有这两大类：第一条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求知识的欲望；第二条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理想的人生追求。
保险的意义，只是今天作明天的准备；生时作死时的准备；父母作儿女的准备；儿女幼时作儿女长大时的准备；如此而已。今天预备明天，这是真稳健；生时预备死时，这是真旷达；父母预备儿女，这是真慈爱。能做到这三步的人，才能算作是现代人。
【谈个人主义】
真正的个人主义指：一种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利害。
有人告诉你“牺牲你个人的自由去争取国家的自由”，可是我要告诉你”为个人争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争取个人的人格就是为社会争人格。真正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立起来的。
【谈中国教育】
中国的教育，不但不能救亡，简直可以亡国。中国并不是完全没有进步，不过惰性太大，向前三步又退回两步，所以到如今还是这个样子。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点主义。
【谈国家】
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在中国，做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是异常艰难的，但并非全无报酬。历史是一盆黄河水，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只要人们肯拿出足够的耐心，总归会看到清浊分明的那一天。
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社会，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
你要看一个国家的文明，只消考察三件事：第一看他们怎样待小孩子；第二看他们怎样待女人；第三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的时间。
【谈人生态度】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
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时要在有疑处不疑。
要有话说，方才说话。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
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反而损害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愿挨骂。
生命本没有意义，你要能给它什么意义，他就有什么意义。与其终日冥想人生有何意义，不如试用此生做点有意义的事。
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把自己铸造成了自由独立的人格，你自然会不知足，不满意现状，敢说老实话。
堕落的方式很多，总结起来，约有这两大类：第一条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求知识的欲望；第二条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理想的人生追求。
保险的意义，只是今天作明天的准备；生时作死时的准备；父母作儿女的准备；儿女幼时作儿女长大时的准备；如此而已。今天预备明天，这是真稳健；生时预备死时，这是真旷达；父母预备儿女，这是真慈爱。能做到这三步的人，才能算作是现代人。
【谈个人主义】
真正的个人主义指：一种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利害。
有人告诉你“牺牲你个人的自由去争取国家的自由”，可是我要告诉你”为个人争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争取个人的人格就是为社会争人格。真正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立起来的。
【谈中国教育】
中国的教育，不但不能救亡，简直可以亡国。中国并不是完全没有进步，不过惰性太大，向前三步又退回两步，所以到如今还是这个样子。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点主义。
胡适之最为得心应手的应该是撰写自由主义的政论
胡适之最为得心应手的，应该是撰写自由主义的政论。诸如矛头直指政府当局的《人权与约法》，质疑孙文军政训政宪政说的《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非议孙文行易知难说的《知难，行亦不易》，等等。胡适之的这一系列政论文章，不仅让专制政府十分尴尬，也揭穿了孙文挂羊头卖狗肉、以民主名义行专制独裁之实的真实面目。胡适之在政治上的敏锐，不仅为陈独秀望尘莫及，也让视自己杂文为匕首投枪的鲁迅相形失色。鲁迅批评起同类，或者说文化人，极尽刻薄之能事。真要他直面政府的专制和独裁，鲁迅皇顾左右而言他。鲁迅直面专制时的世故，恰好反衬出胡适的不畏强权和强暴。同样的置身于知识分子群体，鲁迅的尖酸刻薄，又对照出胡适的温文尔雅和宽容谦让。就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言，胡适既是当之无愧的领袖人物，又是最为可爱的凡夫俗子。
胡适之的这类自由主义政论，也成为后来毛泽东专制的鲜明对照。毛泽东为什么甫定天下就忙不迭地批判胡适？其根本原因在于，既无法面对胡适的自由主义政论，又难以直面胡适自由主义得以立足的生存环境。胡适在《人权与约法》中指名道姓地指斥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不过出声警告而已，蒋介石后来还不记前嫌地请胡适担任驻美大使。但胡适的《人权与约法》要是写在毛泽东时代，并且矛头直指毛泽东和共产党政府，还能做驻外大使么？恐怕只能跟林昭做难友了。至于胡适在文中为之仗义执言的安徽大学教授刘文典，公开冲撞了蒋介石，也不过坐了几天班房而已。此事了结后，刘文典教授照当，脾气依旧。刘教授身后，不仅站着胡适那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其不畏强权的个性，也让业师章太炎对他夸奖不已。这与其说是蒋介石专制比较软弱，不如说是新文化运动滋生的自由主义思潮，汹涌澎湃。而胡适之，乃是这股思潮的中流砥柱。
五四新文化运动，胡适之和陈独秀乃是双峰并峙的两大领袖。他们在学问上和思想上，并非是作足了充分的准备进入创建新文化的，而是一面开辟，一面自我完善。彼此都有各自的幼稚，彼此又一起激进过。但他们之于中国文化的贡献，不下于曾国藩李鸿章们之于中国社会现代化所立的功德。他们共同打破了一个非常可悲的局面：自先秦以来，中国人的思想没有任何长进，始终在原地踏步。作为革命家，陈独秀过于天真烂漫；作为学问家，胡适之不过笨鸟先飞；作为思想家，他们都是在依哑学语，蹒跚学步。但中国文化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性转折，就因为他们的这番折腾而赫然达成。不管后来的历史如何倒退，不管后来的文化如何被毛泽东推入濒临毁灭的绝境，陈独秀和胡适之开创的文化新时代，始终以其蓬勃而顽强的生命力，绵绵不断地存活的中国人前赴后继的努力之中。未来的中国现代文化，无论辉煌到什么程度，都可以追溯到这两位先驱者的草创。
胡适之的这类自由主义政论，也成为后来毛泽东专制的鲜明对照。毛泽东为什么甫定天下就忙不迭地批判胡适？其根本原因在于，既无法面对胡适的自由主义政论，又难以直面胡适自由主义得以立足的生存环境。胡适在《人权与约法》中指名道姓地指斥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不过出声警告而已，蒋介石后来还不记前嫌地请胡适担任驻美大使。但胡适的《人权与约法》要是写在毛泽东时代，并且矛头直指毛泽东和共产党政府，还能做驻外大使么？恐怕只能跟林昭做难友了。至于胡适在文中为之仗义执言的安徽大学教授刘文典，公开冲撞了蒋介石，也不过坐了几天班房而已。此事了结后，刘文典教授照当，脾气依旧。刘教授身后，不仅站着胡适那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其不畏强权的个性，也让业师章太炎对他夸奖不已。这与其说是蒋介石专制比较软弱，不如说是新文化运动滋生的自由主义思潮，汹涌澎湃。而胡适之，乃是这股思潮的中流砥柱。
五四新文化运动，胡适之和陈独秀乃是双峰并峙的两大领袖。他们在学问上和思想上，并非是作足了充分的准备进入创建新文化的，而是一面开辟，一面自我完善。彼此都有各自的幼稚，彼此又一起激进过。但他们之于中国文化的贡献，不下于曾国藩李鸿章们之于中国社会现代化所立的功德。他们共同打破了一个非常可悲的局面：自先秦以来，中国人的思想没有任何长进，始终在原地踏步。作为革命家，陈独秀过于天真烂漫；作为学问家，胡适之不过笨鸟先飞；作为思想家，他们都是在依哑学语，蹒跚学步。但中国文化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性转折，就因为他们的这番折腾而赫然达成。不管后来的历史如何倒退，不管后来的文化如何被毛泽东推入濒临毁灭的绝境，陈独秀和胡适之开创的文化新时代，始终以其蓬勃而顽强的生命力，绵绵不断地存活的中国人前赴后继的努力之中。未来的中国现代文化，无论辉煌到什么程度，都可以追溯到这两位先驱者的草创。
清华大学的“大师时代”
陈丹青作《国学研究院》，左起：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吴宓。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继而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其实，以钱氏的阅历和学识，问题的答案，他是心知肚明的。他的老师、清华大学故校长梅贻琦先生早在80年前就给出了响亮的回答——“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而民国时期的清华更以其辉煌的历史对“钱学森之问”做出了回应。
民国时期的清华大学是一个大师云集的人才高地，也是一个孕育大师的人才养成基地。当你翻开历史的那一页的时候，你自然就会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大师，什么才叫世界一流大学；你就会明白，清华大学的伟大与光荣在于她曾经是一个出大师的地方，而不在于她是一个出大官的地方。
一、这些大师中的大师设帐清华，以自己精深的学问、开阔的视野，严谨的治学态度，为清华，也为全国开创了融会中西、贯通古今的学术与教育传统。
清华大学的前身为清华学堂，始建于1911年。当初是清政府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1912 年更名为清华学校。为尝试人才的本地培养，1925 年设立大学部，同年开办研究院（国学门）；1928年始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
在1949年以后的国人心目中，清华一直是一所工科大学，以工科傲立于世，但历史上清华却是一所文理工完备的综合性大学，她最为自豪，也最为当时学界和世人所称道的则是她的国学研究院。
近代以来，欧风美雨汹涌东来，国内有心者常思融会中西，贯通古今，为中国新时代创造新文化。清华创办研究院，即是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内在要求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的体现。1925年，清华学校在成立大学部的同时，又增设了一个研究院，成为校内与大学部、旧制留美预备部并列的三个相对独立的教学单位之一。研究院第一年先设国学一科，拟再陆续添设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科目。但揆诸实际，研究院以国学一科贯其始终，因此，习惯上又称研究院为国学研究院。
清华研究院在短暂四年中，开创出一股研究国学的新风气，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研究院开创的优良传统，成为清华英才辈出的一个重要原因。
国学研究院对师资选择标准很高。研究院筹备处主任吴宓表示，“务敦请国内硕学重望”，且须具备三种资格：一、通知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二、具正确精密之科学的治学方法；三、稔悉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校长曹云祥开始时曾请教胡适如何创办国学门，并想请胡适来清华担任研究院导师，并主持研究院。胡适表示：“非一流学者，不配作研究院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胡适推荐的三人中，除章太炎推辞不就外，梁启超与王国维皆同意移教清华。之后，又陆续延聘了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等人。这些大师中的大师设帐清华，以自己精深的学问、开阔的视野，严谨的治学态度，为清华，也为全国开创了融会中西、贯通古今的学术与教育传统。
在这些大师中的大师中，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其影响不仅仅是学术上的，更重要的精神上的。也就是说，在清华，他们不仅仅是学术上的导师，更是精神上的导师。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饮冰室主人等，广东新会人。他曾是戊戌变法的领军人物，是中国近代“百科全书式”的巨人，对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等多个领域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当时，学术界公认“太炎为南方学术界的泰山，任公为北方学术界的北斗。”
梁启超和清华的渊源，可上溯至1914年。其时，清华建校刚刚3年多，提倡德、智、体三育并进和人格教育。作为文化名人，梁启超被请来校讲演，演讲题目为《君子》。演讲中他引《易经》中乾、坤二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来勉励清华学子们树立“完整人格”。他说：“乾象言君子自励，犹天之运行不息，不息有一暴十寒之弊。坤象言君子接物度量宽厚，犹大地之博，无所不载。”最后他联系清华实际说：“清华学子，荟中西鸿儒，集四方之俊秀，为师为友，相磋相磨。他年遨游海外，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会，促进我政治。所谓君子人者，非清华学子行将焉属！”他的演说对清华优良学风和校风的养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根据全校师生之意愿，学校即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字定为校训（亦称校箴）。
是年冬，梁启超因清华幽静而暂居清华园从事著述。梁在清华住工字厅西客厅，取名“还读轩”。梁氏与清华师生朝夕相处，“感情既深且厚”，“觉无限愉快”。期间，他在教职员及各级长、室长之座谈会上说：“清华学生除研究西学外，当研究国学；盖国学为立国之本，建功立业，尤非国学不为功。苟日专心于西学，而荒废国学，虽留美数十百年，返国后仍不足以有为也。”1922年2月，梁启超正式就聘为清华学校讲师。从此，他在清华的活动就进一步固定化，影响也更广泛起来了。这年夏，张君劢来清华讲演，反对科学人生观；丁文江则针锋相对，在《努力》上撰文为科学辩护，主张“打倒玄学鬼”，从而激起一场科学与玄学的笔战。梁启超先是站在外面观战，随后以“暂时局外中立人”的立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主要观点是：“关涉理论方面的事项绝对要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关涉感情方面的事项，绝对的超科学”：“人生问题有大部分是可以——而且必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却有一小部分——或者还是最重要的部分是超科学的”。这场论战，后来分成三大营垒：“科派”中有丁文江、陈独秀、胡适等，“玄派”中有张君劢、张东荪等，持调和态度的则以梁启超为代表。有人评价这次论战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最光荣最伟大之一役，影响于后世中国思想界颇大”。其中梁氏的立场和观点更是深深地影响了清华。1921年及1922年，梁应北京、天津、南京、上海等地各大学及教育团体之请，讲演关于中国文化、学术问题不下两百次，其所到之处，“学子景从，风气大开。”
梁启超学识广博，冠以群论，而且能言善辩，盛名远播。或以为其必倨傲自负，实则不然。例如当时学界谈及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他与王国维究竟谁居首席，看法不一。但他自己则公开向学生表示：“教授方面，以王静安先生为最难得。其专精之学，在今日几为绝学，而其所谦称未尝研究者，亦且高我十倍。加以脑筋灵敏，精神忠实，方法精明，而自己又极谦虚，此诚国内有数之学者。故我个人亦深以得与先生共处为幸。”
梁氏这样表示，固然是谦虚，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清华国学研究院另一位导师王国维的分量。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近代著名的学术大师。通晓日、英与德文，对康德、尼采哲学素有研究，在历史、考古、文学、美学、戏曲、音韵、古文字和西北地理等多种学科中，作出了一系列划时代的贡献，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郭沫若高度评价“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他的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金文的研究、汉晋竹简和封泥的研究，都是划时代的工作。”在他的著作中，仅仅一部篇幅不长的《人间词话》，就压到了不少大师级的学者。如朱光潜在《诗的隐与显——关于王静安的〈人间词话〉的几点意见》一文中说：“近二三十年来，就我个人所读过的来说，似以王静安先生的《人间词话》为最精到。”王攸欣则在《选择、接受与疏离——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美学比较研究》一书中说：“王国维寥寥几万字的《人间词话》和《红楼梦评论》，比朱光潜洋洋几百万字的体系建树在美学史上更有地位。”
王国维来清华之前，曾在北京大学执教，因不满北京大学国学门的某些做法，半年前刚辞去北大的职务。他本无意应聘清华，但吴宓代表清华国学院亲自登门相请，表现出来的诚意让他大受感动。在他看来，这不仅是对其个人人格的尊重，更是对整个传统文化的尊重。因此，他决定接受聘请。因为他曾当过满清逊帝溥仪的老师，所以在应允来清华之前，王还特地赴天津面见溥仪，得溥仪首肯后才做出最终决定。因此，王国维来清华是“面奉谕旨命就清华学校研究院之聘”的。
王国维性格淡泊，不喜欢与人交游。来清华后，学校请他任研究院院长，但他以无意行政事务为由坚辞，只任专职教授。在清华，除了讲书授课以外，他一般不主动跟学生谈话。从来都是上完课就走，回到自己的西院住所，钻进自己的书房研究学术。但是如果有学生登门拜访或致函，不管是求教或是辩论，从来都是一律接待，不分老幼尊卑，而且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曾有当时东南大学的学生特意赴京向其求教，就住在他的家里。在他看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不应有门户之见，所以不管是不是自己的门下弟子，他都有问必答。讲课之时，遇到某些问题，他常以“这个问题我不懂”一语带过。语言学家王力当年曾师从王国维，起初不理解为什么先生常说“我不懂”，后来才慢慢体会到，其实，王国维说的“不懂”，并非真的不懂，课后有学生问及他说“不懂”的地方，他都能说出自己的见解。他之所以在课堂说“不懂”，一是出于立言的谨慎，他认为自己的见解尚未考虑成熟，不宜做结论；二是出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以此鼓励学生去探索和研究尚未定论的问题。王力对王国维这种严肃、认真、谦逊、务实的治学态度十分敬佩。
王国维对清华，特别是对中国知识界的最大影响是他的投湖自杀。因为曾是清废帝溥仪的师傅，溥仪对他一直很敬重，而在王的心中，他们之间仍然是君与臣的关系，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中国古文化传统中的“士”。1924年，冯玉祥率军进京派人把溥仪逐出皇宫，王国维不离溥仪左右，内心颇受震荡。作为一个“士”，他的忠君思想未曾改变过。即便溥仪手无寸权，丧家逃难之时，他也始终跟随，矢志不渝。而且他始终留着辫子，无论在清华园，还是出入北大，即使激进的学子也无人敢剪掉他的辫子。因为他有一种威严在身——知识和身份的威慑力。在清华，他维持了从1925年起到1927年止仅仅两年零三个月的学术生命，但在两年的时间里，他培养了一批大师级别的弟子。1927年6月1日，研究院36名学生毕业，在举行叙别宴会时，他默默无语。当日夜里，他在扇叶上题写了陈宝深《落花诗》。吴宓在《空轩诗话》里说“以落花明示王先生殒身之志”。第二天，他于西郊颐和园沉入昆明湖，给中国文化留下了一个沉重的话题。
王氏死后，其自杀原因，众说纷纭，各执一词。梁启超在给他的女儿的信中谈到王自杀的动机时说：“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有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
但这方面以清华国学院的另一位导师陈寅恪的说法最为权威，影响也最大。
陈寅恪（1890－1969），江西省义宁州（今修水县）人，生于湖南长沙。陈氏是中国现代甚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在清华的百年历史上，他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并称为清华四大哲人，又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一起并称为清华四大国学导师。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之公子，教授之教授”。在世界各国游学期间，掌握了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言，尤以梵文和巴利文见长。当时的清华大学研究院主任吴宓称之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在清华，陈氏首先以“三无学人”身份与“三不讲”的治学精神，成为当时清华和中国学界传诵一时的传奇人物。
清华国学研究所开办时，当时留学德国三十五岁的陈寅恪在国内属无名望、无著作、无学位的“三无”学人，但最后却与声望卓著的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聘为国学院四大导师。当年梁启超向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曹问：“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也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生气地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寅恪）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陈寅恪游学海外近三十年，先后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士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等著名学府，却未曾拿一个学位。他的侄子陈封雄曾问他：“您在国外留学十几年，为什么没有得个博士学位？”陈寅恪回答：“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后来，陈封雄向自己的姑夫俞大维（曾任国民政府国防部长）提起此事，俞说：“寅恪的想法是对的，所以是大学问家。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学位，但我的学问不如他。”
到清华以后，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在清华大学开设语文、历史和佛教研究等课程。哲学专家冯友兰，当时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已经是学界泰斗一级的人物了，可每当陈寅恪上《中国哲学史》课时，冯友兰总是恭敬地陪陈寅恪从教员休息室走出来，静静地坐在教室里听他讲课。陈氏讲课，从清华始，即奉行“三不讲”主义：“书上有的不讲，别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讲过的也不讲”。他因此而被称为“三不讲”教授。
然则，陈氏对于清华乃至中国文化，其价值和影响也主要不在学问（尽管在这一方面许多名教授也难以望其项背），而在于他和王国维一起以生命写出了中国士人的风骨，为现代中国留下了最后一代中国士人的穿越历史的绝响。
王国维去世后，陈曾作七古长篇《王观堂词序挽词》，在其序言中有云：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处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之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至于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辩。”
王死后两年的忌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师生立“王静安先生纪念碑”，陈寅恪撰写碑文云：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而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从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成为中国学人共同的精神指向。
1948年，陈寅恪在解放军的隆隆枪炮声中离开了清华园，同胡适一起到了南京，但最终没有去台湾，而是选择留在了中山大学。1953年11月，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副院长李四光函请他担任中古历史研究所所长，他复信提出条件称：“我绝不反对现在的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于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习政治。”“我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该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有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
1967年，陈寅恪于文革中悲怆离世。
这就是中国的“士”：砥砺气节，淡泊明志，独立特行，坚守原则，宠辱不惊，精于治学，不阿附于权贵，不为人利用。王国维如此，陈寅恪亦如此。与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相比，他们也许不能算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但他们之间在灵魂深处应该是相通的。
清华国学研究院应当是早期清华傲然于世的最亮眼的名片。研究院共招生四届，毕业74人，其中徐中舒、姜亮夫、王力、吴其昌、姚名达、高亨、陆侃如、刘节、刘盼遂、谢国桢、贺麟、张荫麟、罗根泽、周传儒、蒋天枢等等，日后都成为我国20世纪人文学术的中坚力量。但这些人虽然也称得上是大师，但已经没有他们当年的几位导师的文化重量了。再如清华其他文科教授冯友兰，及后来的闻一多、朱自清、钱钟书、吴晗等，虽然在某些方面也有可圈点之处，但也都不具文化典范意义。
二、无论是作为科学家还是教育家，无论是人格还是学术，叶企孙和熊庆来所达到的高度是一个世界的高度。他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无言地回答了钱学森之问。在他们之后，无论是清华还是中国，都不再有高度。
由于对自然科学长期隔膜，所以我对科学家总是找不到感觉，即使对清华人津津乐道的李政道、杨振宁这样的出身清华的大科学家，也缺乏研究的兴趣。但是，当我接触到下面这个人的事迹时，却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动，而且哽咽得气都喘不过来。
这个人是叶企孙。
叶企孙（1898—1977），上海人。中国卓越的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中国科学史事业的开拓者。这样的结语当然难以给人留下印象，但当你看过下面这个长长的名单，自然就会掂量出这个人的分量。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大会，隆重表彰研制“两弹一星”的功臣，共有23位科学家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勋章”。分别是：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其中王淦昌、赵九章、钱三强、王大珩、彭桓武、屠守锷、邓稼先、朱光亚等最著名的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都是叶企孙曾亲自指导过的学生。而周光召、程开甲、钱骥、于敏等，则是叶企孙的学生的学生。
与叶企孙有直接关系的还有华罗庚、杨振宁、李政道等人。
195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时，第一批数理化学部学部委员（院士）中半数以上都来自叶企孙领导下的清华大学理学院的毕业生和教师，其中就有鼎鼎大名的数字家华罗庚。众所周知，华罗庚出身贫寒，只有初中学历，但他刻苦钻研数论，自学成才。1929年被清华数学系熊庆来教授发现，又经叶企孙批准，从小县城调到清华数学系资料室当职员，边工作边旁听大学课程。1931年，叶企孙在日本数学刊物上看到华罗庚写的数学论文，很是欣赏。在教授会上力排众议说：“清华出了个华罗庚是好事，不要为资历所限制。”最后，作为理学院院长和校务委员的叶企孙拍板决定，破格提升华为教员，并让他讲授大学微积分课。从此，华罗庚脱颖而出。1936年，叶企孙又派华罗庚去英国剑桥大学深造，终成国际知名的数学家。
1957年，两位留美华人杨振宁，李政道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名单上。这两位能到美国留学，也与叶企孙有关。杨振宁1942年从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后，随即考取了王竹溪教授的研究生。王是清华物理系1933级毕业生，后去英国剑桥大学留学，是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随后，杨又考取了留美公费生。李政道原先在浙江大学物理系读书，1944年转到西南联大。由于他年少聪敏，给叶企孙留下好印象，当1946 年联大有两个公费留学名额时，叶就想到了他，并推荐成功。
此外，在美国科学院和工程科学院中有二三十位华裔院士，最早当选的两位院士都是清华物理系的毕业生。毕业于1933年的林家翘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也是毕业于1933年的戴振铎当选为美国工程科学院院士。1948年，美国编撰百年来科学大事记，入选的中国科学家仅两位：彭桓武，王淦昌，又是清华毕业生，也都是叶企孙的弟子！
直接或间接地培养出这么多的大师级的科学家，不但在中国，即使在全世界，也绝无仅有。
叶企孙能在短短二三十年的时间内取得如此骄人的业绩，不但对他本人，即使在中国科学发展史上，都是一个奇迹。奇迹的产生是东西方文化在他身上完美结合的结果。
叶企孙生在上海，父亲是旧式文人，让他从小就开始读经史子集。他幼年已经以君子“慎独”之道要求自己，修身自省，对跟朋友之间“因小故而致‘割席’”之事也写在笔下：“一时之忿，至今思之，犹有隐痛。”或许基于这样的精神底色，他终其一生都保持温润如玉的君子之风。
1915年，他在清华上学的时候，组织成立了清华校史上的第一个学生团体-——科学会。他当时不过17岁，拟订的会员守则是：（一）不谈宗教，（二）不谈政治，（三）宗旨忌远，（四）议论忌高，（五）切实求学，（六）切实做事。
1918年，他留学美国，后来在哈佛读博士，导师是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布里奇曼。他的第一个研究课题，是用X射线短波极限法精确测定基本作用量子h值。实验结果，在美国《科学院院报》和《光学学会学报上》发表，很快被国际科学界公认为当时最精确的h值。这一数值被国际物理学界沿用达16年之久。这一年他23岁。
他27岁回国入清华执教，执教之严，人所共知。他的课给李政道的分数只是83分。他允许这位学生不听自己的课，“因为你看的参考书比我的更高明”，但是“你的实验做的不认真，要扣去25分”。他是清华物理系系主任，作为系主任，他把聘任第一流学者到清华任教列为头等大事。从1926年到1937年，他先后为物理系和理学院聘来了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黄子卿、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等一批学者。吴有训当时还是一个刚到校的普通教师，资历年纪都不如他，但他把吴有训的工资定得比自己还高。1934年，他引荐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物理系系主任一职；四年后，他又力主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理学院院长一职，而他，那时正当盛年。
他对学生们说：“我教书不好，对不住你们。可是有一点对得住你们的就是，我请来教你们的先生个个都比我强。”
1929年，他在一篇叫《中国科学界之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文章里说：“有人怀疑中国民族不适宜研究科学，我觉得这些论调都没有根据。中国在最近期内方明白研究科学的重要，我们还没有经过长时期的试验，还不能说我们缺少研究科学的能力。惟有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去做学研究，五十年后再下断语。诸君要知道，没有自然科学的民族，决不能在现代立脚得住。”他认为，凡是出人才的地方，必然是科学文化最盛行、科学土壤最肥沃、科学气氛最浓厚之地。比如德国的慕尼黑和美国的芝加哥等。所以，他不光要栽种，还要培土。于是，他在1929年又组建了清华理学院，其中包括算学、物理、化学、生物、心理、地学6系。他想让清华成为中国的科学研究中心，以求中国之学术独立，以求中国科学之昌盛。
早年的清华隶属北洋政府，实行的是校长个人专权，校长多为官员政客。1927年，清华成立教授会和评议会，“教授治校”由此开始。第二年，他当选评议员，当时他不满30岁。“教授治校”，说白了就是拒绝外行进入学校管理层，把不懂科学、不知学术、不谙教育的人扫地出门，以保障高等院校的民主办学、教育独立、学者和学生的思想自由，从而激发创造力。从1929年至1931年的两年间，清华没有官方委任的校长，而纯粹由教授会代表全体教授治校。
他终身未娶，唯与学生亲厚。王淦昌回忆道：“我和叶先生是同时进清华，他当先生，我当学生。叶先生非常关心学生，我经济困难没钱回家，叶先生就给我钱让我回家。”在清华如此，到北大后他仍是视学生如子女。60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国家为了照顾著名学者，给他们“特供”一些牛奶，叶企孙也是其中之一。但是，当他看到自己所教班级的学生有人患浮肿时，就把自己的牛奶一定让这学生喝下去，他说：“我没有什么可以帮助你们的，这点牛奶你们一定要喝下去。”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1949年之后就被边缘化了。1953年高等院校大调整，他离开清华到了北大。1968，他已经70岁，因为他的学生熊大缜的事，涉嫌“国民党C.C特务团”被捕。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1938年，还在清华读书的熊大缜突然对他说要去中共领导的冀中抗日根据地抗日。他明知熊在河北没有熟人可以依靠，又没有政治经验，但是国难当头，他只能送他去。1939年，国共关系恶化，熊大缜被疑心是国民党特务，遭秘密逮捕，在没有调查核实，没有经过法定程序的情况下，在押送途中被用石块砸死。从平津来冀中参加抗日的知识分子将近百人受到株连。几十年后，叶企孙也因此而受到牵连。
他在狱中一年半。看过提审纪录的黄延复说，他所有的话，其实只有一句：“我是科学家，我是老实的，我不说假话”。之后他由红卫兵组织隔离审查。之后他再次入狱，出来的时候，已身患重病，小便失禁，双腿肿胀难以站立，整个身子弓成九十度。
当时的中关村一带，有不少人都看过他，他穿着一双帮裂头缺的破棉鞋，有时到一家小摊上，向摊主伸手索要一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嚼。如果遇到学生模样的人，便伸手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
后来他已经渐渐恢复一些神智。有一次钱三强在中关村的马路上碰到他，一看到老师，钱马上跑上去打招呼。老师一看到他来了，马上就说，你赶快离开我，赶快躲开，以后你见到我，再也不要理我了，躲我远远的。钱三强当时为二机部的副部长，负责原子弹工程。他深知老师的用意——“他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最忌讳同那些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来往的，他生怕钱三强因此遭到一些不幸。”
