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尔布特访华成为人民日报1977年9月21日头版头条
早在1965年11月，波尔布特就曾到中国进行访问，并一直逗留到次年的2月。这时正是毛泽东酝酿和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波尔布特说，在此期间，他会见了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和彭真等一些政治局委员，虽然没有见到毛泽东主席，但是陈伯达、张春桥等人给他讲述了"中国的革命理论和实践"，特别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等理论和经验。可以说，对于波尔布特而言，毛泽东的理论、中国的斗争经验实际在那时即已成为他心中的治国依据。
1975年4月19日柬埔寨被红色政权占领后，在新政权领导层的会议上，波尔布特提出：我考虑了很久。我想了两句口号，作为我们今后工作的指导方向，大家可以讨论一下。我看是不是可以用"建设国家，保卫国家"来概括我们今后的任务。他绘成的这一建国蓝图就是，在国家政权建设方面，彻底摧毁旧的政府机构，由柬埔寨的"无产阶级"执掌各级政权的大印。在经济体制变革方面，废除货币和市场，推行配给制、按需求分配；废除私有制，实行公有制、集体化，开办公共食堂，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在思想文化改造方面，鼓励普及教育；挑战作为国教的佛教传统，视宗教为精神鸦片，动员僧侣下田参加劳动；暂时终止邮政通信联系，以防反革命的串联活动；废除主仆关系；提倡纯洁朴素，禁止佩戴首饰、穿华丽服装。在保卫新生政权方面，集中力量镇压反革命，坚决将"那些挡住革命道路的人统统踩到脚下"；甄别全社会人员的阶级属性，明确阶级阵线，分清敌我友；同时高度警惕外国帝国主义和敌视柬埔寨革命的反动势力的进攻，8万武装力量加强备战，随时准备消灭来犯之敌。
此后，仅仅几个月内，波氏的蓝图便已席卷全国各地。一场中国人民曾经经历过的血腥革命运动，在柬埔寨全国轰轰烈烈地兴起了。毛泽东对波尔布特说："我们赞成你们啊！你们很多经验比我们好。中国没有资格批评你们，五十年犯了十次路线错误，有些是全国性的，有些是局部的。
1975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柬共中央书记波尔布特等人。毛泽东同波尔布特热烈握手，波尔布特则激动地表示：我们今天能在这里会见伟大领袖毛主席，感到非常愉快！毛泽东谈道：你们的作战、战争、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统一战线，我不谈了。并指着邓小平说，我赞成他的，他说你们是正确的。在一个小时的会见中，毛泽东详细讲述了路线斗争问题，他说：我们赞成你们啊！你们很多经验比我们好。中国没有资格批评你们，五十年犯了十次路线错误，有些是全国性的，有些是局部的。你们基本上是正确的。至于有没有缺点，我不清楚。总会有，你们自己去纠正。毛居然还说：你们现在是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道路，两种可能：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我们现在正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工资不相等，在平等口号的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以后五十年，或者一百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一万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到共产主义的时候，也有两条路线斗争。不然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对于毛泽东的指点，波尔布特深表认同，他说：毛主席同我们谈路线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带战略性的问题。今后我们一定要遵照你的话去做。我从年轻时起就学习了很多毛主席的著作，特别是有关人民战争的著作。毛主席的著作指导了我们全党。当波尔布特谈到我们注意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我们研究和学习中国的经验，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时，毛泽东提醒说：不要完全照抄中国。鸠摩罗什法师云："学我者病"。会见结束时，毛泽东送给波尔布特30本印成大字的马、恩、列、斯著作，说：他们说得比我好。波尔布特高兴地接受，并表示要努力学习这些书，但也要继续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是月23日和27日，周恩来也两次在医院会见波尔布特。
