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才”是指侍奉主人的仆人。“奴才”一词在春秋就已经出现了，是对下人的一种称谓！
明朝太监称为“厂臣”、“内臣”，大臣自称为“臣”，当时无“奴才”称谓。
清朝皇宫内的太监、侍女自称“奴才”。到雍正时期，此风蔓延，一些满人官宦人家的家仆、下人，也开始自称“奴才”。一是自我贬低，讨好主人；二是向汉人炫耀，自觉满人比汉人高贵。
清朝满人王公大臣在面对皇帝及皇帝妃嫔的时候，统统自称“奴才”，以显示自己对皇帝及妃嫔的忠诚。
至此，“奴才”便成了满人王公大臣及下人们邀宠的专用名词。
汉人大臣不称“奴才”，而称“臣”。
一些反应满清时期的影视剧中，可以看到汉官开口闭口也自称“奴才”，可见编剧、导演对历史知识的匮乏。
现在“奴才”一词，一般用于讽刺那些唯命是从、拍马奉承、没有反抗精神和自由思想的人。
由于在全社会提倡“服从”精神，“听话”被视为品行端正，故“奴才”数量的快速增长，是绝对不容置疑的事实。
母庸置疑，“奴才”们可能活的很滋润。
但“奴才”会被人鄙视。
思想自由，精神独立，是人类最可贵的美德。
陈寅恪先生题写在清华大学王国维先生纪念碑上的十个大字：“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永远铭刻在有风骨的知识分子心中。
陈寅恪（1890——1969），字鹤寿，江西义宁人。
其祖父陈宝箴（1831年——1900）为晚清名臣，维新派政治家。先后任浙江及湖北按察使、直隶布政使、兵部侍郎、湖南巡抚，深得两湖总督曾国藩赏识。一八九五年在湖南巡抚任内与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等办新政，开办时务学堂，设矿务、轮船、电报及制造公司，刊《湘学报》，被光绪帝称为“新政重臣”，是封疆大吏中唯一倾向维新变法的实权派风云人物。百日维新失败后，陈宝箴被罢黜。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去世。
陈寅恪幼小随其父、著名诗人陈三立，就读于南京家学思益小学堂，除继续学习四书五经外，同时接受英文、数学、地理、音乐、绘画等西学教育。因此，陈寅恪既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又有开阔的视野。
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二岁的陈寅恪随兄陈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光绪三十一年（1905）回国，就读上海复旦公学。宣统二年（1910），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民国七年（1918）冬，得江西官费资助，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梵文和巴利文。民国十年（1921），往德国柏林大学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学习中亚古文字和蒙古语。
他勤奋好学，具备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的能力，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研究西方文化，故其学识、见解，为国内外学人推重。
民国十四年（1925），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研究院，由胡适建议采用导师制，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人为导师，人称清华四大国学导师。民国十五年（1926）六月，三十六岁的陈寅恪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
民国十八年（1929），他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其深远的意义，与日月同辉。至今，令具有专制独裁思想的人胆战心惊，被视为洪水猛兽。
抗日战争爆发，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从长沙组成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西迁至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陈寅恪随校南迁至昆明。民国28年（1939）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陈寅恪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民国三十年（1941），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陈寅恪立即辞职闲居，坚拒日本当局四十万日元的教学委任。并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教于广西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直至抗战胜利。
一九四九年，陈寅恪任教于清华园，后到广州任教于岭南大学，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后，遂移教于中山大学。
陈寅恪治学严谨，在史学研究中硕果累累，对我国史学研究，贡献巨大。傅斯年对其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可见其卓然大家的学术成果。
一九五三年，中国科学院任命陈寅恪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
斯时，政治干预学术研究的风气，已经越来越严重。
因此，陈寅恪对科学院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纸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明确地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接受我的意见。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陈寅恪书生意气的风骨跃然纸上，其政治上淳朴率真的稚气也跃然纸上。
居然要求中国科学院的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居然还要求毛泽东或刘少奇亲自写条子允许此事！他老先生还要用他们的条子当证明书、作挡箭牌！
在世人眼里，这不仅是天大的笑话，简直就是疯了！
陈寅恪的这个正当要求，自然被断然拒绝。
陈寅恪也不是说着玩的，你不同意，我遂不就任。他悠然地仍任教于中山大学。
但悠然只能一时，祸根则就此埋下。
娘要嫁人可能有人能挡得住，天要下雨谁也挡不住。
浩劫来也！
谁也挡不住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也！
陈寅恪在劫难逃，决不能幸免。
“文革”妖风骤起，陈寅恪惨遭折磨。我想，一切肉体的迫害，他都能经受得住。但精神的残害，他经受不起。
陈寅恪病了。
他是中山大学的“走资派”，中国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是“牛鬼蛇神”、“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反动派”。
“文革”最大的特色，就是不需要罪行，罪名是可以任意加在每个人头上的。
陈寅恪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
助手被赶走，护士被撤除，工资被停发，存款被冻结。
迫害在变本加厉。
陈寅恪一生积攒的书籍、字画全部查封，手稿被掠。历尽千难万险，历经十几年战火侥幸保存下来的二十余封祖父陈宝箴的手札被劫走。财物丧失殆尽后，“革命者”把几个大高音喇叭放到他家窗前屋后，让其听取革命群众的怒吼批判，百般污蔑。
双目失明，且患严重心脏病的陈寅恪，惶惶不可终日。
致使陈寅恪与夫人唐筼，双双心脏病复发，倒地不起。
这还不算，一九六九年春节后，陈寅恪一家被扫地出门，迁至校园内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居住。此时陈寅恪已经极度衰弱，不能进食。偶有亲友偷偷登门拜望，无不凄然泪下。
绝望的老书生陈寅恪，面对病体严重、几乎瘫痪的夫人唐筼，悲凉无助，夫妻相对而泣。
受尽残忍折磨的陈寅恪，含着怨愤与痛楚，为夫人唐筼写下生命中最后一副挽联作品《挽晓莹》：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一九六九年五月五日下午，命如悬丝的陈寅恪，再次被造反派批斗，终至泪干泣血，口不能言。延至十月七日晨，陈寅恪在凄风苦雨中溘然长逝，年七十九岁。
一代史家，魂断荒诞。
十一月二十一日，夫人唐筼亦撒手人寰，随夫而去。
二人骨灰先存火葬场，后存公墓。直到三十四年后才合葬于庐山植物园。
墓碑旁的巨石上，刻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十个大字。
可是，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品格高贵的人，能有好死吗？
（注：部分材料来自网络）
2017.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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