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说，无知者无畏，概括堪称精辟。许多人无畏于世，是因为无知，没有知识束缚，敢想敢说敢干，由此成就一番事业的也不在少数。所以，古人说不知者不为过。不知者，可学，可教，亦可自己揣摩积累，由不知而知。知识浩如海洋，源于众人创造，各人取舍不同，大相径庭，有人视为知识的，也有人可能视为粪土。尽管如此，对知识应该有一个基本的态度，那就是孔子所说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如果不知却自以为知，那就是无知，以现在流行的话说，那就是装逼。对此，王朔也有概括：逼是一样的逼，装上见高低。由此也诞生了一个新的量词：逼格。
怎么能让自己的逼格高一点呢？这是许多成功人士在考虑的一个问题，诸如大成功者马云也在其列。马云现在已经成功地打造了一个巨大的商业帝国，规模之大据他自己说，力求在20年内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有这样的雄心壮志和宏大蓝图，谁能赶得上他的逼格？但马云显然还不满意，他除了已经向世人证明他所拥有的商业天赋之外，他还试图向世人证明他所拥有的其他天赋。比如绘画和书法，马云就在最近一段时间里不遗余力地证明了他在这个领域里也拥有极高的天赋，证明的方式很简单，那就是用货币来证明。马云的一件和曾梵志共同创作的油画作品《桃花源》在苏富比被拍到了3300万元的天价，他的另一件书法作品则被拍到了400多万元的高价。由世界顶级的拍卖行敲锤，由著名艺术家共同创作，当然，最后还是由大把货币来堆积，马云自成为伟大的企业家之后，又成为了伟大的艺术家，他的逼格是不是已经高到天上去了？
一个企业家喜欢艺术，这是一个非常高尚的品质，一个企业家也是可以成为艺术家的。在后现代艺术大师杜尚的眼里，人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他把一个现成的小便池搬到了美术馆，由此成为当代艺术史上最重要的作品之一。马云也想成为中国的杜尚？借助货币来化腐朽为神奇？不得而知。问题仅仅在于，人对自己的艺术才能至少应该有一个清醒的估计，有一个常识性的判断。见过马云字画的人，我相信都会哑然失笑，那不是艺术，那是垃圾，他的字和画，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成为艺术。有人或许会说，当代艺术有的是垃圾，把垃圾当艺术是当代艺术的特有品格。没错，的确不乏这样的事例，一个美国波普艺术家就把狗屎装进罐头里，封上盖子后对外销售，他是以此来羞辱艺术，羞辱大众对艺术的固有看法。马云的字画在艺术上可能和这个波普艺术家的狗屎罐头具有相同的意义，他想羞辱谁？
在我看来，马云首先是在羞辱金钱。以前有人说，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则是万万不能的，现在马云颠覆了这个道理，他试图证明钱是万能的。当艺术家用智慧把狗屎变成艺术时，马云则是用钱来增加他的“狗屎”的艺术含量。这是一个改变了艺术史书写标准的事件，许多艺术家，包括像曾梵志这类所谓的艺术大家，也不得不低头向狗屎艺术致敬。金钱成了狗屎的艺术升华剂，毫无疑问地始自马云。
其次，马云是羞辱了有钱人。有钱人都是力图证明自己是有品位的人，证明的方式原来普遍流行系爱马仕皮带，戴劳力士表，拿LV包，后来品位提高了，知道艺术可以让土豪成为绅士。在这样一个品位升华的时刻，他们却被马云轻易打回到原形。那个举牌花了几百万数千万的钱竞得马云作品的富豪，或许只是破费了他万分之一的资产，但他的审美指数由此却降到了负数之下。
再次，马云是羞辱了他自己。马云惊人的商业天赋在他一手打造的商业帝国中得到了完美的呈现，这是可以用货币来计量的，每年数万亿的销售额和他个人庞大的财富积累，足以证明他在商业上的成功。人们由此理解或谅解了他独特的长相，这个长相如果不是附着于一个超级富豪的身份，实难被人们所恭维。说穿了，这就是金钱的魅力。但悲催的是，金钱可以缘饰他的长相，却缘饰不了他的艺术，人们是经此事件而看到了他最丑陋的一面——他的字和画，尽管这些字画是被由几千万的金钱包裹着。
大凡一个有着正常羞辱心的普通人，是不会将其丑陋的一面公开展示给世人，字写得难看，画描得幼稚，多半会刻意掩盖，轻易不示于人，更不会拿到拍卖行去换钱，这不是自取其辱吗？！然而，马云却做到了，他挑战了艺术的极限，也挑战了人们感知艺术的心理极限，不以丑为丑，反而炫之为美，耀之为财，这是一种何等无畏的精神？这种无畏的精神究竟是来源于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以致能够让他突破常人难以突破的知识和道德界限？
赵高指鹿为马，旁观者都说是马而不敢说是鹿，皇帝裸奔于街头，众人都在高声赞美皇帝的新衣漂亮，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现在马云不就是在重演这样的故事吗？！赵高是因为绑着秦皇的权力而让他的同僚只能俯首听命，皇帝是因为自己拥有权力而让他的臣民只能高唱颂歌。这是政治权力造成的人格扭曲，使权力统治者和被权力统治者都丧失了正常的知识判断和审美判断，他们只能在互相欺骗中来共同构筑一个虚假的世界。问题是，马云不是政治性人物，他一个商人，何以也能扮演赵高这样的角色？何以也能穿上一件皇帝的新衣而引来资本世界的一片欢呼？这才是我们今天真正需要思考的问题。
问题的答案或许很简单，权令智昏，利令智昏，都是钱多闹的，有了钱就任性，有了钱就得意忘形，有了钱就以为无所不能。在一个权钱可以频繁交易的体制下，钱既是一种经济权利，也可以转化为一种政治权力，钱多就意味着权利和权力的增长和交换，意味着随之而来的利益、荣誉和各种常人难以想象的效应。马云的字画被拍到了三千多万，体现的就是货币的权利和权力，因为庞大的财富积累，甚至富可敌国，马云岂止是阿里巴巴的主席，他难道就不能由此睥睨天下？一张狗屎画被拍到三千多万，和资本市场上那些空手套白狼的故事相比，岂不就是小菜一碟？！
所以，马云不仅看不起艺术家，而且也看不起经济学家，在他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功之后，他自信所有的经济学知识对他都是无效的，以他的说法，如果企业家去听经济学家的话，那么，一半的企业家都会死掉，因为经济学家只关注昨天的数据，用昨天的数据去规划未来，那是悲哀。马云这回提出新计划经济论，就是出于对经济学即有知识的藐视，他实际认为，通过掌握大数据，他既可以干企业的活，也可以干政府的活，还可以干经济学家的活。如此一来，他就真的成了一个超人。
由此看来，因为拥有巨大的财富和财富派生出来的各种权力，让一个大富豪的心智发生了让常人难以想象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涉及马云对艺术的判断和对知识的估量，还涉及到了他的信仰世界。马云自己说过，他是逢庙必进，逢佛必拜，但马云显然又没有一个正常的信仰建构，他实际上更迷恋于那些怪力乱神，偏好于旁门左道。那个王林大师用空手变蛇这样一个低级的魔术，居然让马云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们由此成为同道。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马云对李一道长的顶礼膜拜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说李一道长是中国几百年才出一个的奇才。后来的调查证明，李一道长那些所谓的奇才，不过就是一些低劣的骗术。这些低劣的骗术骗不了普通人，却能屡屡让那些心智不全、心术不正的成功者上当，马云当然忝列其中。李一道长的骗局被戳穿之后，许多被骗者纷纷醒悟，惟有马云没有丝毫反省，他依旧认为，若假以时日，李一道长完全可以比肩南怀瑾和星云大师。
艺术、知识和信仰，涉及人类精神世界建构的三大领域，不管是总统、富豪还是平民，在面临艺术、知识和信仰时，都应当保持一种起码的敬畏心和谦卑心，没有人是无所不能的，也没有人因为拥有了巨大的权力和财富而可以让他的智力和道德超越常人的限制。以前有过这样的荒诞，因为是伟大领袖了而自然成了伟大导师，现在也不能因为你是一个伟大的CEO而自然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另一个伟大角色。由无知而无畏，是可以谅解的；由无畏而无知，则是不可饶恕的。
历史上那些大权力者和大财富者，因为无畏而无知对人类精神世界和价值世界的破坏，是怎么估量都不会过的.