他的侄子说他从没对任何人讲过自己的悲惨，“他的看法好像是世界上和历史上冤枉的事情很多，没有必要感叹自己的人生”。
1977年1月13日，他带着一身的污水离开了人世，直至80年代，始获昭雪。但是，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这样一个当年代表清华科学高度的大师的大师，当现在的清华想要为他塑像之时，清华园内竟然有人用流氓无赖的下流话说：“你们要为这个人造像，我就尿它”。
谈到清华园当年那些大师的大师，让我肃然起敬的还有一代数学宗师熊庆来。
熊庆来是与华罗庚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近代“戊戌变法”后，国家废科举，一些有识之士办学堂，开始传播西方的科学文化，并兴起留学潮。到“五四”时期，一批学子从国外留学回国，把西方科学移植到中国，为今天中国的科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熊庆来便是其中杰出的一员。他于1921年从法国留学归来，即将近代数学引进中国，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数学系（当时称算学系），培养了大量的数学人才。他是中国现代数学辛勤的开拓者。
数学家熊庆来一生有两种身份，一是数学家，二是教育家。作为数学家，他的函数论研究成果被誉为“熊氏无穷极”（即“熊氏定理”），并载入世界数学史册。作为教育家，他培养了华罗庚、严济慈、赵忠尧、陈省身、许宝禄、庄圻泰、钱三强等一大批优秀数学家、物理学家，使民国年间的数理研究达到国际水平；而对于国家而言，教育家的熊庆来的贡献要更为伟大，也更有意义。
1926年，清华学校改办大学，聘请熊庆来前来创办算学系。他在任清华算学系系主任的9年间，培养了一大批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优秀人才。有人说：“中国的数学家约有一半出自清华算学系。”
著名的物理学家钱三强、赵九章、彭恒武都是熊庆来在清华任教时的学生。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法国《世界报》载文评述，谈起钱三强的贡献时，还特别指出他是熊庆来的学生。
熊庆来在代理清华学院院长时，还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数学研究机构-——清华算学系研究部，他是指导老师之一。蜚声当代数学界的美籍大数学家陈省身，就是当时该部的研究生。
1931年，熊庆来代表中国出席在瑞土苏黎世召开的世界数学会议。这是中国代表第一次出席国际数学会议。会议结束后，熊庆来利用清华规定的五年一次的例假，前往巴黎专攻函数论，于1933年获得法国国家理科博土学位，他定义的无穷级被国际上称为“熊氏无穷级”，载人了世界数学史册。
1934年，他返回清华，仍任算学系主任。翌年，他聘请法国数学家H·阿达玛和美国数学家、控制论的奠基人N·魏纳到清华讲学，为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开拓视野，帮助他们提高研究能力。当时的研究生陈省身、吴大猷、庄圻泰、施样林、段学复等人，后来都成为著名学者。熊庆来在晚年回顾说：“平生引以为幸者，每得与当时英才聚于一堂，因之我的教学工作颇受其鼓舞。”
熊庆来在清华执教9年，在这期间，他最为人称道的是他对华罗庚的发现、提携和培养。他与华罗庚的师生缘是教育也是科学史上的永恒的经典。
华罗庚是饮誉世界的数学家，是中国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安函数论等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国际上以华氏命名的数学科研成果就有“华氏定理”、“怀依—华不等式”、“华氏不等式”、“普劳威尔—加当华定理”、“华氏算子”、“华—王方法”等多种。著名数学家劳埃尔·熊菲尔德说：“他的研究范围之广，堪称为世界上名列前茅的数学家之一。受到他直接影响的人也许比受历史上任何数学家直接影响的人都多”；他的名字在多家美国著名博物馆中与少数经典数学家并列在一起。他没有取得博士学位，但被选为美国科学院国外院士，联邦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在国内，他被誉为“中国数学之神”、“中国现代数学之父”，还被认为是中国计算机界的两位功勋科学家之一。
可是，幼年的华罗庚学习成绩并不好，有时数学还考不及格。初中毕业后，因家境贫寒，无力继续学业。于是，回到家乡，一面帮助父亲在杂货店里干活，一面继续钻研数学。1930年春，他的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在上海《科学》杂志上发表，立即引起当时在清华大学数学系任主任的熊庆来的注意和重视。熊问周围同事：“这个华罗庚是哪国留学生？”恰好有江苏籍教员在场，忽然想起其弟有个小同乡名叫华罗庚，便说道：“这个华罗庚哪里上过什么大学，他只念过初中，听说在金坛中学当事务员。”熊庆来惊奇不已，当即作出决定：“这个年轻人应该请他到清华来！”这年，华罗庚只有19岁，并且得了严重的伤寒症，落下了终身残疾，走路都要借助手杖。
在清华，华罗庚得到熊庆来的直接指导，并可随意听教授们的课，同时又有条件潜心钻研，可谓“如鱼得水”。一年之后他被任为助教，再一年后升为讲师，又两年后成为文化基金会研究员。1936年，经熊庆来和理学院院长叶企苏的推荐，华罗庚登上北去的列车，横穿西伯利亚，跨越英吉利海峡，前往英国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他在剑桥的两年中，把全部精力用于研究数学理论中的难题，不愿为申请博士学位浪费时间。他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国际数学界的注意，逐步成为了世界数学界顶尖的学者。
熊庆来于1937年离开清华，出任云南大学校长；1949年以后因为参加国际会议而客居海外，后来周恩来派华罗庚把他请了回来。1957 年6月从法国返回北京以后，被安排在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工作。1966年“文革”开始以后，熊庆来和华罗庚都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斗。据熊先生的孙女熊有德回忆说：“爷爷的一个学生是‘造反派’小分队队长。奶奶陪爷爷去参加批斗会，会场上的标语是批判‘华熊黑线’。当人们喊‘揪出反动权威华罗庚’时，华罗庚先生站了起来。开始时爷爷坐着听人们斗华罗庚，后来他们高喊着‘把熊庆来揪上来’，爷爷就自己颤颤抖抖地上去，站不稳，有好心人给他搬了一把椅子，他没坐。华先生就过来扶着他，但他自己也站不稳，还是奶奶上去扶着爷爷。忽然，一个‘造反派’上来摘掉了爷爷胸前的毛主席像章。爷爷看着周围似熟悉又不熟悉的脸，感到一阵隐痛，难道当年他不顾一切回到祖国就是为了这个？奶奶给我讲了这个经过，她也没有讲是谁这样恩将仇报。”
熊有德还说：当时她爷爷听完奶奶的话以后，只说了八个字：“学生有错，先生有责”。
1969年2月3日，熊庆来在深夜中去世，享年76岁。当时还是“专政对象”的华罗庚听到这个消息后，曾向当时中科院的革命委员会申请前去吊唁。等到批准以后，熊庆来的遗体已经送到火葬场。于是他匆匆赶到火葬场，走进停尸间，一时无法认出恩师，便动手挨个掀开盖在一具具尸体上的白布，终于见到了熊庆来先生。面对骨瘦如柴的先生的遗体，华罗庚放声大哭……
后来华罗庚对熊有德说：“没想到你爷爷，那个当年赫赫有名的数学家，会死得那么惨。躺在一大堆尸体中间，没有花圈，也没有追悼会。”
“文革”结束以后，华罗庚发表《哭迪师》一诗，痛悼恩师，其中有句云：“恶莫恶于除根计，痛莫痛于不敢啼”，悲愤之情，尽在其中。
无论是作为科学家还是教育家，无论是人格还是学术，叶企孙和熊庆来所达到的高度是一个世界的高度。他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无言地回答了钱学森之问。在他们之后，无论是清华还是中国，都不再有高度。
20世纪上半叶，国内局势风云变幻，动荡不安，学生运动遍及全国。其中清华大学的学生运动特别活跃，学生们经常干的一个活就是驱赶校长，清华大学的校长因此当得相当狼狈，长则三五年，短则一两年，其中任期最短的只有两个月。然而，梅贻琦在清华做了17年校长，任何时期，清华学生喊出的口号都是“拥护梅校长”；在成千上万人的心目中（尤其是清华校友），梅贻琦就是清华，清华就是梅贻琦。
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天津人。20世纪中国伟大的教育家之一。早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南开学校，为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的高足。1909年考上庚子赔款清华第一期赴美留学生，入麻省伍斯特理工学院学习电机工程专业。1914年毕业回国，翌年即入清华，担任教学和教务长等多种职务。1931年出任清华校长，此后一直到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在他的领导下，清华得以在十年之间从一所虽有名气，但并无全面的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而跻身于国内名牌大学之列。欧美曾有著名大学校长在1941年清华建校30周年时以“西土一千年，中邦三十载”一语称誉当时的清华。梅贻琦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但他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却并无兴趣。他一生献身于教育，成功地长校清华，以自己的人格而非国民党的党格塑造了清华的校格，确立了清华的精神和学术高度，以及清华在国内和国际学林中的地位。
梅贻琦留给后人最著名，影响最为深远的办学理念就是他的“大师论”。“大师论”是他1931年12月3日向已经10个多月没有校长的清华学生发表的就职演讲中提出的：
“我希望清华今后仍然保持它的特殊地位，不使坠落。……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们的智识，固有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inspiration。但是这样的好教授，决不是一朝一夕所可罗致的。我们只有随时随地留意延揽而已。同时对于在校的教授，我们应该尊敬，这也是招致的一法。”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一句，即众所周知的“大师论”。“大师论”是梅贻琦教育思想中最核心的理念。他强调，“学术的造诣，是不能以数量计较的。我们要向高深研究的方向去做，必须有两个必备的条件，其一是设备，其二是教授。设备这一层比较容易办到，我们只要有钱，而且肯把钱用在这方面，就不难办到。可是教授就难了。”对于老师，他要求不单要能“以己之专长之特科知识为明晰讲授”，而且要为学生的“自谋修养、意志锻炼和情绪裁节”树立楷模，使“从游之学子无形中有所取法”。
在这一办学思想的引导下，清华大学的教师中可谓大师云集，人才辈出。在教师阵容中，既有早就海内外闻名的前辈大师，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吴宓、潘光旦、叶企孙、熊庆来、顾毓琇、吴有训、冯友兰等，也有新生代的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费孝通、陈省身、钱钟书、华罗庚、钱三强、钱伟长等。
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先生回忆，在清华大学梅贻琦主政的西南联大时期，他刚入学那年（1939年），学校来了三位年轻老师，才28岁，都是正教授。这三人都刚刚回国，一个名叫钱钟书，一个名叫华罗庚，一个叫许宝騄。钱钟书、华罗庚是大家所熟悉的。许宝騄是研究统计学的，是世界级权威数学家，后来在北大数学系。1936年许宝騄考取了赴英留学，在伦敦大学统计系学习数理统计，攻读博士学位。1938年许宝騄共发表了3篇论文，因成绩优异，研究工作突出，第一个被破格用统计实习的口试来代替学业成绩，并于1938年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这种不唯学历，不唯资历，只凭真才实学，照样可以当教授的用人理念，在梅校长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而身为校长，他给自己的定为则是，他的工作只是帮人搬搬凳子而已。
梅贻琦重视大师，其最终目的还在通过为师者的表率作用，成就学生。他在《大学一解》一文中，对于师者的表率作用更作出了形象的解读：“古者学子从师受业，谓之从游”，“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共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即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上文提及的华罗庚的最初成才，即是“从游”于熊庆来等大师的结果。
“通才教育”和“人格教育”是梅贻琦教育思想的另一基本观点。他认为，大学阶段的培养目标是“通才”，而非“专才”，“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就大学培养通才的重要性，梅贻琦在多种场合，费尽笔墨予以论述。其中还列举这样一个亲身经历的例子，那就是他在美国工科大学读书期间，一位此前上过文科的同班同学，虽然工科专业不比同学出色，但其他知识与见解远在同学之上。时间是最好的见证。10年后，当别的同学还在当技师和工程师时，“他已经做到美国一个最大电业公司的分厂主任，成为电工业界的一个领袖”。针对当时教育“只重专才，不重通才；重实科不重文理”的严重功利倾向，他指出大学应着眼于在知、情、志三个方面对学生进行人格的全面培养，主张对学生进行“智、德、体、美、群、劳”的“全人格”的教育和熏陶，以造就为国家服务的真正人才。
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是梅贻琦一生倡导和力行的基本管理原则。他心仪蔡元培先生，尤其推许蔡先生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他在日记中写道：“……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
著名民主斗士闻一多先生，性情率真。1937年抗战开始，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1943年后，因目睹国民政府腐败，奋然而起，积极参加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经常拍案大骂国民党，大骂蒋介石。梅贻琦深知闻先生的秉性，对于闻的一些“过激”言论，亦有微词：“一多实一理想革命家，其见解、言论可以煽动，未必切实际，难免为阴谋者利用耳。”1946年4月15日，在西南联大即将结束使命之际，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校友会上“开谩骂之端”。梅贻琦对此也很不满意，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下午昆明联大校友会有‘话别’会……会中由闻一多开谩骂之端，起而继之者亦即把持该会者，对于学校大肆批评，对于教授横加污辱。果何居心必欲如此乎？民主自由之意义被此辈玷污矣。然学校之将来更可虑也。”
但是，当政府当局暗示西南联大解聘闻一多等数名激进教授时，梅贻琦却根本不予理睬。1946年6月，梅赴南京，蒋介石约见，与他谈大学复校问题。蒋问：“下年校中办法如何？”梅答：“仍当注重学术研究风气之恢复，倘使教授们生活得安定，研究设备得充实，则研究工作定更有进展。”随后梅主动提到清华教授中有少数言论行动实有不当，但多数同人深不以为然，将来由同人自相规劝纠正，谅不致有多大影响。他解释说，此数人以往在学术上颇有成绩，最近之举动当系一时之冲动，故极希望能于规劝之中使其自行觉悟，则其后来结果必更好。梅继续解释，此数人之如此或尚有一原因，即其家属众多或时有病人，生活特困难，而彼等又不欲效他人所为在外兼事，于是愁闷积于胸中，一旦发泄，火气更大。这一番入情入理的分析，得到了蒋介石的认同，蒋频频点头说，“生活问题实甚重要。”随后，梅向蒋提出提高教授待遇，改善生活水平的建议。此事足以见出梅先生的包容之心和处事智慧。
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当学生与政府发生对立时，往往都站在学生一方，以保护学生为己任，认为这是坚守“教育独立”、“思想学术自由”的应有之义。身为国民党中央委员的梅贻琦也是这样。1935年底，日寇压境，华北危急，以抗日救亡为主题，以清华学生为主体的“一二·九”运动的大幕随之拉开。学生运动引起了当局的紧张，他们想方设法阻挠运动的蔓延。一天，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派了军队到清华清查，士兵们声明有命令不用枪弹。有些同学知道后，竟抢了他们的枪枝，扣留了他们领队的团长，打翻了运输的车辆，一时群情激愤……护校的组织应运而生，俨然以清华园为堡垒，大有长久对抗的意思，并集合同学以扩大声势。事态因而激化。当天晚上，竟有一师军力的部队，荷枪实弹，并附有大刀队，进入校园。学生中的负责人早已溜了。当时同学们手拉着手，以示团结，但是敌不过大刀的威力。结果二十名左右的同学被捕了，大都是无辜的。事情发生后，梅先生极为沉痛，他告诫同学：“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责任心，昨天早上你们英雄式的演出，将人家派来的官长吊了起来，你不讲理，人家更可不讲理，晚上来势太大，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是不能退避的……你们还逞强称英雄的话，我很难了。不过今后如果你们能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护学术上的独立。”
作为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梅贻琦行事有着极强的规则意识。在规则面前无所通融，无论是谁。在今人看来，近乎不通人情。1938年，奉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命令，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组西南联合大学，迁往昆明，当时的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在人财物等方面给了西南联大最大的支持。有一天，龙云特地来拜访梅贻琦，说孩子没有考取联大附中，请求破例录取。梅贻琦留龙云吃饭，并请联大教务长潘光旦作陪。席间，梅贻琦先生请潘光旦派老师晚上辅导龙云的孩子，等明年再考，并且言明老师的家教费得由龙主席支付。对别人坚守规矩，对自己的子侄更不例外。当年，梅贻琦的侄子梅祖武、小女儿梅祖芬都报考过清华，结果，因为成绩不合格，一个去了北洋大学北京分部（即后来的北京大学工学院），一个去了燕京大学。他做了那么多年的清华大学校长，没有录取过一个“自己人”；他曾嘱咐秘书和有关招生的老师，凡要求破例录取的信件，不必转给他本人，一律按规定办事。
在梅祖芬考清华的1946年，还有两位名教授的女儿报考清华大学落榜了。她们一个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系主任梁思成的女儿梁再冰，一个就是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系主任冯友兰的女儿冯钟璞。
梅贻琦的规则意识表现在自己身上，就是廉洁自律，公私分明。他可以以私奉公，但决不会化公为私。20世纪30年代初，梅贻琦刚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就主动放弃前任校长享受的免交电话费、免费雇家庭帮工、免费拉两吨煤等几项“特权”。抗战之初，梅贻琦刚到昆明，就退掉司机，将个人使用的小汽车拿来公用。他外出有公务，近则步行，远则搭蒋梦麟或别人的车。1939年以后，昆明物价飞涨，师生基本生活极难维持，梅贻琦向国民政府教育部申请了一些补助金，有给老师的，有给学生的。梅贻琦的4个子女都在联大读书，他却不让妻子领取补助金。其实，梅贻琦一家也过得非常清苦，他一个月的工资只能维持一家人半个月的生活，其妻子不得不做些糕点外卖以补家用。1942年，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费正清来昆明，拜访联大的金岳霖、张奚若、钱端升等人，梅贻琦请其吃饭，本来完全可以用公款报销，他却为费正清举办家宴，一顿饭花了不下1000元，而他当时的月薪不足600元。1962年，梅贻琦在台湾去世，旁边的人打开他病中一直携带的一个箱子，里面全是清华基金的数目，一笔一笔，分毫不爽。
1948年底，梅贻琦仓促南渡，离开北京去美国管理清华基金，以资助中华学人完成学业和研究事业。1955年，他应邀赴台湾创办清华大学原子科学研究所（新竹清华大学前身），直至1962年生命最后一刻。198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李远哲的研究生学业即完成于该所。
梅贻琦离开大陆，直接原因是因为支撑学校运转的庚子赔款当时在美国，如果不去美国，那钱也就没了。可是很多年后，据说在一次与朋友的谈话中，他说自己如果留下，结果会是要么被打成反革命，要么成为傀儡，两者都非其所愿。所以，他最终把他心中的清华带去了台湾。
四、不是结语的结语
1952年，在全面苏化的基本国策的规定下，以欧美教育为范本建立起来的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体系被苏联高等教育体制所彻底颠覆。经过苏化的高等教育院系大调整，清华大学被阉割成为一所工学院。同年底，一二·九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蒋南翔回到他的母校水木清华主政，并发表“就职演说”：“清华大学当前迫切任务就是要深入教育改革，破除英美资产阶级的旧教育传统，逐步地把自己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型工业大学”，而“党的领导是胜利完成教育改革的关键。”破除旧教育传统，对于清华而言，潜台词就是批判并且抛弃梅贻琦老校长的教育独立之原则和自由民主之精神。大概，梅贻琦做梦也没有想到，是蒋南翔这位当年整天策划学潮的职业学生，成了系统摧毁清华的传统和精神的杀手。
蒋南翔主掌清华，提出的培养目标就是又红又专——“一是听话，二是出活”的“工程师”。从此，清华成了技术官僚——“红色工程师的摇篮”。
围绕培养目标问题，时任清华副校长的钱伟长提出质疑，并展开了激烈争论。争论的结果是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钱伟长被打成右派，从此蒙受了22年的苦难。文革中，56岁的科学家钱伟长当上了炉前工，国家科学规划的主要执笔人变成了技术革新能手。而蒋南翔则把清华进而将大陆所有高等学府都变成了党的“驯服工具”。这一结果也间接地回答了“钱学森之问”。
2010年11月13日凌晨，为迎接百年校庆，修缮中的清华大学标志性建筑——百年清华学堂失火。学堂东面的尖顶被烧光，里面的木制结构也烧得空空如也。据现场保安说，学堂大约三分之一已经被烧没了。清华学堂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里面是木制结构，这里在过去的几十年间都曾是清华学生们每年开学的报到登记的地方。
2011年清华百年校庆，中共高规格纪念，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但是，毕业于清华大学，曾为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担任翻译的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原所长资中筠在收到请帖后，断然拒绝出席清华百年校庆。她说，已经不认同现在的清华，清华就像一个大官，非常势利，向权力和财力聚集。而中国名牌大学招天下英才而毁之，伤天害理。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作者: 余杰
台湾新竹的清华大学是我去过次数最多的一所台湾的大学，它也是由“永远的校长”梅贻琦奠定“校格”的大学。新竹清华与北京清华同名而殊途：北京的清华大学虽拥有清华建校时的旧址，有清华园工字厅，有美丽的荷塘月色，却早已沦为“又红又专”的“准党校”，是中国最官僚化、最体制化的大学，跟习近平、胡锦涛、朱镕基等丑恶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而新竹清华则具有昔日清华全盛时代的自由精神和批判意识，在近年来搅动台湾社会的多次学运和社运当中，清大的学生与老师常常冲锋陷阵在最前面。
台大有“傅园”（傅斯年墓），清大有“梅园”（梅贻琦墓），两者如双子星座、交相辉映。每次我到新竹清华讲课，都会抽空去一趟梅园，缅怀梅贻琦这位谦卑低调却刚直不阿的基督徒知识分子。有一次，一位来自中国、在清大做访问学者的的朋友陪我一道去梅园，我们一路上谈论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腐败黑幕，他身在其中更是见多识广、感到痛心疾首。今天中国的大学不再是清水衙门、一片净土，而是肥水横流、争权夺利。大学有了大楼，却没了大师，更没了像梅贻琦这样人格伟大的大学校长。
校长的任务就是给师生端茶送水
1949年，国民政府败退台湾，梅贻琦赴美管理清华庚款基金。他只有一间办公室，聘了一位兼职助理。他给自己定的薪水为300元，与庚款资助的在美留学生的标准一样，只能勉强维生，妻子还需外出打工。政府觉得过意不去，让他将薪水提高为1500元，他不同意，“薪水是我自己定的，我不情愿改”。
随后，梅贻琦回台湾就任百废待兴的清华大学的校长，从无到有地在新竹建立了一所新清华。他不认为大学校长是一名高高在上的官员，他说：“校长的任务就是给教授搬搬椅子，端端茶水。”研究生班招生，68岁高龄的梅贻琦亲自打字、抄写蜡版、油印考卷、检齐装封、监考、阅卷、登记分数，事必躬亲、一丝不苟。他招收的第一届研究生共15人，而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远哲为清大的第三届研究生。
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积劳成疾，病逝于台大医院。过世后，秘书迅速将其随身手提包封存。后来，当着众人启封时发现，其中并无遗嘱或遗产，全是清华基金的逐条账目，每一笔都记载得清清楚楚。
沿着清大校园的主干道往里走，可直抵十八尖山东麓，那里就是梅贻琦长眠的“梅园”。梅园入口处竖立着一块石碑，上刻“梅园”二字，下方有于右任的落款。“梅园”类似一座小丘陵，从低处向上攀登之时，可以发现两旁坡地种满梅树。冬天时，梅树开花如白雪片片、霜白耀眼，不禁让人想起“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之诗句；春天时，树上则长满青色的梅子，又让人想起“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之诗句。
“梅园”包括梅贻琦墓地、梅林、月涵亭、梅亭等景观，人文与自然景观在此水乳交融。
梅贻琦将一生都贡献给清华大学，他在1941年曾言：“自1909年应母校第一次留美考试，被派赴美，自此，即与清华发生关系，受清华多方栽培。32年来从未间断，以谓‘生斯长斯，吾爱吾庐’之喻，琦于清华，正复如此。”他长眠于此，每日看到青春年少的学子们晨读或跑步，有书声琅琅、欢歌笑语相伴，该是何等惬意与欣慰。
“梅亭”采取西式现代主义建筑风格，是双曲拋物线的混凝土薄壳结构，有如两扇打开的贝壳，跟中国传统的亭子的样式迥异。亭子的两翼部分离地不高，可以轻松攀登。清大校园里却盛传，学生如果爬上亭子跳来跳去，每跳一次，就会“当掉”一科，所以大家不敢在此造次。可见，梅校长的严格与严肃，多年后仍然让学生敬畏有加。
再往上走，可看到“月涵亭”，以梅贻琦之字“月涵”为名，是燕京大学前校长、梅贻琦的弟弟梅贻宝等22位清华校友，为纪念梅贻琦逝世15周年而赠。月涵亭地板正中间刻着清大校徽，亭上圆顶有回音壁功能，能制造回音效果，人站在正中央发出声响即有此体验。
梅贻琦的墓地与一般中国人的坟墓景观完全不同：并没有一个如同《红楼梦》中所说的“土馒头”那样的坟包，而是一个方型大理石平台。有人据此认为这可能是衣冠冢，其实梅贻琦的遗体就葬在其中。虽无台大傅园典雅庄严的希腊古典建筑荫蔽，但在树木的掩映之下，一切显得那么简洁、质朴、落落大方，正与梅贻琦朴实无华的性格和基督徒的身份相称。
园内建有两座墓碑，一座正面是蒋介石手书的挽额“勋昭作育”四字，背面为国民政府之褒扬令。另一座正面是罗家伦题写的“梅校长贻琦博士之墓”，背面则是梅贻琦的老友、北大校长蒋梦麟所撰之碑文。
我猜想，梅贻琦未必喜欢老蒋的题字以及政府褒扬令之类的表面文章，他倒是与罗家伦和蒋梦麟两位教育界的老友心心相印。蒋梦麟在碑文中特别回顾了在西南联大与梅贻琦共事的经历，以及梅贻琦对清华和西南联大的巨大贡献：
“先生于民国前3年考取第一批清华留美学生，攻读电机工程，开我国近代实科与科学研究之先河。归国以后，历任清华大学教授、物理系主任、校长等职，前后凡48年。春风所被，育材甚众。对日抗战期间，北京、清华、南开三大学联合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迁校昆明，三校校长共任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当时余任北大校长，得与先生共事。先生以年最少，尝自谓年少者当多任事，故其负校务责任独多。先生雍容中道，温恭谦让，择善固执两者兼有，当国势动荡之秋，学府思想复杂，内部冲突自所难免，而联大师生得以协调，校务因以日进者，先生之力居多。迨抗战终了，三校复校平津时，先生又独任调度之责。”
最后，蒋梦麟对梅贻琦有一番盖棺论定的评语：“凡可促进我国科学教育之发展者，无不竭诚以赴。一生尽瘁学术，垂50年，对于国家服务之久，贡献之多，于此可见。其学养毅力，尤足为后生学子模楷。因立碑以志其实。”梅贻琦当得起这样的赞誉。
梅贻琦为何不受左倾思潮的诱惑？
梅贻琦的一生，与胡适、傅斯年、蒋梦麟等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样，在国共两大政治势力的夹缝及外敌的侵略中，试图在文化教育领域为中国探索一条复兴之路。最后，第三条道路走不通，他们不得不在“两个烂苹果”中选择“相对不坏”的那一个。
1945年11月5日，梅贻琦与清华教授闻一多、潘光旦、吴宓等人谈话。梅语重心长地说：“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但颇怀疑；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蔡孑民先生相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可惜，其他三人都未能听进去。闻、潘两人相当左倾，闻因激烈批判国民党，不久即死于国民党特务的暗杀；潘则留在中国大陆，逃不过历次严酷的政治运动，在文革中被红卫兵凌虐而死。吴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却亦有左倾思想，拒绝到台大任文学院院长的邀请，留在中国大陆，亦在文革中被批斗致死。
对于1940年代知识分子普遍左倾的思潮，梅贻琦自有一番个人化的观察和思考。1946年6月25日，梅贻琦受蒋介石接见，特别谈及联大教授左倾的原因，“余谓此数人之如此或尚有一原因，即其家属众多或时有病人，生活特困难，而彼等又不欲效他人所为在外兼事，于是愁闷积于胸中，一旦发泄，火气更大”。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国民政府未能让知识分子安居乐业，是其失去人心的第一步。梅贻琦藉此机会向蒋介石建言，希望国民政府增加教育经费、提高教授待遇。然而，蒋的心思并不在教育上。那时，梅贻琦隐约预感到国民党的统治不稳，当面问蒋：“主席看北方局面，是否可无问题？”蒋回答说：“吾们不能说一定，或者不致有大问题。”蒋之回答言不由衷、欲说还休，实际上东北局势已经糜烂而不可收拾了。梅在日记中记载：“（蒋）言时笑容可掬，其或笑余之憨，余亦故为此问也。”
梅贻琦最初出任北京清华大学校长，即实行教授治校，后来任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主席，继续主张学术自由与教授治校，对于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多采应付了事。但他对共产党在大学利用职业学生，将学生运动变成“运动学生”，更不以为然。1948年冬，尽管有学生张贴海报并结队至校长办公室和住宅请愿，要求校长不要跟随国民党南撤，但梅贻琦还是顶着解放军围城的炮火南下，抵南京转上海赴香港，再由法国到美国，直至“归骨于田横之岛”。梅贻琦的一名友人问他为何不留在中国大陆，他回答说：“我若留在大陆，只有两种可能的出路，一是当傀儡，一是当反革命。这两者都不是我愿意作的，所以必须离开。”无独有偶，鲁迅也曾经说过，若活到共产党掌权，他的下场也只有两个：“识大体、不作声”，或“进监狱，继续写”。
1950年代，梅贻琦留在中国的儿子梅祖彦写信劝父母回去，梅贻琦在1957年3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看祖彦、祖强来信数封，述彼等结婚后情形，并有盼娘先回大陆，则父亲亦就容易回去之语。傻孩子们，终不明了乃父为什么不想回去！一言以蔽之，吾不能相信共产党，此意在彼等处在北平特作点缀的场面里，如何能体验，如何能了解！但望共党将来改变‘百花齐放’而为‘百叶清除’时，他们不受波折，便是幸运矣。”他真有先知般的洞见，果不出其所料，共产党很快就将帮助党整风的“大鸣大放”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为“反右”运动，毛泽东恬不知耻地称之为“阳谋”，数十万知识分子一夜之间沦为劳改营中的囚徒。
梅贻琦厌恶共产党“好话所尽，坏事做绝”的作为，对蒋介石政权亦非愚忠到底。1949年，国民政府退守台湾，一败涂地的蒋介石考虑运用清华的庚款基金从事“反攻大陆”的事业，在美国的梅贻琦坚持基金应用于教育文化，故而迟迟不愿赴台。1955年，中华民国与美国签订“中美合作研究原子能和平用途协定”，梅贻琦于同年11月返台，择定新竹赤土崎为校址，运用清华基金办理清华复校、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他后来升任教育部长，但他对国民党当局的种种作为并不认同。他虽然不曾公开批评白色恐怖政策，但在肃杀的政治氛围中，主动赠书给软禁中的、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清华校友孙立人，这一举动足以显示他的价值取向和人品。
我的学生就是我的子弟，我的子弟就是我的学生
坐在山丘上的月涵亭中，清风徐来。我不禁想起梅贻琦在战争的硝烟中说过的一段话：“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吾们相信，不就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地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人校友‘敢告无罪’。”由于中国大陆局势丕变，他未能将清华这条船开回清华园，却在宝岛台湾重建了第二个清华大学，如果从学术自由、教育独立的层面衡量，新竹清大才是货真价实的清大。
曾任教清华的叶公超说过，梅贻琦处理事情有三大特点“慢、稳、刚”，如果没有这三种品质，他又怎能在新竹的荒郊野外凭空创建一所综合性大学？傅斯年将北大传统嫁接到台大，遗留在北京的北京大学如今精气神全面溃败；与之相似，梅贻琦像母鸡一样孵出第二个蛋，终于在新竹破壳而出、茁壮成长。1931年，梅贻琦在清华的就职演说中说：“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哪里有大师，哪里就是清华园；哪里有学生和学术研究的空间，哪里就是梅贻琦的故国。
梅贻琦将学术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等诸多自由视为一个统一体，他梦想中的大学是这样的：“大学教育，‘无所不思’之中，必有一部分为不合时宜之思，其‘无所不言’之中，亦必有一部分为不合时宜之言，亦正惟其所思考所言，不尽和时宜，乃或合于将来，而新文化之因素胥于是生，进步之机缘，胥于是启，而新民之大业，亦胥于是奠其基矣。”他虽不同意左派学生的观点，却竭力保护其言论自由和人身安全。1935年，清华学生与军警发生冲突，军警要冲入校抓人，梅贻琦几经斡旋，以向军警交出一份错误名单了事。一方面是军警的压力，另一方面是左派学生的捣乱，他为之心力交瘁，但总算实现了没有一个学生被捕的承诺——他曾以校长的身份向学生们保证：“如果你们能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护学术上的独立。”
如果清华大学能坚持梅贻琦的传统，它就是一所伟大的大学。在台湾民主化的过程中，清大功不可没：1984年，台湾的大学中的第一个人文社会科学院在清大成立；1986年，清大结合教授与地方居民力量，共同为化工厂污染事件发起抗争，促成新竹市防治协会的成立；1991年，调查局因独台会事件，未知会学校闯入学生宿舍逮捕学生，引发“520”学运。
近年来，清大校方日渐保守化，校长亦多为没有价值坚守的学术官僚。2012年末，清大校方为陈为廷“顶撞”教育部长的“不礼貌”事件发表“道歉启事”，学生团体基进笔记社于12月5日前往梅园“祭梅”，以此表达对校方的抗议与批判。学生们在声明中指出：“清大校方未正视大学生应当固守对批判态度与社会实践精神，仓促的在媒体众口铄金的不实道歉中，大学精神死了，那种应当具有的批判精神，追求真理，社会实践的大学精神死了。于是我们来到梅园，向梅校长致上最深的歉意。”学者陈端桦指出，梅园由此成为“清华校内抱持不同价值观的群体所进行的意义诠释与道德竞争”的象征性地标。
梅园很小，其面积比不上很多社区中心的一小块绿地；然而，梅园也很大，其象征的学术自由精神正是清大的“校格”所在。
台大有“傅园”（傅斯年墓），清大有“梅园”（梅贻琦墓），两者如双子星座、交相辉映。每次我到新竹清华讲课，都会抽空去一趟梅园，缅怀梅贻琦这位谦卑低调却刚直不阿的基督徒知识分子。有一次，一位来自中国、在清大做访问学者的的朋友陪我一道去梅园，我们一路上谈论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腐败黑幕，他身在其中更是见多识广、感到痛心疾首。今天中国的大学不再是清水衙门、一片净土，而是肥水横流、争权夺利。大学有了大楼，却没了大师，更没了像梅贻琦这样人格伟大的大学校长。
校长的任务就是给师生端茶送水
