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的恐惧

1949年，顾颉刚57岁。他没有走，留在上海复旦大学做教授。顾颉刚早年出身北大，是沐浴着五四的精神成长起来的，他在《古史辨》一册的自序中说过：“若是我不到北京大学来，或是子民先生等不为学术界开风气，”“要是不逢到《新青年》的思想革命的鼓吹，我的胸中积着许多打破传统学说的见解不敢大胆宣布。”五四精神鼓舞着顾颉刚，不仅仅是在学术思想上，而且包括他对社会生活的看法。作为学者，顾颉刚的学术道路与政治的关系并不大，但顾颉刚本人是受胡适、傅斯年、钱玄同等人的影响成长起来的，在精神上深信特立独行的原则。

1925年对由女师大学潮引起的北大同人内部的矛盾，顾颉刚曾致函胡适，劝他“不必与任何方面合作，要说话就单独说话，不要说话就尽守沉默。”（《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341页，中华书局版）可见当时顾颉刚对学术之外的事情，兴趣并不大。顾颉刚小胡适两岁，但对胡适本人极其恭敬，凡给胡适写信，均以学生自称。1927年，顾颉刚就说过：“我以10年来追随的资格，挚劝先生一句话。”（同上，428页）顾颉刚对胡适热衷政治很不理解，劝他：“我期望先生的事业完全在学术方面发展，政治方面就此截断了吧。”（同上，收8页）

顾颉刚和胡适过去的私谊极好，他们虽然是同龄人，但胡适对顾颉刚却有导师的作用，顾颉刚说过：“自从遇见了先生，获得了方法，又确定了目标，为学之心更加强烈。”（同上，531页）顾颉刚和傅斯年也是好友，但两人个性不合，顾颉刚也曾对胡适说过：“我和孟真，本是好友，但我们俩实在不能在同一机关做事，为的是我们俩的性质太相同了。”（同上，533页）

我说了这些顾颉刚和胡适、傅斯年的关系，是想说明一个意思，我们曾经有很长时期，把当年胡适、傅斯年留在大陆的好友，简单地认为和他二人分道扬镳，这既不符合他们之间的本来情形，也不近人情。刘起釪先生在《顾颉刚先生学述》一书中曾有许多文字述及顾颉刚与胡适、傅斯年的不同，但多数不能服人（刘起釪《顾颉刚先生学述》第258页；1986年5月中华书局版）。50年代顾颉刚在批判胡适的运动中，表过态，写过文章，这也是事实，但对顾颉刚的这种做法，今天的人们已经能够理解，因为当时作为一个年逾六十的老人，在那样的气氛下说点假话，也不违情理。

当年留在大陆的史学家，论和胡适的交情，有3个人最深，或者说，这3个人胡适对他们都有知遇之恩，一是吴晗，一是罗尔纲，还有就是顾颉刚，但3人中，只有吴晗没有写过批判胡适的文章。我个人理解，吴晗没有写，是因为当时以他的政治地位，如不是特殊情况，没有人再去运动他来表态。要是他还在大学教书，恐怕也不会不写。他们当时对胡适的批判，更多地映现了一个时代铺天盖地的政治狂澜，这狂澜中什么人情、礼法、师友、前辈统统化为乌有，剩下的只是惟一的政治标准。对顾颉刚来说，他的内心不仅是痛苦的，而且是恐惧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他同时代许多旧知识分子的心态。

