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纪，也许没什么现象比原本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经济上、政治上崛起并挑战处于世界霸主地位的美国更重要、更引人注目的了。当人们不解于为什么被当作西方民主政治基础的自由贸易，最后却成就了专制主义的中国时，加拿大华裔政治学者吴国光的新书也许给出了答案：都是全球化惹的祸。
全球化——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全面胜利
根据吴国光的定义，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在全球的胜利，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市场无敌地占领全球，“这轮全球化使世界几乎所有国家或政府，都接受了市场作为其组织经济生活的基本制度”，这甚至包括了古巴和朝鲜这样的专制集权政权，“它们现在都在进行市场化革命或实验”。他表示：“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全球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是反对市场的了。”他说，“全球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现象。”
尽管吴国光告诉美国之音，作为学者他只对各种现象及其背后的关系作出客观描述与分析，但他坦承对民主遭遇全球化损害深感痛心。这从这本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337页的英文新书名字就可看出：《反民主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全球胜利后的政治经济学》。
吴国光曾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共高层智囊。上世纪80年代他任中共党报《人民日报》评论员、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成员，参与了中共十三大前后的政治改革政策研究与制定，是中共十三大报告的起草人之一，曾为后来因反对镇压天安门学生而被废黜的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起草过多篇讲话。他于1989年赴美任访问学者，攻读博士学位。现为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系、历史系教授。他是包括《中共党代会》等八本书的作者或编辑。
中国是全球资本的最佳政治合作者
吴国光说，过去30多年来，美国和中国此消彼长的严重变化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全球化起源于美国，但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国。为什么？因为中国有效的权威主义提供了一个比美国民主制更有利于资本追逐超额利润所需要的政治环境。他说：
“这个政府想做什么就可以能做什么，它可以压低环境成本，比如你在美国投资一个公司，环境成本会很高。而在中国，虽然会不断有群体行动、抗议，但政府可以干预，而且不允许你抗议。资本在那里发展的成本更低，更有利。”他称中国这样的有效权威主义国家，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最佳政治合作者。
吴国光认为，资本主义与民主的结合并非与生俱来、永恒不变。两者结合的黄金时代是在冷战时期，“因为那时资本主义要跟共产主义对抗，就和民主耦合得非常好”。但他说，“资本主义跟民主是两个东西，资本主义是组织物质生产的纯粹的经济体系；政治制度是进行利益分配和权利分配方面的东西，历史上资本主义配过多种外壳。”而且他表示，在早期，资本主义会找较能实行权威统治的君主以求发展。
全球化的四大特点
吴国光的新书试图对全球化框架作出理论梳理和阐释。他说，全球化新框架有四大特点，表现为“两个耦合和两个分离”。
第一个耦合就是前面提到的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拥抱市场；第二个耦合是国家与市场的合作，形成了“国家-市场混合经济”。他说：“市场不再是完全的自由市场，政府都有介入，比如中国政府对市场的强力干预；民主国家政府也不再只是提供民主程序的非经济支持，比如美国，曾经是守门人国家，监督各方是否遵守规则，现在自己也是一方玩家了。”
两个分离，第一个是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分离，“美国民主非常强大，但美国的资本主义已经是全球的了，到哪个国家就遵守哪个国家的规则；整个资本主义运行已经走向全球，而民主制度则留在各国，成为地方性的了。现在，美国选民的选票，想去制约延伸出美国国界的资本就很难了。”
第二个分离是全球自由市场与各国混合经济的分离。全球化的宗旨是建立打破贸易壁垒的自由市场，但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却是反向而行，他说：“全球是传统上的自由经济，没有政治权威干涉，但每个国家的经济却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由经济，都有国家力量在里边，使得每个国家都像个大公司，在一个没有规管的全球市场上竞争。”
权威主义国家是全球资本的乐园
吴国光表示，现在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就是在这样的框架下运作的：资本向着权威主义有效管治的地方流动。有效管治的权威国家可以依靠强力把成本压低，帮助资本在权威主义国家有效取得超额利润，于是就出现了全球资本依赖有效管制的权威主义的现象。
他说：“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这样的国家在过去出现经济繁荣，因为资本在那里发现了获得利润的乐园，劳动力成本更不用讲了，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都比发达国家低得多，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的就业机会大量地流失到发展中国家去。”
吴国光发现，全球化翻转了传统政治经济学所讲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依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资本要依赖发展中国家的有效权威主义统治来赚取超额利润，民主国家的政府要取得公民支持，就要把经济搞好，就要靠资本。“这两个环节就形成了一个链条，民主国家在全球竞争中便落于下风，压迫性的资本主义取得了相当的竞争优势。”
华裔政治学者裴敏欣说：吴国光的《反民主的全球化》一书“就自由民主制的政治基础在不受约束的全球化时代受到的侵蚀作出了发人深省的分析。”
民主制度的活力在于自由
吴国光的新书在结论部分对全球化的未来作出了分析。首先他认为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虽然美国、英国都看到了全球化带来的弊病，要加强自己的国家在全球化中的力量，但全球化作为一个经济生活的潮流不是任何一个人或国家能挡住的。他说，
“其实，全球化中的问题并不是某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全球的问题；能够既享受全球化好处，又规避全球化弊病的，只有中国做得比较好。美国现在也试图要做到这点，但当美国做到了就成了另一个中国了。”
吴国光认为，全球化的未来前途有赖于人类的选择，“是选择经济繁荣忍受政治高压，还是选择保持人的尊严、自由和正义忍受经济困扰？”他说，这两种都不是理想的模式，“全球化应超越这两种模式。”
但作为80年代参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自由知识分子，吴国光仍表现出了对民主制度的情有独钟，他说：“出路在于民主制度有个最基本的好处，就是自由。人类思想的力量就是不迷信任何人的思想，权威主义的问题就是没有这个活力。民主制度的生命力就在于可以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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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现在中国的制度是权贵资本主义 ”，一点没错。