1949年，国民政府败退台湾，梅贻琦赴美管理清华庚款基金。他只有一间办公室，聘了一位兼职助理。他给自己定的薪水为300元，与庚款资助的在美留学生的标准一样，只能勉强维生，妻子还需外出打工。政府觉得过意不去，让他将薪水提高为1500元，他不同意，“薪水是我自己定的，我不情愿改”。
随后，梅贻琦回台湾就任百废待兴的清华大学的校长，从无到有地在新竹建立了一所新清华。他不认为大学校长是一名高高在上的官员，他说：“校长的任务就是给教授搬搬椅子，端端茶水。”研究生班招生，68岁高龄的梅贻琦亲自打字、抄写蜡版、油印考卷、检齐装封、监考、阅卷、登记分数，事必躬亲、一丝不苟。他招收的第一届研究生共15人，而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远哲为清大的第三届研究生。
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积劳成疾，病逝于台大医院。过世后，秘书迅速将其随身手提包封存。后来，当着众人启封时发现，其中并无遗嘱或遗产，全是清华基金的逐条账目，每一笔都记载得清清楚楚。
沿着清大校园的主干道往里走，可直抵十八尖山东麓，那里就是梅贻琦长眠的“梅园”。梅园入口处竖立着一块石碑，上刻“梅园”二字，下方有于右任的落款。“梅园”类似一座小丘陵，从低处向上攀登之时，可以发现两旁坡地种满梅树。冬天时，梅树开花如白雪片片、霜白耀眼，不禁让人想起“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之诗句；春天时，树上则长满青色的梅子，又让人想起“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之诗句。
“梅园”包括梅贻琦墓地、梅林、月涵亭、梅亭等景观，人文与自然景观在此水乳交融。
梅贻琦将一生都贡献给清华大学，他在1941年曾言：“自1909年应母校第一次留美考试，被派赴美，自此，即与清华发生关系，受清华多方栽培。32年来从未间断，以谓‘生斯长斯，吾爱吾庐’之喻，琦于清华，正复如此。”他长眠于此，每日看到青春年少的学子们晨读或跑步，有书声琅琅、欢歌笑语相伴，该是何等惬意与欣慰。
“梅亭”采取西式现代主义建筑风格，是双曲拋物线的混凝土薄壳结构，有如两扇打开的贝壳，跟中国传统的亭子的样式迥异。亭子的两翼部分离地不高，可以轻松攀登。清大校园里却盛传，学生如果爬上亭子跳来跳去，每跳一次，就会“当掉”一科，所以大家不敢在此造次。可见，梅校长的严格与严肃，多年后仍然让学生敬畏有加。
再往上走，可看到“月涵亭”，以梅贻琦之字“月涵”为名，是燕京大学前校长、梅贻琦的弟弟梅贻宝等22位清华校友，为纪念梅贻琦逝世15周年而赠。月涵亭地板正中间刻着清大校徽，亭上圆顶有回音壁功能，能制造回音效果，人站在正中央发出声响即有此体验。
梅贻琦的墓地与一般中国人的坟墓景观完全不同：并没有一个如同《红楼梦》中所说的“土馒头”那样的坟包，而是一个方型大理石平台。有人据此认为这可能是衣冠冢，其实梅贻琦的遗体就葬在其中。虽无台大傅园典雅庄严的希腊古典建筑荫蔽，但在树木的掩映之下，一切显得那么简洁、质朴、落落大方，正与梅贻琦朴实无华的性格和基督徒的身份相称。
园内建有两座墓碑，一座正面是蒋介石手书的挽额“勋昭作育”四字，背面为国民政府之褒扬令。另一座正面是罗家伦题写的“梅校长贻琦博士之墓”，背面则是梅贻琦的老友、北大校长蒋梦麟所撰之碑文。
我猜想，梅贻琦未必喜欢老蒋的题字以及政府褒扬令之类的表面文章，他倒是与罗家伦和蒋梦麟两位教育界的老友心心相印。蒋梦麟在碑文中特别回顾了在西南联大与梅贻琦共事的经历，以及梅贻琦对清华和西南联大的巨大贡献：
“先生于民国前3年考取第一批清华留美学生，攻读电机工程，开我国近代实科与科学研究之先河。归国以后，历任清华大学教授、物理系主任、校长等职，前后凡48年。春风所被，育材甚众。对日抗战期间，北京、清华、南开三大学联合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迁校昆明，三校校长共任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当时余任北大校长，得与先生共事。先生以年最少，尝自谓年少者当多任事，故其负校务责任独多。先生雍容中道，温恭谦让，择善固执两者兼有，当国势动荡之秋，学府思想复杂，内部冲突自所难免，而联大师生得以协调，校务因以日进者，先生之力居多。迨抗战终了，三校复校平津时，先生又独任调度之责。”
最后，蒋梦麟对梅贻琦有一番盖棺论定的评语：“凡可促进我国科学教育之发展者，无不竭诚以赴。一生尽瘁学术，垂50年，对于国家服务之久，贡献之多，于此可见。其学养毅力，尤足为后生学子模楷。因立碑以志其实。”梅贻琦当得起这样的赞誉。
梅贻琦为何不受左倾思潮的诱惑？
梅贻琦的一生，与胡适、傅斯年、蒋梦麟等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样，在国共两大政治势力的夹缝及外敌的侵略中，试图在文化教育领域为中国探索一条复兴之路。最后，第三条道路走不通，他们不得不在“两个烂苹果”中选择“相对不坏”的那一个。
1945年11月5日，梅贻琦与清华教授闻一多、潘光旦、吴宓等人谈话。梅语重心长地说：“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但颇怀疑；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蔡孑民先生相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可惜，其他三人都未能听进去。闻、潘两人相当左倾，闻因激烈批判国民党，不久即死于国民党特务的暗杀；潘则留在中国大陆，逃不过历次严酷的政治运动，在文革中被红卫兵凌虐而死。吴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却亦有左倾思想，拒绝到台大任文学院院长的邀请，留在中国大陆，亦在文革中被批斗致死。
对于1940年代知识分子普遍左倾的思潮，梅贻琦自有一番个人化的观察和思考。1946年6月25日，梅贻琦受蒋介石接见，特别谈及联大教授左倾的原因，“余谓此数人之如此或尚有一原因，即其家属众多或时有病人，生活特困难，而彼等又不欲效他人所为在外兼事，于是愁闷积于胸中，一旦发泄，火气更大”。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国民政府未能让知识分子安居乐业，是其失去人心的第一步。梅贻琦藉此机会向蒋介石建言，希望国民政府增加教育经费、提高教授待遇。然而，蒋的心思并不在教育上。那时，梅贻琦隐约预感到国民党的统治不稳，当面问蒋：“主席看北方局面，是否可无问题？”蒋回答说：“吾们不能说一定，或者不致有大问题。”蒋之回答言不由衷、欲说还休，实际上东北局势已经糜烂而不可收拾了。梅在日记中记载：“（蒋）言时笑容可掬，其或笑余之憨，余亦故为此问也。”
梅贻琦最初出任北京清华大学校长，即实行教授治校，后来任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主席，继续主张学术自由与教授治校，对于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多采应付了事。但他对共产党在大学利用职业学生，将学生运动变成“运动学生”，更不以为然。1948年冬，尽管有学生张贴海报并结队至校长办公室和住宅请愿，要求校长不要跟随国民党南撤，但梅贻琦还是顶着解放军围城的炮火南下，抵南京转上海赴香港，再由法国到美国，直至“归骨于田横之岛”。梅贻琦的一名友人问他为何不留在中国大陆，他回答说：“我若留在大陆，只有两种可能的出路，一是当傀儡，一是当反革命。这两者都不是我愿意作的，所以必须离开。”无独有偶，鲁迅也曾经说过，若活到共产党掌权，他的下场也只有两个：“识大体、不作声”，或“进监狱，继续写”。
1950年代，梅贻琦留在中国的儿子梅祖彦写信劝父母回去，梅贻琦在1957年3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看祖彦、祖强来信数封，述彼等结婚后情形，并有盼娘先回大陆，则父亲亦就容易回去之语。傻孩子们，终不明了乃父为什么不想回去！一言以蔽之，吾不能相信共产党，此意在彼等处在北平特作点缀的场面里，如何能体验，如何能了解！但望共党将来改变‘百花齐放’而为‘百叶清除’时，他们不受波折，便是幸运矣。”他真有先知般的洞见，果不出其所料，共产党很快就将帮助党整风的“大鸣大放”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为“反右”运动，毛泽东恬不知耻地称之为“阳谋”，数十万知识分子一夜之间沦为劳改营中的囚徒。
梅贻琦厌恶共产党“好话所尽，坏事做绝”的作为，对蒋介石政权亦非愚忠到底。1949年，国民政府退守台湾，一败涂地的蒋介石考虑运用清华的庚款基金从事“反攻大陆”的事业，在美国的梅贻琦坚持基金应用于教育文化，故而迟迟不愿赴台。1955年，中华民国与美国签订“中美合作研究原子能和平用途协定”，梅贻琦于同年11月返台，择定新竹赤土崎为校址，运用清华基金办理清华复校、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他后来升任教育部长，但他对国民党当局的种种作为并不认同。他虽然不曾公开批评白色恐怖政策，但在肃杀的政治氛围中，主动赠书给软禁中的、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清华校友孙立人，这一举动足以显示他的价值取向和人品。
我的学生就是我的子弟，我的子弟就是我的学生
坐在山丘上的月涵亭中，清风徐来。我不禁想起梅贻琦在战争的硝烟中说过的一段话：“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吾们相信，不就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地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人校友‘敢告无罪’。”由于中国大陆局势丕变，他未能将清华这条船开回清华园，却在宝岛台湾重建了第二个清华大学，如果从学术自由、教育独立的层面衡量，新竹清大才是货真价实的清大。
曾任教清华的叶公超说过，梅贻琦处理事情有三大特点“慢、稳、刚”，如果没有这三种品质，他又怎能在新竹的荒郊野外凭空创建一所综合性大学？傅斯年将北大传统嫁接到台大，遗留在北京的北京大学如今精气神全面溃败；与之相似，梅贻琦像母鸡一样孵出第二个蛋，终于在新竹破壳而出、茁壮成长。1931年，梅贻琦在清华的就职演说中说：“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哪里有大师，哪里就是清华园；哪里有学生和学术研究的空间，哪里就是梅贻琦的故国。
梅贻琦将学术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等诸多自由视为一个统一体，他梦想中的大学是这样的：“大学教育，‘无所不思’之中，必有一部分为不合时宜之思，其‘无所不言’之中，亦必有一部分为不合时宜之言，亦正惟其所思考所言，不尽和时宜，乃或合于将来，而新文化之因素胥于是生，进步之机缘，胥于是启，而新民之大业，亦胥于是奠其基矣。”他虽不同意左派学生的观点，却竭力保护其言论自由和人身安全。1935年，清华学生与军警发生冲突，军警要冲入校抓人，梅贻琦几经斡旋，以向军警交出一份错误名单了事。一方面是军警的压力，另一方面是左派学生的捣乱，他为之心力交瘁，但总算实现了没有一个学生被捕的承诺——他曾以校长的身份向学生们保证：“如果你们能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护学术上的独立。”
如果清华大学能坚持梅贻琦的传统，它就是一所伟大的大学。在台湾民主化的过程中，清大功不可没：1984年，台湾的大学中的第一个人文社会科学院在清大成立；1986年，清大结合教授与地方居民力量，共同为化工厂污染事件发起抗争，促成新竹市防治协会的成立；1991年，调查局因独台会事件，未知会学校闯入学生宿舍逮捕学生，引发“520”学运。
近年来，清大校方日渐保守化，校长亦多为没有价值坚守的学术官僚。2012年末，清大校方为陈为廷“顶撞”教育部长的“不礼貌”事件发表“道歉启事”，学生团体基进笔记社于12月5日前往梅园“祭梅”，以此表达对校方的抗议与批判。学生们在声明中指出：“清大校方未正视大学生应当固守对批判态度与社会实践精神，仓促的在媒体众口铄金的不实道歉中，大学精神死了，那种应当具有的批判精神，追求真理，社会实践的大学精神死了。于是我们来到梅园，向梅校长致上最深的歉意。”学者陈端桦指出，梅园由此成为“清华校内抱持不同价值观的群体所进行的意义诠释与道德竞争”的象征性地标。
梅园很小，其面积比不上很多社区中心的一小块绿地；然而，梅园也很大，其象征的学术自由精神正是清大的“校格”所在。
马云是网路世界的盖世太保（德语：秘密警察）
若没有中国大陆这样特殊的钱权恩宠体系当作靠山，没有政治权力帮忙开道，马云和阿里巴巴不可能有今天，而马云已经如何、未来又将如何知恩图报呢？——罗世宏
当二十多年前网路进入人类生活以来，自由开放的世界日益依赖于自由开放的网络。互联网可以造福世人，每个人都能在互联网上自由发言、创作、学习和分享。任何组织、个人或政府都不能控制互联网。互联网是连接世界的纽带，所以每一个网路的使用者都应全力保护它。
网路自由是言论自由和资讯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二零零九年，一群中国作家、律师、艺术家和网络活跃人士发表了一份《网络人权宣言》。该文件指出：“我们注意到，网络公民传播的时代不可阻挡地来临。公民记者通过手机、数码相机拍摄事件，传播事实真相，已经成为时尚和新潮；网络也给公民提供出无限创意空间，通过博客、播客、网络论坛甚至是跟贴等途径，表达意见。我们认为，关心公共事务是公民的责任，而关注网络言论自由也是网络公民的责任。网络公民合法地发表言论、报道真相，是行使公民权利，也是促进这个古老文明的民族注入以个人幸福与基本人权为核心价值的新血液，促进全体国民的福祉，因之应该予以鼓励、善待和宽容。”这是数亿中国网民的心声。
中国官方拒绝正面回应该宣言中提出的诉求。近几年来，中国官方的实际做法与宣言所追求的理想背道而驰。中共大大加强对网络的控制，防火墙越修越高，让当年的柏林墙望尘莫及；中共对运用网路发表异见的公民疯狂打压和迫害，从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到新公民运动的倡导者许志永，都是“网络文字狱”的受害者。在美国人权机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发表的年度全球网络自由调查报告中，中国成为网络自由打压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排名居全球倒数第三。
在此情势之下，中国的网路企业何去何从？作为一家崛起于网路、市值仅次于谷歌而位居世界第二的网路公司，阿里巴巴本应成为网路自由的倡导者和捍卫者。然而，掌控阿里巴巴的马云却迎合中共当局对网路的管控，并配合中共当局达成限制网路言论自由的举措，扮演着网路时代的盖世太保的角色。
马云帮助中共将中国变成“动物庄园”
在由中国网民票选出来的二零一四年打压网路言论自由的十大事件中，阿里巴巴封锁“一五一十部落”事件名列前茅。“一五一十部落”是凤凰卫视记者闾丘露薇等人创办的部落格风格的新闻网站，言论尺度稍稍大于中国的几个大型新闻门户网站，其中特别集中了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和网路写手的评论文字。正当“一五一十部落”的读者越来越多时，阿里巴巴旗下的域名服务商万网关闭了它的域名my1510.cn。“一五一十部落”的官方微博表示：“短时期内我们对恢复网站不能做出乐观的预期。”
阿里巴巴公开支持中共修筑网络防火墙、阻止信息自由流通的可耻行径。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某阿里巴巴高管（@阿里老丛）就网友高春辉对北邮学生参与GFW（防火墙）的批评做出回复，回复称GFW系当年“体制内有远见的人”所做出的折衷方案，保护了互联网的年轻生命，不应过分敌视。这名高管的看法，显然符合马云一贯的立场：共产党永远是对的，老百姓永远是错的。当然，这也符合阿里巴巴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垄断地位：如果中国没有防火墙，中国消费者可以自由购买亚马逊、易倍等美国购物网站上货真价实的物品，专门卖假货的阿里巴巴还有什么竞争力呢？可以说，没有防火墙，就没有阿里巴巴。这是阿里巴巴在中国“一枝独秀”的秘密所在。
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一日，马云应邀到中央政法委作讲座，中国官媒体可以对这次讲座保持低调，其重要性被大大低估。马云以“科技创新在未来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为题，讲了一堂“前沿科普”课，堪称史无前例。现场加视频，全国政法官员追随马云经历了一场“头脑风暴”。中央政法委领导现场主持讲座；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分别在主会场或分会场听取讲座；全国政法综治系统除办案、执勤、值班之外有三千六百个分会场、一百五十二万干警通过视频系统在各分会场听讲。
首先，马云大拍中共政法委的马屁：“中国有十三亿人，有多复杂！我认为，这个工作（监控人民）没有理想主义是做不出来的。强大的理想主义，对于未来的担当和各种方法，我是充满敬仰之情。”盖世太保的工作，确实需要宗教般的热忱来支撑。在马云看来，十三亿人民都是需要防范、监控的敌人。马云认为，“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数据时代就是预测未来的时代，“整个数据时代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做到事前诸葛亮，就是有预防机制”。所以，阿里巴巴不仅仅是一个点石成金的赚钱机器，更是可以帮助党国收集民众的“大数据”的监控工具，让当局预先识别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坏人根本走不进广场”。
马云的说法并不夸张。在网路时代，阿里巴巴已深刻地契入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可以随心所欲地搜集每一个使用者的私人资讯。据说，杭州这个马云的故乡和发家的城市，阿里巴巴跟民众的日常生活的相关性，甚至不亚于政府部门。人们可以不用现金和信用卡，只用淘宝“支付宝”，就能完成所有各种消费，购物、吃饭、打车、汽车加油、购买机票和高铁票，无一不能。从某种程度上说，马云可以深入每一个使用者的人生，可以将这一切数据全部呈送中共当局。
此前，马云与中共警方早已有过亲密合作。广东交警曾分两批前往阿里巴巴接受大数据采集与应用培训，浙江公安也利用阿里的大数据能力成功完成G20期间安保情报预测保障。政法委的网站上显示，阿里在大数据运用上，有十余年安全风控和打击网络黑灰产的积累，经验来自于实战又运用于实战，这正是中央政法委邀请马云讲课并希望学习和借鉴之处。“通过学习和应用在大数据组织、加工、计算和挖掘方面的能力，政法部门可以利用大数据预测预警，实现防患于未然；大数据实时处突，以利指导决策；大数据模型布控，以之亡羊补牢。以此实现社会治理手段和效果上的巨大提升，这正是中央政法委看重并运用阿里大数据能力的目的。”
马云如此忠心耿耿地献计献策，中共政法委当然对其“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政法委的网站上披露：“中央政法委充分肯定了阿里巴巴运用大数据协助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潜力：各级政法机关要以合作姿态利用好企业、社会的数据资源，通过共同研发、购买服务、项目外包等多种方式，发挥好大互联网企业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阿里巴巴今后一定能得到政法委“外包”的若干监控人民的项目，轻松赚取金山银山。反之，有了马云的鼎力相助，每个警察都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政法委也能轻而易举地将广袤的中国便成一处密不透风的“动物庄园”。如果说习近平就是《一九八四》里“全知全能”的“老大哥”，那么马云就是“老大哥”的眼睛和耳朵。
马云是六四屠杀的支持者
马云曾接受香港《南华早报》访问，公开为邓小平“六四”屠杀的决策辩护，由此触犯众怒，被网民赠与“马小平”之芳名。马云的原话是这样说的：“你在这个当口上，好像邓小平在六四当中，他作为国家最高的决策者，他要稳定，他必须要做这些残酷的决定。这不是一个完美的决定，但这是一个最正确的决定，在当时是最正确的决定。任何时候，一个领导者是必须要做这样的决定。”后来，马云否定他说过这段话，采访他的记者在压力之下被迫道歉、收回报道。但该记者仍然遭到《南华早报》的解雇，不得已公布采访录音，马云确实说过这段话。
或许经过这次事件的冲击，马云觉得还不如出资购买《南华早报》，使之成为自己的私人企业，那样就能对其如臂使指、操控自如了。而且，这也符合中共的“大外宣”战略：中共直接出资购买了不少海外媒体，亲共的商人们也都摩拳擦掌地配合——连陈光标也扬言要购买《纽约时报》了。马云跟陈光标不是一个重量级的企业家，不会说大话，但一出手就真的收购了香港久负盛名的、中产阶级最爱读的英文报纸《南华早报》。然后，对《南华早报》的编辑记者大开杀戒，全部换上了中宣部信得过的人物，使之成为宣扬中国声音、中国价值的御用媒体。
几年前，我在推特上引用家乡的一句民谚形容马云——“丑人多作怪”。有不少网友评判我“以貌取人”，说我的评论有人身攻击之嫌。但是，几年之后，马云一桩接一桩丑恶的作为，证明了这句民间谚语对其何其适用。林肯说过，在四十岁之前，男人相貌丑陋可以怪父母；四十岁之后，则只能怪自己。因为，“相由心生”，良心被狗吃掉的人，自然只能长着一个奇丑无比的狗头。
关于“六四”屠杀，连屠夫邓小平生前都不敢视之为丰功伟业，中共的官方悼词中对邓小平在此事中的作用语焉不详，邓小平的官方年谱更是遮遮掩掩、欲盖弥彰。而当时力主开枪杀人的中共高官李鹏、陈希同等人，更是先后在海外出版回忆录和日记，竭力撇清他们在这场大屠杀中的罪责。那么，马云的这番理直气壮的言论，难道是公开表明他有要做“邓小平第二”的政治野心？
恐怕马云有此贼心而无此贼胆。当时，马云主动对“六四”问题表态，是向中共当局缴纳一张大大的“投名状”，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受湖南商人曾成杰被秘密处死事件的刺激。马云与以“非法集资”入罪的曾成杰都是商人，马云的支付宝等产品是更加隐蔽的“非法集资”，他的“罪”只会比曾氏大而不会更小。所以，表面上风光显赫、多财善贾，但内里的恐惧战兢只有他自己知道。在红朝当商人，哪怕你富可敌国、金屋藏娇，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亦如履薄冰、寝食不安。
于是，马云自以为是地用赞美六四屠杀来向党表忠心。殊不知，这一来反倒给主子带来更大的麻烦。在商场纵横捭阖、无往不胜的马云，一旦涉足政治领域，立即成了幼稚园中懵懂无知的孩童。本来想诚惶诚恐地拍马屁，未曾想到一下子拍到马腿上，一定会被高头大马踢个鼻青脸肿。
可见，马云的政治水平不过尔尔。他只能当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而没有跟彼岸国民党的“马主席”并驾齐驱的本领。不过，香港还有另外一位“马主席”，在冷血无耻上，可以跟马云来一场世纪PK。
中共在香港的傀儡政党民建联的党魁马力，曾对香港媒体表示，“六四”中不可能有学生被坦克车辗成肉饼，“找一头猪来测试一下便知道能否变成‘肉饼’了。”如此轻佻而卑劣的言论，触犯众怒、千夫所指。学运领袖王丹在网上“建议”马力躺到坦克车下面，如果没有变成肉饼，他会向马力道歉。马力不敢舍命一试，尽管他已患上癌症，已是一副残败不堪的臭皮囊。
接下来，等待马力的命运是：赖活不得，好死也不得。没过多久，他就到地狱中去跟邓小平“相见欢”去了。马力不单是死于癌症，更死于人神共怒，就连其党友、香港立法会主席曾钰成也露骨地评论说：“马力确实说错话了，他因此赔上了性命。马力虽患了癌症，但若然不是发生这件事，他不会这么早去世的。”
如今，马力早已步入了地狱的那条不归路，而马云正在大步流星地接着走。圣经中说，他们行可憎的事知道羞愧吗？不然，马力和马云等人毫不羞愧，在他们的生活中，从不知羞愧为何物，“因此他们必在扑倒的人中扑倒”。尽管马云顶着亚洲首富的冠冕，但他还能招摇过市到几时呢？
当二十多年前网路进入人类生活以来，自由开放的世界日益依赖于自由开放的网络。互联网可以造福世人，每个人都能在互联网上自由发言、创作、学习和分享。任何组织、个人或政府都不能控制互联网。互联网是连接世界的纽带，所以每一个网路的使用者都应全力保护它。
网路自由是言论自由和资讯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二零零九年，一群中国作家、律师、艺术家和网络活跃人士发表了一份《网络人权宣言》。该文件指出：“我们注意到，网络公民传播的时代不可阻挡地来临。公民记者通过手机、数码相机拍摄事件，传播事实真相，已经成为时尚和新潮；网络也给公民提供出无限创意空间，通过博客、播客、网络论坛甚至是跟贴等途径，表达意见。我们认为，关心公共事务是公民的责任，而关注网络言论自由也是网络公民的责任。网络公民合法地发表言论、报道真相，是行使公民权利，也是促进这个古老文明的民族注入以个人幸福与基本人权为核心价值的新血液，促进全体国民的福祉，因之应该予以鼓励、善待和宽容。”这是数亿中国网民的心声。
中国官方拒绝正面回应该宣言中提出的诉求。近几年来，中国官方的实际做法与宣言所追求的理想背道而驰。中共大大加强对网络的控制，防火墙越修越高，让当年的柏林墙望尘莫及；中共对运用网路发表异见的公民疯狂打压和迫害，从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到新公民运动的倡导者许志永，都是“网络文字狱”的受害者。在美国人权机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发表的年度全球网络自由调查报告中，中国成为网络自由打压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排名居全球倒数第三。
在此情势之下，中国的网路企业何去何从？作为一家崛起于网路、市值仅次于谷歌而位居世界第二的网路公司，阿里巴巴本应成为网路自由的倡导者和捍卫者。然而，掌控阿里巴巴的马云却迎合中共当局对网路的管控，并配合中共当局达成限制网路言论自由的举措，扮演着网路时代的盖世太保的角色。
马云帮助中共将中国变成“动物庄园”
在由中国网民票选出来的二零一四年打压网路言论自由的十大事件中，阿里巴巴封锁“一五一十部落”事件名列前茅。“一五一十部落”是凤凰卫视记者闾丘露薇等人创办的部落格风格的新闻网站，言论尺度稍稍大于中国的几个大型新闻门户网站，其中特别集中了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和网路写手的评论文字。正当“一五一十部落”的读者越来越多时，阿里巴巴旗下的域名服务商万网关闭了它的域名my1510.cn。“一五一十部落”的官方微博表示：“短时期内我们对恢复网站不能做出乐观的预期。”
阿里巴巴公开支持中共修筑网络防火墙、阻止信息自由流通的可耻行径。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某阿里巴巴高管（@阿里老丛）就网友高春辉对北邮学生参与GFW（防火墙）的批评做出回复，回复称GFW系当年“体制内有远见的人”所做出的折衷方案，保护了互联网的年轻生命，不应过分敌视。这名高管的看法，显然符合马云一贯的立场：共产党永远是对的，老百姓永远是错的。当然，这也符合阿里巴巴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垄断地位：如果中国没有防火墙，中国消费者可以自由购买亚马逊、易倍等美国购物网站上货真价实的物品，专门卖假货的阿里巴巴还有什么竞争力呢？可以说，没有防火墙，就没有阿里巴巴。这是阿里巴巴在中国“一枝独秀”的秘密所在。
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一日，马云应邀到中央政法委作讲座，中国官媒体可以对这次讲座保持低调，其重要性被大大低估。马云以“科技创新在未来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为题，讲了一堂“前沿科普”课，堪称史无前例。现场加视频，全国政法官员追随马云经历了一场“头脑风暴”。中央政法委领导现场主持讲座；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分别在主会场或分会场听取讲座；全国政法综治系统除办案、执勤、值班之外有三千六百个分会场、一百五十二万干警通过视频系统在各分会场听讲。
首先，马云大拍中共政法委的马屁：“中国有十三亿人，有多复杂！我认为，这个工作（监控人民）没有理想主义是做不出来的。强大的理想主义，对于未来的担当和各种方法，我是充满敬仰之情。”盖世太保的工作，确实需要宗教般的热忱来支撑。在马云看来，十三亿人民都是需要防范、监控的敌人。马云认为，“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数据时代就是预测未来的时代，“整个数据时代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做到事前诸葛亮，就是有预防机制”。所以，阿里巴巴不仅仅是一个点石成金的赚钱机器，更是可以帮助党国收集民众的“大数据”的监控工具，让当局预先识别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坏人根本走不进广场”。
马云的说法并不夸张。在网路时代，阿里巴巴已深刻地契入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可以随心所欲地搜集每一个使用者的私人资讯。据说，杭州这个马云的故乡和发家的城市，阿里巴巴跟民众的日常生活的相关性，甚至不亚于政府部门。人们可以不用现金和信用卡，只用淘宝“支付宝”，就能完成所有各种消费，购物、吃饭、打车、汽车加油、购买机票和高铁票，无一不能。从某种程度上说，马云可以深入每一个使用者的人生，可以将这一切数据全部呈送中共当局。
此前，马云与中共警方早已有过亲密合作。广东交警曾分两批前往阿里巴巴接受大数据采集与应用培训，浙江公安也利用阿里的大数据能力成功完成G20期间安保情报预测保障。政法委的网站上显示，阿里在大数据运用上，有十余年安全风控和打击网络黑灰产的积累，经验来自于实战又运用于实战，这正是中央政法委邀请马云讲课并希望学习和借鉴之处。“通过学习和应用在大数据组织、加工、计算和挖掘方面的能力，政法部门可以利用大数据预测预警，实现防患于未然；大数据实时处突，以利指导决策；大数据模型布控，以之亡羊补牢。以此实现社会治理手段和效果上的巨大提升，这正是中央政法委看重并运用阿里大数据能力的目的。”
马云如此忠心耿耿地献计献策，中共政法委当然对其“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政法委的网站上披露：“中央政法委充分肯定了阿里巴巴运用大数据协助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潜力：各级政法机关要以合作姿态利用好企业、社会的数据资源，通过共同研发、购买服务、项目外包等多种方式，发挥好大互联网企业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阿里巴巴今后一定能得到政法委“外包”的若干监控人民的项目，轻松赚取金山银山。反之，有了马云的鼎力相助，每个警察都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政法委也能轻而易举地将广袤的中国便成一处密不透风的“动物庄园”。如果说习近平就是《一九八四》里“全知全能”的“老大哥”，那么马云就是“老大哥”的眼睛和耳朵。
马云是六四屠杀的支持者
马云曾接受香港《南华早报》访问，公开为邓小平“六四”屠杀的决策辩护，由此触犯众怒，被网民赠与“马小平”之芳名。马云的原话是这样说的：“你在这个当口上，好像邓小平在六四当中，他作为国家最高的决策者，他要稳定，他必须要做这些残酷的决定。这不是一个完美的决定，但这是一个最正确的决定，在当时是最正确的决定。任何时候，一个领导者是必须要做这样的决定。”后来，马云否定他说过这段话，采访他的记者在压力之下被迫道歉、收回报道。但该记者仍然遭到《南华早报》的解雇，不得已公布采访录音，马云确实说过这段话。
或许经过这次事件的冲击，马云觉得还不如出资购买《南华早报》，使之成为自己的私人企业，那样就能对其如臂使指、操控自如了。而且，这也符合中共的“大外宣”战略：中共直接出资购买了不少海外媒体，亲共的商人们也都摩拳擦掌地配合——连陈光标也扬言要购买《纽约时报》了。马云跟陈光标不是一个重量级的企业家，不会说大话，但一出手就真的收购了香港久负盛名的、中产阶级最爱读的英文报纸《南华早报》。然后，对《南华早报》的编辑记者大开杀戒，全部换上了中宣部信得过的人物，使之成为宣扬中国声音、中国价值的御用媒体。
几年前，我在推特上引用家乡的一句民谚形容马云——“丑人多作怪”。有不少网友评判我“以貌取人”，说我的评论有人身攻击之嫌。但是，几年之后，马云一桩接一桩丑恶的作为，证明了这句民间谚语对其何其适用。林肯说过，在四十岁之前，男人相貌丑陋可以怪父母；四十岁之后，则只能怪自己。因为，“相由心生”，良心被狗吃掉的人，自然只能长着一个奇丑无比的狗头。
关于“六四”屠杀，连屠夫邓小平生前都不敢视之为丰功伟业，中共的官方悼词中对邓小平在此事中的作用语焉不详，邓小平的官方年谱更是遮遮掩掩、欲盖弥彰。而当时力主开枪杀人的中共高官李鹏、陈希同等人，更是先后在海外出版回忆录和日记，竭力撇清他们在这场大屠杀中的罪责。那么，马云的这番理直气壮的言论，难道是公开表明他有要做“邓小平第二”的政治野心？
恐怕马云有此贼心而无此贼胆。当时，马云主动对“六四”问题表态，是向中共当局缴纳一张大大的“投名状”，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受湖南商人曾成杰被秘密处死事件的刺激。马云与以“非法集资”入罪的曾成杰都是商人，马云的支付宝等产品是更加隐蔽的“非法集资”，他的“罪”只会比曾氏大而不会更小。所以，表面上风光显赫、多财善贾，但内里的恐惧战兢只有他自己知道。在红朝当商人，哪怕你富可敌国、金屋藏娇，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亦如履薄冰、寝食不安。
于是，马云自以为是地用赞美六四屠杀来向党表忠心。殊不知，这一来反倒给主子带来更大的麻烦。在商场纵横捭阖、无往不胜的马云，一旦涉足政治领域，立即成了幼稚园中懵懂无知的孩童。本来想诚惶诚恐地拍马屁，未曾想到一下子拍到马腿上，一定会被高头大马踢个鼻青脸肿。
可见，马云的政治水平不过尔尔。他只能当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而没有跟彼岸国民党的“马主席”并驾齐驱的本领。不过，香港还有另外一位“马主席”，在冷血无耻上，可以跟马云来一场世纪PK。
中共在香港的傀儡政党民建联的党魁马力，曾对香港媒体表示，“六四”中不可能有学生被坦克车辗成肉饼，“找一头猪来测试一下便知道能否变成‘肉饼’了。”如此轻佻而卑劣的言论，触犯众怒、千夫所指。学运领袖王丹在网上“建议”马力躺到坦克车下面，如果没有变成肉饼，他会向马力道歉。马力不敢舍命一试，尽管他已患上癌症，已是一副残败不堪的臭皮囊。
接下来，等待马力的命运是：赖活不得，好死也不得。没过多久，他就到地狱中去跟邓小平“相见欢”去了。马力不单是死于癌症，更死于人神共怒，就连其党友、香港立法会主席曾钰成也露骨地评论说：“马力确实说错话了，他因此赔上了性命。马力虽患了癌症，但若然不是发生这件事，他不会这么早去世的。”
如今，马力早已步入了地狱的那条不归路，而马云正在大步流星地接着走。圣经中说，他们行可憎的事知道羞愧吗？不然，马力和马云等人毫不羞愧，在他们的生活中，从不知羞愧为何物，“因此他们必在扑倒的人中扑倒”。尽管马云顶着亚洲首富的冠冕，但他还能招摇过市到几时呢？
“六四事件”学生无法退场的原因 作者: 王丹
（说明：每年4月15日开始，都是中国的八九民运和“六四”镇压的纪念活动的开始。今年也不例外。作为当事人之一，我在社群媒体上分享了当年的那场学运，引来了很多网友，其中不少还是翻墙出来寻找真相的中国大陆的网友，的关切。他们提出了不少问题。厘清事实，见证历史，是我这个当事人最基本的职责，所以我收集了一些问题，将在这里逐一予以回应。有相关问题的读者，也可以通过自由亚洲电台的王丹热邮信箱，向我提出。）
1.请问老师，当时的事件是有受到国外力量以任何形式在后帮助与操作吗？
答：我很负责任地告诉你，完全没有任何国外力量在背后帮助和操作。为什么我这么肯定呢？因为，“六四”之后，大批的学运组织者，包括我自己在内，被捕入狱，接受调查。以我个人为例，在整个运动时期，几乎每天的行踪，当局都有完整的记录，很多事情我自己都不记得了，但是预审官员都很清楚，可见当局对我和其他组织者，可以说是进行了彻底的清查。
我们都知道，中共最擅长抓住一点小事情，就把中国的反抗运动抹黑为“西方反华势力的操纵”，如果他们在如此全面彻底的清查过程中发现了任何一丁点的证据，说明我们和所谓国外力量有所联系，你不难想象，当局一定会大作文章，广泛宣传，并列为罪证。可是，如果你愿意花时间去看1991年大审判的时候，当局对我的起诉书和判决书（可见我写的《王丹狱中回忆录》），里面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国外力量”的问题。显然，当局投入那么大的力量，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也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说我们的行为与“国外力量”有关。这等于从反面回答了你的问题。
2.纪录片说您是支持学生先复课的，可是最后运动还是被激进的领袖领导了。当时你们对如何退场是怎样思考的呢？有没有考虑过配合一下赵紫阳呢？或许可以和共产党博弈出一个好点的结果。但历史没有如果，学生合作也会冒着很大的秋后算账风险。通常越激进越容易得到大多数的支持，导致最后被最激进的劫持了所有人。面对强大的对手，想一下击倒对方不切实际，最后就是悲剧发生。
答：我完全同意你后半段话提出的判断，就是说，就算是学生在当年真的撤出了广场，真的作出了妥协，其实也没有人可以保证，事态就会完全平息下去，中国的局势就会稳定。认为学生撤离就天下太平，只不过是没有证据的臆测。
然后我来回答你前半段的问题：在学运发生以后，尤其是运动的后半期，一些主要的运动协调机构，其实一直都有在讨论退场机制的问题。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配合党内的改革力量，但是配合也需要对方能协同行动，遗憾的是，以赵紫阳为代表的主张温和解决学运问题的中共党内力量，不可能跟我们协同行动。因为当时的中共，完全是邓小平一人独裁的人治体制，赵紫阳虽然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军委副主席，但是邓小平一句话，就剥夺了他的决策的权力。赵紫阳等党内改革派尽管经过一再的努力，也无法推动邓小平等中共元老答应学生的任何一条要求。在这样的情况下，实际上在当时是没有妥协的空间的。因为即使我们这些组织者希望转换运动方式，但是如果学运的基本诉求完全得不到当局的任何一点善意的回应，我们的诉求也没有任何的合法性和说服力。结论就是，妥协是双方的行为，中共强硬拒绝抗议民众的所有诉求，不给妥协的可能留下任何一点空间，这才是导致学生无法退场的根本原因.