(把马云的本性分析得入木三分)
-----------------
马云新计划经济论的要害何在？
荣剑
最近商界风声鹤唳，大佬们都噤若寒蝉，唯独马云一如既往，不时对商事、政事、国事和世界大事发表高见。前些天有朋友转来一个“马云舌战经济学家，计划经济论再起风云”的帖子，令我深感兴趣。马云的观点是，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要重新定义，万物互联的时代，人类获取数据的能力远远超过人的想象，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将会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大数据会让市场变得更加聪明，让计划和预判成为可能，所以，计划经济将会越来越大。
马云的这番高论迅速引来了经济学家们的集体反驳，钱颖一、吴敬琏和张维迎这三位著名经济学家分别在不同场合对马云的新计划经济论予以批评。钱颖一认为，20世纪全球经济中的重大事件之一是人类尝试用计划经济来取代市场经济，希望创造效率更高同时分配更加公平的经济运行机制，但这个实验完全归于失败，中国经济的成功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一个突出例子。吴敬琏认为，东欧经济学曾一直致力于探索市场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即通过计划经济来模拟市场，根据市场供求来定价，以期达到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同的效果，而东欧的计划经济实践证明，这个计划模拟市场的理论在现实中根本行不通。张维迎认为，大数据的出现可能会使计划经济重新变得可行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错误在于，基于数据的决策只是科学决策，而不是企业家的决策，企业家必须看到知识和数据背后的、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企业家的决策一定是超越数据的。
经济学家们从历史、理论和现实三个方面来批驳马云的新计划经济论，论据是充分的，但从现有的报道来看，我认为似乎并没有击中马云的要害。我在给我这位朋友的微信中说：计划经济的实质不是数据经济，而是权力经济，对于马云，不能指望通过单纯的经济学理论和以往的经验来驳倒他，他是在拿未来说事，这个争论就好像是老年人和年轻人的争论，人们总是把希望寄托于年轻人，争论的出发点错了，这是我说的没有击中他要害的意思。
那么，马云新计划经济论的要害是什么呢？要害就在于，不管是以前的东欧经济学家通过理论计算来实现计划经济，还是现在的马云通过掌握大数据来实现计划经济，计划经济都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模式或经济运行机制，计划经济是一个完整的制度安排，和它相关联的制度性要素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公有制、无产阶级专政、按劳分配、阶级和阶级斗争，没有这些制度性要素的支撑，计划经济根本就不可能建立起来。因此，离开特定的制度安排来谈论计划经济的得失，都是王顾左右而言他。
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同义语，这样一个制度设计是来源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展望。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危机在于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根本性矛盾，由此导致了社会化大生产总是处在无计划状态中，而生产无计划的直接后果是生产过剩，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本质就是生产过剩危机。马克思为克服这个危机所提供的理论方案是：发动暴力革命，剥夺剥夺者，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用计划经济安排社会化大生产，在此基础上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过渡。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看上去是非常的完美，生产资料和财富归全民所有，生产按计划进行，产品按劳动或需要分配，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最后是没有国家，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群众自己当家作主。这样一个关于人类社会的美好蓝图，按说应该深受劳动人民的欢迎，但在马克思的祖国——德国，代表大多数工人阶级利益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875年通过的党纲中，却根本不接受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既没有谈到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也没有谈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恩格斯语），而是奉行了一条被马克思恩格斯斥之为拉萨尔机会主义的思想路线。这条思想路线是主张以和平的非暴力的方式取得国家政权，不是消灭私有制而是以社会所有制的方式改造私有制。
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这样一个完全背离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党纲，马克思表现得极其愤怒，当即写下了《哥达纲领批判》这篇重要文献，就是在这篇文献中，马克思集中阐述了关于共产主义两个阶段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但耐人寻味的是，这篇文献直至16年之后，也即是在1891年——马克思去世8年之后，才由恩格斯公开发表。这时，德国的工人运动在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仅是在德国，而且是在整个欧洲，领导工人运动的第二国际完全是由社会民主工党所支配，马克思主义基本上退出了欧洲的政治舞台，共产主义被当做乌托邦从工人运动中清除出去了。恩格斯在这个新的历史潮流中也不得不开始有所反省，他在晚年认识到，共产主义“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就在发表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的同一年，恩格斯从股份公司这一资本主义新的所有制形式中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不再是私人生产，而且也没有了无计划性。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面前，恩格斯多少意识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通过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剥夺剥夺者，消灭私有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计划经济的宏伟蓝图，根本就不可能在欧洲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实现。
