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我刚刚到日本念研究生不久，结识了一个曾经在北京留过学的中岛同学。由于彼此对对方文化都有一定了解，我们很快变得熟络起来。有天中午下课，我约她一起去学校外面吃饭，她婉拒，问我要不要在便利店买个饭团和水去学校草地上吃，这样比较便宜。我点点头，和她一起去便利店买了饭团和水。的确，比起外面800日元左右的午餐费，在便利店填饱肚子只要300日元就够了。而这样解决午餐的学生在学校里不在少数。
后来了解到，中岛家庭还算不错，父亲在一家商社工作，母亲是一位钢琴老师，比起日本一般的中产家庭还要更加殷实。但由于中岛上研究生的学费都是家里出的，比起大学毕业后开始工作挣钱的同学已经给家庭添了不少负担，所以她在平时的花费比较节省一些。
其实这样的事还有很多，在日本的四个年头里，对于日本年轻人的欲望之低这件事，我感受的是淋漓尽致。不买车，不买房，不结婚，低消费的年轻人在我周围比比皆是。经济学家大前研一在2015年针对这种现象提出了一个概念——他把这些“向内，向下，向后”的35岁以下的人组成的日本社会称为“低欲望社会”。他认为这代日本人比较起父辈，缺乏成功欲，难以拥有大志向，满足于温饱与小确幸。
2015年读书之余，我开始在日本杂货连锁店LOFT打工，打工的地方认识了一个叫铃木的日本小哥。由于我们都爱打篮球和井上雄彦的漫画，所以关系很好，无话不谈。他是日本典型的飞特族（非正式公司职员，通过打工来维持生计），一周在LOFT出勤4天，每天工作大概8小时左右，自大学三年级开始就在这里打工，工龄已经长达5年，比很多正社员都要高。在论资排辈的日本，他的威望蛮高，做事是一副我行我素的样子，店长也不敢对他多言。
因为打工只是拿时薪，没有奖金，没有上升通道，各方面福利待遇也不如正社员。我曾经问他为什么不考虑正式在LOFT工作。他的回答很让我吃惊，他说他不喜欢一周上五天班，而现在一周四天工作三天假的松弛程度，让他可以享受慢节奏的生活。闲暇时候在家看看漫画，打打游戏，打打篮球。虽然薪水不多，但是因为住在父母家，也没有交女朋友，所以一个月还有结余，他对这样的生活很满意，没有想要改变的意愿。
2016年我在一家日企开始了人生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初入职场，关系最好的就是同一时期进公司的同事们。我们十几个人经常会一起下班后吃饭，聊天。有一次聚会，大家聊到未来的梦想，让我感觉有趣的是日本同事和外国同事的想法泾渭分明地分成了两侧。日本同事多是学会打高尔夫球，养一只猫，每年都能够海外旅行之类的比较“小”的事，而外国同事多是找到相爱的人结婚，拥有一套自己的房产，早日赚一笔钱后自己创办公司之类的比较“大”的事。
在《低欲望社会——缺乏大志的时代》这本书中，大前研一提到日本是岛国，相比较于其他国家更容易形成同质化社会。这样的社会缺乏刺激，也很难培养出渴望向世界展翅高飞，富有进取精神的人才。在同质化且内向的社会中生存，虽然可以轻松无压力地过活。但是时间一久，身处其中的人们就会退化，竞争力下降，最终导致社会与国家的衰退。
这种现象的产生，有其深层的社会原因。从大的国际环境与国内形势上来看，这一代年轻人出生在日本泡沫经济的顶点及破灭之后，自打记事起，每天耳濡目染的就是日本经济相关的负面新闻。之前我的一位30多岁的日语老师笈川先生，他和我形容“小时候我看的电视新闻和报纸，基本上就没有任何好消息，印象中只有破产与负债”。由于80年代的炒房热几乎席卷了每户家庭，日本孩童幼年时期就目睹了父母投资失败的恶果。房产不断贬值，但其所担负的房贷却分文未少，整个家庭生活质量直线下降。紧接着1995年阪神大地震重创日本经济，日本陷入了长期的不景气状态。