中共触目惊心的杀人运动
毛一手操纵的镇反完全是违反国际公法的超级大屠杀，国共内战双方总共也没有死70 万人
按：“镇压反革命运动”是中共建政后第一次大规模杀戮运动。对象是内战留在大陆的失败者，包括国民政府的原党政军体制人员及“阶级敌人”。毛曾宣称镇反“杀了七十万人”包含有知识分子。本文作者系中共省级公安干部，材料均有史料依据。本文翔实记述1950—1951镇反运动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如何无法无天、按比例、按数字杀人的决策内幕。镇反杀人数已超过四年内战国共军队的死亡数。而毛的嗜血本性至死不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公安部一共召开过十四次全国公安会议。这些会议大都是在毛泽东亲自关心、指导下召开的。尤其是1951年五月十日至十五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更是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召开的，倾注了他非常大的精力。会议通过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初稿是由彭真、罗瑞卿主持起草，但是毛泽东看了以后很不满意，亲自修改了四遍，把原稿改得面目全非，所以这个决议实际上是毛泽东亲自写的。
公安部原来计划于一九五一年六、七月间召开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汇报、总结自“双十”指示下达以来，全国各地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情况，总结、交流经验，布置第二阶段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的任务。但是，在五月初，毛泽东把罗瑞卿叫去，明确告诉他，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必须马上紧急召开，不能等到六、七月份。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会议提前于五月十日召开了，会议通过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决议，要求“全党全军均必须坚决地完全地照此实行”。
一九五八年，罗瑞卿在第九次全国公安会议上，总结建国以来九年公安工作时说：“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是我们公安工作历史上一次有重要意义的会议，也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有重要意义的会议。因为这次会议对于巩固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成绩，防止和及时纠正错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且对于整个肃反斗争来说，我们所以能在短时间内，相当彻底地肃清了反革命残余势力，而又没有犯扩大化错误，这次会议也是一个决定的关键”。
罗瑞卿如此高度评价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是因为和毛泽东亲自起草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下称“决议”）的内容直接有关。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决议”的主要内容，就能一目了然。
决议要求控制杀人比例
“决议”明确要求：将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紧急加以收缩、休整，在四个月时间之内，除进行现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及时捕、办外，暂停捕人、杀人；杀反革命分子的数量要控制在一定的比例之内，即占总人口千分之零点五至千分之一左右，最高不能突破千分之二；将捕人批准权由县一级，收归到地委、专署一级；将杀人批准权由地委、专署一级收回到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并且规定，今后捕人、杀人要遵照以下原则：凡是界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是界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杀反革命的原则是：对于有血债或有其他严重的罪行（如强奸妇女等）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和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必须坚决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于没有血债、民愤不大和虽然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但尚未达到最严重的程度，而又罪该处死者，应当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决议”特别要求对于在共产党内，在人民政府系统内，在人民解放军系统内，在文化教育界，在工商界，在宗教界，在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内清理出来的应当判处死刑的反革命分子，一般以处决十分之一、二为原则，其余十分之八、九均应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决议”还布置了清理积案，组织对罪犯劳动改造，为国家创造财富等其他内容。
“决议”为什么要对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的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紧急剎车呢？那是因为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展以来，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就已经逮捕了二百多万人，杀了五十多万人。进入五月份，大规模捕人、杀人还在继续进行，其势头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而领导镇反运动的各级党、政、军干部中，特别是地专和县以下干部，普遍弥漫着多捕、多杀的情绪，草率捕人、杀人，不少地方已经捕了一些可捕可不捕的人、杀了一些可杀可不杀的人（据调查均约占三分之一左右），甚至错捕、错杀了一些人。如不紧急剎车，将会有更多的人被错捕、错杀，后果将不堪设想。
镇反四个月杀人五十万
关于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捕人、杀人资料，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在一个报告中说：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了262万余名，其中杀掉反革命分子71.2万余名，关了129万余名，先后管制了120万人，教育释放3.8万余名。徐子荣说的是第一次大规模镇反运动中捕人、杀人总的资料。而第一次大规模镇反运动进行了3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50-10至1951-9；第二阶段为1951-10至1952-9；第三阶段为1952-10至1953年底。根据公安部门统计，第一阶段杀人数量约占整个镇反运动中杀人量的75%，按71.2万人计算，即有54.3万多人，主要是在一九五一年二、三、四、五几个月内被处决的。因为镇压反革命运动从“双十”指示（1950-10-10）下发起，实际执行时间是从1951年1月开始，而高潮在二、三、四、五四个月，六至九四个月是收缩、休整期，要求暂停捕人、杀人（现行除外）。所以在镇反运动开始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就杀了五十多万人，超过国、共双方在内战中三大战役（辽沈、平津和淮海战役）中在战场上战死的人数总和，实在令人震惊（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记载，解放战争四年间，我军阵亡约三十万，国民党军队阵亡四十万，国共相加大约七十万。其中辽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战役，国共双方战死人数为四十多万）。
当时全国党、政、军领导都在忙着杀人，而且是急急忙忙地杀人，有的人前一天被抓，第二天、甚至当天就被枪毙，夜里被抓，白天枪毙，如果继续这样搞下去，将会出大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在指挥镇反运动的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中，普遍弥漫着左的情绪，要求多捕人，多杀人，如果不及时纠正这种思想倾向，镇压反革命运动就会走向邪路。毛泽东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明确指出：“杀人不能太多，杀得太多了，丧失社会同情，丧失了劳动力”。
镇反大批杀人风源于毛泽东
那么，草率从事，大捕、大杀，错捕、错杀这一股风是怎么刮起来的呢？从根本上讲是中央。在镇压反革命运动初期一些领导人束手束脚，对反革命现行破坏活动打击不力，毛泽东批评了“宽大无边”这一倾向。中共中央在《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右的偏向，以致有大批的首要的怙恶不悛的在解放后甚至在经过宽大处理后仍然继续为恶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同时，“双十”指示也明确指出，为了防止“左”的倾向，必须坚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防止逼供信，严禁肉刑。
在如何开展这样一场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保证运动健康发展问题上，中央和毛泽东都没有提出过操作性很强的有效措施，仍然采用革命战争时期打仗的办法、群众运动的办法来代替运用法律的办法。中共中央在1949年初，就宣布废除“六法全书”，而此后又没有制定新的法律加以替代，政务院稍后虽然出台了《惩治反革命条例》，但那都是些实体性的不易掌握的原则规定，没有任何程式性的规定，所以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实际上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完全靠中央文件和最高领导人、主要是毛泽东的指示办事。而毛泽东在具体领导镇反运动上，仍然沿袭革命战争年代指挥战争的办法，在捕、杀人问题上，下指标、定任务、定时间，主观臆断，急于求成，不断地发出指示，要求某地、某时必须逮捕多少人、必须杀多少人。虽然“双十指示”要求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要“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判处死刑时，党内必须经过省委、大市委、区党委及受委托的地委批准”。但是在毛泽东指定的时间、任务、指标面前，这些规定都不可能执行，而捕人、杀人批准许可权也被最高领导毛泽东给下放了。
毛亲自向各地下达杀人指标
下面让我们来具体看看中央、主要是毛泽东是如何下命令指导镇反的：
1951年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在接到中南局转来的驻扎在湘西27军的镇反报告，该报告说，在湘西21个县，仅仅驻军部队就已经处决了匪首、恶霸、特务四千六百余人，并准备由地方政府再杀一批。毛泽东批示道：“这个处置是很必要的”，并强调“特别是那些土匪猖獗，恶霸甚多，特务集中的地方，要大杀几批”，要求“各地务必抓紧照此办理”。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电告华南分局、广东省委负责人说：“你们已杀了三千七百多，这很好，再杀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杀八、九千人为目标”。一月二十九日，公安部对中南军政委员会报告说湖北省已经逮捕一九八二三人，其中在省级机关内部逮捕了一百六十人。公安部在报告上批注：“如此内外不分地实施逮捕，容易引起广大干部恐慌和思想波动”。毛泽东看了以后，批评公安部：“湖北做得很好，不要去泼冷水”。2月5日，中央西北局报告说：两个月已经逮捕五千多人，杀了五百多人，虽然总体看杀得不狠，处理缓慢；但是执行镇反计划一定要求稳，批准杀人一律在省上（这是“双十”指示的要求——笔者）。毛泽东看后批示道：“对判死刑者，轻则经专署批准执行即可”。上行下效。很多地方把杀人批准权由专署一级进一步下放到县一级。
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对判处死刑的人，不是根据犯罪分子的罪行来定罪量刑，确定该不该杀，而是根据人口比例，要求某地、某市必须杀多少人，这是最大的荒谬之处。毛泽东最初要求，杀人比例要达到当地人口总数千分之零点五，严重的地方，要达到当地人口总数千分之一；以后他又说个别地方可以突破，但不超过千分之一点五，最多不要超过千分之二。
毛指示上海南京要多杀大杀
1951年二月中旬，毛泽东直接电告上海、南京两市委负责人说：“上海是一个六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二万余人仅杀二百余人的情况，我认为一九五一年一年之内至少应当杀掉罪恶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道）会门头子三千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要杀掉一千五百人左右。这个数字是否妥当，请你们加以斟酌。南京方面，据2月3日柯庆施同志给饶漱石同志的电报，已杀七十二人，拟再杀一千五百人，这个数目太少。南京是一个五十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应杀的反动分子似不止二千余人”，“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
1951年二月二日，政务院出台了《惩治反革命条例》，毛泽东立即指示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及各省会城市，说这些地方“是反革命组织的重要巢穴，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
1951年二月十七日，北京市在罗瑞卿的直接领导、指挥下，一夜之间逮捕六百七十五人，第二天（18日）公开枪决五十八人；3月7日夜又逮捕一千零五十人，25日公开枪决一百九十九人。毛泽东充分肯定北京的做法。为贯彻毛泽东的指示，3月初天津市委上报说在已经处决了一百五十人的基础上，拟再处决一千五百人。毛泽东说：“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岛、广州、武汉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一个几个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实的镇反计划。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
上海市委根据毛泽东“大杀几批反革命”的一再督促、指示，向中央报告说：“上海决心在已经逮捕了一千零六十八人、处死一百多人的基础上，再放手逮捕一万人，杀三千人，关四千人，管（制）三千人。”毛泽东对上海市委纠正在捕、杀人问题上谨小慎微的态度，准备大捕、大杀的计划，给予充分肯定。他立即致电上海市委：“如果你们能逮捕万余，杀掉三千，将对各地城市的镇反工作发生很大的推动作用。你们注意在逮捕后迅速审讯，大约在半个月内就应该杀掉第一批，然后每隔若干天判处一批。”于是，上海市委在4月27日一天逮捕八千三百五十九人，仅隔三天，4月30日一天就处决二百八十五人，5月9日再处决二十八人。“决议”发布后，由于惯性作用，上海大规模捕人、杀人没有能立即停止下来，6月15日一天又处决了二百八十四人，以后每隔几天就枪毙一批人，少则几十名，多则一百四五十名。
黄克诚提议收缩镇反毛不理睬
由于毛泽东的督促、鼓动，捕、杀人出现失控状况，有的地方要求突破中央提出的捕人、杀人控制指标，尤其是杀人指标。贵州省委提出杀人数应达到总人口千分之三才能解决问题。西南、华南也要求突破指标。到1951年5月初，广东、广西两省已经逮捕十八万（188679）余人，处决了五万七千（57032）余人，其中广东4月1个月即处决一万（10488）余人。到四月底，华东地区共逮捕了三十五万（358000）余人，处决了十万（108400）余人，占人口总数千分之零点七八；中南地区到五月上旬，杀人超过二十万，接近人口总数千分之一点五。
这种捕、杀无序的情况，引起一些地方党委的注意。在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前夕，中共山东分局即下发通知，规定，“山东无论在农村，无论在城市，镇反杀的比例数，均应低于千分之一为妥”。（因为山东已经进行了土地改革，在土改中已经杀了不少地主、恶霸，加起来早已超过千分之一的指标——笔者）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3月23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告说：“目前已个别发生逮捕范围扩大，处理方式简单的情况——且现已开始牵涉内部（地下党、企业、政府、机关），与隐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更需要精细”，“我们拟即收缩—捕杀范围加以限制，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斗争。”他是最早提出镇反收缩、限制捕杀范围的省委领导。
但是毛泽东没有理睬。接着，中南局在四月中旬命令湖南、河南、江西、湖北四省停止大捕、大杀，并把处决人犯批准权收归省委。但是，收效甚微。命令下达后，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从四月下旬到五月中旬，中南局这四个省又处死了五万多人，且大多数没有经过省委批准。由此看来，解铃还需系铃人。要纠正大捕、大杀的无序状况，还得毛泽东亲自出马，发指示纠正才能见效。
杀人失控欲剎车难以执行
毛泽东对杀人越来越多而且已经失控的状况开始感到担忧。4月20日，他致电各中央局书记，要求控制杀人比例：“虽然二月中央会议决定先规定杀人数以人口千分之零点五为准，但是现在西南已达到千分之一，中南和华东的某些省亦达到千分之一，个别地方已超过。一般地看来，华东、中南、西南三大区似乎均须超过千分之一的比例，才能解决问题。但是，超过太多似乎不妥。柳州专区要杀千分之五，显然是错误的。贵州省委要求杀千分之三，我也感觉多了。我有这样一种想法，即可以超过千分之一，但不要超过的太多，不要规定一般以千分之二为标准。而（应）将许多犯人列为无期徒刑，离开本县，由国家分批集中，从事筑路、修河、垦荒、造屋等生产事业。例如西南区准备再杀的六万人，杀掉三万左右以平民愤，而将其余的三万人左右分批集中生产”，“如果以人口千分之零点五计算，西南、中南、华东三区就有十五万人以上，是一批很大的生产力”（就是说，如果这三区按原来计划杀人比例控制在千分之零点五，就可以少杀十五万人以上，而实际上都超过千分之一，如果达到千分之一点五，则多杀三十万人——笔者）。
“贵州省委要求再杀二万二千至二万五千，我们可以允许他们再杀一万多一点，留下一万多不杀，已经超过千分之二的比例，已是按照贵州这样的特殊情况办事，已经算得准和狠了”（以特殊情况为由，允许贵州突破千分之二的比例指标，那么就意味着其他地方突破指标多杀也没有关系，纠正错误不坚决——笔者）。接着，他电告华南分局领导人：“根据华南已杀五万七千多，现押犯人尚有十六万多的情况，华南两省一市（广东、广西和广州市——笔者）和豫、鄂、湘、赣一样，从六月一日起，停止捕人四个月，集中力量清理积案，总结经验，教育干部”。由于允许贵州突破指标，他的这一指示，华南两省一市也不会坚决执行。
毛泽东这时感到光有他的批示、电报还不足以制止这一股强劲的捕人、杀人风，必须立即开会，把地方“诸侯”找来，当面亲自布置剎车，否则将会有更多的人头落地。
“决议”一出台，中央立即转发，电告各地，大规模的捕人、杀人风，才得到初步遏制。但是，由于惯性作用，会后有些地方仍然捕、杀了一些不应该捕、杀的人。如华东地区1951年5月统计共拘捕人犯三十五万八千名，杀了十万（100840）余名；到了1951年10月份统计数字是：捕了四十六万（468385）余名，杀了十三万余（139435）名，这就意味着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后几个月里又逮捕了十一万人，处决了四万人人，所谓停止捕人、杀人四个月，打了一个大折扣。但是，随着《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的逐步贯彻，各地捕、杀人的势头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全国实际捕、杀人数字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第二、第三阶段两年时间里有较大幅度的下降，总数只有1951年初那几个月捕人、杀人数字的四分之一左右，显然，“决议”起到的作用是肯定无疑的。
毛时代的运动都是镇反运动
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已经过去六十年，有很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经过多年的战争，人民需要休养生息。新政权建立后，当政者应该采取宽容的政策，尽量弥合社会裂痕，赢得社会各界的拥护和支持，除非是非杀不可的人，不要轻易杀掉。日本侵华战争中遗留下来的一千一百零七名战犯，他们每个人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都是前所未有的，可他们在战犯管理所，受到良好待遇，几年后就被特赦回国，而国内那些普通反革命，如果没有血债，没有严重现行破坏活动，为什么就不能给他们一条活路，非要杀掉呢？！如贵州省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八十一个县的县长，在人民解放军解放贵州时，有的起义、有的投诚，有的被捕后释放，个别的还给他们安排了工作，大多数人已经做了处理。可是，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一片喊杀声中，被全部杀掉。
难道他们的罪行比日本战犯罪行还大？对判处死刑的人，为什么要那么草率？安徽省桐城县拟将十六名反革命处死，报安庆地委审批，地委审查全部否决，退回来。县公安局看到地委回文，以为同意，竟没有拆开看批文内容，将十六人拉到刑场枪决。这十六人中有五个伪保长，四个三青团区分部委员，三个宪兵，二个一贯道坛主，六个地主。十六个人没有一个人有血债、没有强奸妇女的行为。事后检查，有十一个人连逮捕条件都不够，必须立即释放。阜阳专区在枪毙几个恶霸地主时，把同他们睡过觉的几个“破鞋”也给枪毙了，其罪行是“不争气，给劳动人民丢了脸”。还有那些被错杀的无辜的人，如很多从事地下工作的人，提着脑袋干革命，躲过国民党特务无数次追杀幸存下来，却被自己人给杀了，更是让人匪夷所思。
由于没有认真总结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在以后开展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一再重复这些错误，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过后，接着是内部肃反，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反右派斗争，大跃进运动，“四清”运动，在这些政治运动中，公安部门根据中央要求，都要布置对敌斗争的内容，把镇压反革命作为推动这些政治运动顺利进行的重要手段，所以一九七六年前，我国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一直没有真正停止过，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出台“公安六条”、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专案审查等，还在继续镇压反革命，同样，都不按任何法律程式办事，完全是无法无天，使中国人民一次又一次受到极大的摧残与伤害。
（作者为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本文原载《炎黄春秋》2014年第5期）
姚依林与姚庆-魔鬼的轮回
流亡美国的中国富商郭文贵在推特上爆料说，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傅政华奉习近平之命，委托他参与调查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外甥姚庆在海南航空所持有的股份的情况，于是海航集团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随即，海航集团股价在香港经历17个月以来的最大跌幅。海南航空公司股价在上海也下跌0.3%。中国媒体《财新》和《新浪》等纷纷发表评论说，海航集团的子公司海航实业股价急跌，原因在于海航频繁并购扩张导致公司资产负债比增加。这是以围魏救赵之计刻意为之洗白。一天之后，相关报道的页面又从网络上神秘消失。
海航集团成立24年来，创造了奇迹般的增长。1993年，其创业资产仅有1000万元；2016年，其收入则超过了6000亿元。海航官网称：“海航集团用了20多年的时间创造了商业史上的奇迹，成功实现了从传统航空企业向巨型企业集团的转型。”海航集团在2015年进入《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榜，2016年再度入榜并位列第353位。海航主席陈峰宣称，再过两年海航便可打入世界100强企业榜。
人们对陈峰其人兴趣不大——与马云一样，陈峰不过是由若干太子党操纵的一名前台傀儡而已。陈峰是王岐山的手下，是王岐山安置在商界的一枚棋子。太子党想让这样的马仔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所有，他们就真的会瞬间不名一文，甚至死于非命。
人们更感兴趣的是另一个神秘人物：被爆持有海南航空大量股份的姚庆——姚庆不仅是王岐山的外甥，更是中共元老姚依林的外孙，原北京市长、山西省长孟学农的儿子。孟学农和王岐山都是姚依林的女婿。孟学农官运不佳，在北京市长任上遇到萨斯危机，在山西省长任上又遇到大型矿难，最后只好到全国政协担任闲职。孟学农的官运虽然远远比不上连襟王岐山，但与膝下无人的王岐山相比，却有一个宝贝儿子姚庆。那么，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会不会反到姚庆头上？若姚庆落马，也就意味着姚家和王家这两个政治局常委级的大家族倒霉了，中共高层的厮杀将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姚依林是中共保守派元老。赵紫阳在回忆录《改革的历程》中披露，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姚依林差点当上了总理：“1987年中共十三大，关于总理人选问题，很长时期定不下来，主要是人们担心李鹏挑不起这个担子。也有过一种考虑，让姚依林搞，过渡两年。因为姚依林对经济比较熟，不少人对姚依林的印象不错。但邓没接受，一是说姚身体不好，二是说姚工作面、知识面比较窄，过去主要搞财贸工作。不过，姚依林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为五常委之一。”赵紫阳担任总书记时，作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姚依林与总理李鹏连手对抗赵紫阳、胡启立等改革派。赵紫阳对姚依林评价很低：“姚依林这个人，平时给人感觉老实忠厚，貌似公正，实际上是工于心计、搞小动作的人。”果然，在如何处理一九八九年的学生运动的争论中，姚依林投下了赞同“开枪杀人”的关键一票——那一票也就为他的家族买下了丹书铁券。
然而，青年时代的姚依林曾经也是满腔热血的进步青年。三十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华裔历史学家何炳棣在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中，谈及对同学姚依林之印象：“他不但在西洋通史第一次月考中成绩优异，并在1934年秋全校举办的英语背诵比赛中荣获第一名。”1935年夏，蒋南翔与“秘密组织”商定组织成立暑期同学会，“通过选读进步书刊、研讨时事、宣传群众等形式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其成员有姚依林、吴承明、何炳棣等人。后来，同窗好友，分道扬镳：何炳棣淡出学生运动，一度成为与共产党操纵的学生社团对立的“右派学生”，再以后，何留学美国并任教于美国诸所大学，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成就卓著；而姚依林则在中共党内步步高升，最终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
我相信，“救亡图存”时代的青年姚依林，未必会料到，自己老年会成为比昔日的国民党官僚更加腐败专横的中共独裁集团最高层之一员；他也不会料到，在自己身故之后，女婿王岐山会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锦衣卫“厂公”，帮助习近平整肃异己；他更不会料到，中共镇压完一九八九年以反腐败为名的学生运动之后，腐败会呈现一日千里、不可遏止之势，其外孙姚庆通过海南航空这棵摇钱树，乾坤大挪移般地将数以万亿的国有资产纳入个人囊中——姚庆当然有恃无恐，不仅因为爷爷姚依林是奠定了“六四”屠杀之后太子党闷声发财局面的功臣之一，更因为姑父王岐山是手持尚方宝剑反腐败的“王青天”。姚庆不曾有过外公姚依林“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粪土当年万户侯”的青葱岁月，生下来就口含金汤匙，视国库为个人账户，视军警特务为护院家丁。魔鬼就这样完成了它的轮回.
随即，海航集团股价在香港经历17个月以来的最大跌幅。海南航空公司股价在上海也下跌0.3%。中国媒体《财新》和《新浪》等纷纷发表评论说，海航集团的子公司海航实业股价急跌，原因在于海航频繁并购扩张导致公司资产负债比增加。这是以围魏救赵之计刻意为之洗白。一天之后，相关报道的页面又从网络上神秘消失。
海航集团成立24年来，创造了奇迹般的增长。1993年，其创业资产仅有1000万元；2016年，其收入则超过了6000亿元。海航官网称：“海航集团用了20多年的时间创造了商业史上的奇迹，成功实现了从传统航空企业向巨型企业集团的转型。”海航集团在2015年进入《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榜，2016年再度入榜并位列第353位。海航主席陈峰宣称，再过两年海航便可打入世界100强企业榜。
人们对陈峰其人兴趣不大——与马云一样，陈峰不过是由若干太子党操纵的一名前台傀儡而已。陈峰是王岐山的手下，是王岐山安置在商界的一枚棋子。太子党想让这样的马仔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所有，他们就真的会瞬间不名一文，甚至死于非命。
人们更感兴趣的是另一个神秘人物：被爆持有海南航空大量股份的姚庆——姚庆不仅是王岐山的外甥，更是中共元老姚依林的外孙，原北京市长、山西省长孟学农的儿子。孟学农和王岐山都是姚依林的女婿。孟学农官运不佳，在北京市长任上遇到萨斯危机，在山西省长任上又遇到大型矿难，最后只好到全国政协担任闲职。孟学农的官运虽然远远比不上连襟王岐山，但与膝下无人的王岐山相比，却有一个宝贝儿子姚庆。那么，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会不会反到姚庆头上？若姚庆落马，也就意味着姚家和王家这两个政治局常委级的大家族倒霉了，中共高层的厮杀将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姚依林是中共保守派元老。赵紫阳在回忆录《改革的历程》中披露，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姚依林差点当上了总理：“1987年中共十三大，关于总理人选问题，很长时期定不下来，主要是人们担心李鹏挑不起这个担子。也有过一种考虑，让姚依林搞，过渡两年。因为姚依林对经济比较熟，不少人对姚依林的印象不错。但邓没接受，一是说姚身体不好，二是说姚工作面、知识面比较窄，过去主要搞财贸工作。不过，姚依林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为五常委之一。”赵紫阳担任总书记时，作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姚依林与总理李鹏连手对抗赵紫阳、胡启立等改革派。赵紫阳对姚依林评价很低：“姚依林这个人，平时给人感觉老实忠厚，貌似公正，实际上是工于心计、搞小动作的人。”果然，在如何处理一九八九年的学生运动的争论中，姚依林投下了赞同“开枪杀人”的关键一票——那一票也就为他的家族买下了丹书铁券。
然而，青年时代的姚依林曾经也是满腔热血的进步青年。三十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华裔历史学家何炳棣在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中，谈及对同学姚依林之印象：“他不但在西洋通史第一次月考中成绩优异，并在1934年秋全校举办的英语背诵比赛中荣获第一名。”1935年夏，蒋南翔与“秘密组织”商定组织成立暑期同学会，“通过选读进步书刊、研讨时事、宣传群众等形式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其成员有姚依林、吴承明、何炳棣等人。后来，同窗好友，分道扬镳：何炳棣淡出学生运动，一度成为与共产党操纵的学生社团对立的“右派学生”，再以后，何留学美国并任教于美国诸所大学，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成就卓著；而姚依林则在中共党内步步高升，最终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
我相信，“救亡图存”时代的青年姚依林，未必会料到，自己老年会成为比昔日的国民党官僚更加腐败专横的中共独裁集团最高层之一员；他也不会料到，在自己身故之后，女婿王岐山会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锦衣卫“厂公”，帮助习近平整肃异己；他更不会料到，中共镇压完一九八九年以反腐败为名的学生运动之后，腐败会呈现一日千里、不可遏止之势，其外孙姚庆通过海南航空这棵摇钱树，乾坤大挪移般地将数以万亿的国有资产纳入个人囊中——姚庆当然有恃无恐，不仅因为爷爷姚依林是奠定了“六四”屠杀之后太子党闷声发财局面的功臣之一，更因为姑父王岐山是手持尚方宝剑反腐败的“王青天”。姚庆不曾有过外公姚依林“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粪土当年万户侯”的青葱岁月，生下来就口含金汤匙，视国库为个人账户，视军警特务为护院家丁。魔鬼就这样完成了它的轮回.
