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初，美国司法部宣布将对哈佛大学在招生过程中是否歧视亚裔学生展开调查。这件事在国内也引起了很大的关注，连新华社都发了报道。
但是，整件事背后的是非曲直非常复杂，不是一个简单的“歧视亚裔”、“歧视华人”可以概括的。
其中涉及到两个核心问题：
第一，是在一个社会里，如何处理平等和正义的关系。
第二，在一个白人和黑人互相争权夺利的社会里，亚裔和华人往往难免被当成枪使的命运，这一次就是特朗普政府把华人当枪使的典型例子。
客观地说，包括哈佛在内的美国顶尖大学，在录取新生时一贯的做法的确存在对亚裔不太平等的现象。
最实锤、也是被引用最广泛的证据，就是SAT成绩的差异。
美国大学本科录取新生，都要看SAT考试的成绩，就好像申请研究生要看托福和GRE成绩一样。
有调查发现，在很多顶尖大学，亚裔学生平均要比白人学生的SAT成绩高出140分左右，才能获得同等的待遇。
这140分，就被有些人称为“亚裔税”，Asian Tax，意思是身为亚裔，就必须要交这样的智商税。
为什么要这样区别对待？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亚裔学生太聪明了，考试太厉害了，总体上亚裔孩子的考分要比白人和黑人以及其他族裔高出一大截。
亚洲有五十多个国家，因此亚裔也是一个十分庞大但是又模糊不清的概念。但是在涉及到考试和教育上，考分高的主要是中日韩三个东亚国家的孩子，其中又以华裔考生人数最为庞大。
东亚国家历来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到了美国的中国移民，更是倾尽全力、不计代价要把孩子送进顶尖名校，从而达到改变自身社会地位、冲破阶层壁垒的目的。
再加上另外一支庞大的华人力量——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学生，人数就更加可观。
因此，这样区别性对待，受害最大的当然就是华人。
如果大学录取新生时不考虑种族因素，所有族裔的考生按照一样的标准选拔，那么，尽管亚裔在全美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非常小，但是却可能占掉顶尖学校里绝大多数的新生名额。
而且，随着中国移民和亚裔人口的上升，这样的趋势还可能愈演愈烈。
面对这样的形势，美国的大学和中学通常有两种做法。
第一种，是在录取的时候完全不考虑申请者的种族因素，所有人参照一样的标准，不对亚裔和华人做任何人为限制。
在这样的学校里，华人和亚裔学生很自然地就成为了大多数。
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是纽约最好的精英私立高中史岱文森中学（Stuyvesant High School）。
纽约市教育局的网站上每年都有全市每一所学校录取新生的各项统计，从上面可以查到史岱文森中学2017年的新生里，亚裔占了惊人的72.25%，白人只有17.78%，黑人更是只有0.8%。
要知道，整个纽约的人口里，亚裔不过只占10%多一点。
另一个代表是加州的伯克利大学。早在2007年，《纽约时报》就专门写过伯克利的华人新生越来越多的现象，把这所学校称为“小亚洲”。
文章里有这么一段：
“在广场、自助餐厅、教室、自习室、宿舍甚至是快餐店里，到处都能听到中文。普通话就像是这所大学的背景音乐，夹杂在广东话、英语、西班牙语等其他语言和源源不绝的施工声里……对于很多学生来说，中文是他们的第一语言。”
那一年，伯克利的亚裔新生比例，占到了40%以上。
还有一个典型代表，是哥伦比亚大学。了解哥大的人，大概都对学校里中国学生人数之多有些了解，其中尤以统计系为甚。
2015年，曾经有人把哥大统计系的学生名单发到网上，我当时统计了一下，总人数231人，其中名字一看就是中国人的有190人，占82%；如果把看起来像日韩港台的名字都算在一起，也就是所谓的亚裔，则占总人数将近90%。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在加州一些华人多的小城市，有不少白人孩子因为在中学里竞争不过华人孩子，压力太大，所以只能全家搬到华人少的地方。
第二种做法，就是以哈佛大学为代表，在录取的时候针对亚裔和华裔做一些人为的限制，提高亚裔孩子的入学门槛，强行把新生总人数里的亚裔比例降下来。
也就是说，一个亚裔孩子在申请哈佛的时候，他需要竞争的对手是其他所有的亚裔——即使他的分数要远远超过白人和黑人孩子，但只要比其他亚裔孩子的分数低，他仍然没有进哈佛的机会。
另一个代表是密歇根大学。有统计发现，2005年入读密歇根大学的亚裔学生，录取率只有54%，而黑人和西语裔学生的录取比例则分别是71%和79%。
而这些亚裔学生的SAT成绩中位值，要比西语裔学生高出140分，比黑人学生更是要高出240——要知道SAT的总分也才只有1600分。
每10个申请该校的亚裔学生，只有5个人能被录取；每10个申请的黑人孩子，则有7个人能被录取。
尽管这10个亚裔孩子的考分，全部要比那10个黑人孩子的考分高出很多。
造成的结果就是，亚裔孩子进好大学的难度，要比其他族裔高得多，简直就是地狱级的难度。
我有朋友的孩子SAT考了1540分仍然闷闷不乐，因为这意味着他进不了哈佛。这个分数，给黑人孩子和白人孩子是高枕无忧的高分，而对于华人孩子来说，则是“Asian fail”，亚裔式失败。
当然，采取第二种做法的学校，绝对不会公开承认这么做，不会承认针对每个族裔有一个“配额”，一旦承认就会给自己惹来无穷无尽的麻烦。
所以在实际操作中，他们会找出各种各样的借口，设置其他的选拔标准，比如说SAT成绩不是他们考核新生的唯一标准，比如说他们更看重的是动手能力、实践经验等等。
哈佛这二十多年亚裔学生申请人数大幅增加，但最后录取的新生中亚裔比例却一直稳定在20%左右、甚至略有下跌，就是最好的证明。
而后面的这些标准，很难量化，因此也很难找到不公平操作的证据——这就是哈佛大学这一类精英院校的阴险狡猾之处。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哈佛大学的这种操作，对亚裔存在明显的不平等，但这算不算歧视呢？
我个人觉得，是不算的。
首先，哈佛的出发点是为了保证学生的多元化文化背景，保证校园文化的多样性。这样做好不好，另当别论，但和歧视可能真的谈不上太大的关系。
其次，很多亚裔学生虽然擅长考试、考分很高，但的确存在背景雷同、缺乏个性的问题，因此常常会被认为是“千篇一律”。
有人就评价说，亚裔学生里，“每个人都参加过管弦乐团，或者会弹钢琴，每个人都会打网球，都希望成为医生，都写关于移民到美国的事”。
第三，我重点想说的是一个概念，叫Affirmative Action，中文一般翻译成“平权行动”。
这个概念大规模进入讨论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当时的总统肯尼迪提出黑人这样的少数族裔因为历史的原因在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得不到更好的发展机会，因此有必要给予他们额外的、倾斜性的照顾。
Affirmative Action后来被写进了1964年的“权利法案”，这几十年来一直是美国社会普遍认可的标准和做法。
“平权法案”对少数族裔、女性和其他弱势群体的保护涉及方方面面，不光是教育，还有工作、医疗、福利等等。
不用说，亚裔和华裔，也是平权法案和平权理念的受益者。
这种做法，翻译到中国，就是给少数民族考生的高考加分。
有一幅流传很广的漫画，可以很形象地说明这个问题。
左边的图表示Equality，意思是平等。这也是我上面提到的，以伯克利为代表的第一类学校的做法。
右边的图表示Equity，意思是公平正义，也就是以哈佛为代表的第二类学校的做法。
对于弱势群体予以照顾情有可原、值得提倡，体现的是一个社会的人道关怀和文明发展程度，是真正的公平。
