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大教授维权，本来是让人同情的事情，以市场价格买的“人才房”到最后发现竟然是没有产权不能过户的保障房。于是走上街头，结果招来“拳头和棍棒”。可是这些书呆子的“维权书”，一开头就把他们和普通民众区别开来。你听听他们说的是什么：“我们不是刁民，从来只听说对付刁民的办法就是拳头加棍棒，没想到如今拳头+恶语落到了我们自己头上。”不这么说，人们可能对他们还有一点同情，这么一说，恐怕多数人对这些人的同情就荡然无存，有的只是一种鄙视了。
这个话让人一听就不舒服，你们和“刁民”的区别不过就是多读了几本书，在权力面前，也就是个“字匠”“臭老九”“下九流”而已，给你一顶“人才”的帽子戴，还真以为自己就属于权力者的“自己人”了。
也许是因为我自己属于半吊子读书人的缘故，对读书人心中根深蒂固的“知识的傲慢”是了如指掌的，在这些高学历高职称的“知识分子”眼里，普通民众，也就是个刁民，用拳头棍棒对待他们是应该的，有一天突然发现，拳头棍棒落到了自己头上，于是猪一般地叫喊“我们不是刁民”……
可悲啊教授、博士、工程师、学者、新世纪人才、长江学者、优秀人才、双百人才…..你们以为你们头顶戴上这么一顶顶的帽子你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了？就和刁民不在一起了？……在权力面前，你那算什么东东！我来告诉你，切不可自以为高人一等，属于权力庇护的“高贵的人”，普通人就都是刁民，应该受到拳头棍棒的对待，自己就可以拥有特权。如果你有这个心态，说明你们对这个社会的认识还很肤浅，哪里有什么真学问大智慧可言。
你们知道”臭老九”是怎么来的吗？在大元帝国，统治者自己不需要知识，甚至不需要识字，一切都有奴隶来为他们服务。在大元帝国，等级森严，其社会等级的排序是:”元制，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赵翼《陔余丛考》）榭枋得在其《叠山集》中则排序为:”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八娼，九儒，十丐;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看到了吧？文革时期臭老九的说法就是来自大元帝国。
因此，自以为高高在上的“人才”们，不要误以为拳头棍棒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是对付“刁民”的方式。只要你对权力恭顺，给你个高帽子戴也无妨，一旦表现不恭，你们也就属于刁民的范畴，不用拳头棍棒用什么？
从厦大教授们的维权书里，我们看到今天的知识分子，真的缺少一种精气神，中国古代士大夫的那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担当，“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骨气血性，“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人品性格……还有吗？没有了，有的只是权力的傲慢哪里学来的知识的傲慢。
今天的社会，与这些没有了精气神的“知识分子”的精神败坏有着直接的关系，他们只知道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用无用甚至有害的假知识，制造无数的脑残，搞得教育文化界乌烟瘴气。而对中国社会的深重危机,社会灾难和民生之艰难视而不见，漠不关心，却斤斤计较于自己的一个旧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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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的一些教授，觉得在房子问题上吃学校骗了，因此走上了街头，但没有想到，得到的社会呼应不够，还有一些人在帖子后面冷嘲热讽。有人说，你们这些教授，平时对平民百姓的维权不闻不问，这个时候怎么可能得到公众的支持？
当然，我对厦大教授的遭遇还是深表同情的。觉得自己身份不同，是个人才，没想到竟然连住房都住不踏实，被骗了多年才知道没有产权。一肚皮冤屈，没人搭理，于是上街维权。还遭到了据说过去“刁民”才有的遭遇，在我们这里，堂堂教授，走到这一步，依我看，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指望教授在公共事务上为大众说话，这事儿真的挺难。常见的，都是他们以专家的名义，为特定的部门讲话，比如油涨价的时候，火车票涨价的时候，公园票涨价的时候，等等，等等。害得我们语境里的专家，都被大众骂成了“砖家”。至于自己的利益受损时的维权，教授们一般都倾向于个别勾兑。如果勾兑不成，多半是指望别人替他们出头。