各阶层的美国教育分析
因为应试教育实在令人深恶痛绝，很多中国家长羡慕美式教育，似乎在那种教育中学生的个性就能得到充分的解放，充满创造性，培养出来的都是乔布斯那样的人物。 也有更了解情况的人指出，美国的基础教育水平其实很差，如美国学生的数学能力就是个笑话，还是中国式的严格要求比较好。这两种印象都是盲人摸象。我只问一 个问题：你说的是美国哪个阶层的教育？美国是个有严重阶层区分的国家，各社区按房价自然分开，在某种意义上是事实上的 种族和贫富隔离。公立中小学的经费主要由所在学区的房产税而来，这意味着两点第一，富人区的学校更有钱，可以请更好的老师、用更好的设备、有更高的教学水 平；第二，学生们其实是在跟自己同阶层的人一起上学。如果你考察美国学生的数学平均成绩，那的确比中国上海市学生的差很多。但美国这个平均成绩其实是被贫困社区中的黑人和墨西哥移民拖了后腿。如果你考察美国富裕白人社区学生的数学成绩、那可是一点都不比上海学生的差。但成绩还不是主要问题。中国一个城市内好学区和差学区的区别仅仅是考试成绩高一点儿或者低一点儿、考上重点中学的学生多一些或者少一些都是”量”的差距，而美国不同学区的教育到是”质”的。差异”。如果你上greatschools.com之类的网站查一个美国中小学校的综合评分，网站首先告诉你的是这个学校学生的种族构成，如有多少白人、多少墨西哥裔、多少亚裔等；然后是贫困学生比例，如有多少学生使用了政府资助的免费午餐；最后才是学习成绩。阶层比分数重要，因为各阶层的教学方法和培养目标完全不同。教育研究者JeanAnyon，曾在20世纪70年代末，全程跟班考察了不同阶层的几个小学的四年级和五年级教学情况，然后在1980年发表了一篇至今看来都毫不过时的经典论文《社会阶层与隐含教案》。如果中国的应试教育体制让你感到愤怒，想要改革的话。Anyon这项研究所揭示的美国教育体制，也许会让你绝望。Anyon说，哪怕是在四、五年级这个距离起跑线没多远的地方，不同阶层的学生事实上就已经在为他们将来要从事的一一不同阶层的——工作做准备了。”龙生龙，风生风，老鼠的儿子会打洞。——龙凤的儿子，又岂能跟老鼠的儿子接受同样的教育？
普 通工人阶层的学校强调遵守规章流程。整个教学充满死记硬背的机械式程序，几乎没有做选择和做决定的机会。老师教任何东西，哪怕是解数学题，都是用向学生灌 输规则的方法。这些规则通常包括若干个步步骤，而学生必须熟记每一个步骤，老师常常不看你的最终结果对不对，而是看你是否背熟了步骤！比如老师教两位数除法，就会直接告诉学生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既不解释为什么非得选择这个做法，也不告诉学生这么做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如果学生提出更好的办法，马上会被否决，必须按老师的方法来。我的小学教育大概比这个好不了多少。做数学应用题如果不先写一个”解”宇，无论对错都会被扣分。老师非常纠结于”乘”和”乘以”的区别，到底是3×5还是5×3，写反了就是错。我的初中是在哈尔滨市道里区最好的中学读的，遇到整个学校最好的数学老师，结果数学课仍然强调对步骤的死记硬背——我至今还记得解一元一次方程共分五步去分母、去括号、移项、合并同类项、解方程——其实有些题不按这个步骤做更好，但上数学课经常要考背诵。我上学的时候对这些教法感到非常不理解，现在知道了阶级分析这个工具，才恍然大悟这哪里是在教数学？这分明是在训练工人。工人干活，可不就是必须严格遵守流程步骤吗？你只要按规定步骤去做好该做的，至于最终产品如何，不是生产线上一个工人应该关心的事。这个阶层的学校里自然和社会科学课程也都是死记硬背的方法。学生们并不被鼓励阅读什么课外书，也很少会把所学内容跟真实世界联系起来，基至连课本都不怎么用——教法是让学生直接抄老师写在黑板上的笔记！这些笔记就是考试内容。纪律是严格的，学生没有什么自由，教室里任何东西都”属于”老师，绝对不能随便碰。老师对学生说话非常不客气，经常有”闭嘴”之类的命令，时不时地制止学生乱动。不过老师自己并不遵守什么纪律、经常拖堂，根本不在乎下课铃。
一般中产阶层的学校强调把事”对”有点像中国的应试教育，学习材料为核心，要求学生必须理解这些材料——你可以用自己的方法解题，只要你能得到正确答案。社会科学课上老师会给一些阅读材料，并配以问题，这些问题都有明确的答案，其根本目的在于考察你是否真正学习了那些材料。学校教学很强调课本的权威性，你绝对不能对课本结论提出质疑。如果你喜欢批判式思维、对有争议的话题有自己的看法，老师则认为你是危险的。这 种小学，使我想起我当年读的高中。那是一所黑龙江省的。省重点高中，云集了哈尔滨相当一部分最好的老师和学生。除了没有质疑课本的自由，整个的教学的确是 非常灵活的，老师有时候还会讲讲笑话。我们根本就没有家庭作业，有时间可以搞点个人针对性训练。我们非常明白来这里上学的目的：如果能学到实用的知识当然 好，但最重要的是必须考上大学。美国一般中产阶层的学校也是这样，一切为找工作和上大学服务。老师仍然控制学生，但这种学校的老师人品都很好，自己也能遵守制度，至少不会拖堂。
专 业人士阶层的学校强调创造性和独立性。美国的所谓”专业人士”，是指医生和律师这种需要长期的学习和训练才能入职的人物，他们拥有专门的技能，他们只有考 取一个资格认证才能工作，而且还有自己的职业准则。这些人是中产阶级中的上层，收入不菲，对生活和职业都有很好的规划。这种人的子女所能得到的，才是中国人心目中神话般的美式教育。虽然还是小学生，学校已经要求学生有独立思考和表达的能力。课堂作业常常是写文章和做演讲，你必须能够自己找到素材、选择方法、组织语言、描述想法。这 基本上是我当初的大学所在的层次，而这些四、三年级的小学生已经开始搞独立调研了！比如，一个任务是每人回家统计自己家有多少台电视、冰箱及多少辆汽车等 物件，在课堂上每人负责统计其中一项物件的数字、计算全班平均值。机械化的计算部分你不用管，老师给你提供计算器——但是你必须把调研部分搞好，会有另一 个学生检查你的工作。统计完成之后，有的学生甚至还提出建议，跟别的班比较一下数字。历史课上学到某古代文明，作业是学生们要以其中的人物事件为题拍个电影！有人负责写剧本，有人负责演，有人负责拍摄——当时还没有数字设备，所以家长得帮着剪辑8毫米胶片。学生们要时不时在班级里播报一下新闻时事，老师偶尔还引导他们发现事件之间的联系。写作强调创意，科学强调第一手的实验感觉。答案对错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不能真正理解这个内容到底是什么意思。老师不再直接控制学生，而是通过眼学生交流来引导班级去做什么。任何学生都可以在任何时候去图书馆拿本书，而且只要你在黑板上签个名，哪怕上课中途也可以不经允许离开教室。哪些内容要多讲点、哪些内容要少讲点、老师都能听从学生的意见。但这还不是美国最牛的小学。
主 管精英阶层的学校强调智识。这个阶层就是所谓的资本家阶层，学生家长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和拥有者，他们当然没必要训练怎么遵守别人的章程，他们不用关心怎 么用漂亮的简历取悦雇主，他们基至不需要自己去设计什么产品。这个阶层的学生学的不是怎么遵守规则，而是怎么制定规则。教育的核心目标，是决策和选择。哪怕在数学课上学除法，老师问学生的第一个问题不是怎么算，而是”如果你面对这么一个例子，你的第一个决定是什么？。”你回答：”我先找第一个部分商？。”老师就会说你这个决定不错,然后引导你进一步说出自己的计划。然后让全班一起看看你这个决定和计划的结果如何。老师不主动提供任何解题方法，而是鼓励学生自己去制定公式，也就是规则。
老师不问对和错，而是问”你是否同意这个说法？”如果全班都发现你错了，老师告诉你的是”他们不同意你……当然，你对老师讲的东西，也可以随时”不同意”。这种统治阶层的教育，已经不是追求什么表达能力、艺术效果、漂亮的PPT之类了，而是追求分析问题。这种小学同样学到古希腊历史的时候，不是让学生会表演个什么历史人物的电影，而是问学生”你认为伯里克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犯了什么错误？雅典公民又犯了什么错误？”这种问题！这些注定成为未来领袖的小学生从四、五年级起就已经开始在课堂上对当前问题发表看法。工人为什么罢工？他们这么做对吗？我们怎么阻止通货膨胀？老师说，你不知道答案没关系，我提问题只是让你学会怎么想。这些学生不是为了考试而学习。他们如果学习了一种复杂语法，单单在考试中答对还不行，必须在此后的写作中用到这种语法，否则老师就不干。写作课也不是追求什么创意、感情描写。而是强调故事结构和逻辑，并且直接用于社会课和科学实验报告的写作中。学生不但自主，而且可以自治。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当一次老师。然后老师和其他学生对他进行全方位的评判。纪律上没有什么要求，任何人部可以随便离开教室，可以不经允许使用学校的任何东西，集体行动也不用排队。
学生学到的是选择和责任。你可以给自己设定优先目标、你自己决定干什么，你对自己所做的事负责，你自己管自己。老师有时候发至抱怨学生自治的能力还不够。老师说：”你是你这辆汽车唯一的司机，只有你能决定它的速度。”这些我出国以后读研究生时才享受到的待遇。
如果在美国生错了阶层，上学岂不成了无比憋屈的一件事情？素质的确是可以遗传的。现在科学家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智商可以遗传，再考虑到家庭环境的作用，大多数情况下，人不太容易超越自己父母的阶层。但人之所以不是机器，就是因为人在根本上是自由的。基因加环境也不能把人完全定死，人总有自由意志。大多数情况下如此，但每人都可以不必如此！用美国这套标准对照，我的小学的确是在工人阶层。就连在教学楼里从哪边走、上课怎么举手学校都有明确规定。但是我们有好几个同学根本不在乎这些规定，经常跟学校对着干，老师”夸”我们有”造反精神”——我们这帮工人子弟，做事常常带有统治阶级的风格。话说回来，现阶段的中国教育，毕竟跟美国还有很大区别。中国暂时还没有这么强烈的阶层区分……因为大家都在一般中产及以下。
中国各阶层的三种教育目标我认为，中国现阶段的流水线教育的默认生产目标，并不是在培养”人”，而是在打磨和挑选”器具”。下等的器具，是某种实用工具，对应一般家长要求孩子有一个”容易找工作”的学历和技能。其实如果仅仅是学成卖艺，一个从哈佛大学毕业搞金融工作的人并不比一个从蓝翔技校毕业开挖掘机的人更值得尊敬。而 上等器具，则是工艺品。工艺品未必能用来做什么，但是具有收藏和升值的作用。工艺品的价值可以用一系列指标衡量，如材质是不是黄金的、镶有多少克拉的钻石 等。工艺品对应中国家长对孩子的期望是各种素质教育：会弹钢琴等才艺、学习成绩好、会英语。身体棒、长相漂亮，等等。你拥有的素质越多，别人就越觉得你 好，值得拥有。为什么说是工艺品而不是艺术品呢？因为艺术品是不能用任何指标来衡量的。真正的艺术品追求独一无二，跟任何已有的东西都不一样，根本就没有标准。而不管是实用工具还是工艺品，都以”符合XX标准”“跟XX一样”为追求。这种”素质教育”培养出来的孩子即便会弹琴，也只不过能把曲子弹”对”而已，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弹”好”。大多数家长并不要求自己的孩子有什么与众不同的新颖特性，只求符合各种工艺指标。当他们说”素质教育”的时候，无非是把追求从下等工具提升到了上等工艺品。人 们对教育的根本出发点及整个的内心叙事，就是把自己变成一个”好东西”，以期得到别人的欣赏。这个叙事显然与现代人常常遇到的考试制度有关，对早熟的中国 人来说则与科举制度有关：好生活、好工作并非是我自己创造的，而是谁看我好，赐予我的。所以要做个好的器具，而不是做个好”人”。这种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思维本质上是被动的——外界喜欢什么，我就变成什么。永远是我去适应别人，而不敢让别人来适应我。一定要进名校、一定要进好公司、一定要得到好岗位。人与人之间攀比的，也都是这些外部光环的”加持”。
如果有人凭借自己的能力开创了事业，则多数人不会对他表示羡慕、与他攀比，而是把他当成跟自己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并寻求借他的光，比如为他打工。换句话说，现代的流水线教育其实是奴隶教育，而古代的贵族教育则是主人教育。前者是被动的，后者则是主动的。”古之学者为己，令之学者为人”——你学这个东西到底是为了改变世界、发挥自己、支配别人，还是为了适应世界、打扮自己、吸引别人来支配你？主 人学习审美，关心怎么评价别人；奴隶学习比美，关心别人怎么评价自己。主人学习明辨是非，奴隶学习迎合别人的是非观；主人学习怎么找到和使用工具，奴隶学 习怎么把自己变成工具；主人学习合理调动资源，奴隶学习把自己变成别人的资源；主人学习”我想要什么”；奴隶学习”我要变成什么”。能从作为一个主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才是真正的”主人翁”精神。有”主人翁”精神，你才不是一个器具。日 常文化和正统教育中，很少有”怎么主动选择、怎么审美，怎么根据自己的意图改变世界。”这样的讨论，”主人翁”精神只不过是句漂亮的空话。比如买个房子， 本来房子是自己的，应该完全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装修、布置，但很多人想的仍然是怎么装修看起来更有”面子”。人们取悦世界已成习惯。青年导师最爱说一句 话，”做最好的自己”。做最好的自己干什么？梳妆打扮等着别人来挑选吗？中国因为历史原因，过去这几十年的主流文化都 是贫民文化，人们对”怎么适应别人”研究的很多，对”怎么自己做主”研究的很少。我们看看网上一些所谓的”职场经验”，对工作、对上级、对同事的各种小心 翼翼的算计，动辄得咎的脆弱心态，让人感觉真是非常可怜。这一代中国人的技术很强、性格也随和，愿意与人合作，但是整体心态普遍像小孩一样，有主人翁意识 的人物实在太少。在美国硅谷，尽管来自中国和印度工程师的总人数势均力敌，但是二者地位其实有一定差别。无论是进入各公司管理层的人数，还是创业的人数，中国人都显著不如印度人。为什么印度作为一个国家落后中国很多，海外印度人却能领先海外中国人很多，难道仅仅是因为英语好？我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印度人比较有主人翁意识。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很有主权意识，但是中国人作为个人的主人翁意识落后印度很多，这可能因为印度有一个主流上层社会，而中国没有。出身于上层社会是一个巨大的优势，使人的心态完全不同。耶鲁大学为了让学生体验这种心态，学会富有地生活，可以出钱让学生到中国做访问学生，可以出钱让学生去纽约看百老汇演出。人只有见多识广。才能有选择的能力。我们大概可以说，现代教育可以简单地分三个层次，对应三个阶层：1。贫民家庭对教育的期待是培养工具、以找工作为目的。2。中产家庭对教育的期待是培养工艺品，以提升个人价值为目的。3。上层家庭对教育的期待是培养主人翁，以欣赏、选择和改变周围世界为目的。现代流水线式的教育只能把人送到第一层，想要进入第二层，家庭必须出力，然后你还得去精英大学而第三层，则几乎完全是家庭和个人的事情，学校教育的作用很小。
如 此说来，家庭出身实在太重要了。大数据可能搞不清到底是人选择了教育还是教育决定了人，但是对这个格局看得一清二楚。我多次看到有人统计，说中产家长每天 跟孩子说多少个单词，因为单词数听得不够，所以贫民家庭孩子智力发育不如中产家庭——再有多少这种研究，也无非是从各个方面验证一句话：家庭收入水平和父 母文化水平，直接决定孩子能达到什么层次。人很难突破客观条件的限制。可是如果人人都按照这个剧本演出，世界就太没意思了。
普 通工人阶层的学校强调遵守规章流程。整个教学充满死记硬背的机械式程序，几乎没有做选择和做决定的机会。老师教任何东西，哪怕是解数学题，都是用向学生灌 输规则的方法。这些规则通常包括若干个步步骤，而学生必须熟记每一个步骤，老师常常不看你的最终结果对不对，而是看你是否背熟了步骤！比如老师教两位数除法，就会直接告诉学生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既不解释为什么非得选择这个做法，也不告诉学生这么做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如果学生提出更好的办法，马上会被否决，必须按老师的方法来。我的小学教育大概比这个好不了多少。做数学应用题如果不先写一个”解”宇，无论对错都会被扣分。老师非常纠结于”乘”和”乘以”的区别，到底是3×5还是5×3，写反了就是错。我的初中是在哈尔滨市道里区最好的中学读的，遇到整个学校最好的数学老师，结果数学课仍然强调对步骤的死记硬背——我至今还记得解一元一次方程共分五步去分母、去括号、移项、合并同类项、解方程——其实有些题不按这个步骤做更好，但上数学课经常要考背诵。我上学的时候对这些教法感到非常不理解，现在知道了阶级分析这个工具，才恍然大悟这哪里是在教数学？这分明是在训练工人。工人干活，可不就是必须严格遵守流程步骤吗？你只要按规定步骤去做好该做的，至于最终产品如何，不是生产线上一个工人应该关心的事。这个阶层的学校里自然和社会科学课程也都是死记硬背的方法。学生们并不被鼓励阅读什么课外书，也很少会把所学内容跟真实世界联系起来，基至连课本都不怎么用——教法是让学生直接抄老师写在黑板上的笔记！这些笔记就是考试内容。纪律是严格的，学生没有什么自由，教室里任何东西都”属于”老师，绝对不能随便碰。老师对学生说话非常不客气，经常有”闭嘴”之类的命令，时不时地制止学生乱动。不过老师自己并不遵守什么纪律、经常拖堂，根本不在乎下课铃。
一般中产阶层的学校强调把事”对”有点像中国的应试教育，学习材料为核心，要求学生必须理解这些材料——你可以用自己的方法解题，只要你能得到正确答案。社会科学课上老师会给一些阅读材料，并配以问题，这些问题都有明确的答案，其根本目的在于考察你是否真正学习了那些材料。学校教学很强调课本的权威性，你绝对不能对课本结论提出质疑。如果你喜欢批判式思维、对有争议的话题有自己的看法，老师则认为你是危险的。这 种小学，使我想起我当年读的高中。那是一所黑龙江省的。省重点高中，云集了哈尔滨相当一部分最好的老师和学生。除了没有质疑课本的自由，整个的教学的确是 非常灵活的，老师有时候还会讲讲笑话。我们根本就没有家庭作业，有时间可以搞点个人针对性训练。我们非常明白来这里上学的目的：如果能学到实用的知识当然 好，但最重要的是必须考上大学。美国一般中产阶层的学校也是这样，一切为找工作和上大学服务。老师仍然控制学生，但这种学校的老师人品都很好，自己也能遵守制度，至少不会拖堂。
专 业人士阶层的学校强调创造性和独立性。美国的所谓”专业人士”，是指医生和律师这种需要长期的学习和训练才能入职的人物，他们拥有专门的技能，他们只有考 取一个资格认证才能工作，而且还有自己的职业准则。这些人是中产阶级中的上层，收入不菲，对生活和职业都有很好的规划。这种人的子女所能得到的，才是中国人心目中神话般的美式教育。虽然还是小学生，学校已经要求学生有独立思考和表达的能力。课堂作业常常是写文章和做演讲，你必须能够自己找到素材、选择方法、组织语言、描述想法。这 基本上是我当初的大学所在的层次，而这些四、三年级的小学生已经开始搞独立调研了！比如，一个任务是每人回家统计自己家有多少台电视、冰箱及多少辆汽车等 物件，在课堂上每人负责统计其中一项物件的数字、计算全班平均值。机械化的计算部分你不用管，老师给你提供计算器——但是你必须把调研部分搞好，会有另一 个学生检查你的工作。统计完成之后，有的学生甚至还提出建议，跟别的班比较一下数字。历史课上学到某古代文明，作业是学生们要以其中的人物事件为题拍个电影！有人负责写剧本，有人负责演，有人负责拍摄——当时还没有数字设备，所以家长得帮着剪辑8毫米胶片。学生们要时不时在班级里播报一下新闻时事，老师偶尔还引导他们发现事件之间的联系。写作强调创意，科学强调第一手的实验感觉。答案对错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不能真正理解这个内容到底是什么意思。老师不再直接控制学生，而是通过眼学生交流来引导班级去做什么。任何学生都可以在任何时候去图书馆拿本书，而且只要你在黑板上签个名，哪怕上课中途也可以不经允许离开教室。哪些内容要多讲点、哪些内容要少讲点、老师都能听从学生的意见。但这还不是美国最牛的小学。
主 管精英阶层的学校强调智识。这个阶层就是所谓的资本家阶层，学生家长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和拥有者，他们当然没必要训练怎么遵守别人的章程，他们不用关心怎 么用漂亮的简历取悦雇主，他们基至不需要自己去设计什么产品。这个阶层的学生学的不是怎么遵守规则，而是怎么制定规则。教育的核心目标，是决策和选择。哪怕在数学课上学除法，老师问学生的第一个问题不是怎么算，而是”如果你面对这么一个例子，你的第一个决定是什么？。”你回答：”我先找第一个部分商？。”老师就会说你这个决定不错,然后引导你进一步说出自己的计划。然后让全班一起看看你这个决定和计划的结果如何。老师不主动提供任何解题方法，而是鼓励学生自己去制定公式，也就是规则。
老师不问对和错，而是问”你是否同意这个说法？”如果全班都发现你错了，老师告诉你的是”他们不同意你……当然，你对老师讲的东西，也可以随时”不同意”。这种统治阶层的教育，已经不是追求什么表达能力、艺术效果、漂亮的PPT之类了，而是追求分析问题。这种小学同样学到古希腊历史的时候，不是让学生会表演个什么历史人物的电影，而是问学生”你认为伯里克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犯了什么错误？雅典公民又犯了什么错误？”这种问题！这些注定成为未来领袖的小学生从四、五年级起就已经开始在课堂上对当前问题发表看法。工人为什么罢工？他们这么做对吗？我们怎么阻止通货膨胀？老师说，你不知道答案没关系，我提问题只是让你学会怎么想。这些学生不是为了考试而学习。他们如果学习了一种复杂语法，单单在考试中答对还不行，必须在此后的写作中用到这种语法，否则老师就不干。写作课也不是追求什么创意、感情描写。而是强调故事结构和逻辑，并且直接用于社会课和科学实验报告的写作中。学生不但自主，而且可以自治。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当一次老师。然后老师和其他学生对他进行全方位的评判。纪律上没有什么要求，任何人部可以随便离开教室，可以不经允许使用学校的任何东西，集体行动也不用排队。
学生学到的是选择和责任。你可以给自己设定优先目标、你自己决定干什么，你对自己所做的事负责，你自己管自己。老师有时候发至抱怨学生自治的能力还不够。老师说：”你是你这辆汽车唯一的司机，只有你能决定它的速度。”这些我出国以后读研究生时才享受到的待遇。
如果在美国生错了阶层，上学岂不成了无比憋屈的一件事情？素质的确是可以遗传的。现在科学家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智商可以遗传，再考虑到家庭环境的作用，大多数情况下，人不太容易超越自己父母的阶层。但人之所以不是机器，就是因为人在根本上是自由的。基因加环境也不能把人完全定死，人总有自由意志。大多数情况下如此，但每人都可以不必如此！用美国这套标准对照，我的小学的确是在工人阶层。就连在教学楼里从哪边走、上课怎么举手学校都有明确规定。但是我们有好几个同学根本不在乎这些规定，经常跟学校对着干，老师”夸”我们有”造反精神”——我们这帮工人子弟，做事常常带有统治阶级的风格。话说回来，现阶段的中国教育，毕竟跟美国还有很大区别。中国暂时还没有这么强烈的阶层区分……因为大家都在一般中产及以下。
中国各阶层的三种教育目标我认为，中国现阶段的流水线教育的默认生产目标，并不是在培养”人”，而是在打磨和挑选”器具”。下等的器具，是某种实用工具，对应一般家长要求孩子有一个”容易找工作”的学历和技能。其实如果仅仅是学成卖艺，一个从哈佛大学毕业搞金融工作的人并不比一个从蓝翔技校毕业开挖掘机的人更值得尊敬。而 上等器具，则是工艺品。工艺品未必能用来做什么，但是具有收藏和升值的作用。工艺品的价值可以用一系列指标衡量，如材质是不是黄金的、镶有多少克拉的钻石 等。工艺品对应中国家长对孩子的期望是各种素质教育：会弹钢琴等才艺、学习成绩好、会英语。身体棒、长相漂亮，等等。你拥有的素质越多，别人就越觉得你 好，值得拥有。为什么说是工艺品而不是艺术品呢？因为艺术品是不能用任何指标来衡量的。真正的艺术品追求独一无二，跟任何已有的东西都不一样，根本就没有标准。而不管是实用工具还是工艺品，都以”符合XX标准”“跟XX一样”为追求。这种”素质教育”培养出来的孩子即便会弹琴，也只不过能把曲子弹”对”而已，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弹”好”。大多数家长并不要求自己的孩子有什么与众不同的新颖特性，只求符合各种工艺指标。当他们说”素质教育”的时候，无非是把追求从下等工具提升到了上等工艺品。人 们对教育的根本出发点及整个的内心叙事，就是把自己变成一个”好东西”，以期得到别人的欣赏。这个叙事显然与现代人常常遇到的考试制度有关，对早熟的中国 人来说则与科举制度有关：好生活、好工作并非是我自己创造的，而是谁看我好，赐予我的。所以要做个好的器具，而不是做个好”人”。这种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思维本质上是被动的——外界喜欢什么，我就变成什么。永远是我去适应别人，而不敢让别人来适应我。一定要进名校、一定要进好公司、一定要得到好岗位。人与人之间攀比的，也都是这些外部光环的”加持”。
如果有人凭借自己的能力开创了事业，则多数人不会对他表示羡慕、与他攀比，而是把他当成跟自己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并寻求借他的光，比如为他打工。换句话说，现代的流水线教育其实是奴隶教育，而古代的贵族教育则是主人教育。前者是被动的，后者则是主动的。”古之学者为己，令之学者为人”——你学这个东西到底是为了改变世界、发挥自己、支配别人，还是为了适应世界、打扮自己、吸引别人来支配你？主 人学习审美，关心怎么评价别人；奴隶学习比美，关心别人怎么评价自己。主人学习明辨是非，奴隶学习迎合别人的是非观；主人学习怎么找到和使用工具，奴隶学 习怎么把自己变成工具；主人学习合理调动资源，奴隶学习把自己变成别人的资源；主人学习”我想要什么”；奴隶学习”我要变成什么”。能从作为一个主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才是真正的”主人翁”精神。有”主人翁”精神，你才不是一个器具。日 常文化和正统教育中，很少有”怎么主动选择、怎么审美，怎么根据自己的意图改变世界。”这样的讨论，”主人翁”精神只不过是句漂亮的空话。比如买个房子， 本来房子是自己的，应该完全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装修、布置，但很多人想的仍然是怎么装修看起来更有”面子”。人们取悦世界已成习惯。青年导师最爱说一句 话，”做最好的自己”。做最好的自己干什么？梳妆打扮等着别人来挑选吗？中国因为历史原因，过去这几十年的主流文化都 是贫民文化，人们对”怎么适应别人”研究的很多，对”怎么自己做主”研究的很少。我们看看网上一些所谓的”职场经验”，对工作、对上级、对同事的各种小心 翼翼的算计，动辄得咎的脆弱心态，让人感觉真是非常可怜。这一代中国人的技术很强、性格也随和，愿意与人合作，但是整体心态普遍像小孩一样，有主人翁意识 的人物实在太少。在美国硅谷，尽管来自中国和印度工程师的总人数势均力敌，但是二者地位其实有一定差别。无论是进入各公司管理层的人数，还是创业的人数，中国人都显著不如印度人。为什么印度作为一个国家落后中国很多，海外印度人却能领先海外中国人很多，难道仅仅是因为英语好？我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印度人比较有主人翁意识。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很有主权意识，但是中国人作为个人的主人翁意识落后印度很多，这可能因为印度有一个主流上层社会，而中国没有。出身于上层社会是一个巨大的优势，使人的心态完全不同。耶鲁大学为了让学生体验这种心态，学会富有地生活，可以出钱让学生到中国做访问学生，可以出钱让学生去纽约看百老汇演出。人只有见多识广。才能有选择的能力。我们大概可以说，现代教育可以简单地分三个层次，对应三个阶层：1。贫民家庭对教育的期待是培养工具、以找工作为目的。2。中产家庭对教育的期待是培养工艺品，以提升个人价值为目的。3。上层家庭对教育的期待是培养主人翁，以欣赏、选择和改变周围世界为目的。现代流水线式的教育只能把人送到第一层，想要进入第二层，家庭必须出力，然后你还得去精英大学而第三层，则几乎完全是家庭和个人的事情，学校教育的作用很小。
如 此说来，家庭出身实在太重要了。大数据可能搞不清到底是人选择了教育还是教育决定了人，但是对这个格局看得一清二楚。我多次看到有人统计，说中产家长每天 跟孩子说多少个单词，因为单词数听得不够，所以贫民家庭孩子智力发育不如中产家庭——再有多少这种研究，也无非是从各个方面验证一句话：家庭收入水平和父 母文化水平，直接决定孩子能达到什么层次。人很难突破客观条件的限制。可是如果人人都按照这个剧本演出，世界就太没意思了。
来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7c96a53a0102wyzr.html
Friday, 28 April 2017
祁同伟为什么让人恨不起来
很多网友在读了我的上一篇《孙连城怒斥李达康》的文章后和我在微信里聊天，都问了同样一个问题，就是：“手哥，祁同伟明明是个贪官大坏蛋，为什么我对他却一点都恨不起来？是我三观出问题了吗？”
哥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你这属于正常反应，没毛病，不用羞愧。为什么这么说呢？难道留几手为了博眼球要冒天下之大不韪为祁同伟洗白么？答案是否定的。毫无疑问，祁同伟贪污腐败，残害忠良，肯定是一个100%的坏人。但是坏人他也不是天上凭空掉下来的，而且为什么大家对这个坏人恨不起来呢？哥给大家分析一下。
年轻时候是211重点院校的优等生，学生会主席，不可谓不优秀。毕业后却因为被小人（他老婆）陷害，发配到城乡结合部还得往下走50公里鸡不拉屎鸟不下蛋的小地方。看着50多岁就头发花白的老干部，祁同伟绝望了。难道自己要在这呆一辈子？
“难道小地方就发展不起来吗？就不能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的干上去吗？”肯定有人会质疑，这就叫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了。大家可以认真观察一下，大学里面愿意去搞gap year满世界溜达，或者热心去老边穷地区支教的学生，不说是大富大贵，一般也都是衣食无忧的学生，没有什么生存压力，所以愿意去“奉献”，但是家庭条件差的学生则不同了，即便是学习成绩好，也有不少放弃考研的机会，忙着找工作，为的就是缓解家庭的压力。穷学生不是没有爱心，而是没有献爱心，讲奉献的时间和成本。这也是为什么无数从小地方来的大学生拼死拼活也要留在北上广深一样，因为回去没有资源，没有人脉就意味着这辈子基本上就那样了。同样，农村出身的祁同伟背负着N多父老乡亲的期望，他急于通过事业来完成命运的转变，可没成想，还没能大展手脚干事业，就被“权力”一杆子又支回农村了，而且不知道何时是头？他心里能不慌么？况且，还有他的挚爱，陈海的姐姐陈阳在北京……他能不急么？这是祁同伟第一次被“权力”玩弄。
即便是这样，他也没有屈服，而是选择了去做一名缉毒警，缉毒警工作的危险性不用哥多说了吧？因为危险，所以才有机会立功，这就是所谓的富贵险中求吧。接下来，就是祁同伟人生的高光时刻了，在孤鹰岭，一把Glock单枪匹马勇闯匪窝，身中三枪，彼时彼刻的祁同伟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相信他脑海里面想得绝不仅仅是立功，晋升，而是有与犯罪做生死斗争的情怀。
一次可以说是彻彻底底的让他改变了信仰。更可气的是，明明他知道是梁璐和他老爹在使坏，但是又无处伸冤，人家简简单单的一句“惜才，不舍得你走”就足矣让你哑口无言。
同样的情况，为什么侯亮平就可以用和爱人团聚的理由调往北京呢？这就是命运的不公平，但讽刺的是什么呢？侯亮平和钟小艾在厨房里轻描淡写的鄙视祁同伟“因为一点点挫折就改变信仰”。身中三枪，人民英雄，被权力玩弄，在侯的眼里这叫“一点点挫折”？侯的形象在这一刻，毫无疑问是一种高大全，假大空。试想，如果当年被发配到农村的是候亮平，他现在还会是意气风发的反贪局长吗？如果顺利调往北京的是祁同伟，那他还会变坏吗？
至于从此以后祁同伟是怎么变坏的，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数，也不用我废话了，这个话题又比较敏感，你懂的。正是因为这些红二代，官二代们挡住了祁同伟正常的上升渠道，才让无数的寒门子弟看了之后产生了同理心，大家在生活中多多少少都能遇到或听说一些此类的例子。
如果仅仅是悲情，还不足以让人惋惜，那么祁同伟在对待女人的问题上，绝对可以激发无数女性的圣母心。就小说和电视剧的情节，祁同伟不同于热衷于和乌克兰女人学英语的低端男人陈清泉，祁同伟和高小琴两个人命运相似，都是苦出身，又都沦为别人的棋子，所以有很多共同语言，从开始的一唱一和，到最后的亡命天涯，可以看出，祁同伟绝对不是简简单单把高小琴当成一个情妇而已。无论这个男人多么坏，只要对女人好，都会被一部分女人视为有情有义，参见《蜗居》里的宋思明，大叔控女孩这么多，宋思明功不可没。“为了你，我愿意与全世界为敌”这一看似中二的言论，不正是无数女人心目中的梦想么？充满了冒险和刺激。
这要插一句：别同情他老婆梁璐，完全的咎由自取，利用权力去胁迫祁同伟，能有什么好下场？如果把他俩性别对调一下：一个男大学教授，威逼利诱，用种种手段去迫害一个女大学生，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手段，是不是就一目了然了？
很多人不喜欢候亮平的原因，就是侯和他自己唱的《沙家浜》太像了，都是革命样板戏的模样，给人的感觉就是太完美了，完美到不真实，相比之下，祁同伟有血有肉，有优点，也有缺点，虽然是反派，但是却让人倍感真实。祁同伟是一个彻头彻尾被命运玩弄的悲剧式人物，就像那本神书《天局》一样，他本身就是一颗棋子，纵然挣扎了半生，仍然没能摆脱从头到尾都被人掌控命运。
西方人有一句非常屌的话叫：“Only God can jugde me.”只有上帝才能审判我。祁同伟更屌，他生前最后一句话是Even God can’t jugde me.就连上帝都不能审判他。活脱脱的“我命由我不由天。”
所以，除了吞枪自尽，他没有更好的选择。妄图逆天改命，却自尽于命运转折点之地，这也算是一种因果循环吧。非常的黑色幽默。
大家同情祁同伟，不是同情贪官。更多是或多或少从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感叹专制者造成的命运不公平。
美国川普政府大幅税改：让利于民，MAGA
美国联邦政府26日推出力度史无前例的税改方案，企业所得税率从35%左右降至15%上下，使美企税负低于经合组织国家约25%的平均水平。
据特朗普税改计划，美国个税税率从7档减少至3档，分别为10%、25%和35%，个人和家庭个税起征点提高至2.4万美元。还有标准扣除额翻倍、废除遗产税、家庭支出税惠政策……
如果这一方案能够在国会获通过，对美国的全球竞争力将产生重要而深远影响。
特朗普经济顾问科恩称：这是美国自1986年以来出台的最重要的一份税改方案，也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方案之一。
这种减税是实实在在的，而中国去年轰轰烈烈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企业税负是不降反升的，如建筑业原营业税3%，改为增值税11%，虽有抵扣，但不足以弥补大幅提高的税差。然而有一大堆专家出来论证营改增企业税负是降低的，有些企业在电视上表示税负减轻了，对政府感恩戴德，这是在演戏吗？指鹿为马。若要降税就直接降税率。
再看个税，中国个税起征点是3500元，3500元的工资属于低收入，这对部分人征税太残忍；其次是中国个税是按个人收入而不是按家庭收入，如一个家庭一人上班，工资4000元，另一人失业，家庭人均收入实际只有2000元，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穷得揭不开锅了，但国家还是要向其征税；如果一个家庭有小孩和老人需要抚养或者有人生病，总之家庭入不敷出，应该是救济的对象，但政府还是要向其收税。
3500元个税起征点6年未变，而物价不知涨了多少，并且，也看不到任何个税起征点上调的迹象。董明珠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建议个税起征点提高到5000元，5000元起征点仍然偏低，即使这样政府仍不采纳。中国的企业和老百姓，税负痛苦指数全球最高，其收入一半以上几乎都用来交税，百姓在煎熬中度日，再努力也积累不了多少财富。
美国与中国孰优孰劣是显而易见不言而喻的。特朗普最靠谱，特朗普将成为美国历史最伟大总统之一，这是美国人民的选择。美联邦政府大幅减税让利于民，美民众对联邦政府支持率也会随之上升，有利特朗普续推新政，美国将变得更伟大。而中国如果维持高税率，中国是不可能崛起的。
现在不用打贸易战了，美国大幅减税，美国就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国际竞争力，美国在国外的企业纷纷回归，外资纷纷到美国投资兴办企业，美国对其他国家形成虹吸效应，对中国这些高税负国家产生巨大冲击波。15%的税率已接近部分避税天堂，加上美国经济体量庞大带来的规模效应，有望使实体经济步入良性循环。企业外流、资金外流和人才外流将不可阻挡，中国不知如何应对。
美国大幅减税，美国股市是向上走的，不断创出历史新高；中国股市是向下走的，不断创历史新低。一个已经是世界第一强国，仍在走上坡路；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却已经在走下坡路了，股市不仅是经济的晴雨表，更是国运的象征。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指责美国减税实际上就是在挑起税务战，使国际税收秩序陷入混乱，将使部分无力搞税收竞争的出口导向型国家直接受损。这是什么逻辑，简直是颠倒黑白，你也可以减税啊，各国竞争性减税有利于世界经济繁荣，增进世界人民的福利。那么，我们看看哪些国家无力搞税收竞争：政府机构臃肿、军费开支庞大、维稳开支居高不下、外交开支巨大的国家，必须高税收才能维持其运转，这些国家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因为税收高，投资意愿低，企业外逃，这就意味着税基减少，最终税收也将减少，形成恶性循环，这是致命的。
有人担心美国减税，财政减收2万亿至6万亿美元，美国还要大兴土木搞基建，美国政府本来就债台高筑，这怎么玩得下去。错，美国减税后，税基将大幅增加。根据美国税收基金会测算，在最佳状态，税改将整体使美国内生产总值增加6.9至8.2个百分点，新增就业岗位200万个。同时，美国政府缩减开支，最后，财政收入可能不降反升。
开明的政府都是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如此政府非但没变穷，反而经济繁荣，出现盛世景象；而无道朝代都是横征暴敛，苛税猛于虎，结果是经济萧条百业凋敝江河日下。
-----------
好文。共匪继续横征暴敛吧 你离垮台越来越近.