1954年，顾颉刚由上海来到北京，很快和当时历史所的实际负责人尹达有了矛盾，一直闷闷不乐。作为学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虽然他不敢拍案而起，但他的痛苦却在日记中流露出来。1952年4月2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作《东向与南向》，久不作文矣，今乃得闲作得一篇，大非易事！”（顾灏《顾颉刚年谱》346页，中国社会科学版）可见当时顾颉刚的心态。1952年7月，顾颉刚参加了上海高校的思想改造运动和三反运动。对这些运动的真实感受，他在日记中说：“此次学习，可怕者三：天正热，不堪炎热，一也。刺激太甚，使予接连不得安眠，二也。开会太多，无写作自我批判的时间，三也。”（同上，347页）顾顿刚本是著名学者，但在50年代初期，他就处在这样一种恐惧中。他虽然尽量表态，尽可能按新时代的要求来批判自己，但在内心深处，他还是难认同的。他在一封信中说：“本年三反、五反、思想改造三种运动，刚无不参预，而皆未真有所会悟。所以然者，每一运动皆过于紧张迫促，无从容思考之余地。刚以前作《〈古史辨〉自序》，是任北大助教6年，慢慢读、慢慢想而得到的。因为有些内容，所以发生了廿余年的影响。今马列主义之精深博大，超过我《古史辨》工作何限，而工作同志要人一下就搞通，以刚之愚，实不知其为。……若不经渐悟之阶段而要人顿悟，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此实欺人之语耳。”（同上347页）

顾颉刚在50年代的表现，其实只是外在的，在内心里，他也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不得已而为之。这可以从他和童书业与杨向奎之间的一件事情看出。

童书业原是一个没有学历的人，曾在浙江图书馆做校对员，但童书业喜好读书研究。1934年，他写了一篇评顾颉刚《尚书研究讲义》的短文，发表在《浙江图书馆馆刊》上，并寄了一份给顾颉刚，后顾颉刚因省亲到杭州去，便去找他。第二年又邀请他到禹贡学会给自己当助手，从此开始了自己的研究工作，并且做出了很大成绩。而杨向奎是北大历史系的学生，曾帮助顾颉刚查《道藏》，并续完顾颉刚的《中国上古史讲义》，这部分文章，曾被顾颉刚收入《古史辨》第7册中。可以说，顾颉刚对杨向奎和童书业均有知遇之恩。然而1952年童书业在《文史哲》上发表《古文辨派的阶级本质》，杨向奎发表《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批判》；对此二文，顾颉刚在日记中说“均给予无情之打击”（同上，346页）。但顾颉刚对童书业和杨向奎的做法并未责怪。1954年王树民对童杨二文表示“窃未敢以之为然”。对此顾颉刚的看法是：“此是渠等应付思想改造时之自我批判耳。以彼辈与《古史辨》之关系太深，故不得不做过情之打击。苟我之学术工作已不足存于今之世，胡近来二君又为《文史哲》向我索稿乎？故其为否定之批判，是可以原谅者也。”（同上352页）既然顾颉刚可以这样看待学生对自己的批判，那么同样道理，他对胡适的批判不也是出于同样的心理吗？正是由于自己有这样的心理，才能理解学生的心理，当时胡适留在大陆的朋友很少不写文章批判他的，大概也都有同样的心理。《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只有两处提到顾颉刚，都是叙旧时提起，可见对他当年的批判，胡适根本也未放在心上。

整个50年代，顾颉刚基本没有什么好心情。他在日记中说：“到京8年，历史所如此不能相容，而现在制度下又无法转职，苦闷已极。”（同上370页）到了“文革”，顾颉刚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戴高帽，受批判，每天到历史所劳动，一直持续到70年代初才得以解脱，和他同时代的学者比较起来，顾颉刚的后半生基本还在做学术工作，终是幸事。

（选自谢泳著《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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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何以变成一条虫？

——余英时《未尽的才情：从顾颉刚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

顾颉刚，历史学家、民俗学家，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他是历代疑古辨伪思想的集大成者，不但反对崇拜带有深厚儒家色彩的历史传统，也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实用主义。顾颉刚创立“古史辨学派”深受胡适、傅斯年等掀起的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说：“要是不遇见孟真和适之先生，不逢到《新青年》的思想革命的鼓吹，我的胸中积着的许多打破传统学说的见解也不敢大胆宣布”，“总括一句，若是我不到北京大学来，或是孑民先生等不为学术界开风气，我的脑髓中虽已播下了辨论古史的种子，但这册书是决不会有的”。而一般的中国青年学生知道顾颉刚这个名字，仅仅因为顾颉刚是一个被鲁迅痛骂过的人。