有一阵儿有所大学青年教师（在西方应该被称为助理教授的）的住房补贴，不知为何总是不发。一些青椒好不容易聚集起来，商量是不是找校长维一下权。在互相打了半晌气之后，队伍终于出发了，结果领头的到了校长办公室门口，发现后面的人都消失了。当年我公开跟我的院长吵架之后，在校园里走着，就会有本校的教授拉住我，跟我讲他的不幸遭遇，让我替他说话。我说，你为什么自己不说呢？你不是也是教授吗？
评职称，是大学里最大，也是教师们最在乎的不端所在。但是，每次评职称，明晃晃地不公平，条件好的人被弄下去，差的被评上来，都是一些知名教授投票的结果。他们几乎每次都这样昧着良心投票，投来投去，都没感觉了。这样的人，如果遭遇了不公，你能指望他们出来维权吗？
早些年，北大清华的蓝旗营公寓，北大部分的宿舍，房屋老出问题，不是漏水，就是冒臭气，一干名教授们，怎么找学校领导，都解决不了。其中有位教授实在受不了了，找到我让我写篇文章呼吁一下。我写了，发表之后引起强烈反响，但与此同时，却是这些大牌名教授的恐慌，直到学校方面真正引起重视，把问题逐步解决了之后，恐慌才算结束。
显然，看着似乎地位比平民百姓高的教授们，实际上要比平民百姓的胆子更小。没事的时候，让他们替老百姓说话，基本上是扯淡。自己有事的时候，能站出来上街，已经很了不起了。我听了消息，都直念佛。这个时候，他们才发现，做了多年的顺教授之后，一旦站出来，就也变成了“刁民”，跟刁民一个待遇。
不错，教授这个群体，要说偷东西的，随地吐痰什么的，的确比别的群体要少，但道德水准，权利意识，却不见得比平头百姓多点什么。同事和朋友，受了领导欺负，有敢出头相帮的吗？恐怕没有。自身利益受损，能像厦大教授这样上街的，也是凤毛麟角。即使道理都明白，行动上，也是超级矮子。怯懦两个字，深深地印在了教授们的背上，翻过来，就是“听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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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其实是中国最怯懦的群体。“仗义执言”在他们的脑海里是不存在的。
这个话让人一听就不舒服，你们和“刁民”的区别不过就是多读了几本书，在权力面前，也就是个“字匠”“臭老九”“下九流”而已，给你一顶“人才”的帽子戴，还真以为自己就属于权力者的“自己人”了。
也许是因为我自己属于半吊子读书人的缘故，对读书人心中根深蒂固的“知识的傲慢”是了如指掌的，在这些高学历高职称的“知识分子”眼里，普通民众，也就是个刁民，用拳头棍棒对待他们是应该的，有一天突然发现，拳头棍棒落到了自己头上，于是猪一般地叫喊“我们不是刁民”……
可悲啊教授、博士、工程师、学者、新世纪人才、长江学者、优秀人才、双百人才…..你们以为你们头顶戴上这么一顶顶的帽子你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了？就和刁民不在一起了？……在权力面前，你那算什么东东！我来告诉你，切不可自以为高人一等，属于权力庇护的“高贵的人”，普通人就都是刁民，应该受到拳头棍棒的对待，自己就可以拥有特权。如果你有这个心态，说明你们对这个社会的认识还很肤浅，哪里有什么真学问大智慧可言。
你们知道”臭老九”是怎么来的吗？在大元帝国，统治者自己不需要知识，甚至不需要识字，一切都有奴隶来为他们服务。在大元帝国，等级森严，其社会等级的排序是:”元制，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赵翼《陔余丛考》）榭枋得在其《叠山集》中则排序为:”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八娼，九儒，十丐;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看到了吧？文革时期臭老九的说法就是来自大元帝国。
因此，自以为高高在上的“人才”们，不要误以为拳头棍棒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是对付“刁民”的方式。只要你对权力恭顺，给你个高帽子戴也无妨，一旦表现不恭，你们也就属于刁民的范畴，不用拳头棍棒用什么？