马克思主义在欧洲遭遇了挫折，却在俄国取得了重大进展，列宁斯大林领导的布尔什维克运动从马克思的思想资源中，集中吸取了暴力革命、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相关论述，并在取得政权之后彻底消灭了私有制，以国家的名义建立了公有制的两种形态——国家所有制和集体农庄所有制，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镇压一切反对势力，实行了国家机器对社会的全面控制，而国家控制经济的方式就是实行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的制度安排下，社会的生产、资源分配以及产品分配完全是按照国家统一制定的指令性计划来进行，没有任何市场调节。所以说，计划经济就是一种权力经济，是国家通过权力来控制经济运行的一种制度安排。
苏联领导人原来一直坚信，社会主义一定能够战胜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一定比市场经济更优越、更有效、更公平，但在苏联模式存在的70年时间里，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非但没有表现出它比市场经济更大的优越性，反而是在实际的运行中一日不如一日，既无效率，也无公平；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却在经历了无数次的经济危机之后日趋成熟，它从根本上推动了欧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苏联模式的最后崩溃，宣告了一党执政模式的破产，也宣告了计划经济制度的彻底破产。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人类根本不可能通过计划、理性计算、数据化处理的方式来进行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计划经济作为权力经济的一种方式，从根本上束缚了人的创造性和发展动能。
如果说苏联基于它原有的工业化水平实行的是一种比较“精致”的计划经济，那么，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实行的则是一种“粗陋”的计划经济。大凡上了40几岁的中国人，对这种粗陋的计划经济肯定是有切身感受，那时没有数据概念，有的是票据，票据之多，覆盖了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从粮票、肉票、油票、布票到粪票，几乎应有尽有。国家通过发放票据的方式来对国民经济实行计划管理，计划管理的全面性甚至超过了苏联，国家既管物的生产，也管人的生产——实行计划生育制度，两种生产完全由国家计划统一管理，中国做到了登峰造极。
计划经济在中国实行了20多年，结果是百业凋敝，民不聊生，生产和生活资料长期处于短缺，社会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如果中国在文革结束之后不是实行改革开放，及时向市场经济转轨，而是继续坚持计划经济制度，毫无疑问，中国必定重蹈苏联的覆辙。有幸的是，中国进行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激发了社会的巨大活力，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引发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包括创造出像马云领导的阿里巴巴这样的巨型企业，这在计划经济时代是完全无法想象的事情。
在坐享了市场经济的种种红利之后，马云现在又开始重新缅怀计划经济的好处，这仅仅是基于对数据化管理的信念？还是说有更深层的利益考量？事实上，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成绩巨大，同时问题也是巨多。成绩是来源于市场化导向的改革，问题则是来自于市场经济在缺失法治的条件下向权贵经济的转化，相当一部分权贵经济是从原有的计划经济变异而来，权贵集团通过权力部门的垄断、管控和影响来掌握各种经济资源，并通过市场经济渠道“合法”地攫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马云现在重提计划经济，无疑是想继续做大做强自己的企业，而数据化的计划管理显然是更有利于他的企业所取得的垄断地位。
马云解释了他的新计划经济和苏联的计划经济以及中国实行过的计划经济的区别，他认为通过数据化管理可以摸到市场经济这只无形的手，也就是说，只要摸到了市场经济这只无形的手，就可以用计算机来取代市场对资源进行最优配置。很显然，马云的新计划经济论不过是兰格经济学的一个升级版。在兰格时代，人类收集和处理数据的能力尚停留在人工计算的层面，而在大数据时代，人类借助于计算机和互联网的确前所未有地提高了掌握数据和处理数据的能力。但数据化水平的提高并不意味着是由计算机来掌控经济，数据的收集和处理最终还是被掌控在由人所控制的数据部门中。如果这个部门仅仅存在于阿里巴巴，为阿里巴巴所用，它或许会大幅度地提高阿里巴巴的经营管理水平；但这个部门如果是国家的一个新的权力部门，类似于一个新的计划委员会，那么，它一定会成为一个新的管制机器，成为一种新的权力经济。
重要的话要说三遍，计划经济的实质不是科学计算，不是数据化管理，更不是一个超越利益的和价值中立的计算机控制系统；计划经济的实质在于，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权力经济，是国家支配一切经济资源和经济组织的权力控制系统。如同公有制名义上是人民所有，而实际上是国家代表人民所有，当国家代表人民所有时，实际掌控国家的人就成了真正的所有者。以人民的名义，以计划的名义，最后一定是以国家的名义，以权力的名义。
马云在鼓吹他的新计划经济论之前，已经在国家的政法机构做了一个数据化管理的报告，听众涉及上百万的国家政法人员，报告的效果和影响是可以估量出来的。他的新计划经济能否摸到市场经济的无形之手，尚未可知，但他一定是已经摸到政府的有形之手。一个掌握了庞大的社会资源的政府，用它的有形之手一旦又掌握了强大的数据化处理能力，这样的计划经济会给中国带来何种后果，也是完全可以估量出来的。
在台湾媒体「风传媒」上读到一篇题为《对岸在讲大数据，我们在讲滷肉饭》的热文，我不禁有话要说。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洪雪珍，文章末尾的简介中说：「专栏作家，职场理念：成功都是努力来的！目前任职yes123求职网担任资深副总经理，商业週刊专栏作家，曾任职自由时报行销经理、台北爱乐电台行销总监、联合报主编。」
在我看来，台湾目前的乱象之一，就是一知半解的专栏作家太多了，这些专栏作家的学识、视野和价值立场都如此偏狭、落伍、充满威权时代的遗绪，偏偏又好为人师，常常发表误导青年一代的文字。
奇文不妨共赏析。这篇文章从中国电商巨头马云出席贵州的博览会谈起，批评台湾商界看不起蒸蒸日上、一日千里的贵州，并引用马云在贵州的演讲来佐证。马云说：「中国一直在改变，贵州早已不是昔日阿蒙，它是未来资料时代（DT）的硅穀。去年，贵州就交出漂亮的成绩，电商网购增速是中国第一，网上销售增速是中国第二。」反过来，作者批评台湾说：「台湾呢？看不到产业政策，看不到国家治理方向，只闻到昨天剩下坏掉的菜，散发出一股败坏的气味。」作者的结论是：「对岸在讲大数据，我们在讲滷肉饭……台湾不是边缘化而已，而是被整个时代给遗忘，再这样下去，可以预见的，我们在未来没有一席之地。」
这种貌似心忧天下的言论非常有迷惑力，这篇文章一夜之间便获得数万点击率。然而，做忧虑状容易，是否忧到了要害处却另当别论。
洪雪珍推崇的马云的「大数据」究竟是什么东西？在共产党中国，「大数据」的首要价值并非商业价值，乃是政治价值，「大数据」是「维稳时代」政府监控人民的重要的技术手段，我在一篇评论马云的文章中曾有过一番分析：
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一日，马云应邀到中央政法委作讲座，中国官媒体可以对这次讲座保持低调，其重要性被大大低估。马云以「科技创新在未来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为题，讲了一堂「前沿科普」课，堪称史无前例。中央政法委领导现场主持讲座；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分别在主会场或分会场听取讲座；全国政法综治系统除办桉、执勤、值班之外有三千六百个分会场、一百五十二万干警通过视频系统在各分会场听讲。