要是川普真能让国会批准这一降税方案，我真的要向川普竖大拇指！！
据特朗普税改计划，美国个税税率从7档减少至3档，分别为10%、25%和35%，个人和家庭个税起征点提高至2.4万美元。还有标准扣除额翻倍、废除遗产税、家庭支出税惠政策……
如果这一方案能够在国会获通过，对美国的全球竞争力将产生重要而深远影响。
特朗普经济顾问科恩称：这是美国自1986年以来出台的最重要的一份税改方案，也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方案之一。
这种减税是实实在在的，而中国去年轰轰烈烈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企业税负是不降反升的，如建筑业原营业税3%，改为增值税11%，虽有抵扣，但不足以弥补大幅提高的税差。然而有一大堆专家出来论证营改增企业税负是降低的，有些企业在电视上表示税负减轻了，对政府感恩戴德，这是在演戏吗？指鹿为马。若要降税就直接降税率。
再看个税，中国个税起征点是3500元，3500元的工资属于低收入，这对部分人征税太残忍；其次是中国个税是按个人收入而不是按家庭收入，如一个家庭一人上班，工资4000元，另一人失业，家庭人均收入实际只有2000元，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穷得揭不开锅了，但国家还是要向其征税；如果一个家庭有小孩和老人需要抚养或者有人生病，总之家庭入不敷出，应该是救济的对象，但政府还是要向其收税。
3500元个税起征点6年未变，而物价不知涨了多少，并且，也看不到任何个税起征点上调的迹象。董明珠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建议个税起征点提高到5000元，5000元起征点仍然偏低，即使这样政府仍不采纳。中国的企业和老百姓，税负痛苦指数全球最高，其收入一半以上几乎都用来交税，百姓在煎熬中度日，再努力也积累不了多少财富。
美国与中国孰优孰劣是显而易见不言而喻的。特朗普最靠谱，特朗普将成为美国历史最伟大总统之一，这是美国人民的选择。美联邦政府大幅减税让利于民，美民众对联邦政府支持率也会随之上升，有利特朗普续推新政，美国将变得更伟大。而中国如果维持高税率，中国是不可能崛起的。
现在不用打贸易战了，美国大幅减税，美国就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国际竞争力，美国在国外的企业纷纷回归，外资纷纷到美国投资兴办企业，美国对其他国家形成虹吸效应，对中国这些高税负国家产生巨大冲击波。15%的税率已接近部分避税天堂，加上美国经济体量庞大带来的规模效应，有望使实体经济步入良性循环。企业外流、资金外流和人才外流将不可阻挡，中国不知如何应对。
美国大幅减税，美国股市是向上走的，不断创出历史新高；中国股市是向下走的，不断创历史新低。一个已经是世界第一强国，仍在走上坡路；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却已经在走下坡路了，股市不仅是经济的晴雨表，更是国运的象征。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指责美国减税实际上就是在挑起税务战，使国际税收秩序陷入混乱，将使部分无力搞税收竞争的出口导向型国家直接受损。这是什么逻辑，简直是颠倒黑白，你也可以减税啊，各国竞争性减税有利于世界经济繁荣，增进世界人民的福利。那么，我们看看哪些国家无力搞税收竞争：政府机构臃肿、军费开支庞大、维稳开支居高不下、外交开支巨大的国家，必须高税收才能维持其运转，这些国家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因为税收高，投资意愿低，企业外逃，这就意味着税基减少，最终税收也将减少，形成恶性循环，这是致命的。
有人担心美国减税，财政减收2万亿至6万亿美元，美国还要大兴土木搞基建，美国政府本来就债台高筑，这怎么玩得下去。错，美国减税后，税基将大幅增加。根据美国税收基金会测算，在最佳状态，税改将整体使美国内生产总值增加6.9至8.2个百分点，新增就业岗位200万个。同时，美国政府缩减开支，最后，财政收入可能不降反升。
开明的政府都是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如此政府非但没变穷，反而经济繁荣，出现盛世景象；而无道朝代都是横征暴敛，苛税猛于虎，结果是经济萧条百业凋敝江河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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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共匪继续横征暴敛吧 你离垮台越来越近.
要是川普真能让国会批准这一降税方案，我真的要向川普竖大拇指！！
国税总局官员廖体忠：美国税改缺乏大国担当（？）
美国特朗普政府当地时间4月26日推出“史无前例”的税改方案，要将企业所得税率从35%左右降至15%上下。《人民日报》4月28日刊文评论称，从他国视角看，美国减税实际上就是在挑起税务战。
4月28日，澎湃新闻采访了国家税务总局国际税务司司长廖体忠，他表示，美国税收制度改革是美国的主权行为，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主权政策是有溢出效应的，“我们不主张一个国家的主权政策制定不考虑其他国家，仅仅考虑自己，我们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旗帜鲜明地反对收税竞争。我们主张国际合作、协调。这不仅是中国的观点，也是G20杭州峰会所有国家领袖的观点。”廖体忠说。
“当然，从法律上来讲目前税收仍然是主权行为，特朗普是可以减税的，但是大国应当承担责任。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都不做不负责任的事情，何况一个最大国的领袖。所以我们呼吁全世界要有合作与共同发展意识。”廖体忠说。
《人民日报》4月28日的评论文章称，作为对特朗普税改的反应，一些有实力的国家会加入这场竞争，或竞相减税，或以邻为壑，或设立避税天堂。目前，这一迹象在英、法等发达国家已露端倪。这样做不仅会使国际税收秩序陷入混乱，更会使业已形成的G20等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框架下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行动计划》等反国际税收恶性竞争成果缩水。此外，美国税改将使部分无力搞税收竞争的出口导向型国家直接受损。
针对特朗普税改，美国国内也有不少反对声浪。由于特朗普身兼美国总统和地产大亨两重身份。美国社会持续追问，这次税改将为特朗普和他的商人朋友们减多少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为特朗普算了一笔账，发现他所列出的多项税改，都在废除冲击富人利益的税项，比如建议将个人所得税的最高一档从39.6%下调至35%。还有一些企业家、合伙人、股东通过机构纳税。这项税率目前最高为39.6%，但特朗普将其削减到15%。这项税改的受益者很多，比如夫妻店、大型律所、对冲基金。而特朗普所拥有的房地产等多项生意，都将因此减少纳税。
此外，目前美国的赤字水平也在压低美国的降税空间。中立机构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主席Maya MacGuineas表示，特朗普税改将在5年内在联邦的负债表上，写下一笔3万亿美元到5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
据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预计，美国需要保持4.5%的年GDP增长率，才能平衡税改带来的财政赤字。但从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来，美国就再也没有看到过这种水平的经济增长。
国会的保守派已经多年对财政赤字态度谨慎。也已有多名专家提醒国会要当心这份加剧财政风险的法案，谨慎选择是否相信这位“负债之王”美国新总统。
—
人民日报评美国税改方案：“对企业而言，减税省下来的钱干什么？这既是问题，也是风险。”
抢劫犯对路人说：“你留着钱干嘛用呢？这是问题也是风险。不如钱给我，我替你花了。”
原来我们49年前反抗刮民党的苛捐杂税都是错的
坏人的眼里是容不得这个世界上有好人的
按照这个逻辑，必须加税加到宇宙第一，这样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到底是哪里的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一目了然。
对税收不太懂，但减税总归对人民有好处吧？那他在跳什么？
他不说了么，经济全球化。美国税负低，吸引全世界企业。这样我国招商引资你就不行了么？以前我们靠工资低吸引人，现在工资高，税负重，没吸引力了。
婊子指着良家妇女破口大骂她下贱。
那个营改增到底是不是变相加税？说好的一起耍流氓，没想到山姆大叔从了良
真是厚颜无耻啊，不好好想着如何对人民好点，改善环境，减少民企和工薪阶层的负担，天天喊口号，意识形态对立，弄这些贻笑大方的文章登在党报上，实在可笑。
嗯,盘剥自己国家的国民才是勇于担当
当年，国民党因苛捐杂税繁多，被称为“刮民党”的时候，我不知道那时中国人的税负排世界第几。但是我知道现在，中国的税负排世界第二，世界第一是法国。但法国是高福利社会，折合社会福利之后，中国人的税负当之无愧的天下第一重！那现在又该怎么称呼共产党呢？
人家减税也看不顺眼，我们这么重的税都TM被脑满肠肥的王八蛋贪了！据说上峰让新闻媒体报告不要老引用“纳税人”字眼，为什么？因为你老提纳税人纳税人，那傻老百姓就会意识到自己是纳税人了，就不好管理了……
不多收点税收，怎能养得起那么多硕鼠，咱们的头出去要是不带上几百个亿人家也不要我们去访问哦。
索性把你们的家眷都从美国召回来，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跟美帝做坚决、彻底的斗争，必要时武力相抗。你们有这个勇气和魄力敢于挑战这头“纸老虎”吗？不敢就闭上你的嘴，作为子民都为你感到脸热，臊的慌！对了，学美国派航母去夏威夷、关岛自由行一趟撒…呵呵…
上面这两年不是一直宣称减税吗？遇到美帝玩真的，怎么像怨妇？
脱裤子放屁、讲这些屁话有什么用？人家低税高福利又是蓄意破坏你国、亡你之心不死啊？那你跟进撒，你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不是具备更先进的生产关系吗？最好再呼吁国民帮你们承担美帝减税带来的落差可好？
中国跟美国能比吗？！当然是美帝没有担当啦。美帝有老干部待遇吗？美帝有那么多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吗？美帝什么都靠法律，一点灵活性也没有。
哈哈，已经公然站到人民的对立面，丝毫不掩饰剥削本质了。
原来还一口一个“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现在“水能煮粥”都不担心了。
我国这么多人需要党和国家养，还有困难群众那么多，需要照顾。不多收税，航空母舰拿什么钱造？为了武力收复台湾做准备，为了国家复兴。建议个人所得税按49%征收。个人还是拿了大头的。要感恩。企业所得税按80%征收。这样才能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
自己没本事减税造福于民，却嫌人家减税为惹是生非，奇谈怪论恬不知耻
我们也减税，而且要减得比美国还要多，我们以牙还牙，也把美国搞得比我们更乱，教训教训美帝
以牙还牙，我们随他而减两倍！搞死美帝[坏笑]
对，坚决搞死他！
@Sarah_chinaBJ 对啊！在这件事情上我也坚决支持党中央！跟美帝开战！干死美帝！绝对不能怂！减！减！减！往死里减！
请论证说明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减税和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加税之间有何区别？
－－－－－－－－－
“自己没本事减税造福于民，却嫌人家减税为惹是生非，奇谈怪论恬不知耻”-正是！这世界上还有比共匪更无耻的人吗？？
4月28日，澎湃新闻采访了国家税务总局国际税务司司长廖体忠，他表示，美国税收制度改革是美国的主权行为，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主权政策是有溢出效应的，“我们不主张一个国家的主权政策制定不考虑其他国家，仅仅考虑自己，我们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旗帜鲜明地反对收税竞争。我们主张国际合作、协调。这不仅是中国的观点，也是G20杭州峰会所有国家领袖的观点。”廖体忠说。
“当然，从法律上来讲目前税收仍然是主权行为，特朗普是可以减税的，但是大国应当承担责任。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都不做不负责任的事情，何况一个最大国的领袖。所以我们呼吁全世界要有合作与共同发展意识。”廖体忠说。
《人民日报》4月28日的评论文章称，作为对特朗普税改的反应，一些有实力的国家会加入这场竞争，或竞相减税，或以邻为壑，或设立避税天堂。目前，这一迹象在英、法等发达国家已露端倪。这样做不仅会使国际税收秩序陷入混乱，更会使业已形成的G20等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框架下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行动计划》等反国际税收恶性竞争成果缩水。此外，美国税改将使部分无力搞税收竞争的出口导向型国家直接受损。
针对特朗普税改，美国国内也有不少反对声浪。由于特朗普身兼美国总统和地产大亨两重身份。美国社会持续追问，这次税改将为特朗普和他的商人朋友们减多少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为特朗普算了一笔账，发现他所列出的多项税改，都在废除冲击富人利益的税项，比如建议将个人所得税的最高一档从39.6%下调至35%。还有一些企业家、合伙人、股东通过机构纳税。这项税率目前最高为39.6%，但特朗普将其削减到15%。这项税改的受益者很多，比如夫妻店、大型律所、对冲基金。而特朗普所拥有的房地产等多项生意，都将因此减少纳税。
此外，目前美国的赤字水平也在压低美国的降税空间。中立机构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主席Maya MacGuineas表示，特朗普税改将在5年内在联邦的负债表上，写下一笔3万亿美元到5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
据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预计，美国需要保持4.5%的年GDP增长率，才能平衡税改带来的财政赤字。但从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来，美国就再也没有看到过这种水平的经济增长。
国会的保守派已经多年对财政赤字态度谨慎。也已有多名专家提醒国会要当心这份加剧财政风险的法案，谨慎选择是否相信这位“负债之王”美国新总统。
—
人民日报评美国税改方案：“对企业而言，减税省下来的钱干什么？这既是问题，也是风险。”
抢劫犯对路人说：“你留着钱干嘛用呢？这是问题也是风险。不如钱给我，我替你花了。”
美国税改，谁是赢家美帝减税是“打税务战挑起国际纷争”，美帝增税是“资本主义剥削劳苦大众”，美帝不增不减是“维持资产阶级腐朽统治” 。如果同样的政策换在我们这就完全反过来宣传：减税是“减轻人民群众与企业负担”，增税则是“夯实财政基础”，不增不减是“稳定的财税政策有利于经济稳定发展”。
魏 亮
《 人民日报 》（ 2017年04月28日 21 版）
美国联邦政府26日推出的税改方案，号称力度史无前例。如果这一方案能够在国会全部获通过，对美国的全球竞争力将产生重要影响。
税改的好处不言而喻。一则吸引美企扎根美国。仅企业所得税率从35%左右降至15%上下，就将使美企税负大大低于经合组织国家约25%的平均水平，而降低的部分可转换为企业的利润。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与城市研究所联办的税收政策中心测算，今年美国企业盈利预期将增加1080亿美元，明年将增2150亿美元。此外，15%的税率已接近部分避税天堂，加上美国经济体量庞大带来的规模效应，有望使实体经济步入良性循环。美国税收基金会测算，在最佳状态，税改将整体使美国内生产总值增加6.9至8.2个百分点，新增就业岗位200万个。
二则牵动企业流入或回流美国。虽然美国政府表示会对在海外留置利润不归的美企征税，但已有透露表示，方案中的税率将是带有优惠性质的低税率。据估计，美国企业离岸利润留存约2.6万亿美元。如此一来，苹果等海外存利、持现企业，面临着诸如欧盟等地的额外征税重压和美国的优惠低税率该何去何从，可想而知。
三则笼络民众。美个税约占国税总额的70%，若各项税改方案均能落实，自然使税基缩小、税款降低。美民众对联邦政府支持率也会随之上升，有利特朗普续推新政。
美国税改，纳税人赚了，谁亏了呢？显然是美国联邦政府，以及可能被波及的其他国家。
从他国视角看，美国减税实际上就是在挑起税务战。作为反应，一些有实力的国家会加入这场竞争，或竞相减税，或以邻为壑，或设立避税天堂。目前，这一迹象在英、法等发达国家已露端倪。这样做不仅会使国际税收秩序陷入混乱，更会使业已形成的G20等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框架下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行动计划》等反国际税收恶性竞争成果缩水。此外，美国税改将使部分无力搞税收竞争的出口导向型国家直接受损。
就美国联邦政府而言，财政巨额减收将不可避免。据多家机构估计，如此税改将使美政府未来10年财政减收2万亿至6万亿美元。这对于一个债台高筑、过段时间就得裱糊一下债务上限这个“顶棚”的美国政府而言，风险不小。同时，参与美国联邦政府牵头的投资项目风险也随之变高。未来美国经济建设不但要减税，还需大兴土木搞基建。一面少收钱，一面多花钱，且还要吸引私人投资者往基建上投钱。试问，钱从哪里来，谁又敢跟投？
此外，对企业而言，减税省下来的钱干什么，这既是问题，也是风险。若美实体经济投资率仍弱，利润率不高，而炒股等金融交易仍很挣钱，企业则会回购股票装点股价，其他投资者亦将尾随。减税省下的钱便会像量宽时期那样，推高金融泡沫。这样，税改不但失效，还可能成为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导火索。
总体看，美国税改方案即便在国会通过、顺利铺开，未来也需要在国内做好引导，善用这笔钱，同时与其他国家搞好国际税政协调，防止相互伤害，危及全球经济。
原来我们49年前反抗刮民党的苛捐杂税都是错的
坏人的眼里是容不得这个世界上有好人的
按照这个逻辑，必须加税加到宇宙第一，这样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到底是哪里的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一目了然。
对税收不太懂，但减税总归对人民有好处吧？那他在跳什么？
他不说了么，经济全球化。美国税负低，吸引全世界企业。这样我国招商引资你就不行了么？以前我们靠工资低吸引人，现在工资高，税负重，没吸引力了。
婊子指着良家妇女破口大骂她下贱。
那个营改增到底是不是变相加税？说好的一起耍流氓，没想到山姆大叔从了良
真是厚颜无耻啊，不好好想着如何对人民好点，改善环境，减少民企和工薪阶层的负担，天天喊口号，意识形态对立，弄这些贻笑大方的文章登在党报上，实在可笑。
嗯,盘剥自己国家的国民才是勇于担当
当年，国民党因苛捐杂税繁多，被称为“刮民党”的时候，我不知道那时中国人的税负排世界第几。但是我知道现在，中国的税负排世界第二，世界第一是法国。但法国是高福利社会，折合社会福利之后，中国人的税负当之无愧的天下第一重！那现在又该怎么称呼共产党呢？
人家减税也看不顺眼，我们这么重的税都TM被脑满肠肥的王八蛋贪了！据说上峰让新闻媒体报告不要老引用“纳税人”字眼，为什么？因为你老提纳税人纳税人，那傻老百姓就会意识到自己是纳税人了，就不好管理了……
不多收点税收，怎能养得起那么多硕鼠，咱们的头出去要是不带上几百个亿人家也不要我们去访问哦。
索性把你们的家眷都从美国召回来，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跟美帝做坚决、彻底的斗争，必要时武力相抗。你们有这个勇气和魄力敢于挑战这头“纸老虎”吗？不敢就闭上你的嘴，作为子民都为你感到脸热，臊的慌！对了，学美国派航母去夏威夷、关岛自由行一趟撒…呵呵…
上面这两年不是一直宣称减税吗？遇到美帝玩真的，怎么像怨妇？
脱裤子放屁、讲这些屁话有什么用？人家低税高福利又是蓄意破坏你国、亡你之心不死啊？那你跟进撒，你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不是具备更先进的生产关系吗？最好再呼吁国民帮你们承担美帝减税带来的落差可好？
中国跟美国能比吗？！当然是美帝没有担当啦。美帝有老干部待遇吗？美帝有那么多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吗？美帝什么都靠法律，一点灵活性也没有。
哈哈，已经公然站到人民的对立面，丝毫不掩饰剥削本质了。
原来还一口一个“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现在“水能煮粥”都不担心了。
我国这么多人需要党和国家养，还有困难群众那么多，需要照顾。不多收税，航空母舰拿什么钱造？为了武力收复台湾做准备，为了国家复兴。建议个人所得税按49%征收。个人还是拿了大头的。要感恩。企业所得税按80%征收。这样才能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
自己没本事减税造福于民，却嫌人家减税为惹是生非，奇谈怪论恬不知耻
我们也减税，而且要减得比美国还要多，我们以牙还牙，也把美国搞得比我们更乱，教训教训美帝
以牙还牙，我们随他而减两倍！搞死美帝[坏笑]
对，坚决搞死他！
@Sarah_chinaBJ 对啊！在这件事情上我也坚决支持党中央！跟美帝开战！干死美帝！绝对不能怂！减！减！减！往死里减！
请论证说明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减税和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加税之间有何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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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没本事减税造福于民，却嫌人家减税为惹是生非，奇谈怪论恬不知耻”-正是！这世界上还有比共匪更无耻的人吗？？
中国除了骗子是真的，其余都是假的.
有人说，中国除了骗子是真的，其余都是假的，可谓没有夸张，就连理应是象牙塔的学术界也是藏污纳垢，造假成风。最近有国际学术刊物宣布撤销过百篇论文，原因是这些论文请枪作弊，而且通通来自中国。一个弄虚作假的国度，即使富甲天下，也不会得到别人真心尊重。
世界知名学术出版商“斯普林格”日前宣布，撤销旗下的学术刊物《肿瘤生物学》所发表的一百零七篇论文，原因在于他们在调查中发现这些论文的审稿人邮箱地址是假的，甚至审稿报告也是伪造的，那些被指名道姓担任论文评审的研究人员，根本没有为论文进行过评审。更不堪的是，这些论文不仅全来自中国学者，而且不乏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以及多所国内甲等医院，可见学术腐败在内地已到了臭不可闻的地步。
事实上，上述事件只是冰山一角，例如英国知名文献出版商“现代生物出版公司”年前就撤销了四十三篇问题论文，其中有四十一篇来自中国。内地记者亦曾使用软件对某些学术期刊的论文进行随机审查，结果发现五十篇之中，逾半有剽窃痕迹，而且全部来自同一间医院。中国学者不论国内国外均造假，中国沦为骗子大国，岂是无因。
劣币驱逐良币，造假土壤在国内遍地开花，已成为了一种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个学者如果不能适应和迎合学术腐败，就没法生存；如果不懂得以腐败的方式与学术圈子打交道，就会成为异类而被隔绝。
这并非危言耸听，数年前西安交通大学一位知名教授窃取他人成果，肆无忌惮地学术造假，竟获得教育部科技评比一等奖。尽管事后被学校六名老教授联名举报，但出人意料的是，校方百般维护造假者，并劝诫六位老教授不要把事情闹大损害校誉，甚至承诺可以将造假者所得奖金分给参与举报的教授，可谓乌烟瘴气，误人子弟。更有甚者，代笔公司在内地大行其道，每篇论文都有明码实价，请枪造假“光明正大”，成为一门大产业，证明知识分子根本没有半点羞耻之心。
当今中国已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人财大气粗，可惜发财不立品，视弄虚作假为理所当然，就连知识分子也无半点风骨，令人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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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共匪惹的祸。共匪自己就是个最大的造假份子。上行下效而已。
世界知名学术出版商“斯普林格”日前宣布，撤销旗下的学术刊物《肿瘤生物学》所发表的一百零七篇论文，原因在于他们在调查中发现这些论文的审稿人邮箱地址是假的，甚至审稿报告也是伪造的，那些被指名道姓担任论文评审的研究人员，根本没有为论文进行过评审。更不堪的是，这些论文不仅全来自中国学者，而且不乏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以及多所国内甲等医院，可见学术腐败在内地已到了臭不可闻的地步。
事实上，上述事件只是冰山一角，例如英国知名文献出版商“现代生物出版公司”年前就撤销了四十三篇问题论文，其中有四十一篇来自中国。内地记者亦曾使用软件对某些学术期刊的论文进行随机审查，结果发现五十篇之中，逾半有剽窃痕迹，而且全部来自同一间医院。中国学者不论国内国外均造假，中国沦为骗子大国，岂是无因。
劣币驱逐良币，造假土壤在国内遍地开花，已成为了一种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个学者如果不能适应和迎合学术腐败，就没法生存；如果不懂得以腐败的方式与学术圈子打交道，就会成为异类而被隔绝。
这并非危言耸听，数年前西安交通大学一位知名教授窃取他人成果，肆无忌惮地学术造假，竟获得教育部科技评比一等奖。尽管事后被学校六名老教授联名举报，但出人意料的是，校方百般维护造假者，并劝诫六位老教授不要把事情闹大损害校誉，甚至承诺可以将造假者所得奖金分给参与举报的教授，可谓乌烟瘴气，误人子弟。更有甚者，代笔公司在内地大行其道，每篇论文都有明码实价，请枪造假“光明正大”，成为一门大产业，证明知识分子根本没有半点羞耻之心。
当今中国已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人财大气粗，可惜发财不立品，视弄虚作假为理所当然，就连知识分子也无半点风骨，令人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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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共匪惹的祸。共匪自己就是个最大的造假份子。上行下效而已。
美国警察什么样？这两个故事绝对颠覆你的印象
美国警察一直给中国人的印象是：十分不好惹，动不动就拔枪。但是，下面这两个故事，绝对能颠覆你对他们的印象。
一天，47岁祖母海伦・约翰逊(Helen Johnson)去超市购物。这位正面临财政困难的祖母想给女儿买一盒鸡蛋，却发现身上的钱加起来也还少50美分。约翰逊当时十分绝望，因为她的孙子孙女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她觉得如果她再不买些东西回家，孩子们就会死掉。
于是，这位祖母决定把五个鸡蛋放在外套口袋里，偷偷带出超市。但是，鸡蛋在她口袋里就碎掉了，一位店员发现并报告了当地警方。当警官威廉・斯泰西（Willian Stacy）赶到超市时，约翰逊以为他是来逮捕她的——但她错了。
约翰逊哭着对他说，“我需要帮助，我需要这几个鸡蛋喂饱我的孩子们”。就是这几句话深深打动了他。他跑到超市，给她买下了整盒鸡蛋。不仅如此，当地警方还给约翰逊的家庭带来了两卡车的日用品和食物。
约翰逊对AL.com表示：“我只是先去买点鸡蛋，没想到最后拯救了我和家人的性命。这是我一生碰到的最令人感激的事情，我被这些好人的善举感动的不知所措。”
故事二：
在纽约时代广场一个寒冷的冬夜，警员拉里(Larry DePrimo)注意到一个流浪的老人光着脚坐在时代广场旁边的人行道上。
他上前问他是否需要帮助，流浪汉对他说：“不需要，上帝保佑你。”拉里十分感动：“他甚至都没有袜子穿，却还在衷心祝福别人。”于是，拉里警官随即去附近的一家鞋店，自掏腰包为这位老人买了一双冬天的短靴和棉袜。店员知道他是为流浪汉买的，当即给他打了最低价。而商场路过的行人听到后，拍下了整个经过，上传到网上。该视频在网上疯传，给全美人民带来了寒冬的温暖。
尽管这名名为普里莫(DePrimo)的流浪汉不知道好心警员的姓名，但他对纽约时报说那位警员是他“见过最客气的绅士”。而拉里警官也表示，他会一直保存着这份票据，提醒着他：世界上还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
每天，我们都能从新闻中看到关于美国许多不好的新闻：枪支、爆炸、抢劫、恐袭、游行……但这些仅仅是一部分，背后，不外乎媒体的夸大宣传。真正的美国到底什么样子？相信以下几个真实的故事能够让你发现：这里是处处充满爱的地方。
到不了的旅程就算了，再重要的事也放下吧，什么都不及眼前的你重要。
纽约17号国道上曾发生10车连撞的严重事故，路过的司机和行人立刻停下来营救事故中受伤的人。
一名女司机的车在撞击中起火，自己被困在车里，情况十分危急。这时很多人冲过去，齐心协力把她救了出来。她最终死里逃生，只受了一点轻伤。路人英雄的营救之举被路边安装的摄像头拍摄了下来。
不忍看到你为生存而承受侮辱谩骂，所以我要给你一个安稳的晚年。
69岁的校车协管员凯伦(Karen Klein)被恶霸学生欺负和骚扰，她无力反击，时常难过到落泪。这些学生甚至把一段长达10分钟语言谩骂凯伦的视频发在网上。视频疯狂传播。一名好心的陌生人看到凯伦的遭遇后发起了众筹，目标是筹集5000美元（3万多人民币），让凯伦能够好好休一次假，从身心俱疲的状态中解脱出来。
众筹活动非常成功，最后筹到了70万美元（近500万人民币）善款。凯伦舒舒服服地退休，不用再面对那些骚扰她的问题少年。为了将爱心传递下去，她还用这笔钱成立了自己的反霸凌基金。
不远万里献上歌声，只为圆折翼天使的最后一个愿望。
2013年，8岁小女孩兰尼(Delaney Brown)被确诊患有白血病。她的妈妈在Facebook上注册了一个页面，与家人、朋友和关心兰尼的人们分享她的治疗情况，并分享说兰尼最后的人生愿望是在自家门口听到圣诞颂歌。
很多关注兰尼的网友通过Facebook知道了她的心愿。短短两天后，大约一万人在精心的组织下来到兰尼家门口，为她送上了圣诞颂歌。虽然不久之后兰尼就过世了，但是她的最后一个愿望实现了。
一次优步打出来的10万美元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不曾想到，一次寻常的优步打车竟引发了一次10万美元的筹款活动。
22岁的大学生罗兰(Roland Gainer)打优步去一个朋友家，得知司机肯尼(Kenneth Broskey)的头部、咽喉和舌头都长有肿瘤，生命只剩几个星期。
了解到肯尼做优步司机是为女儿和孙子孙女存钱，担心自己死后子女还不起房贷，罗兰萌生了帮助他的想法。
罗兰开通了一个筹款账户(GoFundMe)，五天内就为肯尼筹集了10万美元（近70万人民币）。这笔善款帮助他还清了房贷并给自己家人留下一些钱做保障。
只是刚好路过你身边，却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
在俄克拉荷马州开餐厅的艾希莉(Ashley Jiron)有天发现，有人每天从餐厅的垃圾桶里找吃的，这让她很揪心。她并不在意垃圾袋被撕开或垃圾被扔得满地都是，而是难过竟然有人要吃垃圾桶里的东西来填饱肚子。
因为不知道这名神秘的捡食者是谁，艾希莉在垃圾桶旁边的窗户上贴了一张字条，邀请对方进餐厅里免费享用一餐新鲜的饭菜。
字条中写道：“你是上帝眼中同样宝贵的人，配得更好的食物。”
不仅在银幕上，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大英雄的汤姆哥
在亲眼目睹一场肇事逃逸的事故后，阿汤哥（汤姆・克鲁斯）马上拿起电话给急救人员，然后还全程陪着这名受伤妇女直到她被送往急诊室。到医院本可以离去的阿汤哥，发现这名妇女没有保险时，主动为这名女性支付了7000美元（约5万人民币）的医疗费。
除了这个，阿汤哥还有其他见义勇为的英勇事迹。比如，他曾在意大利休假时救起在翻船事故中落水的人，还曾为一名在洛杉矶电影圈初出茅庐受人欺负的年轻男演员仗义执言。像阿汤哥这样地位的明星居然还为一个小演员打抱不平，这才是一个艺术家的风范啊……
不愿看你孤单一人，所以留下来陪着你。
佛州大学橄榄球队的外接手特拉维斯(Travis Rudolph)和学校其他运动员一起拜访一所中学。在这家中学的餐厅吃午饭时，他发现有个小男孩一个人静静地坐着，看起来非常孤单，于是端起自己的披萨，在男孩对面坐下来，陪他一起吃饭。
当时，特拉维斯完全不知道，这会给男孩的妈妈带来多么大的感动。
特拉维斯和男孩在一起的照片被拍了下来。当男孩的妈妈看到照片后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为了表达自己的喜悦并纪念这难忘的一刻，她在Facebook上留下了下面的文字：
“今天，我患有自闭症的儿子不是一个人吃午饭，他对面坐着一位很多人眼中的英雄。特拉维斯，谢谢你。你让一位母亲感到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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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也是一样，走在路上的日本人绝对会救助遇到的受伤者/身体不适者，绝对不会像中国人视而不见。
一天，47岁祖母海伦・约翰逊(Helen Johnson)去超市购物。这位正面临财政困难的祖母想给女儿买一盒鸡蛋，却发现身上的钱加起来也还少50美分。约翰逊当时十分绝望，因为她的孙子孙女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她觉得如果她再不买些东西回家，孩子们就会死掉。
于是，这位祖母决定把五个鸡蛋放在外套口袋里，偷偷带出超市。但是，鸡蛋在她口袋里就碎掉了，一位店员发现并报告了当地警方。当警官威廉・斯泰西（Willian Stacy）赶到超市时，约翰逊以为他是来逮捕她的——但她错了。
约翰逊哭着对他说，“我需要帮助，我需要这几个鸡蛋喂饱我的孩子们”。就是这几句话深深打动了他。他跑到超市，给她买下了整盒鸡蛋。不仅如此，当地警方还给约翰逊的家庭带来了两卡车的日用品和食物。
约翰逊对AL.com表示：“我只是先去买点鸡蛋，没想到最后拯救了我和家人的性命。这是我一生碰到的最令人感激的事情，我被这些好人的善举感动的不知所措。”
故事二：
在纽约时代广场一个寒冷的冬夜，警员拉里(Larry DePrimo)注意到一个流浪的老人光着脚坐在时代广场旁边的人行道上。
他上前问他是否需要帮助，流浪汉对他说：“不需要，上帝保佑你。”拉里十分感动：“他甚至都没有袜子穿，却还在衷心祝福别人。”于是，拉里警官随即去附近的一家鞋店，自掏腰包为这位老人买了一双冬天的短靴和棉袜。店员知道他是为流浪汉买的，当即给他打了最低价。而商场路过的行人听到后，拍下了整个经过，上传到网上。该视频在网上疯传，给全美人民带来了寒冬的温暖。
尽管这名名为普里莫(DePrimo)的流浪汉不知道好心警员的姓名，但他对纽约时报说那位警员是他“见过最客气的绅士”。而拉里警官也表示，他会一直保存着这份票据，提醒着他：世界上还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
每天，我们都能从新闻中看到关于美国许多不好的新闻：枪支、爆炸、抢劫、恐袭、游行……但这些仅仅是一部分，背后，不外乎媒体的夸大宣传。真正的美国到底什么样子？相信以下几个真实的故事能够让你发现：这里是处处充满爱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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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17号国道上曾发生10车连撞的严重事故，路过的司机和行人立刻停下来营救事故中受伤的人。
一名女司机的车在撞击中起火，自己被困在车里，情况十分危急。这时很多人冲过去，齐心协力把她救了出来。她最终死里逃生，只受了一点轻伤。路人英雄的营救之举被路边安装的摄像头拍摄了下来。
不忍看到你为生存而承受侮辱谩骂，所以我要给你一个安稳的晚年。
69岁的校车协管员凯伦(Karen Klein)被恶霸学生欺负和骚扰，她无力反击，时常难过到落泪。这些学生甚至把一段长达10分钟语言谩骂凯伦的视频发在网上。视频疯狂传播。一名好心的陌生人看到凯伦的遭遇后发起了众筹，目标是筹集5000美元（3万多人民币），让凯伦能够好好休一次假，从身心俱疲的状态中解脱出来。
众筹活动非常成功，最后筹到了70万美元（近500万人民币）善款。凯伦舒舒服服地退休，不用再面对那些骚扰她的问题少年。为了将爱心传递下去，她还用这笔钱成立了自己的反霸凌基金。
不远万里献上歌声，只为圆折翼天使的最后一个愿望。
2013年，8岁小女孩兰尼(Delaney Brown)被确诊患有白血病。她的妈妈在Facebook上注册了一个页面，与家人、朋友和关心兰尼的人们分享她的治疗情况，并分享说兰尼最后的人生愿望是在自家门口听到圣诞颂歌。
很多关注兰尼的网友通过Facebook知道了她的心愿。短短两天后，大约一万人在精心的组织下来到兰尼家门口，为她送上了圣诞颂歌。虽然不久之后兰尼就过世了，但是她的最后一个愿望实现了。
一次优步打出来的10万美元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不曾想到，一次寻常的优步打车竟引发了一次10万美元的筹款活动。
22岁的大学生罗兰(Roland Gainer)打优步去一个朋友家，得知司机肯尼(Kenneth Broskey)的头部、咽喉和舌头都长有肿瘤，生命只剩几个星期。
了解到肯尼做优步司机是为女儿和孙子孙女存钱，担心自己死后子女还不起房贷，罗兰萌生了帮助他的想法。
罗兰开通了一个筹款账户(GoFundMe)，五天内就为肯尼筹集了10万美元（近70万人民币）。这笔善款帮助他还清了房贷并给自己家人留下一些钱做保障。
只是刚好路过你身边，却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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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在银幕上，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大英雄的汤姆哥
在亲眼目睹一场肇事逃逸的事故后，阿汤哥（汤姆・克鲁斯）马上拿起电话给急救人员，然后还全程陪着这名受伤妇女直到她被送往急诊室。到医院本可以离去的阿汤哥，发现这名妇女没有保险时，主动为这名女性支付了7000美元（约5万人民币）的医疗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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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看你孤单一人，所以留下来陪着你。
佛州大学橄榄球队的外接手特拉维斯(Travis Rudolph)和学校其他运动员一起拜访一所中学。在这家中学的餐厅吃午饭时，他发现有个小男孩一个人静静地坐着，看起来非常孤单，于是端起自己的披萨，在男孩对面坐下来，陪他一起吃饭。
当时，特拉维斯完全不知道，这会给男孩的妈妈带来多么大的感动。
特拉维斯和男孩在一起的照片被拍了下来。当男孩的妈妈看到照片后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为了表达自己的喜悦并纪念这难忘的一刻，她在Facebook上留下了下面的文字：
“今天，我患有自闭症的儿子不是一个人吃午饭，他对面坐着一位很多人眼中的英雄。特拉维斯，谢谢你。你让一位母亲感到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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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也是一样，走在路上的日本人绝对会救助遇到的受伤者/身体不适者，绝对不会像中国人视而不见。
为何美国人租房过得像大爷 咱买房活得像孙子？
从憧憬到拥有房子，是中国人特定的人生目标，在这条买房的不归路上，尽管路途艰辛，但也义无返顾地往前奔。每一天都有人成功购房，每一天都有人假离婚。
据英国汇丰银行一项研究发现中国有70%的千禧一代（指1984到1995年间出生的人）已经完成了这项里程碑式的任务。
调查指，中国年轻人“有房率”居全球首位。而无房者中，91%今后5年内有购房计划。 有钱发达的国家为啥不买房？ 美国中等水平的房子多年来为20万美元上下。受经济影响有所下滑，一套中等房子大约17万美元左右。
一个正常的美国大学生毕业工资4万美元左右。通常只要有个3到5年，就能买到房了。 然而，美国人口普查等权威统计资料显示：租房的美国人数目竟高达35%。 在美国租房大致分为两种状态，分别是Rent（可选择时限性出租）和Lease（有时限性租赁）。Rent是指没有硬性规定租客需要租满多少时间，而Lease则是有至少租满相应时间的要求。 很多美国年轻人租房，他们经济独立，又不想存钱，生活轻松自在。只需按时缴纳租金，基本家用设备是房东提供的。在租期满之前，不会被赶走。如果你不交房租，也绝不会叫几个壮汉把你赶出去。反倒是买房的，要考虑房产税、首付、房子租给别人后的维修问题等等。
法国青年也是一样。法国的乡下人大都有房子，40%的城里人还在租房。历史上法国并不像英国那样重视自置居所。租房的人大多是因工资跟不上房价的上涨速度。如果真的买了房子，还要交地产税和物业费，这两项费用加起来的数字令人眩晕。 再加上银行贷款利息和保险费，往往会感到压力特别大，何不落个逍遥自在，所以就租房。 欧洲国家中，接近1/3家庭住在租赁房中，其中，德国、瑞典和捷克三国租房率超过50%。举例来说，德国共有8200万人口，住房总数约为4000万套，58%的德国家庭选择租房，年轻人群体中的租房率更是高达77%。
中国的有房率何以遥遥领先？ 可怜天下父母心！买房还得啃老。父母明白，儿子有房，有媳妇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攒钱千日,用钱一时。中国的父母勒着裤腰带也要为儿子存钱。许多人会把30%的收入存起来。以孩子的名义承担买房责任，或者支付首付。到了晚年，搬去与孩子同住，也不失为一种对未来家庭生活的投资。 而租房在中国来说不会当成一种长久的生活方式，主要是中国租房的法律还不完善。房东儿子要结婚，你就得提前走人了；房价上涨预期依然占据主流市场，说不定买了房，哪天又赚了呢！最重要的是孩子受教育也要买个学区房。学历在贬值，学区房却在升值，家长们绝不输在起跑线上，所以买房这种行为依旧是前赴后继。 上一代卯足了劲儿给儿子买房，只是不想让孙子输在起跑线上，凄凉不，想想都累得慌.