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考虑到公平正义，虽然在现实中，情况往往是马太效应——富者恒富，掌握了更多的资源；穷者恒穷，永世难以翻身。
从美国社会的整体状况来看，由于平权理念的普及，针对弱势群体——女性、性少数者、残障人士等等——的各种显性歧视，在过去几十年已经大大减少。
举个例子来说，在公共场所设置方便残疾人出行的盲道等残障设施，就是平权理念的体现。
普通人并不需要这些设施，但我们并不介意占用公共资源和公共财政来设置这些设施，因为对于残障人士来说这些设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事关他们的出行便利和人身安全。
但是现在问题又来了：
当对弱势群体的照顾并不妨碍我们的利益时，我们一般不会太反对；但是在社会总体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假如对弱势群体的照顾妨碍了其他人利益时，又该怎么对待呢？
大学和中学的入学问题，就是这样一个零和游戏——录取学生的总人数总是有限的，照顾了弱势群体，势必就会减少其他群体的招生名额。
正因为如此，在美国不同意平权理念的也大有人在，争议和诉讼都很多。可以说，平权法案是这半个多世纪以来在美国争议最大的法律之一。
其中很多诉讼，就是像这次哈佛大学引起的麻烦一样，针对的是学校录取时基于种族因素所作出的特殊照顾。
只是在过去，提出争议的一般都是白人。
有意思的是，亚裔和华裔本来是属于平权法案保护的少数族裔，但是在教育问题上，亚裔和华裔却因为自身太过优秀，反而成为了“多数族裔”，成为了被牺牲的“受害者”。
这一次司法部对哈佛大学的调查，被摆出来作为例子的也是一个叫做Austin Jia的华裔学生。
可是且慢，这一次提起诉讼的，却是一个叫做Edward Blum的白人创办的一个民间机构。
这个Edward Blum一直把平权法案视为眼中钉，认为这个法案对白人造成了反向歧视。
他曾经代表白人学生发起过十多次诉讼，而他的最终目的就是废除平权法案，在美国社会继续维持白人的特权。
这一次的诉讼，其实是在2015年就提了出来，只不过在奥巴马政府时期被搁置了下来。
特朗普上台前曾经许诺过要对平权法案作出改变，这一次美国司法部重启对哈佛大学的调查，可以看成是特朗普在兑现他的选举承诺，也可以看成是美国社会正在发生变化的无数迹象和信号中的一个。
当初很多华人选民之所以支持特朗普，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出于对平权法案损害华人子女教育平等的担忧和愤怒。
在一个社会里，如何平衡平等和正义之间的关系？可能不会有一个完美的答案。
如何改变哈佛对亚裔学生人数设限的做法？也很难找到一个完美的做法。
可是我知道的是，一旦“平权”的理念真的被抛弃，一旦美国重新变成一个对弱势群体没有丝毫保护和照顾意识的国家，真正得到维护的绝对不会是华人的利益。
这次调查哈佛的真正目的，是废除平权行动，消除这个原本深入人心的理念，让白人重新夺回他们已经失去的权利。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这次看起来轰轰烈烈的华人反歧视运动，其实不过是华人被当枪使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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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整件事背后的是非曲直非常复杂，不是一个简单的“歧视亚裔”、“歧视华人”可以概括的。
其中涉及到两个核心问题：
第一，是在一个社会里，如何处理平等和正义的关系。
第二，在一个白人和黑人互相争权夺利的社会里，亚裔和华人往往难免被当成枪使的命运，这一次就是特朗普政府把华人当枪使的典型例子。
客观地说，包括哈佛在内的美国顶尖大学，在录取新生时一贯的做法的确存在对亚裔不太平等的现象。
最实锤、也是被引用最广泛的证据，就是SAT成绩的差异。
美国大学本科录取新生，都要看SAT考试的成绩，就好像申请研究生要看托福和GRE成绩一样。
有调查发现，在很多顶尖大学，亚裔学生平均要比白人学生的SAT成绩高出140分左右，才能获得同等的待遇。
这140分，就被有些人称为“亚裔税”，Asian Tax，意思是身为亚裔，就必须要交这样的智商税。
为什么要这样区别对待？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亚裔学生太聪明了，考试太厉害了，总体上亚裔孩子的考分要比白人和黑人以及其他族裔高出一大截。
亚洲有五十多个国家，因此亚裔也是一个十分庞大但是又模糊不清的概念。但是在涉及到考试和教育上，考分高的主要是中日韩三个东亚国家的孩子，其中又以华裔考生人数最为庞大。
东亚国家历来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到了美国的中国移民，更是倾尽全力、不计代价要把孩子送进顶尖名校，从而达到改变自身社会地位、冲破阶层壁垒的目的。
再加上另外一支庞大的华人力量——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学生，人数就更加可观。
因此，这样区别性对待，受害最大的当然就是华人。
如果大学录取新生时不考虑种族因素，所有族裔的考生按照一样的标准选拔，那么，尽管亚裔在全美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非常小，但是却可能占掉顶尖学校里绝大多数的新生名额。
而且，随着中国移民和亚裔人口的上升，这样的趋势还可能愈演愈烈。
面对这样的形势，美国的大学和中学通常有两种做法。
第一种，是在录取的时候完全不考虑申请者的种族因素，所有人参照一样的标准，不对亚裔和华人做任何人为限制。
在这样的学校里，华人和亚裔学生很自然地就成为了大多数。
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是纽约最好的精英私立高中史岱文森中学（Stuyvesant High School）。
纽约市教育局的网站上每年都有全市每一所学校录取新生的各项统计，从上面可以查到史岱文森中学2017年的新生里，亚裔占了惊人的72.25%，白人只有17.78%，黑人更是只有0.8%。
要知道，整个纽约的人口里，亚裔不过只占10%多一点。
另一个代表是加州的伯克利大学。早在2007年，《纽约时报》就专门写过伯克利的华人新生越来越多的现象，把这所学校称为“小亚洲”。
文章里有这么一段：
“在广场、自助餐厅、教室、自习室、宿舍甚至是快餐店里，到处都能听到中文。普通话就像是这所大学的背景音乐，夹杂在广东话、英语、西班牙语等其他语言和源源不绝的施工声里……对于很多学生来说，中文是他们的第一语言。”
那一年，伯克利的亚裔新生比例，占到了40%以上。
还有一个典型代表，是哥伦比亚大学。了解哥大的人，大概都对学校里中国学生人数之多有些了解，其中尤以统计系为甚。
2015年，曾经有人把哥大统计系的学生名单发到网上，我当时统计了一下，总人数231人，其中名字一看就是中国人的有190人，占82%；如果把看起来像日韩港台的名字都算在一起，也就是所谓的亚裔，则占总人数将近90%。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在加州一些华人多的小城市，有不少白人孩子因为在中学里竞争不过华人孩子，压力太大，所以只能全家搬到华人少的地方。
第二种做法，就是以哈佛大学为代表，在录取的时候针对亚裔和华裔做一些人为的限制，提高亚裔孩子的入学门槛，强行把新生总人数里的亚裔比例降下来。
也就是说，一个亚裔孩子在申请哈佛的时候，他需要竞争的对手是其他所有的亚裔——即使他的分数要远远超过白人和黑人孩子，但只要比其他亚裔孩子的分数低，他仍然没有进哈佛的机会。
另一个代表是密歇根大学。有统计发现，2005年入读密歇根大学的亚裔学生，录取率只有54%，而黑人和西语裔学生的录取比例则分别是71%和79%。