首先，马云大拍中共政法委的马屁：「中国有十三亿人，有多複杂！我认为，这个工作（监控人民）没有理想主义是做不出来的。强大的理想主义，对于未来的担当和各种方法，我是充满敬仰之情。」盖世太保般残民以逞的工作，确实需要宗教般的热忱来支撑。在马云及其主子看来，十三亿人民都是需要防范、监控的敌人。数据时代就是预测未来的时代，「整个数据时代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做到事前诸葛亮，就是有预防机制」。马云公开宣佈，阿里巴巴不仅仅是一个点石成金的赚钱机器，更是可以帮助党国收集民众的「大数据」的监控工具，甚至可以让当局预先识别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坏人根本走不进（天安门）广场」。
如果中央政法委和马云的这一远大目标实现了，中国就是一个现实版的《一九八四》。而民主自由的台湾若放弃自己的核心价值，臣服于「大数据」之下，不就是臣服于「老大哥」无所不在的监控之下吗？我想，即便对新兴科技一知半解的洪雪珍，也不愿让「大数据」记录自己的所有隐私吧？
马云的「大数据」当然要爲中共的「网络安全」和「网络主权」服务。换言之，马云不是普通的商人或科技先锋，他不仅是一名帮助共产党太子党赚钱、洗钱的马仔，更是一个帮助中共维护极权统治的有力帮凶。
习近平上台之后，对网络资讯严加控制，下令成立规模庞大的「中央网路安全和资讯领导小组」并亲自兼任小组长。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中国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网路安全法》，定于二零一七年六月一日生效。为实施网络安全发，又出台《互联网新闻资讯服务管理规定》。
该新规定要求，所有网路平台必须取得许可才能发佈新闻资讯，包括「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社会公共事务的报导、评论，以及有关社会突发事件的报导、评论」。上述资讯的发佈，未经许可一律违法。比如，突发事件现场线民用手机即拍发佈，如未获许可证即违法。即便转发中国内地之外的资讯，若是对当局不利的资讯，也会受严厉惩罚。今年六四纪念日，一名广州大学生因转发香港六四烛光晚会的照片，被学校非法软禁十多小时并勒令退学。马云的「大数据」，就是收集网民的资讯交给当局，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充当告密者。
喜欢使用脸书等社交媒体的台湾年轻一代，愿意过这种在社交媒体上发几张照片、发几句言语，就会遭到情治部门迫害的生活吗？那将比台湾白色恐怖时代还要恐怖——那个时代还有党外杂志悄悄出版。
此前，曾有一群台湾职业高中的学生身穿纳粹军服拍摄毕业照，遭到媒体和民众炮轰，校方反複道歉亦难以平息众怒；如今，专栏作家发表一篇让号称「以人权立国」的台湾学习极权中国的「大数据」的文章，居然获得满堂喝彩，真是匪夷所思。如果说那些高中学生穿纳粹军服取乐是出于无知，那么这位专栏作家羡慕员警国家的「大数据」就是强不知以为知地将台湾引向邪路，后者的危害远远大于前者。
马云说贵州将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硅谷，这种毛泽东时代大跃进期间「亩产万斤」式的虚假谎言，洪雪珍居然信以为真，真不知道她是过于善良，还是过于愚蠢。贵州若能成为硅谷，索马裡和叙利亚早就成了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贵州是中国经济最落后、政治最黑暗的省份之一，这是众所周知的常识。相当一部分贵州人连基本的生存权都得不到保障，「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今日贵州的写照。既然是专栏作家和职场导师，洪雪珍在跟随马云的魔法棒翩翩起舞之前，应当好好研究一下今日中国、今日贵州的真相。在中国不能用穀歌等蒐索网站，民众被共产党洗脑，还情有可原；生活在资讯自由的台湾，用十分钟时间就可以通过谷歌查到贵州发生的若干新闻事件，不做功课就只能怪自己太懒惰，而这种作者对读者不负责任的做法，如同鼎新贩卖劣质食品一样可恶。
今日之贵州，底层民众生不如死，统治阶层则醉生梦死。桉例之一：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六日，毕节市七星关区街头，五名离家出走的男孩因在垃圾箱内生火取暖导致一氧化碳中毒而死亡，其年龄均在十岁左右。这五个男孩子有一个共同点：父母都在外面打工，家裡无人照看。有记者来到他们家中探访，发现房子是泥土堆砌的，家贫如洗，除了一个电灯、一台电视，没有任何电器，甚至没有一床像样的被子。马云到贵州，当然下榻设施毫不逊色于「北上广」的五星级酒店，而这五个悲惨死去的孩子恐怕从未听说过能爲他们打开幸福之门的「阿里巴巴」。
看到这则恐怖的资讯，北京艺术家信王军愤怒地谴责说：「如果我是贵州毕节的领导，我会羞愧而死，我会自责而死，我会悲愤而死，我会找根绳把自己勒死，我会用门把自己挤死，我会撒泡尿把自己淹死！总之，这样的领导该死！」然而，毕节的共产党官员们早已练就「无耻之心」，当然不会自己「找死」。他们立即做了两件事：一是抓捕最早报道此事件的作家、公民记者李元龙。李元龙曾在《毕节日报》当过八年记者，曾因在海外发表文章，被毕节市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罪」判处过两年有期徒刑。此次李元龙不顾自身危险发佈此消息，他说：「太惨了，顾不了这麽多了。」果然，毕节市公安局认为其发佈该消息，「破坏毕节形象」，再度将其非法软禁。
毕节地方官员做的第二件事是，将「严禁人畜入内，违者责任自负」十二个大字印在当地的所有垃圾桶上。对于「过于聪明」的官员的这一「弥补措施」，网民们冷嘲热讽：网友「胶东县令」说：「孩子不识字，畜生不识字，只有政府你识字！请政府自觉进垃圾桶吧。」网友「TV哇哇」说：「毕节：比垃圾桶更肮髒的是敷衍塞责。」网友「叶雨」说：「人畜不能进，人和畜能相提并论吗？真是现实版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在贵州发生的比有马云和郭台铭等重量级人物出席的博览会更重要的事件，是当地政府对家庭教会「活石教会」的残酷迫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月二十六日，贵阳活石教会牧师仰华（本名李国志）被控「故意洩露国家秘密罪」，被判处两年半有期徒刑。奇怪的是，一名教会的牧师能知晓什么「国家秘密」呢？
所谓的「国家机密」是贵阳市政府成立的一个名叫「贵阳市依法处置贵阳活石教会指挥部」的机构发佈的一份档，档上盖的公章是「贵阳市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说：「依法处置活石教会是一项政治任务，必须高度重视，单位主要领导必须亲自抓，要根据全市的统一部署，认真组织完成各项工作任务。」档附有一份活石教会成员的名单，发至各单位，要求各单位对本单位活石教会成员的资讯进行核查和「稳控」。在贵阳市妇幼保健院党委办公室工作的王瑶看到这份文件，拍照下来传给会友余雷，余雷再传给仰华牧师。当局终于找到了藉口，王瑶和余雷分别以「非法获取国家机密罪」和「非法传播国家机密」的罪名被捕。
仰华牧师被抓捕之后，在狱中遭受刑讯逼供。办桉方将他关在铁椅上，踩踏他的脚，并以生命以及妻儿安全威胁。他们还对他说，「我们知道改变不了你的信仰，但是我们掌握一切，完全可以把你包装成一个贪婪的牧师，让你丧失所有声誉。」因遭受酷刑，仰华的双下肢因出现「散发性疹子」，腿部多处呈大面积溃烂，无法独立行走，后被送往武警医院住院治疗，医院曾向其妻子下达病重通知。
针对活石教桉以及对仰华牧师的审判，当地学者张坦指出，所谓依法治国，是秦朝意义上的厉法治国，其目的是维护统治者的权力，而不是保护人的权利。「中国社会现在到处都是『机密』。比如他们要强拆我的家，他们发了一个『机密』档说要来拆我的家，我获得这个『机密』档，是我犯法，而不是要强拆我家的人犯法。只有专制社会才到处都是『机密』，只有专制社会才处处是这样的荒诞。」张坦更认为：「中国五千年历史，有善治，有劣治，最恶劣的朝代，一个是秦朝，一个是明代。如果就任何一项具体指标来说，当下的中国与这两个朝代比较，当下的中国在每一项上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华民族走到了尽头。」