据英国汇丰银行一项研究发现中国有70%的千禧一代（指1984到1995年间出生的人）已经完成了这项里程碑式的任务。
调查指，中国年轻人“有房率”居全球首位。而无房者中，91%今后5年内有购房计划。 有钱发达的国家为啥不买房？ 美国中等水平的房子多年来为20万美元上下。受经济影响有所下滑，一套中等房子大约17万美元左右。
一个正常的美国大学生毕业工资4万美元左右。通常只要有个3到5年，就能买到房了。 然而，美国人口普查等权威统计资料显示：租房的美国人数目竟高达35%。 在美国租房大致分为两种状态，分别是Rent（可选择时限性出租）和Lease（有时限性租赁）。Rent是指没有硬性规定租客需要租满多少时间，而Lease则是有至少租满相应时间的要求。 很多美国年轻人租房，他们经济独立，又不想存钱，生活轻松自在。只需按时缴纳租金，基本家用设备是房东提供的。在租期满之前，不会被赶走。如果你不交房租，也绝不会叫几个壮汉把你赶出去。反倒是买房的，要考虑房产税、首付、房子租给别人后的维修问题等等。
法国青年也是一样。法国的乡下人大都有房子，40%的城里人还在租房。历史上法国并不像英国那样重视自置居所。租房的人大多是因工资跟不上房价的上涨速度。如果真的买了房子，还要交地产税和物业费，这两项费用加起来的数字令人眩晕。 再加上银行贷款利息和保险费，往往会感到压力特别大，何不落个逍遥自在，所以就租房。 欧洲国家中，接近1/3家庭住在租赁房中，其中，德国、瑞典和捷克三国租房率超过50%。举例来说，德国共有8200万人口，住房总数约为4000万套，58%的德国家庭选择租房，年轻人群体中的租房率更是高达77%。
中国的有房率何以遥遥领先？ 可怜天下父母心！买房还得啃老。父母明白，儿子有房，有媳妇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攒钱千日,用钱一时。中国的父母勒着裤腰带也要为儿子存钱。许多人会把30%的收入存起来。以孩子的名义承担买房责任，或者支付首付。到了晚年，搬去与孩子同住，也不失为一种对未来家庭生活的投资。 而租房在中国来说不会当成一种长久的生活方式，主要是中国租房的法律还不完善。房东儿子要结婚，你就得提前走人了；房价上涨预期依然占据主流市场，说不定买了房，哪天又赚了呢！最重要的是孩子受教育也要买个学区房。学历在贬值，学区房却在升值，家长们绝不输在起跑线上，所以买房这种行为依旧是前赴后继。 上一代卯足了劲儿给儿子买房，只是不想让孙子输在起跑线上，凄凉不，想想都累得慌.
Thursday, 27 April 2017
shadowsocks在ios下的4个客户端程序
AnyFlow，30元，还有其他功能。
iCProxy，6元，还有其他功能。
take shadowsocks 30元，内置12个免费的ss服务器，当然也可添加自己的ss服务器参数。还有其他功能。
都是收费程序。
----------------
AnyFlow Lite 是 AnyFlow 的免费版本。具有和完整版一致的核心功能，可以满足日常普通使用的需要。
AnyFlow 是一个非常酷的网络工具。有了 AnyFlow，你可以按照规则来分发流量，将特定的流量通过代理服务器请求，或者是进行拦截。
AnyFlow 的内核完全使用 Objective-C / C 开发，在占用很小空间的情况下，有着极好的性能以及稳定性。AnyFlow 可以长时间在后台工作，并且仅消耗极少的系统资源，让你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AnyFlowLite 是一款 ios 平台免费的自由上网连接 APP， 和 surge 、 小火箭 并没有太大区别。 都可以定义规则，以及抓包。 lite 版本规则数量和 代理数量有限制，并且没有抓包功能， 对于只是用于普通科学上网而言， AnyFlow Lite 和正式版本并没有太大区别。
经过测试 AnyFlow Lite 可以正常的导入 surge 和小火箭的规则。 当然默认的规则也比较的完善，所以小白用户可以直接填入服务器信息就可以正常的科学上网。 爱折腾的朋友可以自行折腾下。
AnyFlow Lite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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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tunes.apple.com/us/app/potatso-lite/id1239860606?mt=8 ,potatso lite
iCProxy，6元，还有其他功能。
take shadowsocks 30元，内置12个免费的ss服务器，当然也可添加自己的ss服务器参数。还有其他功能。
都是收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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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yFlow Lite 是 AnyFlow 的免费版本。具有和完整版一致的核心功能，可以满足日常普通使用的需要。
AnyFlow 是一个非常酷的网络工具。有了 AnyFlow，你可以按照规则来分发流量，将特定的流量通过代理服务器请求，或者是进行拦截。
AnyFlow 的内核完全使用 Objective-C / C 开发，在占用很小空间的情况下，有着极好的性能以及稳定性。AnyFlow 可以长时间在后台工作，并且仅消耗极少的系统资源，让你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AnyFlowLite 是一款 ios 平台免费的自由上网连接 APP， 和 surge 、 小火箭 并没有太大区别。 都可以定义规则，以及抓包。 lite 版本规则数量和 代理数量有限制，并且没有抓包功能， 对于只是用于普通科学上网而言， AnyFlow Lite 和正式版本并没有太大区别。
经过测试 AnyFlow Lite 可以正常的导入 surge 和小火箭的规则。 当然默认的规则也比较的完善，所以小白用户可以直接填入服务器信息就可以正常的科学上网。 爱折腾的朋友可以自行折腾下。
AnyFlow Lite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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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tunes.apple.com/us/app/potatso-lite/id1239860606?mt=8 ,potatso lite
穿梭 Transocks：让海外用户一键回国
这款 APP 看 Appstore 评价还不错，目前是免费的。可以让在海外的朋友成功突破版权限制。访问网易云音乐，QQ 音乐，优酷等限制海外 ip 的国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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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梭可以帮助海外人士在国外自由使用优酷 \ 乐视 \ 斗鱼 \ B 站 \ QQ 音乐 \ 网易云音乐等国内资源。
无需注册，一键连接，简单易用。
默认智能模式，访问国内资源的时候才使用代理，海外流量不走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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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大部分国内娱乐站点：
优酷土豆、bilibili，爱奇艺、腾讯视频、腾讯 NBA、CCTV5、乐视、新浪直播、PPTV、天天直播、直播吧、QQ 音乐、网易云音乐、虾米音乐、酷狗音乐、百度音乐等；
穿梭服务器托管在国内顶尖机房，专享带宽、稳定高速。
穿梭 Transocks 官网 (支持苹果，安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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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卓： APP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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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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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帖子：
「快帆」是一款帮助海外华人高速访问中国网络的加速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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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文贵用推特爆料
无论如何，爆料是大好事。作为一个与中共高官、红色权贵长期近身交往、大量交易的中国亿万富豪，郭文贵的倒戈一击，能达到普通人无法发挥的杀伤力。中南海极度不安，底因正在于此。
郭文贵爆料，使用社交平台推特（Twitter）。笔者印象中，使用推特而影响力巨大的，除了美国总统川普，恐怕就非流亡中国富豪郭文贵莫属了。郭文贵的推文，主题明确，内容丰富，而且文字生动，言简意赅。并配发各式着装，以及健身照、健身视频等，犹如一代“网红”，展示这位亿万富豪的多彩风姿和旺盛精力，构成当今华人世界又一道养眼吸睛的独特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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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itter真是个好东西。
郭文贵爆料，使用社交平台推特（Twitter）。笔者印象中，使用推特而影响力巨大的，除了美国总统川普，恐怕就非流亡中国富豪郭文贵莫属了。郭文贵的推文，主题明确，内容丰富，而且文字生动，言简意赅。并配发各式着装，以及健身照、健身视频等，犹如一代“网红”，展示这位亿万富豪的多彩风姿和旺盛精力，构成当今华人世界又一道养眼吸睛的独特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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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itter真是个好东西。
停止向“移民庇护城市”拨款的政策遭法官否决，特朗普新政再受挫
在特朗普总统就职即将届满百日之际，他作为“百日新政”之一的大力推行遣返非法移民政策再度受挫，旧金山联邦法官奥瑞克（William
Orrick）25日裁决，特朗普对拒绝执行联邦移民法律的“非法移民庇护城市”停止拨给联邦经费的行政令，抵触宪法，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执行。
特朗普总统1月25日发布行政命令，将删减“庇护辖区”（Sanctuary Jurisdictions）的联邦补助。加州圣克拉拉县2月向联邦法院提出全国性的临时禁制令（Nationwide Preliminary injunction ）要求，并于4月14日前往设于旧金山的联邦法院出席听证会。25日上午，旧金山联邦法官奥瑞克做出裁决，针对特朗普的行政命令颁发临时禁令。
联邦法官奥瑞克在声明中表示，圣克拉拉县清楚阐释了总统的这项行政命令对民众、县府都弊大于利，他并强调禁制令对县府维持正常运作的重要性，于是决定批准该县请求的禁制令。
县法律顾问威廉斯（James Williams）表示，联邦法官的判决几乎为总统的这项行政命令宣告了死刑。下一步，县法律团队将努力使临时禁制成为永久。
白宫当晚即表示将会上诉，并暗示不惜上诉到最高法院。
该裁决是对特朗普总统为施行重大政策颁布行政命令的又一打击，尤其是在他上任即将届满百日之际。法院先前已冻结了特朗普的另两个与移民相关行政令，即先后两次发布的禁止数个穆斯林国家公民入境的旅行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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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狗们又要哭了
特朗普总统1月25日发布行政命令，将删减“庇护辖区”（Sanctuary Jurisdictions）的联邦补助。加州圣克拉拉县2月向联邦法院提出全国性的临时禁制令（Nationwide Preliminary injunction ）要求，并于4月14日前往设于旧金山的联邦法院出席听证会。25日上午，旧金山联邦法官奥瑞克做出裁决，针对特朗普的行政命令颁发临时禁令。
联邦法官奥瑞克在声明中表示，圣克拉拉县清楚阐释了总统的这项行政命令对民众、县府都弊大于利，他并强调禁制令对县府维持正常运作的重要性，于是决定批准该县请求的禁制令。
县法律顾问威廉斯（James Williams）表示，联邦法官的判决几乎为总统的这项行政命令宣告了死刑。下一步，县法律团队将努力使临时禁制成为永久。
白宫当晚即表示将会上诉，并暗示不惜上诉到最高法院。
该裁决是对特朗普总统为施行重大政策颁布行政命令的又一打击，尤其是在他上任即将届满百日之际。法院先前已冻结了特朗普的另两个与移民相关行政令，即先后两次发布的禁止数个穆斯林国家公民入境的旅行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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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狗们又要哭了
美国为什么几乎没有医闹
山东儿科医生被患者砍死的消息令人震惊，令人惋惜。关于美国为什么没有医闹的问题，很多中文媒介都有讨论，发表各种看法。我的专业方向不是医疗事故，这里只是作为美国生活常识的一部分，从律师的角度，对美国的医疗纠纷和大家探讨，不足地方欢迎指正补充。虽然美国的医疗技术处于世界一流国家水平，但医生医术水平有长短，病人情况也千差万别，所以医疗事故数量并不少见，弄出人命的事故也是时有发生的，另外美国人权利意识强烈，也喜欢较真，且大多数美国人有枪在手，要是真搞起“医闹”围攻医院，可以想象后果级别肯定比中国还要严重。但为什么在美国生活的人几乎没听过医闹这种事呢？这可不是美国人道德觉悟高，而是他们有比医闹更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总结起来主要就是两个字，一个是“法”，另一个就是“钱”。
首先，先来说说法的问题，在美国确定医疗事故有三个必要的条件：1.必须能证明有违反医疗常规的过错发生（Breach of the Standard of Care）；2.对病人造成伤害（Damages）；3.必须能证明病人的伤害是由那些过错造成的（Causation）。在法律上要确定医疗事故，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这些条件说起来简单，可结合具体案例解释起来可就不是那么简单了，那么如何确定是不是医疗事故呢？美国没有像中国一样的各级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因为大家认为，这些机构往往和医疗体系有着复杂的联系，公信力容易受到病人的质疑。所以在美国，是不是医疗事故，是由中立的法庭说了算，大家都知道美国是个司法独立的国家，法院和法官在国民心中有很高的地位和公信力，美国人碰到麻烦，首先想到的是法律，而不是关系和暴力，对于医疗纠纷也是如此。
医疗事故诉讼（Malpractice Lawsuit）一般都是先找一个医疗事故律师咨询（malpractice lawyer or personal injury lawyer），一个很重要因素特别要提一下，越来越多州法律要求这么做：医生对病人的治疗方案和具体内容细节，用的药品等，全部资料由第三方保管，换句话来说，就是，出了医疗事故，在几方律师取证时，拿到的资料是真实的。医疗诉讼必须有人告才能成为一个案例，只有有了案子法庭才会介入，只有法庭介入才能真正确定是不是医疗事故，只能诉诸法律，才能确定是不是医疗事故，否则无法确定这个问题。在美国大多数的医疗官司都是在开庭以前就厅外和解了，就是说医生的保险公司付钱了事。上法庭就是双方各讲各的理，并提供证据和证人。和其他案件不同的是医疗官司有专家证人（Expert testimony），专家证人一般都是年资较高有经验比较有威信的医生，但他们也只是证人不能确定谁是谁非，最后的决定要由陪审团来定。如法庭认定这是医疗事故，他们同时也会确定赔偿金额。赔偿金额方面美国各州的法律都不太一样，主要是有很多州有封顶（cap on malpractice awards），有的州没有封顶。据统计，目前美国医疗事故官司的赔偿数额50%以上超过100万美元，几年前，一个因医院护理失误造成头部严重受损的男婴得到了9700万美元的赔偿，巨额赔偿一方面是对病人损失和痛苦的补偿，也是对责任医生和医院的警示和惩罚。
美国有严格的法律维持社会的正常秩序，既然有法律渠道可以争取权益，对于到医院闹事的，将会面临严重的刑事处罚。也许还没有轮到去“讲理”，就被警察烤住送进了监狱。医疗这事，光有法还不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里说说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钱。
说到钱，美国的医疗卫生投入远高于其他国家，占整个GDP 的16%左右，接近20000亿美元，其中政府支付了约48%，另有36%是由私有保险部门投入，真正由国民个人自掏腰包的费用不到15%（老穷残全免）。这样，即使医疗效果不满意，也不致陷入人财两空的窘况之中。另外，美国有医疗风险的强制保险制度，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展医疗责任保险业务的国家，医院和医生都会被强制购买高额的医疗职业风险保险，一旦发生医疗纠纷，保险公司就会快速介入，一切问题，有了钱做后盾，解决起来就相对轻松很多。再有，和中国大病小病先收钱后看病那种模式有点不同，美国的做法是对于非急诊病人，先和保险公司、医院谈好付费办法，知道自付部分（co-pay）是多少，看完病后医院才把账单寄给保险公司或者病人。对于急症病人则是先看病，才谈付钱。医院以医疗费为理由，将急诊病人拒之门外是不合法的，那么病人的病治好后，拍屁股走人没钱付费怎么办？这种事在美国医院，每天都在发生，医院只管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做好病人的工作，对于无法收回的那部分医疗费，政府根据医院的申请承担大头，医院承担部分的方法解决。这样一来大家各司其职，也增加了医患关系的互信程度和好感度。
正是有了经济手段和法律程序的保驾护航，美国的医患矛盾和医疗事故，至于有人说，美国的民众所受的教育是感恩教育，宗教信仰国家，普遍都崇尚博爱和宽容，这个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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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这个法制国家就是好啊，几乎处处都比共匪统治下的中国要好。
首先，先来说说法的问题，在美国确定医疗事故有三个必要的条件：1.必须能证明有违反医疗常规的过错发生（Breach of the Standard of Care）；2.对病人造成伤害（Damages）；3.必须能证明病人的伤害是由那些过错造成的（Causation）。在法律上要确定医疗事故，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这些条件说起来简单，可结合具体案例解释起来可就不是那么简单了，那么如何确定是不是医疗事故呢？美国没有像中国一样的各级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因为大家认为，这些机构往往和医疗体系有着复杂的联系，公信力容易受到病人的质疑。所以在美国，是不是医疗事故，是由中立的法庭说了算，大家都知道美国是个司法独立的国家，法院和法官在国民心中有很高的地位和公信力，美国人碰到麻烦，首先想到的是法律，而不是关系和暴力，对于医疗纠纷也是如此。
医疗事故诉讼（Malpractice Lawsuit）一般都是先找一个医疗事故律师咨询（malpractice lawyer or personal injury lawyer），一个很重要因素特别要提一下，越来越多州法律要求这么做：医生对病人的治疗方案和具体内容细节，用的药品等，全部资料由第三方保管，换句话来说，就是，出了医疗事故，在几方律师取证时，拿到的资料是真实的。医疗诉讼必须有人告才能成为一个案例，只有有了案子法庭才会介入，只有法庭介入才能真正确定是不是医疗事故，只能诉诸法律，才能确定是不是医疗事故，否则无法确定这个问题。在美国大多数的医疗官司都是在开庭以前就厅外和解了，就是说医生的保险公司付钱了事。上法庭就是双方各讲各的理，并提供证据和证人。和其他案件不同的是医疗官司有专家证人（Expert testimony），专家证人一般都是年资较高有经验比较有威信的医生，但他们也只是证人不能确定谁是谁非，最后的决定要由陪审团来定。如法庭认定这是医疗事故，他们同时也会确定赔偿金额。赔偿金额方面美国各州的法律都不太一样，主要是有很多州有封顶（cap on malpractice awards），有的州没有封顶。据统计，目前美国医疗事故官司的赔偿数额50%以上超过100万美元，几年前，一个因医院护理失误造成头部严重受损的男婴得到了9700万美元的赔偿，巨额赔偿一方面是对病人损失和痛苦的补偿，也是对责任医生和医院的警示和惩罚。
美国有严格的法律维持社会的正常秩序，既然有法律渠道可以争取权益，对于到医院闹事的，将会面临严重的刑事处罚。也许还没有轮到去“讲理”，就被警察烤住送进了监狱。医疗这事，光有法还不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里说说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钱。
说到钱，美国的医疗卫生投入远高于其他国家，占整个GDP 的16%左右，接近20000亿美元，其中政府支付了约48%，另有36%是由私有保险部门投入，真正由国民个人自掏腰包的费用不到15%（老穷残全免）。这样，即使医疗效果不满意，也不致陷入人财两空的窘况之中。另外，美国有医疗风险的强制保险制度，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展医疗责任保险业务的国家，医院和医生都会被强制购买高额的医疗职业风险保险，一旦发生医疗纠纷，保险公司就会快速介入，一切问题，有了钱做后盾，解决起来就相对轻松很多。再有，和中国大病小病先收钱后看病那种模式有点不同，美国的做法是对于非急诊病人，先和保险公司、医院谈好付费办法，知道自付部分（co-pay）是多少，看完病后医院才把账单寄给保险公司或者病人。对于急症病人则是先看病，才谈付钱。医院以医疗费为理由，将急诊病人拒之门外是不合法的，那么病人的病治好后，拍屁股走人没钱付费怎么办？这种事在美国医院，每天都在发生，医院只管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做好病人的工作，对于无法收回的那部分医疗费，政府根据医院的申请承担大头，医院承担部分的方法解决。这样一来大家各司其职，也增加了医患关系的互信程度和好感度。
正是有了经济手段和法律程序的保驾护航，美国的医患矛盾和医疗事故，至于有人说，美国的民众所受的教育是感恩教育，宗教信仰国家，普遍都崇尚博爱和宽容，这个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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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这个法制国家就是好啊，几乎处处都比共匪统治下的中国要好。
“精致利己主义者”祁同伟为何引起同情？
最近，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在中国大陆热播。该剧在湖南卫视平台播出，最高收视率破7%，不出意外将成为2017年的剧王。虽然该剧是“大团圆”结局，贪官污吏都受到惩处，但我们还是可以发现社会舆论的讨论方向发生了偏移：这部聚焦反腐的正剧，正面人物令不少观众觉得很“假”，相反，作为大反派出现的祁同伟，却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同情。在这个反派人物身上，隐藏着中国政治生态的密码，我们可以从中窥见一个底层人物的覆灭史。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剧集过半时，祁同伟这个人的做派，让观众联想到一个词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这个词最早被公众所知，是因为北大教授钱理群一个著名演讲，他这样说道：“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教育，特别是我刚才说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正在培养出一批我所概括的‘绝对的、精致利己主义者’，所谓‘绝对’，是指一己利益成为他们言行的唯一的绝对的直接驱动力，为他人做事，全部是一种投资。”
精致利己主义的本质在于为了利益自觉地择错。明明知道某个行为是错的，可还是为了利益去做，以原则换金钱，以身体换地位，以人格换机会，甚至不惜违背道德，作奸犯科，损害他人利益。精致利己主义者的问题并不在于利己——事实上利己并不可耻，而在于利己时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崩塌，主动择错。
祁同伟一出场，就是一副一心往上爬的样子。作为省公安厅厅长，他想继续进步，在换届中当上副省长。为了在省委常委会上多拿几票、赢得认同，他先是巴结京州市委书记李达康，之后看到原省人民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陈岩石与现任省委书记沙瑞金关系不错，又去巴结陈岩石。这切切实实是“为他人做事，全部是一种投资”。
如果说巴结他人，还只是道德和作风上的问题，可在大风厂等案中，他与高小琴勾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甚至不惜杀人，已经走上了违法之路。
祁同伟也符合精致利己主义者的另一个特征，“精致”。何谓“精致”？钱理群解释道：“他们有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教养，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无可挑剔，他们惊人地世故、老到、老成，故意做出忠诚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很懂得利用体制的力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以赛亚·伯林的一段话放在这里也很贴切：“他们彬彬有礼，体面正派，聪明伶俐，魅力十足……那的确是一种麻木，一种可敬的、急于为社会所用的、经过绝妙拿捏的、然而却十分冷淡呆板的优雅与得体。”
祁同伟的“精致”，不仅仅体现在长相上——许亚军为这个角色加分不少，更在于他在自觉择错的同时，擅长于算计、伪装和自我保护，手法更加狡猾、反侦察能力更强，错误更显得隐蔽，危害也更大。
祁同伟前史
因此，祁同伟这个角色给观众的前期印象是“可恨”的。只是，祁同伟是否从一进入官场，就是一个为了利益无所不用其极的精致利己主义者？
在第26集时，该集用了半集多的时间介绍了祁同伟之前的经历。其实祁同伟也曾是个有为青年。农村家庭出身，考到了汉东大学政法系，还是学校的学生会主席。陈岩石的女儿陈阳和大他十岁的省委政法委书记的女儿梁璐都心仪于他。但他只爱陈阳，并拒绝了梁璐。可毕业之时，他却遭到了梁璐的报复，梁璐的父亲将他分配到了乡镇司法所，陈阳去了北京，两人被硬生生拆散。
这是对祁同伟的第一个打击。在那里，他看到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的所长一干三十年，从热血青年和到暮年老者，一瞬间，他仿佛看到了三十年后的自己。他或许已经感觉到，个体的命运在权势面前的渺小。但他仍不气馁，他仍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命运。他主动请缨参与缉毒工作，在缉毒过程中，身中三弹差点牺牲，他用命换来了英雄称号，并希望能够走出基层。可结果是，他仍被压在基层一动不动。这是第二个打击，也是致命的打击。祁同伟这才发现，只要有梁璐的父亲压着，无论他多么努力，可能也不再有翻身的机会，“英雄在权力面前是拗不过的”。
此刻的祁同伟走上了蜕变之路，他转而追求梁璐，梁璐要求祁同伟在汉东大学操场当众跪下求婚，祁同伟照做。这一跪，不仅是他与陈阳的爱情死了，过去的祁同伟也死了。他终于从一个有为青年，蜕变为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对于祁同伟的这段经历，不少人的看法可能与剧中的侯亮平和钟小艾相似，他的不得志只是“权力小小地一任性”；他的遭遇，无非是谁都会遇上的“走上社会碰了壁”；祁同伟被这么轻易就摧毁了，说明他的意志力比纸还脆弱……这的确是部分事实，毕竟任何选择都是由个体做出的，并且，祁同伟之后的“黑化”之路，与梁璐父亲并无直接关系，这是祁同伟的自作孽。然而，我们同样不能将所有问题都推到祁同伟身上，我们必须正视：在他蜕变的关键时期，梁璐父亲和梁璐所代表的任性权力，到底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又有着怎样致命的伤害。
启蒙主义的绝境
侯亮平和钟小艾对祁同伟的批评，强调的是个体的良知、努力、自制力、意志力，以及作为一名公仆的服务意识和贡献精神，这些是我们在批判精致利己主义者时常用的话语，如果用一个概念来统称，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启蒙主义话语”。中国的启蒙主义话语滥觞于“五四”，它以科学、人文和理性等为核心，以真善美为鹄的，以批判愚昧、无知、封建等为己任。
人人都知道启蒙主义话语是对的，但启蒙主义话语能否最大程度发挥效力，根本在于，它背后存在的那个“共同体想象”是否具有凝聚力和动员力。“五四”时期，启蒙主义话语对于革命的推进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其背后附着的关于“新中国”的许诺，关于民主、独立、富强的国家想象和更为独立、更为自由的个体想象，对于彼时的青年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同样的道理，如今我们针对精致利己主义者提出启蒙话语，我们许诺的又是什么？信奉这一套价值体系的人，是否能够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定位？
有为青年时期的祁同伟，本是启蒙主义话语的信奉者。他坚守自己的爱情，并不屈从于梁璐及其家族的权势；即便被分配到山沟里的司法所，他也坚信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可遗憾的是，在梁璐父亲的权势面前，他发现个体的奋斗和努力不值一提，他无法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定位，他失去了想象未来的能力和信心。在梁璐父女的威逼利诱下，在一手遮天、为所欲为的权力压迫下，启蒙主义话语在他这里失效了。
可以说，启蒙主义话语的失效，直接催生了精致利己主义者。启蒙主义话语为何失效？齐泽克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一书中对“启蒙主义的绝境”有深刻的揭示：“人们很清楚那个虚假性，知道意识形态普遍性下面掩藏着特定的利益，但他拒不与之断绝关系。”也就是说，人们都知道这是错的，可他们却情愿将错就错。为什么会如此？因为人们已经没有“替代选择”，只有这样做才能利益最大化。
在梁璐父亲的权势面前，祁同伟是否还有“替代选择”？你当然可以说，他也可以在基层做得很精彩，但如果祁同伟本可以有更大作为，却因为权势的为所欲为而丧失了选择的权利，那么，他的这个选择其实是“别无选择”。年轻人当然可能在社会上碰壁了，但问题的关键于，祁同伟的“碰壁”是有人故意刁难，从中折射出的权力对个体努力的碾压，才是令祁同伟屈服的原因。
这也是祁同伟引人同情地方。虽然他之后的“黑化”之路是自作孽，但导致他“黑化”的开始，是以梁璐父女为代表的为所欲为的权力，而这样的权力仍遍布中国官场。反腐大战，虽然反掉了一些明显的经济贪污等，但却仍没有反掉这种裙带联姻和阶层固化。一个平民子弟上升之路是如此艰难重重，而“官二代”们却天生歆享着各种政治资源和权力资源，他们动动手指头，就轻易决定了一个小人物的命运。此时，面对蜕变成精致利己者的小人物，道德劝诫和批评自然是必须的，但这可能是失效的，只要梁璐父女们的权力没有被关在笼子里，就会有无数被损害被侮辱的有为青年祁同伟，也会有无数最终成为精致利己主义者的祁同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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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梁璐父女们的权力没有被关在笼子里，就会有无数被损害被侮辱的有为青年祁同伟，也会有无数最终成为精致利己主义者的祁同伟。”-所以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某种意义上是无可厚非的。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剧集过半时，祁同伟这个人的做派，让观众联想到一个词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这个词最早被公众所知，是因为北大教授钱理群一个著名演讲，他这样说道：“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教育，特别是我刚才说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正在培养出一批我所概括的‘绝对的、精致利己主义者’，所谓‘绝对’，是指一己利益成为他们言行的唯一的绝对的直接驱动力，为他人做事，全部是一种投资。”