而这些亚裔学生的SAT成绩中位值，要比西语裔学生高出140分，比黑人学生更是要高出240——要知道SAT的总分也才只有1600分。
每10个申请该校的亚裔学生，只有5个人能被录取；每10个申请的黑人孩子，则有7个人能被录取。
尽管这10个亚裔孩子的考分，全部要比那10个黑人孩子的考分高出很多。
造成的结果就是，亚裔孩子进好大学的难度，要比其他族裔高得多，简直就是地狱级的难度。
我有朋友的孩子SAT考了1540分仍然闷闷不乐，因为这意味着他进不了哈佛。这个分数，给黑人孩子和白人孩子是高枕无忧的高分，而对于华人孩子来说，则是“Asian fail”，亚裔式失败。
当然，采取第二种做法的学校，绝对不会公开承认这么做，不会承认针对每个族裔有一个“配额”，一旦承认就会给自己惹来无穷无尽的麻烦。
所以在实际操作中，他们会找出各种各样的借口，设置其他的选拔标准，比如说SAT成绩不是他们考核新生的唯一标准，比如说他们更看重的是动手能力、实践经验等等。
哈佛这二十多年亚裔学生申请人数大幅增加，但最后录取的新生中亚裔比例却一直稳定在20%左右、甚至略有下跌，就是最好的证明。
而后面的这些标准，很难量化，因此也很难找到不公平操作的证据——这就是哈佛大学这一类精英院校的阴险狡猾之处。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哈佛大学的这种操作，对亚裔存在明显的不平等，但这算不算歧视呢？
我个人觉得，是不算的。
首先，哈佛的出发点是为了保证学生的多元化文化背景，保证校园文化的多样性。这样做好不好，另当别论，但和歧视可能真的谈不上太大的关系。
其次，很多亚裔学生虽然擅长考试、考分很高，但的确存在背景雷同、缺乏个性的问题，因此常常会被认为是“千篇一律”。
有人就评价说，亚裔学生里，“每个人都参加过管弦乐团，或者会弹钢琴，每个人都会打网球，都希望成为医生，都写关于移民到美国的事”。
第三，我重点想说的是一个概念，叫Affirmative Action，中文一般翻译成“平权行动”。
这个概念大规模进入讨论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当时的总统肯尼迪提出黑人这样的少数族裔因为历史的原因在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得不到更好的发展机会，因此有必要给予他们额外的、倾斜性的照顾。
Affirmative Action后来被写进了1964年的“权利法案”，这几十年来一直是美国社会普遍认可的标准和做法。
“平权法案”对少数族裔、女性和其他弱势群体的保护涉及方方面面，不光是教育，还有工作、医疗、福利等等。
不用说，亚裔和华裔，也是平权法案和平权理念的受益者。
这种做法，翻译到中国，就是给少数民族考生的高考加分。
有一幅流传很广的漫画，可以很形象地说明这个问题。
左边的图表示Equality，意思是平等。这也是我上面提到的，以伯克利为代表的第一类学校的做法。
右边的图表示Equity，意思是公平正义，也就是以哈佛为代表的第二类学校的做法。
对于弱势群体予以照顾情有可原、值得提倡，体现的是一个社会的人道关怀和文明发展程度，是真正的公平。
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考虑到公平正义，虽然在现实中，情况往往是马太效应——富者恒富，掌握了更多的资源；穷者恒穷，永世难以翻身。
从美国社会的整体状况来看，由于平权理念的普及，针对弱势群体——女性、性少数者、残障人士等等——的各种显性歧视，在过去几十年已经大大减少。
举个例子来说，在公共场所设置方便残疾人出行的盲道等残障设施，就是平权理念的体现。
普通人并不需要这些设施，但我们并不介意占用公共资源和公共财政来设置这些设施，因为对于残障人士来说这些设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事关他们的出行便利和人身安全。
但是现在问题又来了：
当对弱势群体的照顾并不妨碍我们的利益时，我们一般不会太反对；但是在社会总体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假如对弱势群体的照顾妨碍了其他人利益时，又该怎么对待呢？
大学和中学的入学问题，就是这样一个零和游戏——录取学生的总人数总是有限的，照顾了弱势群体，势必就会减少其他群体的招生名额。
正因为如此，在美国不同意平权理念的也大有人在，争议和诉讼都很多。可以说，平权法案是这半个多世纪以来在美国争议最大的法律之一。
其中很多诉讼，就是像这次哈佛大学引起的麻烦一样，针对的是学校录取时基于种族因素所作出的特殊照顾。
只是在过去，提出争议的一般都是白人。
有意思的是，亚裔和华裔本来是属于平权法案保护的少数族裔，但是在教育问题上，亚裔和华裔却因为自身太过优秀，反而成为了“多数族裔”，成为了被牺牲的“受害者”。
这一次司法部对哈佛大学的调查，被摆出来作为例子的也是一个叫做Austin Jia的华裔学生。
可是且慢，这一次提起诉讼的，却是一个叫做Edward Blum的白人创办的一个民间机构。
这个Edward Blum一直把平权法案视为眼中钉，认为这个法案对白人造成了反向歧视。
他曾经代表白人学生发起过十多次诉讼，而他的最终目的就是废除平权法案，在美国社会继续维持白人的特权。
这一次的诉讼，其实是在2015年就提了出来，只不过在奥巴马政府时期被搁置了下来。
特朗普上台前曾经许诺过要对平权法案作出改变，这一次美国司法部重启对哈佛大学的调查，可以看成是特朗普在兑现他的选举承诺，也可以看成是美国社会正在发生变化的无数迹象和信号中的一个。
当初很多华人选民之所以支持特朗普，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出于对平权法案损害华人子女教育平等的担忧和愤怒。
在一个社会里，如何平衡平等和正义之间的关系？可能不会有一个完美的答案。
如何改变哈佛对亚裔学生人数设限的做法？也很难找到一个完美的做法。
可是我知道的是，一旦“平权”的理念真的被抛弃，一旦美国重新变成一个对弱势群体没有丝毫保护和照顾意识的国家，真正得到维护的绝对不会是华人的利益。
这次调查哈佛的真正目的，是废除平权行动，消除这个原本深入人心的理念，让白人重新夺回他们已经失去的权利。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这次看起来轰轰烈烈的华人反歧视运动，其实不过是华人被当枪使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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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华人的大学平权之争
8月初《纽约时报》爆料，美国司法部的内部文件显示，特朗普政权正准备对美国大学入学的平权政策(Affirmative Action)进行调查。随着媒体热议司法部此举的动机是为了维持白人权益，司法部发言人解释调查的重点是2015年5月由64个美国亚裔组织联合提出对哈佛大学的诉讼，指责哈佛的入学审核程序形成对亚裔学生不正当的歧视。
这则新闻仿佛为挺特朗普和反对美国大学平权的华人打了鸡血，但是美国司法部难道真的是为了亚裔伸张正义吗？有些评论家认为特朗普政权只是利用亚裔当挡箭牌，就像攻击大学平权政策的人士只是利用了亚裔的平权委屈，却不对亚裔在职场和商界面对的“竹子天花板”采取反制 。
也有民主党倾向的观察家分析，这个调查将由司法部里特朗普上台后、根据政党倾向任命的民权科新工作人员执行，而不是由通常负责涉及大学事务的教育机会科负责，因为前者保守右倾，后者开放左倾，用意是打压教育机会科的“前朝遗民”职业公务员，并借这个机会“肃清异己“，在背后破坏高等教育多元性。
而综合来讲，这则消息振奋了特朗普总统保守的群众基础，抓住了长期的平权怨怼。民主党及民权斗士认为，正值共和党议题在国会停滞不前之际，对平权政策的调查，为白宫提供了对中产阶级和中上阶级白人选民的策略性安抚。