这样的中国，这样的贵州，究竟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地方呢？既然如此羡慕在「大数据」领域大步迈进的贵州，既然如此崇拜夸夸其谈、富可敌国的马云，洪雪珍女士愿不愿意放弃在台湾民主自由、人权有保障的生活，到贵州或者阿裡巴巴公司去过如蚂蚁般被极权政府践踏的、暗无天日的生活呢？
（说穿了，马云的“新计划经济”就是要控制国民的方方面面，你愿意自己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马云／政府控制吗？？） ，马云这个专制政府的帮凶死有余辜。
怎么能让自己的逼格高一点呢？这是许多成功人士在考虑的一个问题，诸如大成功者马云也在其列。马云现在已经成功地打造了一个巨大的商业帝国，规模之大据他自己说，力求在20年内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有这样的雄心壮志和宏大蓝图，谁能赶得上他的逼格？但马云显然还不满意，他除了已经向世人证明他所拥有的商业天赋之外，他还试图向世人证明他所拥有的其他天赋。比如绘画和书法，马云就在最近一段时间里不遗余力地证明了他在这个领域里也拥有极高的天赋，证明的方式很简单，那就是用货币来证明。马云的一件和曾梵志共同创作的油画作品《桃花源》在苏富比被拍到了3300万元的天价，他的另一件书法作品则被拍到了400多万元的高价。由世界顶级的拍卖行敲锤，由著名艺术家共同创作，当然，最后还是由大把货币来堆积，马云自成为伟大的企业家之后，又成为了伟大的艺术家，他的逼格是不是已经高到天上去了？
一个企业家喜欢艺术，这是一个非常高尚的品质，一个企业家也是可以成为艺术家的。在后现代艺术大师杜尚的眼里，人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他把一个现成的小便池搬到了美术馆，由此成为当代艺术史上最重要的作品之一。马云也想成为中国的杜尚？借助货币来化腐朽为神奇？不得而知。问题仅仅在于，人对自己的艺术才能至少应该有一个清醒的估计，有一个常识性的判断。见过马云字画的人，我相信都会哑然失笑，那不是艺术，那是垃圾，他的字和画，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成为艺术。有人或许会说，当代艺术有的是垃圾，把垃圾当艺术是当代艺术的特有品格。没错，的确不乏这样的事例，一个美国波普艺术家就把狗屎装进罐头里，封上盖子后对外销售，他是以此来羞辱艺术，羞辱大众对艺术的固有看法。马云的字画在艺术上可能和这个波普艺术家的狗屎罐头具有相同的意义，他想羞辱谁？
在我看来，马云首先是在羞辱金钱。以前有人说，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则是万万不能的，现在马云颠覆了这个道理，他试图证明钱是万能的。当艺术家用智慧把狗屎变成艺术时，马云则是用钱来增加他的“狗屎”的艺术含量。这是一个改变了艺术史书写标准的事件，许多艺术家，包括像曾梵志这类所谓的艺术大家，也不得不低头向狗屎艺术致敬。金钱成了狗屎的艺术升华剂，毫无疑问地始自马云。
其次，马云是羞辱了有钱人。有钱人都是力图证明自己是有品位的人，证明的方式原来普遍流行系爱马仕皮带，戴劳力士表，拿LV包，后来品位提高了，知道艺术可以让土豪成为绅士。在这样一个品位升华的时刻，他们却被马云轻易打回到原形。那个举牌花了几百万数千万的钱竞得马云作品的富豪，或许只是破费了他万分之一的资产，但他的审美指数由此却降到了负数之下。
再次，马云是羞辱了他自己。马云惊人的商业天赋在他一手打造的商业帝国中得到了完美的呈现，这是可以用货币来计量的，每年数万亿的销售额和他个人庞大的财富积累，足以证明他在商业上的成功。人们由此理解或谅解了他独特的长相，这个长相如果不是附着于一个超级富豪的身份，实难被人们所恭维。说穿了，这就是金钱的魅力。但悲催的是，金钱可以缘饰他的长相，却缘饰不了他的艺术，人们是经此事件而看到了他最丑陋的一面——他的字和画，尽管这些字画是被由几千万的金钱包裹着。
大凡一个有着正常羞辱心的普通人，是不会将其丑陋的一面公开展示给世人，字写得难看，画描得幼稚，多半会刻意掩盖，轻易不示于人，更不会拿到拍卖行去换钱，这不是自取其辱吗？！然而，马云却做到了，他挑战了艺术的极限，也挑战了人们感知艺术的心理极限，不以丑为丑，反而炫之为美，耀之为财，这是一种何等无畏的精神？这种无畏的精神究竟是来源于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以致能够让他突破常人难以突破的知识和道德界限？
赵高指鹿为马，旁观者都说是马而不敢说是鹿，皇帝裸奔于街头，众人都在高声赞美皇帝的新衣漂亮，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现在马云不就是在重演这样的故事吗？！赵高是因为绑着秦皇的权力而让他的同僚只能俯首听命，皇帝是因为自己拥有权力而让他的臣民只能高唱颂歌。这是政治权力造成的人格扭曲，使权力统治者和被权力统治者都丧失了正常的知识判断和审美判断，他们只能在互相欺骗中来共同构筑一个虚假的世界。问题是，马云不是政治性人物，他一个商人，何以也能扮演赵高这样的角色？何以也能穿上一件皇帝的新衣而引来资本世界的一片欢呼？这才是我们今天真正需要思考的问题。
问题的答案或许很简单，权令智昏，利令智昏，都是钱多闹的，有了钱就任性，有了钱就得意忘形，有了钱就以为无所不能。在一个权钱可以频繁交易的体制下，钱既是一种经济权利，也可以转化为一种政治权力，钱多就意味着权利和权力的增长和交换，意味着随之而来的利益、荣誉和各种常人难以想象的效应。马云的字画被拍到了三千多万，体现的就是货币的权利和权力，因为庞大的财富积累，甚至富可敌国，马云岂止是阿里巴巴的主席，他难道就不能由此睥睨天下？一张狗屎画被拍到三千多万，和资本市场上那些空手套白狼的故事相比，岂不就是小菜一碟？！
所以，马云不仅看不起艺术家，而且也看不起经济学家，在他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功之后，他自信所有的经济学知识对他都是无效的，以他的说法，如果企业家去听经济学家的话，那么，一半的企业家都会死掉，因为经济学家只关注昨天的数据，用昨天的数据去规划未来，那是悲哀。马云这回提出新计划经济论，就是出于对经济学即有知识的藐视，他实际认为，通过掌握大数据，他既可以干企业的活，也可以干政府的活，还可以干经济学家的活。如此一来，他就真的成了一个超人。
由此看来，因为拥有巨大的财富和财富派生出来的各种权力，让一个大富豪的心智发生了让常人难以想象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涉及马云对艺术的判断和对知识的估量，还涉及到了他的信仰世界。马云自己说过，他是逢庙必进，逢佛必拜，但马云显然又没有一个正常的信仰建构，他实际上更迷恋于那些怪力乱神，偏好于旁门左道。那个王林大师用空手变蛇这样一个低级的魔术，居然让马云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们由此成为同道。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马云对李一道长的顶礼膜拜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说李一道长是中国几百年才出一个的奇才。后来的调查证明，李一道长那些所谓的奇才，不过就是一些低劣的骗术。这些低劣的骗术骗不了普通人，却能屡屡让那些心智不全、心术不正的成功者上当，马云当然忝列其中。李一道长的骗局被戳穿之后，许多被骗者纷纷醒悟，惟有马云没有丝毫反省，他依旧认为，若假以时日，李一道长完全可以比肩南怀瑾和星云大师。
艺术、知识和信仰，涉及人类精神世界建构的三大领域，不管是总统、富豪还是平民，在面临艺术、知识和信仰时，都应当保持一种起码的敬畏心和谦卑心，没有人是无所不能的，也没有人因为拥有了巨大的权力和财富而可以让他的智力和道德超越常人的限制。以前有过这样的荒诞，因为是伟大领袖了而自然成了伟大导师，现在也不能因为你是一个伟大的CEO而自然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另一个伟大角色。由无知而无畏，是可以谅解的；由无畏而无知，则是不可饶恕的。
历史上那些大权力者和大财富者，因为无畏而无知对人类精神世界和价值世界的破坏，是怎么估量都不会过的.
