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没有中国大陆这样特殊的钱权恩宠体系当作靠山，没有政治权力帮忙开道，马云和阿里巴巴不可能有今天，而马云已经如何、未来又将如何知恩图报呢？——罗世宏
当二十多年前网路进入人类生活以来，自由开放的世界日益依赖于自由开放的网络。互联网可以造福世人，每个人都能在互联网上自由发言、创作、学习和分享。任何组织、个人或政府都不能控制互联网。互联网是连接世界的纽带，所以每一个网路的使用者都应全力保护它。
网路自由是言论自由和资讯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二零零九年，一群中国作家、律师、艺术家和网络活跃人士发表了一份《网络人权宣言》。该文件指出：“我们注意到，网络公民传播的时代不可阻挡地来临。公民记者通过手机、数码相机拍摄事件，传播事实真相，已经成为时尚和新潮；网络也给公民提供出无限创意空间，通过博客、播客、网络论坛甚至是跟贴等途径，表达意见。我们认为，关心公共事务是公民的责任，而关注网络言论自由也是网络公民的责任。网络公民合法地发表言论、报道真相，是行使公民权利，也是促进这个古老文明的民族注入以个人幸福与基本人权为核心价值的新血液，促进全体国民的福祉，因之应该予以鼓励、善待和宽容。”这是数亿中国网民的心声。
中国官方拒绝正面回应该宣言中提出的诉求。近几年来，中国官方的实际做法与宣言所追求的理想背道而驰。中共大大加强对网络的控制，防火墙越修越高，让当年的柏林墙望尘莫及；中共对运用网路发表异见的公民疯狂打压和迫害，从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到新公民运动的倡导者许志永，都是“网络文字狱”的受害者。在美国人权机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发表的年度全球网络自由调查报告中，中国成为网络自由打压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排名居全球倒数第三。
在此情势之下，中国的网路企业何去何从？作为一家崛起于网路、市值仅次于谷歌而位居世界第二的网路公司，阿里巴巴本应成为网路自由的倡导者和捍卫者。然而，掌控阿里巴巴的马云却迎合中共当局对网路的管控，并配合中共当局达成限制网路言论自由的举措，扮演着网路时代的盖世太保的角色。
马云帮助中共将中国变成“动物庄园”
在由中国网民票选出来的二零一四年打压网路言论自由的十大事件中，阿里巴巴封锁“一五一十部落”事件名列前茅。“一五一十部落”是凤凰卫视记者闾丘露薇等人创办的部落格风格的新闻网站，言论尺度稍稍大于中国的几个大型新闻门户网站，其中特别集中了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和网路写手的评论文字。正当“一五一十部落”的读者越来越多时，阿里巴巴旗下的域名服务商万网关闭了它的域名my1510.cn。“一五一十部落”的官方微博表示：“短时期内我们对恢复网站不能做出乐观的预期。”
阿里巴巴公开支持中共修筑网络防火墙、阻止信息自由流通的可耻行径。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某阿里巴巴高管（@阿里老丛）就网友高春辉对北邮学生参与GFW（防火墙）的批评做出回复，回复称GFW系当年“体制内有远见的人”所做出的折衷方案，保护了互联网的年轻生命，不应过分敌视。这名高管的看法，显然符合马云一贯的立场：共产党永远是对的，老百姓永远是错的。当然，这也符合阿里巴巴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垄断地位：如果中国没有防火墙，中国消费者可以自由购买亚马逊、易倍等美国购物网站上货真价实的物品，专门卖假货的阿里巴巴还有什么竞争力呢？可以说，没有防火墙，就没有阿里巴巴。这是阿里巴巴在中国“一枝独秀”的秘密所在。