从厦大教授们的维权书里，我们看到今天的知识分子，真的缺少一种精气神，中国古代士大夫的那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担当，“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骨气血性，“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人品性格……还有吗？没有了，有的只是权力的傲慢哪里学来的知识的傲慢。
今天的社会，与这些没有了精气神的“知识分子”的精神败坏有着直接的关系，他们只知道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用无用甚至有害的假知识，制造无数的脑残，搞得教育文化界乌烟瘴气。而对中国社会的深重危机,社会灾难和民生之艰难视而不见，漠不关心，却斤斤计较于自己的一个旧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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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教授维权那点事儿
厦门大学的一些教授，觉得在房子问题上吃学校骗了，因此走上了街头，但没有想到，得到的社会呼应不够，还有一些人在帖子后面冷嘲热讽。有人说，你们这些教授，平时对平民百姓的维权不闻不问，这个时候怎么可能得到公众的支持？
当然，我对厦大教授的遭遇还是深表同情的。觉得自己身份不同，是个人才，没想到竟然连住房都住不踏实，被骗了多年才知道没有产权。一肚皮冤屈，没人搭理，于是上街维权。还遭到了据说过去“刁民”才有的遭遇，在我们这里，堂堂教授，走到这一步，依我看，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指望教授在公共事务上为大众说话，这事儿真的挺难。常见的，都是他们以专家的名义，为特定的部门讲话，比如油涨价的时候，火车票涨价的时候，公园票涨价的时候，等等，等等。害得我们语境里的专家，都被大众骂成了“砖家”。至于自己的利益受损时的维权，教授们一般都倾向于个别勾兑。如果勾兑不成，多半是指望别人替他们出头。
有一阵儿有所大学青年教师（在西方应该被称为助理教授的）的住房补贴，不知为何总是不发。一些青椒好不容易聚集起来，商量是不是找校长维一下权。在互相打了半晌气之后，队伍终于出发了，结果领头的到了校长办公室门口，发现后面的人都消失了。当年我公开跟我的院长吵架之后，在校园里走着，就会有本校的教授拉住我，跟我讲他的不幸遭遇，让我替他说话。我说，你为什么自己不说呢？你不是也是教授吗？
评职称，是大学里最大，也是教师们最在乎的不端所在。但是，每次评职称，明晃晃地不公平，条件好的人被弄下去，差的被评上来，都是一些知名教授投票的结果。他们几乎每次都这样昧着良心投票，投来投去，都没感觉了。这样的人，如果遭遇了不公，你能指望他们出来维权吗？
早些年，北大清华的蓝旗营公寓，北大部分的宿舍，房屋老出问题，不是漏水，就是冒臭气，一干名教授们，怎么找学校领导，都解决不了。其中有位教授实在受不了了，找到我让我写篇文章呼吁一下。我写了，发表之后引起强烈反响，但与此同时，却是这些大牌名教授的恐慌，直到学校方面真正引起重视，把问题逐步解决了之后，恐慌才算结束。
显然，看着似乎地位比平民百姓高的教授们，实际上要比平民百姓的胆子更小。没事的时候，让他们替老百姓说话，基本上是扯淡。自己有事的时候，能站出来上街，已经很了不起了。我听了消息，都直念佛。这个时候，他们才发现，做了多年的顺教授之后，一旦站出来，就也变成了“刁民”，跟刁民一个待遇。
不错，教授这个群体，要说偷东西的，随地吐痰什么的，的确比别的群体要少，但道德水准，权利意识，却不见得比平头百姓多点什么。同事和朋友，受了领导欺负，有敢出头相帮的吗？恐怕没有。自身利益受损，能像厦大教授这样上街的，也是凤毛麟角。即使道理都明白，行动上，也是超级矮子。怯懦两个字，深深地印在了教授们的背上，翻过来，就是“听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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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其实是中国最怯懦的群体。“仗义执言”在他们的脑海里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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