(把马云的本性分析得入木三分)
-----------------
荣剑：马云新计划经济论的要害何在？
经济学家们从历史、理论和现实三个方面来批驳马云的新计划经济论，论据是充分的，但从现有的报道来看，我认为似乎并没有击中马云的要害。我在给我这位朋友的微信中说：计划经济的实质不是数据经济，而是权力经济，对于马云，不能指望通过单纯的经济学理论和以往的经验来驳倒他，他是在拿未来说事。马云新计划经济论的要害何在？
荣剑
最近商界风声鹤唳，大佬们都噤若寒蝉，唯独马云一如既往，不时对商事、政事、国事和世界大事发表高见。前些天有朋友转来一个“马云舌战经济学家，计划经济论再起风云”的帖子，令我深感兴趣。马云的观点是，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要重新定义，万物互联的时代，人类获取数据的能力远远超过人的想象，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将会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大数据会让市场变得更加聪明，让计划和预判成为可能，所以，计划经济将会越来越大。
马云的这番高论迅速引来了经济学家们的集体反驳，钱颖一、吴敬琏和张维迎这三位著名经济学家分别在不同场合对马云的新计划经济论予以批评。钱颖一认为，20世纪全球经济中的重大事件之一是人类尝试用计划经济来取代市场经济，希望创造效率更高同时分配更加公平的经济运行机制，但这个实验完全归于失败，中国经济的成功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一个突出例子。吴敬琏认为，东欧经济学曾一直致力于探索市场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即通过计划经济来模拟市场，根据市场供求来定价，以期达到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同的效果，而东欧的计划经济实践证明，这个计划模拟市场的理论在现实中根本行不通。张维迎认为，大数据的出现可能会使计划经济重新变得可行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错误在于，基于数据的决策只是科学决策，而不是企业家的决策，企业家必须看到知识和数据背后的、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企业家的决策一定是超越数据的。
经济学家们从历史、理论和现实三个方面来批驳马云的新计划经济论，论据是充分的，但从现有的报道来看，我认为似乎并没有击中马云的要害。我在给我这位朋友的微信中说：计划经济的实质不是数据经济，而是权力经济，对于马云，不能指望通过单纯的经济学理论和以往的经验来驳倒他，他是在拿未来说事，这个争论就好像是老年人和年轻人的争论，人们总是把希望寄托于年轻人，争论的出发点错了，这是我说的没有击中他要害的意思。
那么，马云新计划经济论的要害是什么呢？要害就在于，不管是以前的东欧经济学家通过理论计算来实现计划经济，还是现在的马云通过掌握大数据来实现计划经济，计划经济都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模式或经济运行机制，计划经济是一个完整的制度安排，和它相关联的制度性要素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公有制、无产阶级专政、按劳分配、阶级和阶级斗争，没有这些制度性要素的支撑，计划经济根本就不可能建立起来。因此，离开特定的制度安排来谈论计划经济的得失，都是王顾左右而言他。
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同义语，这样一个制度设计是来源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展望。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危机在于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根本性矛盾，由此导致了社会化大生产总是处在无计划状态中，而生产无计划的直接后果是生产过剩，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本质就是生产过剩危机。马克思为克服这个危机所提供的理论方案是：发动暴力革命，剥夺剥夺者，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用计划经济安排社会化大生产，在此基础上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过渡。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看上去是非常的完美，生产资料和财富归全民所有，生产按计划进行，产品按劳动或需要分配，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最后是没有国家，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群众自己当家作主。这样一个关于人类社会的美好蓝图，按说应该深受劳动人民的欢迎，但在马克思的祖国——德国，代表大多数工人阶级利益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875年通过的党纲中，却根本不接受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既没有谈到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也没有谈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恩格斯语），而是奉行了一条被马克思恩格斯斥之为拉萨尔机会主义的思想路线。这条思想路线是主张以和平的非暴力的方式取得国家政权，不是消灭私有制而是以社会所有制的方式改造私有制。
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这样一个完全背离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党纲，马克思表现得极其愤怒，当即写下了《哥达纲领批判》这篇重要文献，就是在这篇文献中，马克思集中阐述了关于共产主义两个阶段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但耐人寻味的是，这篇文献直至16年之后，也即是在1891年——马克思去世8年之后，才由恩格斯公开发表。这时，德国的工人运动在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仅是在德国，而且是在整个欧洲，领导工人运动的第二国际完全是由社会民主工党所支配，马克思主义基本上退出了欧洲的政治舞台，共产主义被当做乌托邦从工人运动中清除出去了。恩格斯在这个新的历史潮流中也不得不开始有所反省，他在晚年认识到，共产主义“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就在发表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的同一年，恩格斯从股份公司这一资本主义新的所有制形式中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不再是私人生产，而且也没有了无计划性。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面前，恩格斯多少意识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通过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剥夺剥夺者，消灭私有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计划经济的宏伟蓝图，根本就不可能在欧洲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实现。