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一日，马云应邀到中央政法委作讲座，中国官媒体可以对这次讲座保持低调，其重要性被大大低估。马云以“科技创新在未来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为题，讲了一堂“前沿科普”课，堪称史无前例。现场加视频，全国政法官员追随马云经历了一场“头脑风暴”。中央政法委领导现场主持讲座；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分别在主会场或分会场听取讲座；全国政法综治系统除办案、执勤、值班之外有三千六百个分会场、一百五十二万干警通过视频系统在各分会场听讲。
首先，马云大拍中共政法委的马屁：“中国有十三亿人，有多复杂！我认为，这个工作（监控人民）没有理想主义是做不出来的。强大的理想主义，对于未来的担当和各种方法，我是充满敬仰之情。”盖世太保的工作，确实需要宗教般的热忱来支撑。在马云看来，十三亿人民都是需要防范、监控的敌人。马云认为，“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数据时代就是预测未来的时代，“整个数据时代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做到事前诸葛亮，就是有预防机制”。所以，阿里巴巴不仅仅是一个点石成金的赚钱机器，更是可以帮助党国收集民众的“大数据”的监控工具，让当局预先识别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坏人根本走不进广场”。
马云的说法并不夸张。在网路时代，阿里巴巴已深刻地契入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可以随心所欲地搜集每一个使用者的私人资讯。据说，杭州这个马云的故乡和发家的城市，阿里巴巴跟民众的日常生活的相关性，甚至不亚于政府部门。人们可以不用现金和信用卡，只用淘宝“支付宝”，就能完成所有各种消费，购物、吃饭、打车、汽车加油、购买机票和高铁票，无一不能。从某种程度上说，马云可以深入每一个使用者的人生，可以将这一切数据全部呈送中共当局。
此前，马云与中共警方早已有过亲密合作。广东交警曾分两批前往阿里巴巴接受大数据采集与应用培训，浙江公安也利用阿里的大数据能力成功完成G20期间安保情报预测保障。政法委的网站上显示，阿里在大数据运用上，有十余年安全风控和打击网络黑灰产的积累，经验来自于实战又运用于实战，这正是中央政法委邀请马云讲课并希望学习和借鉴之处。“通过学习和应用在大数据组织、加工、计算和挖掘方面的能力，政法部门可以利用大数据预测预警，实现防患于未然；大数据实时处突，以利指导决策；大数据模型布控，以之亡羊补牢。以此实现社会治理手段和效果上的巨大提升，这正是中央政法委看重并运用阿里大数据能力的目的。”
马云如此忠心耿耿地献计献策，中共政法委当然对其“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政法委的网站上披露：“中央政法委充分肯定了阿里巴巴运用大数据协助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潜力：各级政法机关要以合作姿态利用好企业、社会的数据资源，通过共同研发、购买服务、项目外包等多种方式，发挥好大互联网企业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阿里巴巴今后一定能得到政法委“外包”的若干监控人民的项目，轻松赚取金山银山。反之，有了马云的鼎力相助，每个警察都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政法委也能轻而易举地将广袤的中国便成一处密不透风的“动物庄园”。如果说习近平就是《一九八四》里“全知全能”的“老大哥”，那么马云就是“老大哥”的眼睛和耳朵。
马云是六四屠杀的支持者