美国高校的种族平权
美国平权运动，直译成“扶持行动”或者“肯定性行动”，又称积极平权、优惠性差别待遇等，是1960年代伴随非洲裔美国人民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等兴起的社会运动，主张在大学招生、政府招标等情况下照顾如少数种族、女性等弱势群体，保障他们不会在教育及工作方面受到歧视及不公平对待。
平权政策允许教育、就业、工程承包和医疗方案考虑少数群体的劣势而给予优待，其中以入学的种族因素考虑最富争议，也引起了“逆向歧视”的指控。
很多亚裔学生认为，他们正是“逆向歧视”的头号受害者。他们最常引用的数据是2009年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员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满分为1600分SAT标考中，亚裔学生必须比白人学生高出140分，比拉丁裔学生高出270分，比非洲裔学生高出450分，才能在入学申请过程中平起平坐。
但是普林斯顿研究院在2005年发布的另一个研究发现，没有种族平权措施，精英大学的非洲裔学生的录取率很可能会下降近三分之二，从33.7％下降到12.2％，拉丁裔学生的录取率可能会下降 一半，从26.8％下降到12.9％。
这个报告的作者也强调，废除种族平权后造成的录取率降低，会转化成劣势群体学生申请率和就学率的降低，将会对精英高校学生的种族分布结构造成更尖锐的长期影响。
支持和反对种族平权的人士，都喜欢引用另一个研究的数据，显示消除种族意识的入学政策将会使亚裔学生的入学人数急剧增加。支持平权的人认为这证明了非洲裔和拉丁裔学生需要“保护”，而反对平权的人认为这证明了亚裔学生的入学机会目前在平权措施阴影下受到压抑。
最常被引用的例子是加州理工学院，自从它纯粹采用学习成绩为入学审核标准后，亚裔学生的入学率从1992年的25％上升到2013年的43％。亚裔美国人只占加州人口的15％，却占了加州大学的学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如果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其他学校废除平权之后，亚裔学生在美国大学生的比例将远远超过他们在人口的比例。
所以亚裔的平权之争的关键问题：亚裔是平权政策的受惠者，还是受害者？
2015年美国教育部经过九年的调查，裁定普林斯顿大学的入学招生评选机制，虽然有时考虑种族或国籍等因素，属于合法提倡学生的多样性，并没有歧视亚裔学生。
美国教育部的理由是亚裔学生申请进入普林斯顿的困难，是因为每个人都很难进入普林斯顿。调查报告指出，普林斯顿有如此多的高素质申请者，因此拒绝许多优秀、即便有不完美成绩的申请者，而不太完美的申请学生中也有亚裔。
普林斯顿大学的资料显示，2010年次的本科有17563 名学生申请，录取1792名学生，录取率是10.2%。SAT I拿到满分2400的学生中有超过50％被拒。申请者中有超过6300名SAT的数学成绩达到了750分以上，超过4800名在SAT的字汇部分拿了750分以上的成绩，有5600名申请者的平均学分绩点为4.0（满分）或更高。
美国教育部同意普林斯顿的辩解，不用量化的分界线划分学生：即使某些学生的高中和标准考试成绩不达标，并不意味着申请者自动被排除，招生部门还会根据学生的其他素质和整体实力来考核，其中有些这类的申请者是亚裔。2010年次的录取学生中，有不少亚裔学生的学校成绩和标考成绩，低于没有拿到入学许可的不是亚裔背景的学生。
美国教育部站在普利斯顿一边的立场，震惊了很多反对种族平权的亚裔代表，因为在他们看来，亚裔的超高标考指数和常春藤盟校持平不升的亚裔录取率，似乎是不容动摇的“逆向歧视”铁证！
平权主义分裂美国亚裔的利益
听到美国司法部重新调查亚裔平权歧视的消息，美国亚裔都在派对狂欢，庆祝特朗普为他们喉舌吗？所有美国种族群体中，高校平权政策的去留，在亚裔族群中引起最大的关注，但是也暴露了以往习惯抱团的“亚裔群体”内部出现的严重分裂，尤其以从中国来的新移民，和相对已经融入“亚裔族群意识”的老移民之间的冲突。
新华人移民正处于美国亚裔的分裂线。
我常常和MSNBC华裔主播吕勇诗（Richard Lui；前CNN主播）谈到历来亚裔美国人对于平权的看法。他自从1992年的罗德尼•金在洛杉矶的种族动乱以来，一直关注种族问题，一手报道最近在弗格森、巴尔的摩、纽约、加州各地，和国际上的种族冲突，并致力于提高亚裔在美国社会能见度的各种活动和讨论，在过去15年经常在美国和海外就这些话题发表演说。
我问吕勇诗目前亚裔群体对于平权政策的看法。他说：
“教育平权政策的精神主要为了实现两个目标：一为缺乏教育资源的劣势族群提供教育机会; 二让所有学生在校园更广泛地接触到不同人群和观点。但是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其实在许多情况下，潜在的社会经济指标对达成这些目标更为有关，种族背景却变成主要的关键。
美国亚裔对这个问题主要有两种看法：
头一种观点认为平权政策限制了亚裔学生的数量，跟白人、拉丁裔和非洲裔的学生比较起来，亚洲学生在入学标准考试必须要高出30％至50％才有同样的入学机会。
第二种观点认为，平权政策曾经提高亚裔的大学入学率，让早期的亚裔人口有上大学的机会。但是有人会说，‘即使在早期的移民潮中，亚裔的学习成绩本来就好。’实际上，根据美国亚裔奖学金基金会在2008年的调查结果显示，接近50％的亚裔学生在社区学院学习，这显示了亚裔是‘模范少数族群’的刻板印象并不真切。这个报告显示了亚裔也是平权政策的受惠者。”
我想，亚裔内部利害冲突不但反映了代际的区别，也因为这个群体中的多样性。在亚太裔的群体里，声音很多，但不协调，反映了这个群体的大量原籍国（49个起源国）、语言文化、及教育、经济背景的差异。
2010年美国人口普查显示，美国有17321万名亚裔 (包括有亚洲血统的多种族美国人），占美国总人口的5.6％，其中华人居冠（367万人），其次是菲律宾人（341万人）、印度人（318万人）、越南人（173万人）、韩国人（170万人）和日本人（130万人）。根据人口普查局的统计，亚洲裔美国人的总人口从2000年到2010年增长了46％，是美国增长最多的主要种族群体。
美国人口调查局的数据显示，2015年美国华人（不包括台湾）有476万，占全美人口1.2%。因此在传统的政治运作中，自然必须靠着与亚裔抱团才能形成势力。中国新移民的热潮，正好赶上美国亚裔企图摆脱传统不吭声的“模范少数”的刻板印象，但是随着这些社区团体整合资源，他们之间的分歧也越来越尖锐。亚裔学生在标准化测试中有不同的成绩，在选择性入学申请过程中具有不同程度的竞争力。
2015年5月，亚裔教育联盟（核心发起人是中国人）连同其他63个组织，向美国教育和司法部提出了对哈佛的投诉，要求联邦政府调查高校在招生过程中“非法种族歧视”。2016年，亚美教育联盟发起了另一个针对耶鲁和其他两所常春藤盟校的“种族平权歧视”诉讼。
亚裔教育联盟认为，亚裔是大学入学中受到基于种族的平权行动影响最大的种族群体，因为它不公平，造成种族紧张局势。这种平权政策对家境好的非洲裔和拉丁裔学生有利，却牺牲了贫穷或劣势经济条件下的亚裔或白人。“亚裔美国人一般支持种族中立的平权政策作为在大学入学的辅助参考，以帮助实现多元校园，但是必须是以客观评价申请人的社会经济情况为依据，其执行不会显着损害美国的‘贤能政治’，和有效改善弱势社区的教育成果。”
但是，亚美教育联盟所声称的“亚裔美国人”立场真的代表大部分亚太裔的看法吗？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对于反对种族教育平权发言声浪最高的是中国来的“新移民”，有不少有经济能力把孩子送到美国念高中或本科，或是以投资移民的方式来到美国，和老移民的“经济弱势群体”有别，并且背后有着“中国崛起”的语境。他们组织的方式是透过微信，因此美国英语媒体有时候可能会低估他们的影响力。