马克思主义在欧洲遭遇了挫折，却在俄国取得了重大进展，列宁斯大林领导的布尔什维克运动从马克思的思想资源中，集中吸取了暴力革命、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相关论述，并在取得政权之后彻底消灭了私有制，以国家的名义建立了公有制的两种形态——国家所有制和集体农庄所有制，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镇压一切反对势力，实行了国家机器对社会的全面控制，而国家控制经济的方式就是实行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的制度安排下，社会的生产、资源分配以及产品分配完全是按照国家统一制定的指令性计划来进行，没有任何市场调节。所以说，计划经济就是一种权力经济，是国家通过权力来控制经济运行的一种制度安排。
苏联领导人原来一直坚信，社会主义一定能够战胜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一定比市场经济更优越、更有效、更公平，但在苏联模式存在的70年时间里，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非但没有表现出它比市场经济更大的优越性，反而是在实际的运行中一日不如一日，既无效率，也无公平；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却在经历了无数次的经济危机之后日趋成熟，它从根本上推动了欧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苏联模式的最后崩溃，宣告了一党执政模式的破产，也宣告了计划经济制度的彻底破产。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人类根本不可能通过计划、理性计算、数据化处理的方式来进行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计划经济作为权力经济的一种方式，从根本上束缚了人的创造性和发展动能。
如果说苏联基于它原有的工业化水平实行的是一种比较“精致”的计划经济，那么，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实行的则是一种“粗陋”的计划经济。大凡上了40几岁的中国人，对这种粗陋的计划经济肯定是有切身感受，那时没有数据概念，有的是票据，票据之多，覆盖了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从粮票、肉票、油票、布票到粪票，几乎应有尽有。国家通过发放票据的方式来对国民经济实行计划管理，计划管理的全面性甚至超过了苏联，国家既管物的生产，也管人的生产——实行计划生育制度，两种生产完全由国家计划统一管理，中国做到了登峰造极。
计划经济在中国实行了20多年，结果是百业凋敝，民不聊生，生产和生活资料长期处于短缺，社会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如果中国在文革结束之后不是实行改革开放，及时向市场经济转轨，而是继续坚持计划经济制度，毫无疑问，中国必定重蹈苏联的覆辙。有幸的是，中国进行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激发了社会的巨大活力，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引发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包括创造出像马云领导的阿里巴巴这样的巨型企业，这在计划经济时代是完全无法想象的事情。
在坐享了市场经济的种种红利之后，马云现在又开始重新缅怀计划经济的好处，这仅仅是基于对数据化管理的信念？还是说有更深层的利益考量？事实上，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成绩巨大，同时问题也是巨多。成绩是来源于市场化导向的改革，问题则是来自于市场经济在缺失法治的条件下向权贵经济的转化，相当一部分权贵经济是从原有的计划经济变异而来，权贵集团通过权力部门的垄断、管控和影响来掌握各种经济资源，并通过市场经济渠道“合法”地攫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马云现在重提计划经济，无疑是想继续做大做强自己的企业，而数据化的计划管理显然是更有利于他的企业所取得的垄断地位。
马云解释了他的新计划经济和苏联的计划经济以及中国实行过的计划经济的区别，他认为通过数据化管理可以摸到市场经济这只无形的手，也就是说，只要摸到了市场经济这只无形的手，就可以用计算机来取代市场对资源进行最优配置。很显然，马云的新计划经济论不过是兰格经济学的一个升级版。在兰格时代，人类收集和处理数据的能力尚停留在人工计算的层面，而在大数据时代，人类借助于计算机和互联网的确前所未有地提高了掌握数据和处理数据的能力。但数据化水平的提高并不意味着是由计算机来掌控经济，数据的收集和处理最终还是被掌控在由人所控制的数据部门中。如果这个部门仅仅存在于阿里巴巴，为阿里巴巴所用，它或许会大幅度地提高阿里巴巴的经营管理水平；但这个部门如果是国家的一个新的权力部门，类似于一个新的计划委员会，那么，它一定会成为一个新的管制机器，成为一种新的权力经济。
重要的话要说三遍，计划经济的实质不是科学计算，不是数据化管理，更不是一个超越利益的和价值中立的计算机控制系统；计划经济的实质在于，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权力经济，是国家支配一切经济资源和经济组织的权力控制系统。如同公有制名义上是人民所有，而实际上是国家代表人民所有，当国家代表人民所有时，实际掌控国家的人就成了真正的所有者。以人民的名义，以计划的名义，最后一定是以国家的名义，以权力的名义。
马云在鼓吹他的新计划经济论之前，已经在国家的政法机构做了一个数据化管理的报告，听众涉及上百万的国家政法人员，报告的效果和影响是可以估量出来的。他的新计划经济能否摸到市场经济的无形之手，尚未可知，但他一定是已经摸到政府的有形之手。一个掌握了庞大的社会资源的政府，用它的有形之手一旦又掌握了强大的数据化处理能力，这样的计划经济会给中国带来何种后果，也是完全可以估量出来的。
在台湾媒体「风传媒」上读到一篇题为《对岸在讲大数据，我们在讲滷肉饭》的热文，我不禁有话要说。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洪雪珍，文章末尾的简介中说：「专栏作家，职场理念：成功都是努力来的！目前任职yes123求职网担任资深副总经理，商业週刊专栏作家，曾任职自由时报行销经理、台北爱乐电台行销总监、联合报主编。」
在我看来，台湾目前的乱象之一，就是一知半解的专栏作家太多了，这些专栏作家的学识、视野和价值立场都如此偏狭、落伍、充满威权时代的遗绪，偏偏又好为人师，常常发表误导青年一代的文字。
奇文不妨共赏析。这篇文章从中国电商巨头马云出席贵州的博览会谈起，批评台湾商界看不起蒸蒸日上、一日千里的贵州，并引用马云在贵州的演讲来佐证。马云说：「中国一直在改变，贵州早已不是昔日阿蒙，它是未来资料时代（DT）的硅穀。去年，贵州就交出漂亮的成绩，电商网购增速是中国第一，网上销售增速是中国第二。」反过来，作者批评台湾说：「台湾呢？看不到产业政策，看不到国家治理方向，只闻到昨天剩下坏掉的菜，散发出一股败坏的气味。」作者的结论是：「对岸在讲大数据，我们在讲滷肉饭……台湾不是边缘化而已，而是被整个时代给遗忘，再这样下去，可以预见的，我们在未来没有一席之地。」
这种貌似心忧天下的言论非常有迷惑力，这篇文章一夜之间便获得数万点击率。然而，做忧虑状容易，是否忧到了要害处却另当别论。
洪雪珍推崇的马云的「大数据」究竟是什么东西？在共产党中国，「大数据」的首要价值并非商业价值，乃是政治价值，「大数据」是「维稳时代」政府监控人民的重要的技术手段，我在一篇评论马云的文章中曾有过一番分析：
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一日，马云应邀到中央政法委作讲座，中国官媒体可以对这次讲座保持低调，其重要性被大大低估。马云以「科技创新在未来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为题，讲了一堂「前沿科普」课，堪称史无前例。中央政法委领导现场主持讲座；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分别在主会场或分会场听取讲座；全国政法综治系统除办桉、执勤、值班之外有三千六百个分会场、一百五十二万干警通过视频系统在各分会场听讲。
首先，马云大拍中共政法委的马屁：「中国有十三亿人，有多複杂！我认为，这个工作（监控人民）没有理想主义是做不出来的。强大的理想主义，对于未来的担当和各种方法，我是充满敬仰之情。」盖世太保般残民以逞的工作，确实需要宗教般的热忱来支撑。在马云及其主子看来，十三亿人民都是需要防范、监控的敌人。数据时代就是预测未来的时代，「整个数据时代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做到事前诸葛亮，就是有预防机制」。马云公开宣佈，阿里巴巴不仅仅是一个点石成金的赚钱机器，更是可以帮助党国收集民众的「大数据」的监控工具，甚至可以让当局预先识别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坏人根本走不进（天安门）广场」。