马云曾接受香港《南华早报》访问，公开为邓小平“六四”屠杀的决策辩护，由此触犯众怒，被网民赠与“马小平”之芳名。马云的原话是这样说的：“你在这个当口上，好像邓小平在六四当中，他作为国家最高的决策者，他要稳定，他必须要做这些残酷的决定。这不是一个完美的决定，但这是一个最正确的决定，在当时是最正确的决定。任何时候，一个领导者是必须要做这样的决定。”后来，马云否定他说过这段话，采访他的记者在压力之下被迫道歉、收回报道。但该记者仍然遭到《南华早报》的解雇，不得已公布采访录音，马云确实说过这段话。
或许经过这次事件的冲击，马云觉得还不如出资购买《南华早报》，使之成为自己的私人企业，那样就能对其如臂使指、操控自如了。而且，这也符合中共的“大外宣”战略：中共直接出资购买了不少海外媒体，亲共的商人们也都摩拳擦掌地配合——连陈光标也扬言要购买《纽约时报》了。马云跟陈光标不是一个重量级的企业家，不会说大话，但一出手就真的收购了香港久负盛名的、中产阶级最爱读的英文报纸《南华早报》。然后，对《南华早报》的编辑记者大开杀戒，全部换上了中宣部信得过的人物，使之成为宣扬中国声音、中国价值的御用媒体。
几年前，我在推特上引用家乡的一句民谚形容马云——“丑人多作怪”。有不少网友评判我“以貌取人”，说我的评论有人身攻击之嫌。但是，几年之后，马云一桩接一桩丑恶的作为，证明了这句民间谚语对其何其适用。林肯说过，在四十岁之前，男人相貌丑陋可以怪父母；四十岁之后，则只能怪自己。因为，“相由心生”，良心被狗吃掉的人，自然只能长着一个奇丑无比的狗头。
关于“六四”屠杀，连屠夫邓小平生前都不敢视之为丰功伟业，中共的官方悼词中对邓小平在此事中的作用语焉不详，邓小平的官方年谱更是遮遮掩掩、欲盖弥彰。而当时力主开枪杀人的中共高官李鹏、陈希同等人，更是先后在海外出版回忆录和日记，竭力撇清他们在这场大屠杀中的罪责。那么，马云的这番理直气壮的言论，难道是公开表明他有要做“邓小平第二”的政治野心？
恐怕马云有此贼心而无此贼胆。当时，马云主动对“六四”问题表态，是向中共当局缴纳一张大大的“投名状”，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受湖南商人曾成杰被秘密处死事件的刺激。马云与以“非法集资”入罪的曾成杰都是商人，马云的支付宝等产品是更加隐蔽的“非法集资”，他的“罪”只会比曾氏大而不会更小。所以，表面上风光显赫、多财善贾，但内里的恐惧战兢只有他自己知道。在红朝当商人，哪怕你富可敌国、金屋藏娇，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亦如履薄冰、寝食不安。
于是，马云自以为是地用赞美六四屠杀来向党表忠心。殊不知，这一来反倒给主子带来更大的麻烦。在商场纵横捭阖、无往不胜的马云，一旦涉足政治领域，立即成了幼稚园中懵懂无知的孩童。本来想诚惶诚恐地拍马屁，未曾想到一下子拍到马腿上，一定会被高头大马踢个鼻青脸肿。
可见，马云的政治水平不过尔尔。他只能当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而没有跟彼岸国民党的“马主席”并驾齐驱的本领。不过，香港还有另外一位“马主席”，在冷血无耻上，可以跟马云来一场世纪PK。
中共在香港的傀儡政党民建联的党魁马力，曾对香港媒体表示，“六四”中不可能有学生被坦克车辗成肉饼，“找一头猪来测试一下便知道能否变成‘肉饼’了。”如此轻佻而卑劣的言论，触犯众怒、千夫所指。学运领袖王丹在网上“建议”马力躺到坦克车下面，如果没有变成肉饼，他会向马力道歉。马力不敢舍命一试，尽管他已患上癌症，已是一副残败不堪的臭皮囊。
接下来，等待马力的命运是：赖活不得，好死也不得。没过多久，他就到地狱中去跟邓小平“相见欢”去了。马力不单是死于癌症，更死于人神共怒，就连其党友、香港立法会主席曾钰成也露骨地评论说：“马力确实说错话了，他因此赔上了性命。马力虽患了癌症，但若然不是发生这件事，他不会这么早去世的。”
如今，马力早已步入了地狱的那条不归路，而马云正在大步流星地接着走。圣经中说，他们行可憎的事知道羞愧吗？不然，马力和马云等人毫不羞愧，在他们的生活中，从不知羞愧为何物，“因此他们必在扑倒的人中扑倒”。尽管马云顶着亚洲首富的冠冕，但他还能招摇过市到几时呢？