历史学家一般都勤于记日记。《顾颉刚日记》始于一九一三年，终于一九八零年，共六百万字，是一部内容极其丰富的原始史料。余英时指出：“就我所读到的近代学人日记而言，只有《胡适日记全集》与《吴宓日记》正续两编份量略与之相埒。”余英时为整理出版的《顾颉刚日记》写序，洋洋十万言，成了一本独立的小书。以“未尽的才情”名之，“才情”一词，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才，二是情。以“才”而论，顾颉刚一生最重要的学术成就都是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完成的，一九四九年之后险恶的政治环境让他无从治学，至多就是为毛泽东标点一批古籍而已。以“情”而论，顾颉刚对谭慕愚“缠绵悱恻”的爱情，前后绵延半个世纪。这段单相思的精神之恋，一改人们对顾颉刚固有的“迂腐书生”之印象。不过，两人的性情与经历少有交集，注定不会有任何结果：鼎革之后，顾颉刚半推半就地进入中共的学术体制之内，在家人的压力和个人功名心的驱使下，逐步放弃独立思想，趋同于当政者，依然不免遭受鄙视、羞辱和迫害；而谭慕愚当年被闻一多形容为“Chinese Jeanne d' Arc”(中国的圣女贞德)，作为民盟的核心人物，积极参与“联合政府”，却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但她面对毛泽东的巨大威势“仍强硬不服罪”。还是女子比男子更加坚韧刚强。

你遭遇的是“亡国”，还是“亡天下”？

在三十四年代的历史学界，较为左倾的学者有陈垣、吕思勉、翦伯赞、吴晗等人，较为右倾的学者则有傅斯年、钱穆、陈寅恪、顾颉刚等人。顾颉刚一度是国民党员，受到过蒋介石接见，与国民党文化和教育部门的诸多高官关系良好。他曾考证出大禹的生日为六月六日，国民政府遂订六月六日为工程师节。

抗战胜利之后，顾颉刚对中共与苏联配合而分裂中国的种种行动深恶痛绝。日本投降后第五天，他便在日记中写道：“共产党跋扈鸱张，存心割据，要日军向彼投降，要自己选出代表参加联合国会议，要美国对国民党政府停止租借法，简直要使中国立刻分裂。国民新逢胜利，正谓兵革无惧，乃内战又如箭在弦上，苟非别有心肝之人，无不痛恨共产党者，此真有祸中国也。”两个多月后，他又分析国内政治情势说：“国民党唯知保守自己地盘，固已腐化。共产党欺骗民众，攫夺地盘，亦为恶化。各党各派及民主同盟不过乘势造成自己地位，为浑水摸鱼之计，所求者仅为自己作官耳。今日政党如是，民众之痛苦可知。”

一九四九年，国民党败局已定，顾颉刚一度也想赴台，因家累太重未能成行。他闲居于上海五年，一方面新政权对他颇为冷澹，另一方面他也对新政权心存疑虑。受传统文化影响，他希望新政权能够“行仁政”，而毛泽东决然地宣布“不行仁政”，于是，他在日记中记载了新政权滥杀无辜的情形。如：“浙江崇德，一三等县耳，而枪毙地主至百余人，则全国二千县，所杀者当逾二十万。”、“闻三五反期中，上海商人之跳楼者达八千人。”、“解放后四川死者者二百万人以上，除地主外，凡帮会中有力者皆死，乡镇长无一免者。”

一九五四年，顾颉刚应邀北上，两个月还不满，他的感受竟是“苦”，而不是“乐”，聊以解忧之事是读《梅村集》。余英时发现，在重庆的吴宓两年前也是读《梅村集》。吴宓以文化遗民自居，欲做顾亭林不得，只好降格为吴梅村。一九五二年，吴宓被迫撰文批判胡适，内心极为痛苦，中秋节作诗自嘲，其中有“心死身为赘，名残节已亏。逼来诅楚状，巧作绝秦资”之句。因“学生皆赞扬苏俄社会主义，并歌颂斯大林”，吴宓沉痛地预言：“今后中国将永非华夏五千年文明之国矣。”依照顾亭林“亡国”（改朝换代）与“亡天下”（异族文化征服中国）之辨，吴宓自以为所经历的是后者，因为他认为中共为苏俄之前驱，中国亡于中共犹如亡于异国。