同时美国的亚裔群体里也有另一个声浪支持种族平权主义，基本上有两类：一类是曾经或现在可以受惠种族平权的群体，另一类是具有多元文化意识的社区运动人士和高校教育者。
去年美国最高法院对“费雪vs德州大学”一案作出的判决，基本上支持德州大学，裁定为了增加校园的多样性，大学可以继续在招生决定过程中考虑种族因素。在该案听审期间，美国亚裔推进正义联盟、美国亚裔法律辩护与教育基金会、和美国亚太律师协会，以“法庭之友”的身份分别提交了三份法庭简报，敦促最高法院支持德州大学的平权政策。
这些简报代表了160多个亚太组织对于高等教育平权政策的立场，涵盖亚太裔社区背景的巨大差异，包括阿拉伯、菲律宾、日本、中国、韩国、南亚、东南亚和太平洋岛民组织。此外，简报还代表了53名高校教授和官员对平权的支持。
美国亚裔推进正义联盟的司法诉讼主任当时说：“为了服务于社区最脆弱的成员，我们组织的范围包括从大型的泛亚全国性组织和专业协会，也有学生和基层组织。明确显示亚太裔绝大多数支持考虑种族因素的招生政策，不会被利用来作为剥夺其他种族群体权利的幌子。”
这些亚裔组织提交的法庭简报指出，在不考虑种族因素的情况下，美国大学无法对申请者进行全面评估。在经过一个世纪的歧视和排斥之后，种族意识的平权方案打开了亚太裔学生的高等教育大门，并继续使许多面临重大教育障碍的亚太裔学生受益匪浅。
对于支持种族平权的亚太组织而言，团结这个族群必须正视美国亚太裔群体中的教育程度差距很大。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的数据，苗族（在中国称苗族，越南称为赫蒙族，多数因战争原因来美避难——编注）、柬埔寨、老挝和越南裔美国人的受教育水平，在美国亚太裔中最低，与拉丁裔和非洲裔美国人相似。只有61%的苗族后裔拥有高中文凭，只有12%的老挝后裔毕业于大学。
对于强势的中国新移民来说，可能很难体会亚太裔在美国移民史的经历，或是认同亚太族群内部成员的多元。或许正是因为这种错综复杂的历史情境，作为第三代华人移民后裔的吕勇诗可以感到两种观点的冲击：
“来自像中国的新移民，正面临这样的多层次的背景。可能对于来自海外的（高校）申请人来说，不能诉诸他们的文化直觉。当我的母亲从中国来时，她非常努力，进入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受惠于平权政策中的一种：‘可承担的学费’。我的父亲上了旧金山州立大学，是他的家庭中少数上过大学的人，也受惠于平权政策中的一种：‘可承担的学费’。学费仍然昂贵，但是这或许是他八个姐妹都没（钱）上大学的代价。”
美国亚太裔内部的观点分歧，在加州的平权运动里最为凸显。加州在1995年废除了公立的加州大学及其九个校区录取学生的平权政策。1996年加州用公投的方式废除了包括教育、就业、政府招标等各方面的平权措施。2014年加州参议会通过一项恢复平权的提案，在关于平权法案的激烈辩论期间，主张恢复平权措施的美国亚太裔组织，很惊讶于中国来的新移民的反对声音。
美国大众看平权
根据2016年七月初盖洛普的民调显示，70%的美国人认为大学应该仅凭学生实力来进行入学审核，而不是考虑申请学生的种族背景。这些调查结果表明，美国人不同意最高法院2016年在“费雪vs德州大学”控诉作出的裁决。法院基本上裁定，为了增加校园的多样性，大学可以继续在招生决定过程中考虑种族因素。
盖洛普此前曾在2003年、2007年和2013年的少数民族权利与民主选举调查中提出同样的问题，结果显示自2003年以来美国大众的观点一直保持稳定。
而在2016年盖洛普 与《高等教育内幕》的合作调查，也提出了一个略有不同的问题，直接关注了“费雪vs德州大学”的最高法院裁决，结果显示65％不赞成，只有31％赞成最高法院的裁决。
以4比3的比例，最高法院的多数法官对“费雪vs德州大学” 一案裁定，如果所有其他扶持策略都失败，那么寻求多元化学生构成的大学，只好在入学时考虑种族因素。即使如此，大学只能使用种族作为入学决定的考虑因素之一。换句话说，美国大学可以合法地采用综合评估的方式，考虑到申请者的学业成绩、地理位置、想学的主修、生命经历、以及种族背景等等。
也正是这种“综合评估”的方式，给予美国大学机动性的余地，因此很难证明一个具有竞争意识的入学政策，是否歧视学生的整个种族群体。
盖洛普的研调也显示，白人、黑人和拉丁裔之间存在差异，仅有22%的白人和29%的拉丁裔支持在大学入学决定中考虑种族因素，相较于44%的黑人表示支持种族平权。然而即便如此，研调报告认为这也显示，超过半数的黑人支持废除种族性的平权主义。
但是，许多引用这个盖洛普民调的文章，忽略了2014年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不同结果：63%的美国人赞同旨在增加大学校园黑人和少数民族学生人数的平权措施，与2003年皮尤民调的结果几乎相同。
皮尤中心同时指出，这些数字反映了种族和党派的鸿沟。虽然大多数（55％）的白人支持大学入学的平权政策，相比之下，84％的非洲裔和80％的拉丁裔表示赞同。 近八成（78％）民主党人和62％的独立人士支持平权，而共和党人有 50％反对种族平权，43％支持。
因此，盖洛普和皮尤这两个调查之间的差距，可能关系到抽样的人群是否真实反映了当前美国社会人口种族的结构。盖洛普和皮尤的研调，都没有分开显示亚裔美国人的看法。
根据美国亚裔推进正义联盟和其他组织在2016年对美国亚裔选民调查中，64％的受访者表示赞成“旨在帮助黑人、妇女和其他少数民族获得更多高等教育的平权措施”，只有25％的受访者表示反对。
中国学生和饼干模子
几乎赞成和反对种族平权的声音，都同意大学校园多元化本身是件好事，而美国最高法院早就认定学生多样性在教育中不容否认的价值，但是对于多样性的定义，以及大学如何追求这种多样性却是富有争议。
《纽约时报》在上周发布最新的研究显示，自从实施平权政策以来的最近35年间（1980-2015），美国大学校园的非洲裔和拉丁裔学生占比，和这些族群在人口中的比例，之间的距离反而更大了。比方说，黑人新生在精英学校的份额自1980年以来几乎没有变化，只占新生全体的6％，但是黑人在美国大学学龄人口中却占了15％。这之间将近10%的差别，比1980年时的7%差距还高。
用1980年为基础线，不论是常春藤盟校，或是加州大学系统，过去35年间亚裔 学生在录取学生中的占比，远超过亚裔在人口中的比例，为所有种族群体之冠。
针对种族的平权政策是否达成校园多样化的目标，吕勇诗认为：“平权措施似乎没有实现其绝对目标，数据显示，许多顶尖学校的在实施平权后变得更不多元。这些数字可能处在一个真空中，因为在实施平权政策的近几十年来，经济差距与教育差距仍然同步，‘毒品战争’和入狱监禁率，在同一时期内飙升。然而问题仍然是：如果没有诸如平权政策的方案，数字会更糟吗？”
吕勇诗认为，美国精英大学在考虑种族平权时，近年来也推动校园的国际化。因此今日大量的申请学生来自中国和印度，如果大学入学考查时把他们“归类”，那他们算是“国际学生”？还是“美国亚裔”？ 每所学校的标准不同。
“平权措施遭评的原因之一是，每所学校的实施政策不一致，也就是说，政策是主观、没有规范的。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三分之二以上的高校说它们不使用种族作为评估申请学生的指标。”
我想，华人对于种族平权政策之争的热度关注，除了重视教育的传统之外，也反映了近年来中国留学生的激增。根据国际教育研究院(IIE)发布的数据，去年美国高校的国际学生人数增长了7.1％，达到了2015-16学年的100万。中国来的学生数量居冠 (328547) ，占美国所有国际入学人数的31.5%。
根据启德教育的《中国学生低龄留学白皮书》数据显示，2012到2015年之间，出国读本科、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学生占比增加了17%，由2012年的23%增长到2015年的40%。而4年间出国读本科的学生群体增幅明显，达到11%~14%。
中国赴美低龄留学生的年龄越来越小，2015年赴美中学生数量是2013年的1.5倍。越来越多的小留学生选择在高中、初中甚至小学就走出国门。