当二十多年前网路进入人类生活以来，自由开放的世界日益依赖于自由开放的网络。互联网可以造福世人，每个人都能在互联网上自由发言、创作、学习和分享。任何组织、个人或政府都不能控制互联网。互联网是连接世界的纽带，所以每一个网路的使用者都应全力保护它。
网路自由是言论自由和资讯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二零零九年，一群中国作家、律师、艺术家和网络活跃人士发表了一份《网络人权宣言》。该文件指出：“我们注意到，网络公民传播的时代不可阻挡地来临。公民记者通过手机、数码相机拍摄事件，传播事实真相，已经成为时尚和新潮；网络也给公民提供出无限创意空间，通过博客、播客、网络论坛甚至是跟贴等途径，表达意见。我们认为，关心公共事务是公民的责任，而关注网络言论自由也是网络公民的责任。网络公民合法地发表言论、报道真相，是行使公民权利，也是促进这个古老文明的民族注入以个人幸福与基本人权为核心价值的新血液，促进全体国民的福祉，因之应该予以鼓励、善待和宽容。”这是数亿中国网民的心声。
中国官方拒绝正面回应该宣言中提出的诉求。近几年来，中国官方的实际做法与宣言所追求的理想背道而驰。中共大大加强对网络的控制，防火墙越修越高，让当年的柏林墙望尘莫及；中共对运用网路发表异见的公民疯狂打压和迫害，从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到新公民运动的倡导者许志永，都是“网络文字狱”的受害者。在美国人权机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发表的年度全球网络自由调查报告中，中国成为网络自由打压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排名居全球倒数第三。
在此情势之下，中国的网路企业何去何从？作为一家崛起于网路、市值仅次于谷歌而位居世界第二的网路公司，阿里巴巴本应成为网路自由的倡导者和捍卫者。然而，掌控阿里巴巴的马云却迎合中共当局对网路的管控，并配合中共当局达成限制网路言论自由的举措，扮演着网路时代的盖世太保的角色。
马云帮助中共将中国变成“动物庄园”
在由中国网民票选出来的二零一四年打压网路言论自由的十大事件中，阿里巴巴封锁“一五一十部落”事件名列前茅。“一五一十部落”是凤凰卫视记者闾丘露薇等人创办的部落格风格的新闻网站，言论尺度稍稍大于中国的几个大型新闻门户网站，其中特别集中了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和网路写手的评论文字。正当“一五一十部落”的读者越来越多时，阿里巴巴旗下的域名服务商万网关闭了它的域名my1510.cn。“一五一十部落”的官方微博表示：“短时期内我们对恢复网站不能做出乐观的预期。”
阿里巴巴公开支持中共修筑网络防火墙、阻止信息自由流通的可耻行径。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某阿里巴巴高管（@阿里老丛）就网友高春辉对北邮学生参与GFW（防火墙）的批评做出回复，回复称GFW系当年“体制内有远见的人”所做出的折衷方案，保护了互联网的年轻生命，不应过分敌视。这名高管的看法，显然符合马云一贯的立场：共产党永远是对的，老百姓永远是错的。当然，这也符合阿里巴巴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垄断地位：如果中国没有防火墙，中国消费者可以自由购买亚马逊、易倍等美国购物网站上货真价实的物品，专门卖假货的阿里巴巴还有什么竞争力呢？可以说，没有防火墙，就没有阿里巴巴。这是阿里巴巴在中国“一枝独秀”的秘密所在。