这种感觉，在顾颉刚的身上恐怕更为强烈。对此，余英时追问说：“顾参加过国民政府的制宪与总统选举，复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如今北上进入新政府系统下的科学院，他难道完全没有一点旧朝换新朝的感觉？”顾颉刚在日记中频频将自己描述为“被征服者”，“被征服者”的屈辱心态，与当年明朝覆亡之后，不得不与满清异族统治者敷衍周旋的吴梅村何其相似！

《一九八四》提前到，半生为奴究可哀

一九五零年年初，友人汪叔棣来访，顾颉刚在日记中写道：“叔棣来，谓共产党有三个原则：谎话即真理，奴隶即自由，战争即和平。渠即赴香港，吸取自由空气矣。”余英时解读说：“最后一句话最值得玩味，我们不难想象他当晚失眠时的心情。”顾颉刚未尝不羡慕友人远赴香港，躲避已经开始张牙舞爪的新政权，而他本人却进退失据、无可奈何。此种境遇，有点像当年因家累太重，不得不留在北平，以至于落水当了汉奸的周作人。

让我更为惊讶的是，汪叔棣所谈及共产党之“三原则”，正是奥威尔《一九八四》中的名言。《一九八四》是奥威尔所写的一部政治讽刺小说，创作于一九四八年，出版于一九四九年。书中讲述了一个令人感到窒息和恐怖的、以追逐权力为最终目标的未来极权主义社会，通过对这个社会中的一个普通人温斯顿·史密斯的生活描写，投射出现实中正在兴起的极权主义制度的本质。《一九八四》与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扎米亚京的《我们》并称为二十世纪三大反乌托邦小说。在奥威尔去世前七个月，他在一封信中如此解释写作此书的初衷：“这本书的场景放在英国，是为了强调英语民族并非天生比其他民族优秀，并且，如果不与极权主义做斗争，它将无往不胜。”在奥威尔去世后，共产极权主义裹挟半个世界的世界格局被其不幸言中。

《一九八四》这本书进入更多的中国读书人的视野，却要等到在半个多世纪之后，中国已然一一上演过书中描述的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了。而在当时，在这本小说出版之后短短的几个月内，居然有中国知识分子同步阅读到，并摘录出该书的精髓之处互相分享，让我不禁叹为观止。我更有了强烈的好奇心：这位目光如炬的汪叔棣是何许人也？原来，汪叔棣曾任《申报》特派员，二战期间赴英国伦敦工作。他曾亲自目睹东方战场，亲历卢沟桥事变和沪淞抗战，并目睹欧洲战场、非洲战场的战况。他勤于观察、搜集、记录、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史料，在顾颉刚的督促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写出了全球最早的一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这样的经历、学识与视野，使汪叔棣在《一九八四》刚一出版，就注意到了其独特的价值，并迅速将书中的批判对象与正在席卷中国的共产党联系起来，所以称之为先知亦不为过誉。

“一九八四”提前降临中国——中共夺取政权与《一九八四》的出版是在同一年。顾颉刚在共产党统治下生活了三十一年，“老大哥”的眼睛始终盯着他，可谓“半生为奴”。一九五四年，他接受科学院历史一所的聘任北上，科学院出资帮他将藏书运到北京，并分配给他一处宽敞的房子。顾颉刚“一生好书，节衣缩食地买书”，所以安置书比安置人更优先考虑。当他为此去感谢当局的安排时，历史所所长尹达却毫不留情面地对他说：“我看你就害在这几百箱书上了！”此后，顾颉刚一直认为北大历史系毕业的、也许上过他的课的尹达，对他抱有极深的成见。殊不知，尹达的反应即党的反应，正如尹达自己所说，“我只知执行党的政策”。可见，在共产党眼中，顾颉刚引以为傲的学术根本一钱不值。留下他来，一是对外有一定的统战价值，比如让他写信给在香港的钱穆，劝钱穆回来；再就是他精通古典文本，“毛看中的不过是有关文本处理的技术部分”。