屋漏偏逢连阴雨，在这一代人的青年时期，日本又遭遇了2008年的雷曼危机与2011年的东日本大地震，众多公司经营惨淡，大幅缩减应届生招聘名额，导致了日本有史以来最严峻的“就职冰河期”（2010年～2013年），2010年的应届生就职率只有60.8%。众多应届生沦为“就职浪人”，缺乏收入维持基本生计的人开始打工，一部分坚持找到了正式工作，一部分则蹉跎下去成为了“飞特族”。还有一部分则选择在家啃老，不愿意再出去找工作，成为了“家里蹲族”，沉浸于ACG二次元世界，与社会脱节，成为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自小生活在这种环境的人自然不愿意像父母一样，以严重牺牲生活质量的风险去独立购房，成为背负千万房贷的年轻负翁。他们宁愿租房，宁愿保持单身，宁愿不生子，就是因为对未来抱有“严重的悲观情绪”，他们担心日本经济仍然不景气，地震海啸未来还会来袭，朝鲜导弹会有一天打到日本本土。这些低欲望的行为，本质上是日本年轻人趋利避害的理性选择。
再从教育上来说，1987年～2003年间出生的日本人正逢二战后日本教育体系的一次重大改革：从之前的“填鸭式教育”转变为“宽松教育”。文部科学省认为，填鸭式教育虽然全方位提高了学生的知识水平，但是一旦考试结束后，高强度的训练消失，学生的知识储备普遍产生了断崖式的下滑。
经过“千军万马挤独木桥”高考战争的中国人，大都认同这样一个道理：考试选拔制度是公平与残酷的，为了前进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强大自己，击垮竞争对手。我们从小就适应了这种弱肉强食的竞争节奏，并且认同这是底层人物突破阶层壁障的公平通道。但是，宽松教育带来了另一种的“公平”，日本小学运动会跑步比赛上，第一名到第六名，每个人都能获得一枚奖牌。集体活动只要参与的人就有小红花，不分贡献高低。就如同SMAP的歌中所唱的一般“不当NO.1也没有关系，因为原本每个人就是Only 1”。
这样的教育背景下，在学校中，每个人都能在压力不大的环境中自由追求心中所爱，不用担心来自老师的苛刻评价。但这些缺乏竞争训练的年轻人从学校出来，开始找工作的时候，终于第一次真正尝到了竞争的残酷性。学历好，智商高，灵活性强，体育能力强的人有着压倒性的优势，他们挤占了“就职冰河期”中为数不多的席位，剩下的普通人只能选择蜕变或退出。而在人生这条路上，一旦选择了退出竞争，基本上也就脱离了主流社会的评价体系。每个社会都有“归园田居”的人，这原本无可厚非。但是日本的这类年轻陶渊明却如此之多，已然影响到整个社会与经济发展。
众所周知，经济效应往往很容易产生循环。好的经济效应：社会消费行为增多→各企业利润增大→增大投资，扩大招聘，提高雇员工资→产生更多消费行为，整个社会一片欣欣向荣，良性循环。坏的经济效应：社会消费行为减少→各企业利润下降→企业减少投资，控制人员规模，奖金微薄→员工手头无钱，更加不愿消费，整个社会死气沉沉，恶性循环。这代年轻人由于低消费的倾向，逐渐成为了经济效应恶性循环的一个重要因素，“失去的二十年”不但没有因为新世代的接棒戛然而止，反而不景气的状况继续蔓延下去，且没有改善的迹象。
企业利润降低，为了维持经营，只能缩减成本，而各项成本当中最容易操作的也就是人员成本。熟悉日本的朋友可能知道，有“终身雇佣制”传统的日本其实对于裁员是非常敏感的，企业因为裁员而被员工告上法庭，反而付出大笔赔偿金的案件屡见不鲜。但是除了裁员，日企利用了非正规雇佣这一制度控制了人员成本。
非正规雇佣包括了使用打工者，契约社员，派遣社员，对于这些员工，公司只需要支付其工作时间相应的时薪即可，无需支付奖金，这为公司节省了大量成本。而这些非正规雇佣者比起正社员拥有的自由是可以不用义务加班，如果超时工作公司得支付额外时间的费用，这些条件对于那些因为育儿、照顾父母等私事无法奉献全部时间的年轻人是有吸引力的，所以这一制度在日本越来越大行其道。拿笔者所在的公司来说，公司总体规模有300个员工，近一半都是非正规雇佣，而正社员只有150多人，这实在是个很让人吃惊的数字。
非正规雇佣的增多则导致了员工们薪水水平的下降，原本就不愿消费的年轻群体更加没钱消费，纵然安倍政府打出众多刺激消费的手段，但是至今为止仍然收效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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