精致利己主义的本质在于为了利益自觉地择错。明明知道某个行为是错的，可还是为了利益去做，以原则换金钱，以身体换地位，以人格换机会，甚至不惜违背道德，作奸犯科，损害他人利益。精致利己主义者的问题并不在于利己——事实上利己并不可耻，而在于利己时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崩塌，主动择错。
祁同伟一出场，就是一副一心往上爬的样子。作为省公安厅厅长，他想继续进步，在换届中当上副省长。为了在省委常委会上多拿几票、赢得认同，他先是巴结京州市委书记李达康，之后看到原省人民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陈岩石与现任省委书记沙瑞金关系不错，又去巴结陈岩石。这切切实实是“为他人做事，全部是一种投资”。
如果说巴结他人，还只是道德和作风上的问题，可在大风厂等案中，他与高小琴勾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甚至不惜杀人，已经走上了违法之路。
祁同伟也符合精致利己主义者的另一个特征，“精致”。何谓“精致”？钱理群解释道：“他们有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教养，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无可挑剔，他们惊人地世故、老到、老成，故意做出忠诚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很懂得利用体制的力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以赛亚·伯林的一段话放在这里也很贴切：“他们彬彬有礼，体面正派，聪明伶俐，魅力十足……那的确是一种麻木，一种可敬的、急于为社会所用的、经过绝妙拿捏的、然而却十分冷淡呆板的优雅与得体。”
祁同伟的“精致”，不仅仅体现在长相上——许亚军为这个角色加分不少，更在于他在自觉择错的同时，擅长于算计、伪装和自我保护，手法更加狡猾、反侦察能力更强，错误更显得隐蔽，危害也更大。
祁同伟前史
因此，祁同伟这个角色给观众的前期印象是“可恨”的。只是，祁同伟是否从一进入官场，就是一个为了利益无所不用其极的精致利己主义者？
在第26集时，该集用了半集多的时间介绍了祁同伟之前的经历。其实祁同伟也曾是个有为青年。农村家庭出身，考到了汉东大学政法系，还是学校的学生会主席。陈岩石的女儿陈阳和大他十岁的省委政法委书记的女儿梁璐都心仪于他。但他只爱陈阳，并拒绝了梁璐。可毕业之时，他却遭到了梁璐的报复，梁璐的父亲将他分配到了乡镇司法所，陈阳去了北京，两人被硬生生拆散。
这是对祁同伟的第一个打击。在那里，他看到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的所长一干三十年，从热血青年和到暮年老者，一瞬间，他仿佛看到了三十年后的自己。他或许已经感觉到，个体的命运在权势面前的渺小。但他仍不气馁，他仍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命运。他主动请缨参与缉毒工作，在缉毒过程中，身中三弹差点牺牲，他用命换来了英雄称号，并希望能够走出基层。可结果是，他仍被压在基层一动不动。这是第二个打击，也是致命的打击。祁同伟这才发现，只要有梁璐的父亲压着，无论他多么努力，可能也不再有翻身的机会，“英雄在权力面前是拗不过的”。
此刻的祁同伟走上了蜕变之路，他转而追求梁璐，梁璐要求祁同伟在汉东大学操场当众跪下求婚，祁同伟照做。这一跪，不仅是他与陈阳的爱情死了，过去的祁同伟也死了。他终于从一个有为青年，蜕变为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对于祁同伟的这段经历，不少人的看法可能与剧中的侯亮平和钟小艾相似，他的不得志只是“权力小小地一任性”；他的遭遇，无非是谁都会遇上的“走上社会碰了壁”；祁同伟被这么轻易就摧毁了，说明他的意志力比纸还脆弱……这的确是部分事实，毕竟任何选择都是由个体做出的，并且，祁同伟之后的“黑化”之路，与梁璐父亲并无直接关系，这是祁同伟的自作孽。然而，我们同样不能将所有问题都推到祁同伟身上，我们必须正视：在他蜕变的关键时期，梁璐父亲和梁璐所代表的任性权力，到底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又有着怎样致命的伤害。
启蒙主义的绝境
侯亮平和钟小艾对祁同伟的批评，强调的是个体的良知、努力、自制力、意志力，以及作为一名公仆的服务意识和贡献精神，这些是我们在批判精致利己主义者时常用的话语，如果用一个概念来统称，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启蒙主义话语”。中国的启蒙主义话语滥觞于“五四”，它以科学、人文和理性等为核心，以真善美为鹄的，以批判愚昧、无知、封建等为己任。
人人都知道启蒙主义话语是对的，但启蒙主义话语能否最大程度发挥效力，根本在于，它背后存在的那个“共同体想象”是否具有凝聚力和动员力。“五四”时期，启蒙主义话语对于革命的推进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其背后附着的关于“新中国”的许诺，关于民主、独立、富强的国家想象和更为独立、更为自由的个体想象，对于彼时的青年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同样的道理，如今我们针对精致利己主义者提出启蒙话语，我们许诺的又是什么？信奉这一套价值体系的人，是否能够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定位？
有为青年时期的祁同伟，本是启蒙主义话语的信奉者。他坚守自己的爱情，并不屈从于梁璐及其家族的权势；即便被分配到山沟里的司法所，他也坚信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可遗憾的是，在梁璐父亲的权势面前，他发现个体的奋斗和努力不值一提，他无法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定位，他失去了想象未来的能力和信心。在梁璐父女的威逼利诱下，在一手遮天、为所欲为的权力压迫下，启蒙主义话语在他这里失效了。
可以说，启蒙主义话语的失效，直接催生了精致利己主义者。启蒙主义话语为何失效？齐泽克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一书中对“启蒙主义的绝境”有深刻的揭示：“人们很清楚那个虚假性，知道意识形态普遍性下面掩藏着特定的利益，但他拒不与之断绝关系。”也就是说，人们都知道这是错的，可他们却情愿将错就错。为什么会如此？因为人们已经没有“替代选择”，只有这样做才能利益最大化。
在梁璐父亲的权势面前，祁同伟是否还有“替代选择”？你当然可以说，他也可以在基层做得很精彩，但如果祁同伟本可以有更大作为，却因为权势的为所欲为而丧失了选择的权利，那么，他的这个选择其实是“别无选择”。年轻人当然可能在社会上碰壁了，但问题的关键于，祁同伟的“碰壁”是有人故意刁难，从中折射出的权力对个体努力的碾压，才是令祁同伟屈服的原因。
这也是祁同伟引人同情地方。虽然他之后的“黑化”之路是自作孽，但导致他“黑化”的开始，是以梁璐父女为代表的为所欲为的权力，而这样的权力仍遍布中国官场。反腐大战，虽然反掉了一些明显的经济贪污等，但却仍没有反掉这种裙带联姻和阶层固化。一个平民子弟上升之路是如此艰难重重，而“官二代”们却天生歆享着各种政治资源和权力资源，他们动动手指头，就轻易决定了一个小人物的命运。此时，面对蜕变成精致利己者的小人物，道德劝诫和批评自然是必须的，但这可能是失效的，只要梁璐父女们的权力没有被关在笼子里，就会有无数被损害被侮辱的有为青年祁同伟，也会有无数最终成为精致利己主义者的祁同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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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梁璐父女们的权力没有被关在笼子里，就会有无数被损害被侮辱的有为青年祁同伟，也会有无数最终成为精致利己主义者的祁同伟。”-所以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某种意义上是无可厚非的。
对精力的管理
我遇到很多年轻人，年纪轻轻就已经老态龙钟满脸横肉胡子拉碴不修边幅了，感觉几天不见就从一个清秀少年直接拥有了中老年的气色。哪里出了问题？高昂的房价？务实的价值观？还是嘈杂的环境让一个人无法呼吸？
首先在今天这个通讯发达的时代，各种社会热点不停转换，各种奇葩新闻层出不穷。别人的生活再精彩，也是别人的事情。热点事件再勾引情绪，也终究会成为过往云烟。你们不必活在这个各种情绪裹挟的氛围中，情绪不要浪费，激情不要被消耗。安安静静的把握自己的小日子才是关键。所以好好谈个恋爱，没事就读本书，想着怎么把手上的工作做好，才是关键。
也不必把精力消耗在给说服不同意见的人，跟不懂艺术的人聊艺术，对方会觉得你特矫情。跟不读书的人聊阅读，对方会觉得你太学究。跟没啥钱的人聊理财，对方会觉得你是在炫富。话，要说给懂的人。否则就是浪费彼此的时间。无关紧要的人一笑而过，没必要去证明自己的观点。克制自己显摆的欲望，不在无关紧要的人身上浪费时间，也是一个人修养的具体体现。
我曾经看到我一个帖子下面两个人因为一个抵制的事情，互相说来说去，然后变成骂来骂去，最后两个人互相问候了家人彼此拉黑了，浪费这时间干啥？去看场电影不好吗？去玩玩游戏不行吗？出去溜达溜达呼吸下新鲜空气不好吗？
这说的是对你精力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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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不要过早陷入理财的陷阱中。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人一下子都热衷起了理财，大约是被股灾教育了一下，又被高涨的房价坑了一下。所有人仿佛一夜之间就急吼吼的理财理财理财。我觉得年轻人需要把精力更多的放在务实的事情上，比如如何改进工作，比如如何设计出一个好产品。我赚的钱大部分都不是从房子来的，而是靠自己读的书，靠自己写的书，靠自己一点一点的工作积累来的。
赚钱是一个过程，而非目的。如果赚够多少我就怎样怎样，这都是把赚钱当成了目的。把赚钱当目的的问题是急功近利，也易患得患失。而一个成熟的人应该把赚钱当作过程，只要有赚钱的能力，就不必设定赚够多少就如何。赚够就怎样，这是很可笑的一个目标，难道你接下来就坐吃等死吗？培养自己能赚钱的能力，边生活边赚钱，这样既快乐又饿不着自己。
我觉得金钱应该是人生的副产品，而不应该成为主业。比如你从事艺术活动，最终获得认可得到金钱的回报。比如你从事某种职业，付出劳动得到金钱的回报。金钱成为一种激励，一种对你付出认可的回报。
另外也切切不要以为赶不上这班车人生就玩完了，没了这班车还有下班车，经济周期是不停的波动的。没有说人生错过一班车就再也没机会了。不必活在这种患得患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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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告诉你们的是，古往今来，大部分人其实都不会留下个名字。像林清玄说的那样：每个人青年时代的立志，多是要做顶天立地的大丈夫，要做叱咤风云的大人物，可是到了后来才发现，其实自己也不过是社会里平凡的一分子，没有变成为真正的大英雄大豪杰。但我们从更大的角度看，那些自命为大人物者，何尝不也是宇宙的一粒沙尘呢？
所以眼前，永远比未来重要。过好自己的小日子，永远比去改变世界更有意义。人生走这一遭，不必总惦记着钱，不必总想着让每个人都喜欢自己，也不必心急火燎的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我昨天重新看了一遍电影《荒野生存》，电影演的是克里斯托弗（埃米尔•赫斯基饰）家境优越，是亚特兰大私立名校艾莫里的优等生，前程似锦。但是，他从学校毕业后，选择了截然不同的人生，放弃令人羡慕的工作，把存款捐给慈善机构，去阿拉斯加寻找自我。在家人的劝阻声中，他踏上了回归自然的慢慢长路，成为名副其实的流浪者。
最后他说：“我度过了快乐的一生……愿上帝保佑你们。”
他死于24岁，而他的一生真的比许多人都精彩一万倍，因为他按照了自己的意愿而活.
首先在今天这个通讯发达的时代，各种社会热点不停转换，各种奇葩新闻层出不穷。别人的生活再精彩，也是别人的事情。热点事件再勾引情绪，也终究会成为过往云烟。你们不必活在这个各种情绪裹挟的氛围中，情绪不要浪费，激情不要被消耗。安安静静的把握自己的小日子才是关键。所以好好谈个恋爱，没事就读本书，想着怎么把手上的工作做好，才是关键。
也不必把精力消耗在给说服不同意见的人，跟不懂艺术的人聊艺术，对方会觉得你特矫情。跟不读书的人聊阅读，对方会觉得你太学究。跟没啥钱的人聊理财，对方会觉得你是在炫富。话，要说给懂的人。否则就是浪费彼此的时间。无关紧要的人一笑而过，没必要去证明自己的观点。克制自己显摆的欲望，不在无关紧要的人身上浪费时间，也是一个人修养的具体体现。
我曾经看到我一个帖子下面两个人因为一个抵制的事情，互相说来说去，然后变成骂来骂去，最后两个人互相问候了家人彼此拉黑了，浪费这时间干啥？去看场电影不好吗？去玩玩游戏不行吗？出去溜达溜达呼吸下新鲜空气不好吗？
这说的是对你精力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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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不要过早陷入理财的陷阱中。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人一下子都热衷起了理财，大约是被股灾教育了一下，又被高涨的房价坑了一下。所有人仿佛一夜之间就急吼吼的理财理财理财。我觉得年轻人需要把精力更多的放在务实的事情上，比如如何改进工作，比如如何设计出一个好产品。我赚的钱大部分都不是从房子来的，而是靠自己读的书，靠自己写的书，靠自己一点一点的工作积累来的。
赚钱是一个过程，而非目的。如果赚够多少我就怎样怎样，这都是把赚钱当成了目的。把赚钱当目的的问题是急功近利，也易患得患失。而一个成熟的人应该把赚钱当作过程，只要有赚钱的能力，就不必设定赚够多少就如何。赚够就怎样，这是很可笑的一个目标，难道你接下来就坐吃等死吗？培养自己能赚钱的能力，边生活边赚钱，这样既快乐又饿不着自己。
我觉得金钱应该是人生的副产品，而不应该成为主业。比如你从事艺术活动，最终获得认可得到金钱的回报。比如你从事某种职业，付出劳动得到金钱的回报。金钱成为一种激励，一种对你付出认可的回报。
另外也切切不要以为赶不上这班车人生就玩完了，没了这班车还有下班车，经济周期是不停的波动的。没有说人生错过一班车就再也没机会了。不必活在这种患得患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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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告诉你们的是，古往今来，大部分人其实都不会留下个名字。像林清玄说的那样：每个人青年时代的立志，多是要做顶天立地的大丈夫，要做叱咤风云的大人物，可是到了后来才发现，其实自己也不过是社会里平凡的一分子，没有变成为真正的大英雄大豪杰。但我们从更大的角度看，那些自命为大人物者，何尝不也是宇宙的一粒沙尘呢？
所以眼前，永远比未来重要。过好自己的小日子，永远比去改变世界更有意义。人生走这一遭，不必总惦记着钱，不必总想着让每个人都喜欢自己，也不必心急火燎的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我昨天重新看了一遍电影《荒野生存》，电影演的是克里斯托弗（埃米尔•赫斯基饰）家境优越，是亚特兰大私立名校艾莫里的优等生，前程似锦。但是，他从学校毕业后，选择了截然不同的人生，放弃令人羡慕的工作，把存款捐给慈善机构，去阿拉斯加寻找自我。在家人的劝阻声中，他踏上了回归自然的慢慢长路，成为名副其实的流浪者。
最后他说：“我度过了快乐的一生……愿上帝保佑你们。”
他死于24岁，而他的一生真的比许多人都精彩一万倍，因为他按照了自己的意愿而活.
是的，弗吉尼娅，圣诞老人是真的。
每年的平安夜，不知道有多少孩子兴奋得难以入眠，满心欢喜又忐忑不安地等待圣诞老人半夜从烟囱里爬进来，期待着第二天早上一睁开眼就能看到藏在袜子里的礼物。在所有的童话和传说里，大概只有圣诞老人有这样的魔力，能够突破现实和想象的界限，让全世界的孩子们都深信不疑并且翘首以盼。
如果说童话故事是谎言的话，那圣诞老人可能就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谎言。
几百年来，为了维护这个谎言，为了让孩子们相信圣诞老人是真的，为了呵护孩子们心中那个有圣诞老人的美好世界，欧美国家的成年人做出了许多让人感动的努力。
今天的故事，要从新闻史上最著名的一篇社论讲起。
1897年7月20日，纽约上西区一个叫弗吉尼娅（Virginia O’Hanlon）的8岁小女孩，给纽约《太阳报》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很简单——
亲爱的编辑：
我今年8岁。我的一些小朋友说，世界上没有圣诞老人。爸爸说过，《太阳报》说什么就是什么。请你们告诉我真相，世界上有圣诞老人吗？
弗吉尼娅·欧涵朗
西95街115号
这封信在《太阳报》的编辑部里压了三个月，直到10月份，一个叫弗兰西斯·丘奇（Francis Church）的编辑看到这封信，于是写了一篇社论，作为给弗吉尼娅的回复。
在这篇社论里，他以斩钉截铁不可怀疑的语气，对弗吉尼娅以及所有的孩子们说，“圣诞老人是真的，他就和爱、慷慨和奉献一样，是确切存在的。”
丘奇写道，“如果没有圣诞老人，这个世界会变得多么无趣！就像没有了所有叫弗吉尼娅的人一样无趣。那样的话，就没有了孩子气的信仰，没有了诗歌，没有了浪漫，人生将变得难以忍受。照亮世界的那永恒的来自童年的光，将从此永远地熄灭。”
丘奇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做过战地记者，亲眼目睹过屠杀，领略了现实的残酷，但这并没有打消他心中对于那个“看不见的童话世界”的信仰。
他写道，就算雇人在平安夜守着烟囱没有等到圣诞老人，又能证明什么呢？没有人见过圣诞老人，但这并不说明世界上没有圣诞老人。就像草地上跳舞的精灵一样，没有人见过，但并不能证明她们不存在，因为“世界上最真实的东西，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都是看不到的”。
他的语气带着一种在当时常见的甜腻和夸张，即使在今天读来我们似乎仍然能够感受到他热烈急切的心情，“即使是世界上最强壮的人、即使世界上所有最强壮的人一起用力，也无法撕开笼罩在未知世界上的薄纱。只有信仰、想象、诗歌、爱和浪漫能够掀开那层帷幕，看到超凡的美好和荣光。这些都是真的吗？是的，弗吉尼娅，没有什么比这些东西更真实、更永恒。”
在文章的结尾，他说，“感谢上帝，圣诞老人还活着，并且将永远活下去。一千年以后，弗吉尼娅，哪怕是十万年以后，他也还会继续给孩子们的心带来欢乐。”
这篇社论的标题，就叫《是的，弗吉尼娅，圣诞老人是真的》。
http://img8.wtoutiao.com/mmbiz_jpg/SLyptVtjf8OmjHKdaXJVsDw8QOibHFNUXZm4iaq85I6uKdIC0HLsmuXVUgMy6eNSzEDFfYo7dxLcoXD8tsibw7SGg/0?wx_fmt=jpeg
我们都知道，社论是一张报纸的灵魂。丘奇的这篇社论，在当时被放在报纸上最不起眼的角落，但它毫无疑问体现了当时《太阳报》的气质和情怀。文章发表后马上引起了轰动，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转疯了”。
弗吉尼娅当然也看到了这封信。并且，这封信和她此后漫长的人生发生了微妙的化学反应。
她在1910年结婚，但就在怀孕后、女儿出生前没多久，被丈夫抛弃。但她并没有被击垮，而是继续去上学，在哥伦比亚大学拿了教育学硕士，又在福特汉姆大学读了博士。
后来，她做了二十多年的教师，退休时已经成为校长，一辈子都和孩子打交道。
晚年，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当年丘奇的那篇文章，对她的人生产生了持久的正面的影响。一个孩子童年时期所接收到的善意和爱，转化成了支撑她一辈子的正能量。
弗吉尼娅又把丘奇给她的能量，不断地传播了出去。
在她的一生中，她不断地收到孩子们的来信，问她圣诞老人是不是存在。每次收到这些信，她都会在自己的回信里再附上当年她收到的那封信。
其中一封信，她是这么写的，
“世界上真的有圣诞老人吗？亲爱的昨天和今天的孩子们，当我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我问了这个问题，想要找到一个答案。现在，长大以后，我成为了一名老师，我是多么希望所有的孩子们都能够相信世界上真的有圣诞老人。因为我知道，对圣诞老人和童话的信念，对于快乐的童年来说是多么重要。”
80岁那年，她因为心脏病住院治疗。医院里有一个维修工哈姆斯（John Harms），在知道她就是当年那个写信的小女孩后，特意装扮成圣诞老人，在圣诞节那天去了她的病房。
在哈姆斯亲吻她的脸颊时，弗吉尼娅悄悄地说，“我仍然相信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圣诞老人。”
再来说说丘奇的那篇社论。在此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那篇文章不断地被《太阳报》重新刊登，被其他媒体转载，成为英文媒体里重印次数最多的经典社论。
不但如此，围绕这篇文章所发生的故事，还被多次改编成电影、电视剧、音乐剧，同时也在许多其他影视作品里被提及。
http://img8.wtoutiao.com/mmbiz_jpg/SLyptVtjf8OmjHKdaXJVsDw8QOibHFNUXvN7Va4TuQPHiaXBT2TciaXFy89F4b2s7PmMtz2Vq2UD880gEHec4Issg/0?wx_fmt=jpeg
“是的，弗吉尼娅，圣诞老人是真的”这句话也流传了下来，被人们用来形容对希望和信仰的坚持。
100多年过去了，但今天的人们仍然和当年的丘奇以及后来的弗吉尼娅一样，不遗余力地付出时间、智慧和爱，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孩子们相信圣诞老人是真实存在的。
有些父母，会特意在平安夜那天找个借口外出，然后装扮成圣诞老人带着礼物来敲门。
世界各地的许多邮局，收到写着“圣诞老人收”的信件时，就知道寄信人是一个相信圣诞老人的孩子。他们不会把这样的信件扔掉，而是会送到专门的地方，那里会有通晓各国语言的志愿者给这些小朋友回信。每年，芬兰的圣诞老人邮局会收到来自全世界150个国家的将近70万封信件。
Google在每年圣诞节都会推出一个追踪圣诞老人的网站，实时更新圣诞老人从北极村出发后的位置。全世界的孩子们在24日登陆这个网站，就可以查看圣诞老人是不是已经到了他们所在的地方，或者还有多久才会到达。
《生活大爆炸》的第六季里有一集圣诞特辑，原本的情节是谢耳朵在游戏里杀死了圣诞老人，但编剧考虑到会有孩子在看，为了不让他们失望，特地改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
在挪威的卑尔根，每年圣诞节期间人们会用姜饼搭建童话城，里面有几千座大小形态各异的童话小屋。曾经有一年，姜饼城被小流氓破坏，挪威举国震怒，悬赏10万克朗捉拿肇事者。而工作人员也自愿通宵加班，终于在圣诞节前重新搭建了一座姜饼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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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可能是世界上圣诞气氛最浓厚的城市，整个12月，这里到处能看到关于圣诞的各种装饰。2015年，纽约梅西百货总店就专门做了关于弗吉尼娅的橱窗装置。
路过34街的纽约客们，看一眼橱窗里百年前的小女孩弗吉尼娅，想到她对圣诞老人的期望，大概也能汲取到一些力量。
NBC旗下的纽约地方频道每年也会在圣诞节这一天由资深记者Gabe Pressman讲一遍弗吉尼娅的故事。这个传统已经持续了三十多年，这是纽约人自己的“圣诞颂歌”。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
虽然，随着孩子们慢慢长大，他们总有一天会分清现实和童话世界的区别，会明白驯鹿并不会飞，圣诞老人也没办法在平安夜挨家挨户地送礼物。
但是，我始终认为，那些曾经在童年相信过圣诞老人的人，不会完全失去相信童话的能力。那些美好的感受会永远地留在他们的记忆里，进入他们的血液和基因，成为陪伴他们一生的爱与力量，也让他们相信真诚，相信浪漫，相信美好。
大概这就是在欧美国家，整个社会的人都不遗余力地为孩子们守护童话世界的原因。
我也很高兴地看到，在我们国家，也有越来越多的个人和组织，开始参与“维护圣诞老人是真的”活动，致力于构建一个有圣诞老人的童话世界。
即使作为成年人，从理性的角度我们都知道圣诞老人是不存在的，但是在圣诞节这一天，重新找回童心，去相信圣诞老人，也挺好的。
就像丘奇在他的文章里写的，“只有信仰、想象、诗歌、爱和浪漫能够掀开那层帷幕，看到超凡的美好和荣光”。
如果说童话故事是谎言的话，那圣诞老人可能就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谎言。
几百年来，为了维护这个谎言，为了让孩子们相信圣诞老人是真的，为了呵护孩子们心中那个有圣诞老人的美好世界，欧美国家的成年人做出了许多让人感动的努力。
今天的故事，要从新闻史上最著名的一篇社论讲起。
1897年7月20日，纽约上西区一个叫弗吉尼娅（Virginia O’Hanlon）的8岁小女孩，给纽约《太阳报》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很简单——
亲爱的编辑：
我今年8岁。我的一些小朋友说，世界上没有圣诞老人。爸爸说过，《太阳报》说什么就是什么。请你们告诉我真相，世界上有圣诞老人吗？
弗吉尼娅·欧涵朗
西95街115号
这封信在《太阳报》的编辑部里压了三个月，直到10月份，一个叫弗兰西斯·丘奇（Francis Church）的编辑看到这封信，于是写了一篇社论，作为给弗吉尼娅的回复。
在这篇社论里，他以斩钉截铁不可怀疑的语气，对弗吉尼娅以及所有的孩子们说，“圣诞老人是真的，他就和爱、慷慨和奉献一样，是确切存在的。”
丘奇写道，“如果没有圣诞老人，这个世界会变得多么无趣！就像没有了所有叫弗吉尼娅的人一样无趣。那样的话，就没有了孩子气的信仰，没有了诗歌，没有了浪漫，人生将变得难以忍受。照亮世界的那永恒的来自童年的光，将从此永远地熄灭。”
丘奇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做过战地记者，亲眼目睹过屠杀，领略了现实的残酷，但这并没有打消他心中对于那个“看不见的童话世界”的信仰。
他写道，就算雇人在平安夜守着烟囱没有等到圣诞老人，又能证明什么呢？没有人见过圣诞老人，但这并不说明世界上没有圣诞老人。就像草地上跳舞的精灵一样，没有人见过，但并不能证明她们不存在，因为“世界上最真实的东西，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都是看不到的”。
他的语气带着一种在当时常见的甜腻和夸张，即使在今天读来我们似乎仍然能够感受到他热烈急切的心情，“即使是世界上最强壮的人、即使世界上所有最强壮的人一起用力，也无法撕开笼罩在未知世界上的薄纱。只有信仰、想象、诗歌、爱和浪漫能够掀开那层帷幕，看到超凡的美好和荣光。这些都是真的吗？是的，弗吉尼娅，没有什么比这些东西更真实、更永恒。”
在文章的结尾，他说，“感谢上帝，圣诞老人还活着，并且将永远活下去。一千年以后，弗吉尼娅，哪怕是十万年以后，他也还会继续给孩子们的心带来欢乐。”
这篇社论的标题，就叫《是的，弗吉尼娅，圣诞老人是真的》。
http://img8.wtoutiao.com/mmbiz_jpg/SLyptVtjf8OmjHKdaXJVsDw8QOibHFNUXZm4iaq85I6uKdIC0HLsmuXVUgMy6eNSzEDFfYo7dxLcoXD8tsibw7SGg/0?wx_fmt=jpeg
我们都知道，社论是一张报纸的灵魂。丘奇的这篇社论，在当时被放在报纸上最不起眼的角落，但它毫无疑问体现了当时《太阳报》的气质和情怀。文章发表后马上引起了轰动，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转疯了”。
弗吉尼娅当然也看到了这封信。并且，这封信和她此后漫长的人生发生了微妙的化学反应。
她在1910年结婚，但就在怀孕后、女儿出生前没多久，被丈夫抛弃。但她并没有被击垮，而是继续去上学，在哥伦比亚大学拿了教育学硕士，又在福特汉姆大学读了博士。
后来，她做了二十多年的教师，退休时已经成为校长，一辈子都和孩子打交道。
晚年，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当年丘奇的那篇文章，对她的人生产生了持久的正面的影响。一个孩子童年时期所接收到的善意和爱，转化成了支撑她一辈子的正能量。
弗吉尼娅又把丘奇给她的能量，不断地传播了出去。
在她的一生中，她不断地收到孩子们的来信，问她圣诞老人是不是存在。每次收到这些信，她都会在自己的回信里再附上当年她收到的那封信。
其中一封信，她是这么写的，
“世界上真的有圣诞老人吗？亲爱的昨天和今天的孩子们，当我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我问了这个问题，想要找到一个答案。现在，长大以后，我成为了一名老师，我是多么希望所有的孩子们都能够相信世界上真的有圣诞老人。因为我知道，对圣诞老人和童话的信念，对于快乐的童年来说是多么重要。”
80岁那年，她因为心脏病住院治疗。医院里有一个维修工哈姆斯（John Harms），在知道她就是当年那个写信的小女孩后，特意装扮成圣诞老人，在圣诞节那天去了她的病房。
在哈姆斯亲吻她的脸颊时，弗吉尼娅悄悄地说，“我仍然相信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圣诞老人。”
再来说说丘奇的那篇社论。在此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那篇文章不断地被《太阳报》重新刊登，被其他媒体转载，成为英文媒体里重印次数最多的经典社论。
不但如此，围绕这篇文章所发生的故事，还被多次改编成电影、电视剧、音乐剧，同时也在许多其他影视作品里被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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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弗吉尼娅，圣诞老人是真的”这句话也流传了下来，被人们用来形容对希望和信仰的坚持。
100多年过去了，但今天的人们仍然和当年的丘奇以及后来的弗吉尼娅一样，不遗余力地付出时间、智慧和爱，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孩子们相信圣诞老人是真实存在的。
有些父母，会特意在平安夜那天找个借口外出，然后装扮成圣诞老人带着礼物来敲门。
世界各地的许多邮局，收到写着“圣诞老人收”的信件时，就知道寄信人是一个相信圣诞老人的孩子。他们不会把这样的信件扔掉，而是会送到专门的地方，那里会有通晓各国语言的志愿者给这些小朋友回信。每年，芬兰的圣诞老人邮局会收到来自全世界150个国家的将近70万封信件。
Google在每年圣诞节都会推出一个追踪圣诞老人的网站，实时更新圣诞老人从北极村出发后的位置。全世界的孩子们在24日登陆这个网站，就可以查看圣诞老人是不是已经到了他们所在的地方，或者还有多久才会到达。
《生活大爆炸》的第六季里有一集圣诞特辑，原本的情节是谢耳朵在游戏里杀死了圣诞老人，但编剧考虑到会有孩子在看，为了不让他们失望，特地改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
在挪威的卑尔根，每年圣诞节期间人们会用姜饼搭建童话城，里面有几千座大小形态各异的童话小屋。曾经有一年，姜饼城被小流氓破坏，挪威举国震怒，悬赏10万克朗捉拿肇事者。而工作人员也自愿通宵加班，终于在圣诞节前重新搭建了一座姜饼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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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可能是世界上圣诞气氛最浓厚的城市，整个12月，这里到处能看到关于圣诞的各种装饰。2015年，纽约梅西百货总店就专门做了关于弗吉尼娅的橱窗装置。
路过34街的纽约客们，看一眼橱窗里百年前的小女孩弗吉尼娅，想到她对圣诞老人的期望，大概也能汲取到一些力量。
NBC旗下的纽约地方频道每年也会在圣诞节这一天由资深记者Gabe Pressman讲一遍弗吉尼娅的故事。这个传统已经持续了三十多年，这是纽约人自己的“圣诞颂歌”。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
虽然，随着孩子们慢慢长大，他们总有一天会分清现实和童话世界的区别，会明白驯鹿并不会飞，圣诞老人也没办法在平安夜挨家挨户地送礼物。
但是，我始终认为，那些曾经在童年相信过圣诞老人的人，不会完全失去相信童话的能力。那些美好的感受会永远地留在他们的记忆里，进入他们的血液和基因，成为陪伴他们一生的爱与力量，也让他们相信真诚，相信浪漫，相信美好。
大概这就是在欧美国家，整个社会的人都不遗余力地为孩子们守护童话世界的原因。
我也很高兴地看到，在我们国家，也有越来越多的个人和组织，开始参与“维护圣诞老人是真的”活动，致力于构建一个有圣诞老人的童话世界。
即使作为成年人，从理性的角度我们都知道圣诞老人是不存在的，但是在圣诞节这一天，重新找回童心，去相信圣诞老人，也挺好的。
就像丘奇在他的文章里写的，“只有信仰、想象、诗歌、爱和浪漫能够掀开那层帷幕，看到超凡的美好和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