如果中央政法委和马云的这一远大目标实现了，中国就是一个现实版的《一九八四》。而民主自由的台湾若放弃自己的核心价值，臣服于「大数据」之下，不就是臣服于「老大哥」无所不在的监控之下吗？我想，即便对新兴科技一知半解的洪雪珍，也不愿让「大数据」记录自己的所有隐私吧？
马云的「大数据」当然要爲中共的「网络安全」和「网络主权」服务。换言之，马云不是普通的商人或科技先锋，他不仅是一名帮助共产党太子党赚钱、洗钱的马仔，更是一个帮助中共维护极权统治的有力帮凶。
习近平上台之后，对网络资讯严加控制，下令成立规模庞大的「中央网路安全和资讯领导小组」并亲自兼任小组长。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中国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网路安全法》，定于二零一七年六月一日生效。为实施网络安全发，又出台《互联网新闻资讯服务管理规定》。
该新规定要求，所有网路平台必须取得许可才能发佈新闻资讯，包括「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社会公共事务的报导、评论，以及有关社会突发事件的报导、评论」。上述资讯的发佈，未经许可一律违法。比如，突发事件现场线民用手机即拍发佈，如未获许可证即违法。即便转发中国内地之外的资讯，若是对当局不利的资讯，也会受严厉惩罚。今年六四纪念日，一名广州大学生因转发香港六四烛光晚会的照片，被学校非法软禁十多小时并勒令退学。马云的「大数据」，就是收集网民的资讯交给当局，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充当告密者。
喜欢使用脸书等社交媒体的台湾年轻一代，愿意过这种在社交媒体上发几张照片、发几句言语，就会遭到情治部门迫害的生活吗？那将比台湾白色恐怖时代还要恐怖——那个时代还有党外杂志悄悄出版。
此前，曾有一群台湾职业高中的学生身穿纳粹军服拍摄毕业照，遭到媒体和民众炮轰，校方反複道歉亦难以平息众怒；如今，专栏作家发表一篇让号称「以人权立国」的台湾学习极权中国的「大数据」的文章，居然获得满堂喝彩，真是匪夷所思。如果说那些高中学生穿纳粹军服取乐是出于无知，那么这位专栏作家羡慕员警国家的「大数据」就是强不知以为知地将台湾引向邪路，后者的危害远远大于前者。
马云说贵州将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硅谷，这种毛泽东时代大跃进期间「亩产万斤」式的虚假谎言，洪雪珍居然信以为真，真不知道她是过于善良，还是过于愚蠢。贵州若能成为硅谷，索马裡和叙利亚早就成了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贵州是中国经济最落后、政治最黑暗的省份之一，这是众所周知的常识。相当一部分贵州人连基本的生存权都得不到保障，「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今日贵州的写照。既然是专栏作家和职场导师，洪雪珍在跟随马云的魔法棒翩翩起舞之前，应当好好研究一下今日中国、今日贵州的真相。在中国不能用穀歌等蒐索网站，民众被共产党洗脑，还情有可原；生活在资讯自由的台湾，用十分钟时间就可以通过谷歌查到贵州发生的若干新闻事件，不做功课就只能怪自己太懒惰，而这种作者对读者不负责任的做法，如同鼎新贩卖劣质食品一样可恶。
今日之贵州，底层民众生不如死，统治阶层则醉生梦死。桉例之一：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六日，毕节市七星关区街头，五名离家出走的男孩因在垃圾箱内生火取暖导致一氧化碳中毒而死亡，其年龄均在十岁左右。这五个男孩子有一个共同点：父母都在外面打工，家裡无人照看。有记者来到他们家中探访，发现房子是泥土堆砌的，家贫如洗，除了一个电灯、一台电视，没有任何电器，甚至没有一床像样的被子。马云到贵州，当然下榻设施毫不逊色于「北上广」的五星级酒店，而这五个悲惨死去的孩子恐怕从未听说过能爲他们打开幸福之门的「阿里巴巴」。
看到这则恐怖的资讯，北京艺术家信王军愤怒地谴责说：「如果我是贵州毕节的领导，我会羞愧而死，我会自责而死，我会悲愤而死，我会找根绳把自己勒死，我会用门把自己挤死，我会撒泡尿把自己淹死！总之，这样的领导该死！」然而，毕节的共产党官员们早已练就「无耻之心」，当然不会自己「找死」。他们立即做了两件事：一是抓捕最早报道此事件的作家、公民记者李元龙。李元龙曾在《毕节日报》当过八年记者，曾因在海外发表文章，被毕节市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罪」判处过两年有期徒刑。此次李元龙不顾自身危险发佈此消息，他说：「太惨了，顾不了这麽多了。」果然，毕节市公安局认为其发佈该消息，「破坏毕节形象」，再度将其非法软禁。
毕节地方官员做的第二件事是，将「严禁人畜入内，违者责任自负」十二个大字印在当地的所有垃圾桶上。对于「过于聪明」的官员的这一「弥补措施」，网民们冷嘲热讽：网友「胶东县令」说：「孩子不识字，畜生不识字，只有政府你识字！请政府自觉进垃圾桶吧。」网友「TV哇哇」说：「毕节：比垃圾桶更肮髒的是敷衍塞责。」网友「叶雨」说：「人畜不能进，人和畜能相提并论吗？真是现实版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在贵州发生的比有马云和郭台铭等重量级人物出席的博览会更重要的事件，是当地政府对家庭教会「活石教会」的残酷迫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月二十六日，贵阳活石教会牧师仰华（本名李国志）被控「故意洩露国家秘密罪」，被判处两年半有期徒刑。奇怪的是，一名教会的牧师能知晓什么「国家秘密」呢？
所谓的「国家机密」是贵阳市政府成立的一个名叫「贵阳市依法处置贵阳活石教会指挥部」的机构发佈的一份档，档上盖的公章是「贵阳市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说：「依法处置活石教会是一项政治任务，必须高度重视，单位主要领导必须亲自抓，要根据全市的统一部署，认真组织完成各项工作任务。」档附有一份活石教会成员的名单，发至各单位，要求各单位对本单位活石教会成员的资讯进行核查和「稳控」。在贵阳市妇幼保健院党委办公室工作的王瑶看到这份文件，拍照下来传给会友余雷，余雷再传给仰华牧师。当局终于找到了藉口，王瑶和余雷分别以「非法获取国家机密罪」和「非法传播国家机密」的罪名被捕。
仰华牧师被抓捕之后，在狱中遭受刑讯逼供。办桉方将他关在铁椅上，踩踏他的脚，并以生命以及妻儿安全威胁。他们还对他说，「我们知道改变不了你的信仰，但是我们掌握一切，完全可以把你包装成一个贪婪的牧师，让你丧失所有声誉。」因遭受酷刑，仰华的双下肢因出现「散发性疹子」，腿部多处呈大面积溃烂，无法独立行走，后被送往武警医院住院治疗，医院曾向其妻子下达病重通知。
针对活石教桉以及对仰华牧师的审判，当地学者张坦指出，所谓依法治国，是秦朝意义上的厉法治国，其目的是维护统治者的权力，而不是保护人的权利。「中国社会现在到处都是『机密』。比如他们要强拆我的家，他们发了一个『机密』档说要来拆我的家，我获得这个『机密』档，是我犯法，而不是要强拆我家的人犯法。只有专制社会才到处都是『机密』，只有专制社会才处处是这样的荒诞。」张坦更认为：「中国五千年历史，有善治，有劣治，最恶劣的朝代，一个是秦朝，一个是明代。如果就任何一项具体指标来说，当下的中国与这两个朝代比较，当下的中国在每一项上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华民族走到了尽头。」
这样的中国，这样的贵州，究竟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地方呢？既然如此羡慕在「大数据」领域大步迈进的贵州，既然如此崇拜夸夸其谈、富可敌国的马云，洪雪珍女士愿不愿意放弃在台湾民主自由、人权有保障的生活，到贵州或者阿裡巴巴公司去过如蚂蚁般被极权政府践踏的、暗无天日的生活呢？
（说穿了，马云的“新计划经济”就是要控制国民的方方面面，你愿意自己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马云／政府控制吗？？） ，马云这个专制政府的帮凶死有余辜。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