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一日，马云应邀到中央政法委作讲座，中国官媒体可以对这次讲座保持低调，其重要性被大大低估。马云以“科技创新在未来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为题，讲了一堂“前沿科普”课，堪称史无前例。现场加视频，全国政法官员追随马云经历了一场“头脑风暴”。中央政法委领导现场主持讲座；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分别在主会场或分会场听取讲座；全国政法综治系统除办案、执勤、值班之外有三千六百个分会场、一百五十二万干警通过视频系统在各分会场听讲。
首先，马云大拍中共政法委的马屁：“中国有十三亿人，有多复杂！我认为，这个工作（监控人民）没有理想主义是做不出来的。强大的理想主义，对于未来的担当和各种方法，我是充满敬仰之情。”盖世太保的工作，确实需要宗教般的热忱来支撑。在马云看来，十三亿人民都是需要防范、监控的敌人。马云认为，“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数据时代就是预测未来的时代，“整个数据时代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做到事前诸葛亮，就是有预防机制”。所以，阿里巴巴不仅仅是一个点石成金的赚钱机器，更是可以帮助党国收集民众的“大数据”的监控工具，让当局预先识别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坏人根本走不进广场”。
马云的说法并不夸张。在网路时代，阿里巴巴已深刻地契入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可以随心所欲地搜集每一个使用者的私人资讯。据说，杭州这个马云的故乡和发家的城市，阿里巴巴跟民众的日常生活的相关性，甚至不亚于政府部门。人们可以不用现金和信用卡，只用淘宝“支付宝”，就能完成所有各种消费，购物、吃饭、打车、汽车加油、购买机票和高铁票，无一不能。从某种程度上说，马云可以深入每一个使用者的人生，可以将这一切数据全部呈送中共当局。
此前，马云与中共警方早已有过亲密合作。广东交警曾分两批前往阿里巴巴接受大数据采集与应用培训，浙江公安也利用阿里的大数据能力成功完成G20期间安保情报预测保障。政法委的网站上显示，阿里在大数据运用上，有十余年安全风控和打击网络黑灰产的积累，经验来自于实战又运用于实战，这正是中央政法委邀请马云讲课并希望学习和借鉴之处。“通过学习和应用在大数据组织、加工、计算和挖掘方面的能力，政法部门可以利用大数据预测预警，实现防患于未然；大数据实时处突，以利指导决策；大数据模型布控，以之亡羊补牢。以此实现社会治理手段和效果上的巨大提升，这正是中央政法委看重并运用阿里大数据能力的目的。”
马云如此忠心耿耿地献计献策，中共政法委当然对其“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政法委的网站上披露：“中央政法委充分肯定了阿里巴巴运用大数据协助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潜力：各级政法机关要以合作姿态利用好企业、社会的数据资源，通过共同研发、购买服务、项目外包等多种方式，发挥好大互联网企业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阿里巴巴今后一定能得到政法委“外包”的若干监控人民的项目，轻松赚取金山银山。反之，有了马云的鼎力相助，每个警察都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政法委也能轻而易举地将广袤的中国便成一处密不透风的“动物庄园”。如果说习近平就是《一九八四》里“全知全能”的“老大哥”，那么马云就是“老大哥”的眼睛和耳朵。
马云是六四屠杀的支持者
马云曾接受香港《南华早报》访问，公开为邓小平“六四”屠杀的决策辩护，由此触犯众怒，被网民赠与“马小平”之芳名。马云的原话是这样说的：“你在这个当口上，好像邓小平在六四当中，他作为国家最高的决策者，他要稳定，他必须要做这些残酷的决定。这不是一个完美的决定，但这是一个最正确的决定，在当时是最正确的决定。任何时候，一个领导者是必须要做这样的决定。”后来，马云否定他说过这段话，采访他的记者在压力之下被迫道歉、收回报道。但该记者仍然遭到《南华早报》的解雇，不得已公布采访录音，马云确实说过这段话。