这些现象的综合效应，必定造成中国留学生之间申请美国大学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新东方发布的《2016中国留学白皮书》引用了教育部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学生的标准化成绩（如托福、SAT等）逐步飙升，导致申请竞争难度增加，越来越难脱颖而出。
不幸的是，这些好得吓人的标考成绩，只是加强了美国学界历来对东方学生擅长死背强记，却缺乏口语、写作和独立思辨能力的刻板印象。
上周前《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约翰•庞夫雷发文指出：美国大学正面临中国学生过多的“危机”，造成教授和其他学生的困扰，因为数以千计的中国学生缺乏教育基础、语言能力、以及接受美国教育所需的关键能力，却充斥了美国校园。许多学生几乎完全靠着他们父母的支付能力，而在美国大学获得了一席之地。
金融风暴后缺钱的美国大学把中国市场当成现金牛，积极向中国招揽学生，比方说明尼苏达大学在 2007年只有150名中国学生，到今年9月份将有近3000名入学，占新生总数的50%。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在2000年只有37名中国来的本科生，今年估计将超过3000名，被戏称为“伊利诺伊中国大学”。大部分的中国学生都是缴全额学费。
庞夫雷还引用了许多读者已经耳熟能详的第三方数据：许多中国学生雇佣枪手代考SAT和托福，90％来自中国的推荐函是假的，70％的自传是由别人代笔，50％的高中成绩单是伪造的。2012年对25000名有兴趣来美国学习的中国学生进行的调查发现，英语能力实际上在下降，三分之二学生不具备在美国学习的英语能力。
而到了美国学习的中国学生，在校园里只跟其他中国学生混。
当然，庞夫雷文章并没有谈到常春藤盟校的中国学生素质，而反平权的华人可以指责这种延续对中国学生的刻板印象正是造成“逆向歧视”的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学生在美国面临严重的形象问题。另外，支持平权的亚裔人士，包括最近在《纽约客》杂志发文的亚裔哈佛法学院教授，都指出亚裔学生在入学审核中最常被批评的弱点是“缺乏区分性”。
不代表亚裔的反平权组织“公平招生”，目前正透过美国信息自由法要求普林斯顿大学公开最敏感的招生文件，包括个别学生档案和关于学校评估和选择新生班的资料。根据美国媒体BuzzFeed News获得的文件显示，普林斯顿大学招生官员反复写道：亚裔的申请者之间难以区分，经常用的字眼是；“司空见惯的简历”，或是“标准预科型”或“难以突出”。普林斯顿正极力诉讼阻止公开招生的文档，并且辩解亚裔之外的学生也有拿到类似“司空见惯的简历”的评估。
整体而言，考虑种族因素的平权政策，由于标准的多样和模糊，给予美国大学很大的调度空间，一般认为除非经由立法程序，如果仅仅依照法院判例，可能一时很难颠覆。
而反对平权的华人，最常引用“逆向歧视”证据是精准的标考成绩。中国申请学生的不断激增，特别是对于常春藤盟校和其他一线名校的热衷，加上媒体对于中国学渣扎堆涌现美国校园乱象的报道，势必使得优秀的中国学生更难突出。
当中国家长和学生怪罪平权政策之际，为了避免“饼干模子”之讥，恐怕还得问：对标考成绩的强调，和连带的“补习班思维”，似乎在争取一种量化评估的教育方式，是不是越来越像被他们摒弃在后的中国高考制度？
这则新闻仿佛为挺特朗普和反对美国大学平权的华人打了鸡血，但是美国司法部难道真的是为了亚裔伸张正义吗？有些评论家认为特朗普政权只是利用亚裔当挡箭牌，就像攻击大学平权政策的人士只是利用了亚裔的平权委屈，却不对亚裔在职场和商界面对的“竹子天花板”采取反制 。
也有民主党倾向的观察家分析，这个调查将由司法部里特朗普上台后、根据政党倾向任命的民权科新工作人员执行，而不是由通常负责涉及大学事务的教育机会科负责，因为前者保守右倾，后者开放左倾，用意是打压教育机会科的“前朝遗民”职业公务员，并借这个机会“肃清异己“，在背后破坏高等教育多元性。
而综合来讲，这则消息振奋了特朗普总统保守的群众基础，抓住了长期的平权怨怼。民主党及民权斗士认为，正值共和党议题在国会停滞不前之际，对平权政策的调查，为白宫提供了对中产阶级和中上阶级白人选民的策略性安抚。
美国高校的种族平权
美国平权运动，直译成“扶持行动”或者“肯定性行动”，又称积极平权、优惠性差别待遇等，是1960年代伴随非洲裔美国人民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等兴起的社会运动，主张在大学招生、政府招标等情况下照顾如少数种族、女性等弱势群体，保障他们不会在教育及工作方面受到歧视及不公平对待。
平权政策允许教育、就业、工程承包和医疗方案考虑少数群体的劣势而给予优待，其中以入学的种族因素考虑最富争议，也引起了“逆向歧视”的指控。
很多亚裔学生认为，他们正是“逆向歧视”的头号受害者。他们最常引用的数据是2009年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员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满分为1600分SAT标考中，亚裔学生必须比白人学生高出140分，比拉丁裔学生高出270分，比非洲裔学生高出450分，才能在入学申请过程中平起平坐。
但是普林斯顿研究院在2005年发布的另一个研究发现，没有种族平权措施，精英大学的非洲裔学生的录取率很可能会下降近三分之二，从33.7％下降到12.2％，拉丁裔学生的录取率可能会下降 一半，从26.8％下降到12.9％。
这个报告的作者也强调，废除种族平权后造成的录取率降低，会转化成劣势群体学生申请率和就学率的降低，将会对精英高校学生的种族分布结构造成更尖锐的长期影响。
支持和反对种族平权的人士，都喜欢引用另一个研究的数据，显示消除种族意识的入学政策将会使亚裔学生的入学人数急剧增加。支持平权的人认为这证明了非洲裔和拉丁裔学生需要“保护”，而反对平权的人认为这证明了亚裔学生的入学机会目前在平权措施阴影下受到压抑。
最常被引用的例子是加州理工学院，自从它纯粹采用学习成绩为入学审核标准后，亚裔学生的入学率从1992年的25％上升到2013年的43％。亚裔美国人只占加州人口的15％，却占了加州大学的学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如果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其他学校废除平权之后，亚裔学生在美国大学生的比例将远远超过他们在人口的比例。
所以亚裔的平权之争的关键问题：亚裔是平权政策的受惠者，还是受害者？
2015年美国教育部经过九年的调查，裁定普林斯顿大学的入学招生评选机制，虽然有时考虑种族或国籍等因素，属于合法提倡学生的多样性，并没有歧视亚裔学生。
美国教育部的理由是亚裔学生申请进入普林斯顿的困难，是因为每个人都很难进入普林斯顿。调查报告指出，普林斯顿有如此多的高素质申请者，因此拒绝许多优秀、即便有不完美成绩的申请者，而不太完美的申请学生中也有亚裔。
普林斯顿大学的资料显示，2010年次的本科有17563 名学生申请，录取1792名学生，录取率是10.2%。SAT I拿到满分2400的学生中有超过50％被拒。申请者中有超过6300名SAT的数学成绩达到了750分以上，超过4800名在SAT的字汇部分拿了750分以上的成绩，有5600名申请者的平均学分绩点为4.0（满分）或更高。
美国教育部同意普林斯顿的辩解，不用量化的分界线划分学生：即使某些学生的高中和标准考试成绩不达标，并不意味着申请者自动被排除，招生部门还会根据学生的其他素质和整体实力来考核，其中有些这类的申请者是亚裔。2010年次的录取学生中，有不少亚裔学生的学校成绩和标考成绩，低于没有拿到入学许可的不是亚裔背景的学生。
美国教育部站在普利斯顿一边的立场，震惊了很多反对种族平权的亚裔代表，因为在他们看来，亚裔的超高标考指数和常春藤盟校持平不升的亚裔录取率，似乎是不容动摇的“逆向歧视”铁证！