1976年1月5日，柬埔寨公布新宪法，将国家正式更名为民主柬埔寨。4月2日，柬埔寨国家元首和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西哈努克亲王发表声明宣布退休。6日，柬首相宾努亲王率原政府成 员辞职。柬共向西哈努克表示的，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保持王国正统形式的承诺已是过眼烟云。4月14日，民柬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农谢为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成立了以乔森潘为主席的国家 波尔布特于其他人的合影主席团和以波尔布特为总理的民柬新政府。柬埔寨历史从此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两天后，毛泽东即致电乔森潘和波尔布特等人，祝贺民主柬埔寨国家独立节一周年，指出：中国人民非常高兴地看到，柬埔寨正在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我们相信，柬埔寨人民在柬革命组织的正确领导下，必将取得更大的胜利。
事实上，波尔布特在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赞许与鼓励下，推行了一条比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更为左倾的路线。波氏通过血腥的专政要在柬埔寨进行无阶级差别、无城乡差别、无货币、无商品交易的"社会主义实践"。消灭富人，追求平均；消灭城市，迁出居民下乡务农；毁掉家具、电视、冰箱、汽车等等"奢侈"物品；以革命性的名称更改街名；解体家庭，成立男、女劳动队强制劳动；改造知识分子，如不能脱胎换骨，就从肉体上予以消灭……。这场被柬共领导人称为"前无古人"的"高棉革命"，给柬埔寨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1977年，波尔布特政府于取消货币、市场，实行供给制等一系列违背国情的举措之外，又开始实施一项"四年计划"，其核心就是走农业集体化、合作化道路，并提出了"超大跃进"的口号。8月，波尔布特在柬共中央会议上指出：只要实行了这个计划，我们就能通过集体化运动在四年之内实现大规模的粮食出口，从而进一步发展农业、轻工业甚至重工业。为实现柬共领导人所描绘的"到1977年，人们每星期可以吃两个水果。到1978年，将会是每两天一个水果。到1979年，大家每天都可以吃到水果了。越往后走，情况会越变越好"的美丽前景，农业合作化、集体化运动进一步在全国全面推开，粮食、钢铁等生产指标都定得过高，难以完成。于是浮夸之风盛行，随之而来的即是人民口粮的减少，饿死人的事情频频发生。中国"大跃进"运动的悲剧在柬埔寨重演了。
与此同时，波尔布特为防止柬埔寨如毛泽东所提醒的那样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着手在其革命队伍内部挖"病菌"，揪"叛徒"，其本质便是排除异己。他和毛发动文化大革命一样，居然告诫全党说：党的肌体已经生病了，病菌在何处还不能确定，但它一定会冒出来被我们发现。我们寻找病菌的努力还没有获得成功。它们隐藏在党的肌体内部，如果我们听之任之，这些病菌就会产生真正的危害。于是，党内、军内一次次的大清洗，来势凶猛，颇似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揪"走资派"、揪"叛徒"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搞得人人自危。结果许多柬共元老、民柬政府高级官员以"叛国"、"反党"等种种罪名被捕入狱，十余万人遭处决。一些军队干部和党的干部逃往越南寻求政治避难，这其中即有后来另立炉灶与民柬政府相对抗的韩桑林。
此后，西方反对柬共的势力谴责波尔布特说，在民柬执政期间，被处死或因疾病、饥饿而死的人达200万之众。波尔布特的名字已成为恐怖和杀戮的代名词，而其领导下的民柬社会则被称作"杀戮之地"。至于柬埔寨国内，许多人已将红色高棉等同于波尔布特，甚至把他看作是实行"种族灭绝"的罪魁祸首。
1975年4月19日柬埔寨被红色政权占领后，在新政权领导层的会议上，波尔布特提出：我考虑了很久。我想了两句口号，作为我们今后工作的指导方向，大家可以讨论一下。我看是不是可以用"建设国家，保卫国家"来概括我们今后的任务。他绘成的这一建国蓝图就是，在国家政权建设方面，彻底摧毁旧的政府机构，由柬埔寨的"无产阶级"执掌各级政权的大印。在经济体制变革方面，废除货币和市场，推行配给制、按需求分配；废除私有制，实行公有制、集体化，开办公共食堂，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在思想文化改造方面，鼓励普及教育；挑战作为国教的佛教传统，视宗教为精神鸦片，动员僧侣下田参加劳动；暂时终止邮政通信联系，以防反革命的串联活动；废除主仆关系；提倡纯洁朴素，禁止佩戴首饰、穿华丽服装。在保卫新生政权方面，集中力量镇压反革命，坚决将"那些挡住革命道路的人统统踩到脚下"；甄别全社会人员的阶级属性，明确阶级阵线，分清敌我友；同时高度警惕外国帝国主义和敌视柬埔寨革命的反动势力的进攻，8万武装力量加强备战，随时准备消灭来犯之敌。
此后，仅仅几个月内，波氏的蓝图便已席卷全国各地。一场中国人民曾经经历过的血腥革命运动，在柬埔寨全国轰轰烈烈地兴起了。毛泽东对波尔布特说："我们赞成你们啊！你们很多经验比我们好。中国没有资格批评你们，五十年犯了十次路线错误，有些是全国性的，有些是局部的。