勉为马前卒，梦见毛主席

余英时发现，一九五四年定居北京以后，顾颉刚的日记和上海的五年划下了一道清楚的界限，其中再也找不到“反苏”、“反共”的记载了。余英时分析说：“与其说这一界限象征了一种思想上的变动，不如说它精准地折射出他的生活世界彻底改变了。在上海的时期，他游离在体制之外，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社会各阶层的人，因此经常听到种种杂音。入京之后，他已归属于一个固定的‘工作单位’，平时来往的都是同一类型的人，所关注的也是同类人共同面对的问题。”这就是单位制度的可怕之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再没有自由职业者，再没有党掌控之外的大学和学术机构，国家宛如一块巨大的磁铁，将人民当作无数细小的铁屑紧紧吸附在其上。连陈寅恪都无法抗拒这一“举国体制”，更何况性格内敛而软弱的顾颉刚呢？

对于顾颉刚而言，除了单位的控制以外，更大的压力来自于家庭。他的续弦妻子张静秋及其兄长张雁秋与国民党关系深远，当年都曾有意竞选国大代表。五十年代初，张雁秋在“镇反运动”中被捕，判处劳改十二年。从此，张静秋成为惊弓之鸟，一有风吹草动便心惊肉跳。她更不断逼迫顾颉刚追求“进步”。顾颉刚未能入选科学院学部委员，张静秋遂责骂不止，顾颉刚只得在日记中感叹说“生当此世，人人自危”。到了“文革”爆发，四个儿子均与之划清界限，冷若冰霜，妻子甚至出手殴打，日记中有记载“静秋打予五次”。众叛亲离之下，顾颉刚没有像老舍那样自杀，已是不幸中之万幸。

从顾颉刚的日记中可以梳理出他与党及领袖关系的演变轨迹：从被动依附到主动投靠、从附和谎言到大声颂扬，这是一个由量变影响到质变的过程。一开始，顾颉刚还要振振有词地为自己的“不进步”辩解：“以余年龄之长，精力之差，业务之忙，家累之重，何能多看新书；即看新书，亦未必有进步。若实未进步而表面冒充进步，以期当局之赏识，此乃投机分子所为，非予良心所安，且予之品性亦实不能为也。”然而，进入六十年代之后，他的日记中便很少出现“良心”和“品性”二个词汇。因为，在这个样的时代、这样的社会，越是有良心和品性的人，越是难以活下来。

顾颉刚与毛泽东同龄，二十年代，他已名满学界，而毛尚是流寇一个；但此时此刻，毛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而顾只是“奋力进步的遗老”。一九六三年，他在日记中写诗为毛祝寿并全家吃面庆祝。一九六七年，他在日记中记载：“余梦见毛主席已不止一次，而昨夜之梦特长，毛主席来我家，温语良久，同出散步。此固幻想，但足征予参加运动十个月，对毛泽东思想已渐渐接受，思想改造已有端倪，弥可喜也！”余英时认为，这些细节都是顾的“真情流露”，顾对毛已“心悦诚服”。但在我看来，这些表达未必就是顾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当年友人汪叔棣告诉顾的共产党的“三原则”，顾不会那么容易就忘记了。顾颉刚在外边的会议上和在日记中大肆颂扬毛，更多是一种他曾经不齿的“投机分子所为”。在此意义上，与其说毛泽东赢得了“天下归心”，不如说毛用暴政让大部分人不得不过着“口是心非”的、双重人格的生活。这此意义上，顾颉刚的悲剧，也是中国几代知识分子至今仍然在重演的、共同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