平权主义分裂美国亚裔的利益
听到美国司法部重新调查亚裔平权歧视的消息，美国亚裔都在派对狂欢，庆祝特朗普为他们喉舌吗？所有美国种族群体中，高校平权政策的去留，在亚裔族群中引起最大的关注，但是也暴露了以往习惯抱团的“亚裔群体”内部出现的严重分裂，尤其以从中国来的新移民，和相对已经融入“亚裔族群意识”的老移民之间的冲突。
新华人移民正处于美国亚裔的分裂线。
我常常和MSNBC华裔主播吕勇诗（Richard Lui；前CNN主播）谈到历来亚裔美国人对于平权的看法。他自从1992年的罗德尼•金在洛杉矶的种族动乱以来，一直关注种族问题，一手报道最近在弗格森、巴尔的摩、纽约、加州各地，和国际上的种族冲突，并致力于提高亚裔在美国社会能见度的各种活动和讨论，在过去15年经常在美国和海外就这些话题发表演说。
我问吕勇诗目前亚裔群体对于平权政策的看法。他说：
“教育平权政策的精神主要为了实现两个目标：一为缺乏教育资源的劣势族群提供教育机会; 二让所有学生在校园更广泛地接触到不同人群和观点。但是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其实在许多情况下，潜在的社会经济指标对达成这些目标更为有关，种族背景却变成主要的关键。
美国亚裔对这个问题主要有两种看法：
头一种观点认为平权政策限制了亚裔学生的数量，跟白人、拉丁裔和非洲裔的学生比较起来，亚洲学生在入学标准考试必须要高出30％至50％才有同样的入学机会。
第二种观点认为，平权政策曾经提高亚裔的大学入学率，让早期的亚裔人口有上大学的机会。但是有人会说，‘即使在早期的移民潮中，亚裔的学习成绩本来就好。’实际上，根据美国亚裔奖学金基金会在2008年的调查结果显示，接近50％的亚裔学生在社区学院学习，这显示了亚裔是‘模范少数族群’的刻板印象并不真切。这个报告显示了亚裔也是平权政策的受惠者。”
我想，亚裔内部利害冲突不但反映了代际的区别，也因为这个群体中的多样性。在亚太裔的群体里，声音很多，但不协调，反映了这个群体的大量原籍国（49个起源国）、语言文化、及教育、经济背景的差异。
2010年美国人口普查显示，美国有17321万名亚裔 (包括有亚洲血统的多种族美国人），占美国总人口的5.6％，其中华人居冠（367万人），其次是菲律宾人（341万人）、印度人（318万人）、越南人（173万人）、韩国人（170万人）和日本人（130万人）。根据人口普查局的统计，亚洲裔美国人的总人口从2000年到2010年增长了46％，是美国增长最多的主要种族群体。
美国人口调查局的数据显示，2015年美国华人（不包括台湾）有476万，占全美人口1.2%。因此在传统的政治运作中，自然必须靠着与亚裔抱团才能形成势力。中国新移民的热潮，正好赶上美国亚裔企图摆脱传统不吭声的“模范少数”的刻板印象，但是随着这些社区团体整合资源，他们之间的分歧也越来越尖锐。亚裔学生在标准化测试中有不同的成绩，在选择性入学申请过程中具有不同程度的竞争力。
2015年5月，亚裔教育联盟（核心发起人是中国人）连同其他63个组织，向美国教育和司法部提出了对哈佛的投诉，要求联邦政府调查高校在招生过程中“非法种族歧视”。2016年，亚美教育联盟发起了另一个针对耶鲁和其他两所常春藤盟校的“种族平权歧视”诉讼。
亚裔教育联盟认为，亚裔是大学入学中受到基于种族的平权行动影响最大的种族群体，因为它不公平，造成种族紧张局势。这种平权政策对家境好的非洲裔和拉丁裔学生有利，却牺牲了贫穷或劣势经济条件下的亚裔或白人。“亚裔美国人一般支持种族中立的平权政策作为在大学入学的辅助参考，以帮助实现多元校园，但是必须是以客观评价申请人的社会经济情况为依据，其执行不会显着损害美国的‘贤能政治’，和有效改善弱势社区的教育成果。”
但是，亚美教育联盟所声称的“亚裔美国人”立场真的代表大部分亚太裔的看法吗？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对于反对种族教育平权发言声浪最高的是中国来的“新移民”，有不少有经济能力把孩子送到美国念高中或本科，或是以投资移民的方式来到美国，和老移民的“经济弱势群体”有别，并且背后有着“中国崛起”的语境。他们组织的方式是透过微信，因此美国英语媒体有时候可能会低估他们的影响力。
同时美国的亚裔群体里也有另一个声浪支持种族平权主义，基本上有两类：一类是曾经或现在可以受惠种族平权的群体，另一类是具有多元文化意识的社区运动人士和高校教育者。
去年美国最高法院对“费雪vs德州大学”一案作出的判决，基本上支持德州大学，裁定为了增加校园的多样性，大学可以继续在招生决定过程中考虑种族因素。在该案听审期间，美国亚裔推进正义联盟、美国亚裔法律辩护与教育基金会、和美国亚太律师协会，以“法庭之友”的身份分别提交了三份法庭简报，敦促最高法院支持德州大学的平权政策。
这些简报代表了160多个亚太组织对于高等教育平权政策的立场，涵盖亚太裔社区背景的巨大差异，包括阿拉伯、菲律宾、日本、中国、韩国、南亚、东南亚和太平洋岛民组织。此外，简报还代表了53名高校教授和官员对平权的支持。
美国亚裔推进正义联盟的司法诉讼主任当时说：“为了服务于社区最脆弱的成员，我们组织的范围包括从大型的泛亚全国性组织和专业协会，也有学生和基层组织。明确显示亚太裔绝大多数支持考虑种族因素的招生政策，不会被利用来作为剥夺其他种族群体权利的幌子。”
这些亚裔组织提交的法庭简报指出，在不考虑种族因素的情况下，美国大学无法对申请者进行全面评估。在经过一个世纪的歧视和排斥之后，种族意识的平权方案打开了亚太裔学生的高等教育大门，并继续使许多面临重大教育障碍的亚太裔学生受益匪浅。
对于支持种族平权的亚太组织而言，团结这个族群必须正视美国亚太裔群体中的教育程度差距很大。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的数据，苗族（在中国称苗族，越南称为赫蒙族，多数因战争原因来美避难——编注）、柬埔寨、老挝和越南裔美国人的受教育水平，在美国亚太裔中最低，与拉丁裔和非洲裔美国人相似。只有61%的苗族后裔拥有高中文凭，只有12%的老挝后裔毕业于大学。
对于强势的中国新移民来说，可能很难体会亚太裔在美国移民史的经历，或是认同亚太族群内部成员的多元。或许正是因为这种错综复杂的历史情境，作为第三代华人移民后裔的吕勇诗可以感到两种观点的冲击：
“来自像中国的新移民，正面临这样的多层次的背景。可能对于来自海外的（高校）申请人来说，不能诉诸他们的文化直觉。当我的母亲从中国来时，她非常努力，进入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受惠于平权政策中的一种：‘可承担的学费’。我的父亲上了旧金山州立大学，是他的家庭中少数上过大学的人，也受惠于平权政策中的一种：‘可承担的学费’。学费仍然昂贵，但是这或许是他八个姐妹都没（钱）上大学的代价。”
美国亚太裔内部的观点分歧，在加州的平权运动里最为凸显。加州在1995年废除了公立的加州大学及其九个校区录取学生的平权政策。1996年加州用公投的方式废除了包括教育、就业、政府招标等各方面的平权措施。2014年加州参议会通过一项恢复平权的提案，在关于平权法案的激烈辩论期间，主张恢复平权措施的美国亚太裔组织，很惊讶于中国来的新移民的反对声音。
美国大众看平权
根据2016年七月初盖洛普的民调显示，70%的美国人认为大学应该仅凭学生实力来进行入学审核，而不是考虑申请学生的种族背景。这些调查结果表明，美国人不同意最高法院2016年在“费雪vs德州大学”控诉作出的裁决。法院基本上裁定，为了增加校园的多样性，大学可以继续在招生决定过程中考虑种族因素。
盖洛普此前曾在2003年、2007年和2013年的少数民族权利与民主选举调查中提出同样的问题，结果显示自2003年以来美国大众的观点一直保持稳定。
而在2016年盖洛普 与《高等教育内幕》的合作调查，也提出了一个略有不同的问题，直接关注了“费雪vs德州大学”的最高法院裁决，结果显示65％不赞成，只有31％赞成最高法院的裁决。
