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好东西，都只能被少数人独占；因为，好东西总是有限的，不可能让每一个分享。可是，有一样东西例外，这就是民主。民主不会因为分享的人数增加而降低其价值，相反，参与的人越多，受益值也越高，即民主是一种边际收益递增的“经济制度”。
民主的好处属于每一个人，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民主制度的长处，就应该最大限度地推行民主。
这一点，对于有民主传统的人、民族和国家来说，不是问题；但是，在专制国家，就遇到了一种似是而非的诱惑——当权者认为，我大权在握，要风有风，要雨有雨，谁能奈我几何？从这个逻辑出发，当权者认为，民主制度是把权力分割并让渡给人民的一种赏赐，是给人民好处，对他来说，是赔本的，不合算的。历史上的皇帝，大概是这么想的；现在，也有不少人持类似观点。
果真如此吗？恰恰相反。
中国是一个有专制历史的国家。在这个庞大的帝国中，毫无疑问，皇帝是至高无上的，他拥有任何人都无可置疑和不能挑战的权威。可是，不需要更多举例，我们也知道，皇帝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职业——紫禁城内的天子，每一天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为什么？因为，他手里有一把锋利无比、生杀肆意的宝剑。每一个人都敬畏他的宝剑，每一个人都想取而代之。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一个最强权的人，却最需要保护。
统计显示，中国皇帝的平均寿命，比“当牛做马”的老百姓都短。历代皇帝有确切生卒年月可考者共有209人。这209人，平均寿命仅为39.2岁。孔夫子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可是，大多数的中国皇帝是“四十不活”。其中，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是非正常死亡——中国历代，包括江山一统的大王朝和偏安一隅的小王朝，一共有帝王611人，其中，正常死亡的，也就是死于疾病或者衰老的339人；不得善终的，也就是非正常死亡的272人。非正常死亡率为44%，远高于其他社会群体。
皇帝大权独揽，却不是什么好事，可是，大多数皇帝执迷不悟，或者，醒悟的时候，已经晚了。崇祯是其中的一个——1644年4月24日，李自成和农民起义军攻破北京城，直逼紫禁城。崇祯帝自觉大势已去，下了最后一道圣旨，让后妃全部自尽。此时，长平公主只有16岁，她不愿意就这样死去，拉着崇祯的衣服，泪流满面地哀求自己的父亲给自己一条生路。崇祯根本不顾这些，挥剑而去，一边砍一边说：你为什么生在帝王家？
崇祯后悔了，后悔自己的女儿生在帝王家，可是，他的觉悟并不高，认识并不深刻。她只怪自己的女儿，却不怪自己是一个专制的君主。当然，真正的原因也不在他身上，而是因为万恶的集权制度。生活在一个摧残人性、压制自由的社会里，任何一个人都难以“独善其身”。皇帝，需要时刻防备宫廷的倾轧、大臣的欺瞒，尤其是民众的积怨如决堤之水；人民，要时刻提防皇权如泰山压顶，顷刻间毁掉“小民”的正常生活和生命；特权阶层更不能置身界外——他们的危机是双重的，一方面，皇权在上，不得违抗，不得稍有闪失；另一方面，民意难测，民间蕴藏的“火药”始终在寻找爆发的突破口。
最倒霉的要数明朝的官员——朱元璋是一个农民，无知、蛮横、残酷，外加十分小气。他对待自己的大臣，就如对待牛马。历史上，薪俸最低的就是明朝的官员。钱少，平平安安也行啊，可在大明朝气焰嚣张的专权下，大臣动辄得咎，并随时面临杀身之祸。那时，每一天天不亮，大臣们就要赶往午门上朝，临行，大臣要和家人诀别；此一去，就不知道能不能再回还。晚上，要是能安全到家，全家人则挥泪相庆。
毛泽东治下的特权阶层，感觉如何呢？是不是有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感受呢？有一个历史细节，可供参考。
任仲夷是老革命，也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中国改革潮流中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成为政坛中的重量级人物的时候，毛泽东已经去世了，可是，其余威尚在。“官场”之凶险，在他的一次谈话中无意泄漏了出来。1985年9月，任仲夷在大连休假。这时，他已从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上退下来。一天，当地的领导同志去看望这位老前辈。任仲夷说：“我终于安全着陆了。你们能否安全，就看你们自己了。”
一个身居要职的人，一个对革命有过重大贡献的人，把自己的政治生涯看作一次充满风险的“飞行”，安全着陆视为万幸。这一点，和明朝的官员，何其相似啊。“回家”和“着陆”，一个在大明，一个在20世纪80年代，“五十步”可以“笑百步”吗？
所以，比较起来，反倒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民，有一种与世无争的安全。或者说，在帝制庞大的权力结构中，人民失去的仅仅是有限的自由；而皇帝及其“走狗”，失去的可能是无限的生命。孰轻孰重，不言而喻。由此，民主制度的最大受惠者，不是人民，不是下层民众，而是最高当权者以及为维持极权而存在的庞大的官僚体系——当手持屠刀者放下手中的利器，他也就获得了永远的安全。
与人方便，自己方便；与人安全，自己安全——民主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它给了全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以最大的尊重，也使每一个人获得了最大的安全。专制制度，则完全相反。民主的好处，人人有份；专制的恶行，没有任何人可以幸免，而以皇帝及其附庸所受的危害为大，为烈，为惨。