或许经过这次事件的冲击，马云觉得还不如出资购买《南华早报》，使之成为自己的私人企业，那样就能对其如臂使指、操控自如了。而且，这也符合中共的“大外宣”战略：中共直接出资购买了不少海外媒体，亲共的商人们也都摩拳擦掌地配合——连陈光标也扬言要购买《纽约时报》了。马云跟陈光标不是一个重量级的企业家，不会说大话，但一出手就真的收购了香港久负盛名的、中产阶级最爱读的英文报纸《南华早报》。然后，对《南华早报》的编辑记者大开杀戒，全部换上了中宣部信得过的人物，使之成为宣扬中国声音、中国价值的御用媒体。
几年前，我在推特上引用家乡的一句民谚形容马云——“丑人多作怪”。有不少网友评判我“以貌取人”，说我的评论有人身攻击之嫌。但是，几年之后，马云一桩接一桩丑恶的作为，证明了这句民间谚语对其何其适用。林肯说过，在四十岁之前，男人相貌丑陋可以怪父母；四十岁之后，则只能怪自己。因为，“相由心生”，良心被狗吃掉的人，自然只能长着一个奇丑无比的狗头。
关于“六四”屠杀，连屠夫邓小平生前都不敢视之为丰功伟业，中共的官方悼词中对邓小平在此事中的作用语焉不详，邓小平的官方年谱更是遮遮掩掩、欲盖弥彰。而当时力主开枪杀人的中共高官李鹏、陈希同等人，更是先后在海外出版回忆录和日记，竭力撇清他们在这场大屠杀中的罪责。那么，马云的这番理直气壮的言论，难道是公开表明他有要做“邓小平第二”的政治野心？
恐怕马云有此贼心而无此贼胆。当时，马云主动对“六四”问题表态，是向中共当局缴纳一张大大的“投名状”，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受湖南商人曾成杰被秘密处死事件的刺激。马云与以“非法集资”入罪的曾成杰都是商人，马云的支付宝等产品是更加隐蔽的“非法集资”，他的“罪”只会比曾氏大而不会更小。所以，表面上风光显赫、多财善贾，但内里的恐惧战兢只有他自己知道。在红朝当商人，哪怕你富可敌国、金屋藏娇，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亦如履薄冰、寝食不安。
于是，马云自以为是地用赞美六四屠杀来向党表忠心。殊不知，这一来反倒给主子带来更大的麻烦。在商场纵横捭阖、无往不胜的马云，一旦涉足政治领域，立即成了幼稚园中懵懂无知的孩童。本来想诚惶诚恐地拍马屁，未曾想到一下子拍到马腿上，一定会被高头大马踢个鼻青脸肿。
可见，马云的政治水平不过尔尔。他只能当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而没有跟彼岸国民党的“马主席”并驾齐驱的本领。不过，香港还有另外一位“马主席”，在冷血无耻上，可以跟马云来一场世纪PK。
中共在香港的傀儡政党民建联的党魁马力，曾对香港媒体表示，“六四”中不可能有学生被坦克车辗成肉饼，“找一头猪来测试一下便知道能否变成‘肉饼’了。”如此轻佻而卑劣的言论，触犯众怒、千夫所指。学运领袖王丹在网上“建议”马力躺到坦克车下面，如果没有变成肉饼，他会向马力道歉。马力不敢舍命一试，尽管他已患上癌症，已是一副残败不堪的臭皮囊。
接下来，等待马力的命运是：赖活不得，好死也不得。没过多久，他就到地狱中去跟邓小平“相见欢”去了。马力不单是死于癌症，更死于人神共怒，就连其党友、香港立法会主席曾钰成也露骨地评论说：“马力确实说错话了，他因此赔上了性命。马力虽患了癌症，但若然不是发生这件事，他不会这么早去世的。”
如今，马力早已步入了地狱的那条不归路，而马云正在大步流星地接着走。圣经中说，他们行可憎的事知道羞愧吗？不然，马力和马云等人毫不羞愧，在他们的生活中，从不知羞愧为何物，“因此他们必在扑倒的人中扑倒”。尽管马云顶着亚洲首富的冠冕，但他还能招摇过市到几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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