以4比3的比例，最高法院的多数法官对“费雪vs德州大学” 一案裁定，如果所有其他扶持策略都失败，那么寻求多元化学生构成的大学，只好在入学时考虑种族因素。即使如此，大学只能使用种族作为入学决定的考虑因素之一。换句话说，美国大学可以合法地采用综合评估的方式，考虑到申请者的学业成绩、地理位置、想学的主修、生命经历、以及种族背景等等。
也正是这种“综合评估”的方式，给予美国大学机动性的余地，因此很难证明一个具有竞争意识的入学政策，是否歧视学生的整个种族群体。
盖洛普的研调也显示，白人、黑人和拉丁裔之间存在差异，仅有22%的白人和29%的拉丁裔支持在大学入学决定中考虑种族因素，相较于44%的黑人表示支持种族平权。然而即便如此，研调报告认为这也显示，超过半数的黑人支持废除种族性的平权主义。
但是，许多引用这个盖洛普民调的文章，忽略了2014年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不同结果：63%的美国人赞同旨在增加大学校园黑人和少数民族学生人数的平权措施，与2003年皮尤民调的结果几乎相同。
皮尤中心同时指出，这些数字反映了种族和党派的鸿沟。虽然大多数（55％）的白人支持大学入学的平权政策，相比之下，84％的非洲裔和80％的拉丁裔表示赞同。 近八成（78％）民主党人和62％的独立人士支持平权，而共和党人有 50％反对种族平权，43％支持。
因此，盖洛普和皮尤这两个调查之间的差距，可能关系到抽样的人群是否真实反映了当前美国社会人口种族的结构。盖洛普和皮尤的研调，都没有分开显示亚裔美国人的看法。
根据美国亚裔推进正义联盟和其他组织在2016年对美国亚裔选民调查中，64％的受访者表示赞成“旨在帮助黑人、妇女和其他少数民族获得更多高等教育的平权措施”，只有25％的受访者表示反对。
中国学生和饼干模子
几乎赞成和反对种族平权的声音，都同意大学校园多元化本身是件好事，而美国最高法院早就认定学生多样性在教育中不容否认的价值，但是对于多样性的定义，以及大学如何追求这种多样性却是富有争议。
《纽约时报》在上周发布最新的研究显示，自从实施平权政策以来的最近35年间（1980-2015），美国大学校园的非洲裔和拉丁裔学生占比，和这些族群在人口中的比例，之间的距离反而更大了。比方说，黑人新生在精英学校的份额自1980年以来几乎没有变化，只占新生全体的6％，但是黑人在美国大学学龄人口中却占了15％。这之间将近10%的差别，比1980年时的7%差距还高。
用1980年为基础线，不论是常春藤盟校，或是加州大学系统，过去35年间亚裔 学生在录取学生中的占比，远超过亚裔在人口中的比例，为所有种族群体之冠。
针对种族的平权政策是否达成校园多样化的目标，吕勇诗认为：“平权措施似乎没有实现其绝对目标，数据显示，许多顶尖学校的在实施平权后变得更不多元。这些数字可能处在一个真空中，因为在实施平权政策的近几十年来，经济差距与教育差距仍然同步，‘毒品战争’和入狱监禁率，在同一时期内飙升。然而问题仍然是：如果没有诸如平权政策的方案，数字会更糟吗？”
吕勇诗认为，美国精英大学在考虑种族平权时，近年来也推动校园的国际化。因此今日大量的申请学生来自中国和印度，如果大学入学考查时把他们“归类”，那他们算是“国际学生”？还是“美国亚裔”？ 每所学校的标准不同。
“平权措施遭评的原因之一是，每所学校的实施政策不一致，也就是说，政策是主观、没有规范的。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三分之二以上的高校说它们不使用种族作为评估申请学生的指标。”
我想，华人对于种族平权政策之争的热度关注，除了重视教育的传统之外，也反映了近年来中国留学生的激增。根据国际教育研究院(IIE)发布的数据，去年美国高校的国际学生人数增长了7.1％，达到了2015-16学年的100万。中国来的学生数量居冠 (328547) ，占美国所有国际入学人数的31.5%。
根据启德教育的《中国学生低龄留学白皮书》数据显示，2012到2015年之间，出国读本科、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学生占比增加了17%，由2012年的23%增长到2015年的40%。而4年间出国读本科的学生群体增幅明显，达到11%~14%。
中国赴美低龄留学生的年龄越来越小，2015年赴美中学生数量是2013年的1.5倍。越来越多的小留学生选择在高中、初中甚至小学就走出国门。
这些现象的综合效应，必定造成中国留学生之间申请美国大学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新东方发布的《2016中国留学白皮书》引用了教育部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学生的标准化成绩（如托福、SAT等）逐步飙升，导致申请竞争难度增加，越来越难脱颖而出。
不幸的是，这些好得吓人的标考成绩，只是加强了美国学界历来对东方学生擅长死背强记，却缺乏口语、写作和独立思辨能力的刻板印象。
上周前《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约翰•庞夫雷发文指出：美国大学正面临中国学生过多的“危机”，造成教授和其他学生的困扰，因为数以千计的中国学生缺乏教育基础、语言能力、以及接受美国教育所需的关键能力，却充斥了美国校园。许多学生几乎完全靠着他们父母的支付能力，而在美国大学获得了一席之地。
金融风暴后缺钱的美国大学把中国市场当成现金牛，积极向中国招揽学生，比方说明尼苏达大学在 2007年只有150名中国学生，到今年9月份将有近3000名入学，占新生总数的50%。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在2000年只有37名中国来的本科生，今年估计将超过3000名，被戏称为“伊利诺伊中国大学”。大部分的中国学生都是缴全额学费。
庞夫雷还引用了许多读者已经耳熟能详的第三方数据：许多中国学生雇佣枪手代考SAT和托福，90％来自中国的推荐函是假的，70％的自传是由别人代笔，50％的高中成绩单是伪造的。2012年对25000名有兴趣来美国学习的中国学生进行的调查发现，英语能力实际上在下降，三分之二学生不具备在美国学习的英语能力。
而到了美国学习的中国学生，在校园里只跟其他中国学生混。
当然，庞夫雷文章并没有谈到常春藤盟校的中国学生素质，而反平权的华人可以指责这种延续对中国学生的刻板印象正是造成“逆向歧视”的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学生在美国面临严重的形象问题。另外，支持平权的亚裔人士，包括最近在《纽约客》杂志发文的亚裔哈佛法学院教授，都指出亚裔学生在入学审核中最常被批评的弱点是“缺乏区分性”。
不代表亚裔的反平权组织“公平招生”，目前正透过美国信息自由法要求普林斯顿大学公开最敏感的招生文件，包括个别学生档案和关于学校评估和选择新生班的资料。根据美国媒体BuzzFeed News获得的文件显示，普林斯顿大学招生官员反复写道：亚裔的申请者之间难以区分，经常用的字眼是；“司空见惯的简历”，或是“标准预科型”或“难以突出”。普林斯顿正极力诉讼阻止公开招生的文档，并且辩解亚裔之外的学生也有拿到类似“司空见惯的简历”的评估。
整体而言，考虑种族因素的平权政策，由于标准的多样和模糊，给予美国大学很大的调度空间，一般认为除非经由立法程序，如果仅仅依照法院判例，可能一时很难颠覆。
而反对平权的华人，最常引用“逆向歧视”证据是精准的标考成绩。中国申请学生的不断激增，特别是对于常春藤盟校和其他一线名校的热衷，加上媒体对于中国学渣扎堆涌现美国校园乱象的报道，势必使得优秀的中国学生更难突出。
当中国家长和学生怪罪平权政策之际，为了避免“饼干模子”之讥，恐怕还得问：对标考成绩的强调，和连带的“补习班思维”，似乎在争取一种量化评估的教育方式，是不是越来越像被他们摒弃在后的中国高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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