全球化——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全面胜利
根据吴国光的定义，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在全球的胜利，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市场无敌地占领全球，“这轮全球化使世界几乎所有国家或政府，都接受了市场作为其组织经济生活的基本制度”，这甚至包括了古巴和朝鲜这样的专制集权政权，“它们现在都在进行市场化革命或实验”。他表示：“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全球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是反对市场的了。”他说，“全球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现象。”
尽管吴国光告诉美国之音，作为学者他只对各种现象及其背后的关系作出客观描述与分析，但他坦承对民主遭遇全球化损害深感痛心。这从这本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337页的英文新书名字就可看出：《反民主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全球胜利后的政治经济学》。
吴国光曾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共高层智囊。上世纪80年代他任中共党报《人民日报》评论员、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成员，参与了中共十三大前后的政治改革政策研究与制定，是中共十三大报告的起草人之一，曾为后来因反对镇压天安门学生而被废黜的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起草过多篇讲话。他于1989年赴美任访问学者，攻读博士学位。现为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系、历史系教授。他是包括《中共党代会》等八本书的作者或编辑。
中国是全球资本的最佳政治合作者
吴国光说，过去30多年来，美国和中国此消彼长的严重变化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全球化起源于美国，但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国。为什么？因为中国有效的权威主义提供了一个比美国民主制更有利于资本追逐超额利润所需要的政治环境。他说：
“这个政府想做什么就可以能做什么，它可以压低环境成本，比如你在美国投资一个公司，环境成本会很高。而在中国，虽然会不断有群体行动、抗议，但政府可以干预，而且不允许你抗议。资本在那里发展的成本更低，更有利。”他称中国这样的有效权威主义国家，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最佳政治合作者。
吴国光认为，资本主义与民主的结合并非与生俱来、永恒不变。两者结合的黄金时代是在冷战时期，“因为那时资本主义要跟共产主义对抗，就和民主耦合得非常好”。但他说，“资本主义跟民主是两个东西，资本主义是组织物质生产的纯粹的经济体系；政治制度是进行利益分配和权利分配方面的东西，历史上资本主义配过多种外壳。”而且他表示，在早期，资本主义会找较能实行权威统治的君主以求发展。
全球化的四大特点
吴国光的新书试图对全球化框架作出理论梳理和阐释。他说，全球化新框架有四大特点，表现为“两个耦合和两个分离”。
第一个耦合就是前面提到的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拥抱市场；第二个耦合是国家与市场的合作，形成了“国家-市场混合经济”。他说：“市场不再是完全的自由市场，政府都有介入，比如中国政府对市场的强力干预；民主国家政府也不再只是提供民主程序的非经济支持，比如美国，曾经是守门人国家，监督各方是否遵守规则，现在自己也是一方玩家了。”
两个分离，第一个是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分离，“美国民主非常强大，但美国的资本主义已经是全球的了，到哪个国家就遵守哪个国家的规则；整个资本主义运行已经走向全球，而民主制度则留在各国，成为地方性的了。现在，美国选民的选票，想去制约延伸出美国国界的资本就很难了。”
第二个分离是全球自由市场与各国混合经济的分离。全球化的宗旨是建立打破贸易壁垒的自由市场，但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却是反向而行，他说：“全球是传统上的自由经济，没有政治权威干涉，但每个国家的经济却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由经济，都有国家力量在里边，使得每个国家都像个大公司，在一个没有规管的全球市场上竞争。”
权威主义国家是全球资本的乐园
吴国光表示，现在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就是在这样的框架下运作的：资本向着权威主义有效管治的地方流动。有效管治的权威国家可以依靠强力把成本压低，帮助资本在权威主义国家有效取得超额利润，于是就出现了全球资本依赖有效管制的权威主义的现象。
他说：“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这样的国家在过去出现经济繁荣，因为资本在那里发现了获得利润的乐园，劳动力成本更不用讲了，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都比发达国家低得多，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的就业机会大量地流失到发展中国家去。”
吴国光发现，全球化翻转了传统政治经济学所讲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依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资本要依赖发展中国家的有效权威主义统治来赚取超额利润，民主国家的政府要取得公民支持，就要把经济搞好，就要靠资本。“这两个环节就形成了一个链条，民主国家在全球竞争中便落于下风，压迫性的资本主义取得了相当的竞争优势。”
华裔政治学者裴敏欣说：吴国光的《反民主的全球化》一书“就自由民主制的政治基础在不受约束的全球化时代受到的侵蚀作出了发人深省的分析。”
民主制度的活力在于自由
吴国光的新书在结论部分对全球化的未来作出了分析。首先他认为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虽然美国、英国都看到了全球化带来的弊病，要加强自己的国家在全球化中的力量，但全球化作为一个经济生活的潮流不是任何一个人或国家能挡住的。他说，
“其实，全球化中的问题并不是某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全球的问题；能够既享受全球化好处，又规避全球化弊病的，只有中国做得比较好。美国现在也试图要做到这点，但当美国做到了就成了另一个中国了。”
吴国光认为，全球化的未来前途有赖于人类的选择，“是选择经济繁荣忍受政治高压，还是选择保持人的尊严、自由和正义忍受经济困扰？”他说，这两种都不是理想的模式，“全球化应超越这两种模式。”
但作为80年代参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自由知识分子，吴国光仍表现出了对民主制度的情有独钟，他说：“出路在于民主制度有个最基本的好处，就是自由。人类思想的力量就是不迷信任何人的思想，权威主义的问题就是没有这个活力。民主制度的生命力就在于可以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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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现在中国的制度是权贵资本主义 ”，一点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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