民主的好处属于每一个人，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民主制度的长处，就应该最大限度地推行民主。
这一点，对于有民主传统的人、民族和国家来说，不是问题；但是，在专制国家，就遇到了一种似是而非的诱惑——当权者认为，我大权在握，要风有风，要雨有雨，谁能奈我几何？从这个逻辑出发，当权者认为，民主制度是把权力分割并让渡给人民的一种赏赐，是给人民好处，对他来说，是赔本的，不合算的。历史上的皇帝，大概是这么想的；现在，也有不少人持类似观点。
果真如此吗？恰恰相反。
中国是一个有专制历史的国家。在这个庞大的帝国中，毫无疑问，皇帝是至高无上的，他拥有任何人都无可置疑和不能挑战的权威。可是，不需要更多举例，我们也知道，皇帝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职业——紫禁城内的天子，每一天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为什么？因为，他手里有一把锋利无比、生杀肆意的宝剑。每一个人都敬畏他的宝剑，每一个人都想取而代之。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一个最强权的人，却最需要保护。
统计显示，中国皇帝的平均寿命，比“当牛做马”的老百姓都短。历代皇帝有确切生卒年月可考者共有209人。这209人，平均寿命仅为39.2岁。孔夫子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可是，大多数的中国皇帝是“四十不活”。其中，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是非正常死亡——中国历代，包括江山一统的大王朝和偏安一隅的小王朝，一共有帝王611人，其中，正常死亡的，也就是死于疾病或者衰老的339人；不得善终的，也就是非正常死亡的272人。非正常死亡率为44%，远高于其他社会群体。
皇帝大权独揽，却不是什么好事，可是，大多数皇帝执迷不悟，或者，醒悟的时候，已经晚了。崇祯是其中的一个——1644年4月24日，李自成和农民起义军攻破北京城，直逼紫禁城。崇祯帝自觉大势已去，下了最后一道圣旨，让后妃全部自尽。此时，长平公主只有16岁，她不愿意就这样死去，拉着崇祯的衣服，泪流满面地哀求自己的父亲给自己一条生路。崇祯根本不顾这些，挥剑而去，一边砍一边说：你为什么生在帝王家？
崇祯后悔了，后悔自己的女儿生在帝王家，可是，他的觉悟并不高，认识并不深刻。她只怪自己的女儿，却不怪自己是一个专制的君主。当然，真正的原因也不在他身上，而是因为万恶的集权制度。生活在一个摧残人性、压制自由的社会里，任何一个人都难以“独善其身”。皇帝，需要时刻防备宫廷的倾轧、大臣的欺瞒，尤其是民众的积怨如决堤之水；人民，要时刻提防皇权如泰山压顶，顷刻间毁掉“小民”的正常生活和生命；特权阶层更不能置身界外——他们的危机是双重的，一方面，皇权在上，不得违抗，不得稍有闪失；另一方面，民意难测，民间蕴藏的“火药”始终在寻找爆发的突破口。
最倒霉的要数明朝的官员——朱元璋是一个农民，无知、蛮横、残酷，外加十分小气。他对待自己的大臣，就如对待牛马。历史上，薪俸最低的就是明朝的官员。钱少，平平安安也行啊，可在大明朝气焰嚣张的专权下，大臣动辄得咎，并随时面临杀身之祸。那时，每一天天不亮，大臣们就要赶往午门上朝，临行，大臣要和家人诀别；此一去，就不知道能不能再回还。晚上，要是能安全到家，全家人则挥泪相庆。
毛泽东治下的特权阶层，感觉如何呢？是不是有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感受呢？有一个历史细节，可供参考。
任仲夷是老革命，也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中国改革潮流中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成为政坛中的重量级人物的时候，毛泽东已经去世了，可是，其余威尚在。“官场”之凶险，在他的一次谈话中无意泄漏了出来。1985年9月，任仲夷在大连休假。这时，他已从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上退下来。一天，当地的领导同志去看望这位老前辈。任仲夷说：“我终于安全着陆了。你们能否安全，就看你们自己了。”
一个身居要职的人，一个对革命有过重大贡献的人，把自己的政治生涯看作一次充满风险的“飞行”，安全着陆视为万幸。这一点，和明朝的官员，何其相似啊。“回家”和“着陆”，一个在大明，一个在20世纪80年代，“五十步”可以“笑百步”吗？
所以，比较起来，反倒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民，有一种与世无争的安全。或者说，在帝制庞大的权力结构中，人民失去的仅仅是有限的自由；而皇帝及其“走狗”，失去的可能是无限的生命。孰轻孰重，不言而喻。由此，民主制度的最大受惠者，不是人民，不是下层民众，而是最高当权者以及为维持极权而存在的庞大的官僚体系——当手持屠刀者放下手中的利器，他也就获得了永远的安全。
与人方便，自己方便；与人安全，自己安全——民主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它给了全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以最大的尊重，也使每一个人获得了最大的安全。专制制度，则完全相反。民主的好处，人人有份；专制的恶行，没有任何人可以幸免，而以皇帝及其附庸所受的危害为大，为烈，为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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