1975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柬共中央书记波尔布特等人。毛泽东同波尔布特热烈握手，波尔布特则激动地表示：我们今天能在这里会见伟大领袖毛主席，感到非常愉快！毛泽东谈道：你们的作战、战争、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统一战线，我不谈了。并指着邓小平说，我赞成他的，他说你们是正确的。在一个小时的会见中，毛泽东详细讲述了路线斗争问题，他说：我们赞成你们啊！你们很多经验比我们好。中国没有资格批评你们，五十年犯了十次路线错误，有些是全国性的，有些是局部的。你们基本上是正确的。至于有没有缺点，我不清楚。总会有，你们自己去纠正。毛居然还说：你们现在是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道路，两种可能：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我们现在正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工资不相等，在平等口号的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以后五十年，或者一百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一万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到共产主义的时候，也有两条路线斗争。不然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对于毛泽东的指点，波尔布特深表认同，他说：毛主席同我们谈路线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带战略性的问题。今后我们一定要遵照你的话去做。我从年轻时起就学习了很多毛主席的著作，特别是有关人民战争的著作。毛主席的著作指导了我们全党。当波尔布特谈到我们注意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我们研究和学习中国的经验，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时，毛泽东提醒说：不要完全照抄中国。鸠摩罗什法师云："学我者病"。会见结束时，毛泽东送给波尔布特30本印成大字的马、恩、列、斯著作，说：他们说得比我好。波尔布特高兴地接受，并表示要努力学习这些书，但也要继续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是月23日和27日，周恩来也两次在医院会见波尔布特。
1976年1月5日，柬埔寨公布新宪法，将国家正式更名为民主柬埔寨。4月2日，柬埔寨国家元首和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西哈努克亲王发表声明宣布退休。6日，柬首相宾努亲王率原政府成 员辞职。柬共向西哈努克表示的，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保持王国正统形式的承诺已是过眼烟云。4月14日，民柬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农谢为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成立了以乔森潘为主席的国家 波尔布特于其他人的合影主席团和以波尔布特为总理的民柬新政府。柬埔寨历史从此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两天后，毛泽东即致电乔森潘和波尔布特等人，祝贺民主柬埔寨国家独立节一周年，指出：中国人民非常高兴地看到，柬埔寨正在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我们相信，柬埔寨人民在柬革命组织的正确领导下，必将取得更大的胜利。
事实上，波尔布特在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赞许与鼓励下，推行了一条比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更为左倾的路线。波氏通过血腥的专政要在柬埔寨进行无阶级差别、无城乡差别、无货币、无商品交易的"社会主义实践"。消灭富人，追求平均；消灭城市，迁出居民下乡务农；毁掉家具、电视、冰箱、汽车等等"奢侈"物品；以革命性的名称更改街名；解体家庭，成立男、女劳动队强制劳动；改造知识分子，如不能脱胎换骨，就从肉体上予以消灭……。这场被柬共领导人称为"前无古人"的"高棉革命"，给柬埔寨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1977年，波尔布特政府于取消货币、市场，实行供给制等一系列违背国情的举措之外，又开始实施一项"四年计划"，其核心就是走农业集体化、合作化道路，并提出了"超大跃进"的口号。8月，波尔布特在柬共中央会议上指出：只要实行了这个计划，我们就能通过集体化运动在四年之内实现大规模的粮食出口，从而进一步发展农业、轻工业甚至重工业。为实现柬共领导人所描绘的"到1977年，人们每星期可以吃两个水果。到1978年，将会是每两天一个水果。到1979年，大家每天都可以吃到水果了。越往后走，情况会越变越好"的美丽前景，农业合作化、集体化运动进一步在全国全面推开，粮食、钢铁等生产指标都定得过高，难以完成。于是浮夸之风盛行，随之而来的即是人民口粮的减少，饿死人的事情频频发生。中国"大跃进"运动的悲剧在柬埔寨重演了。
与此同时，波尔布特为防止柬埔寨如毛泽东所提醒的那样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着手在其革命队伍内部挖"病菌"，揪"叛徒"，其本质便是排除异己。他和毛发动文化大革命一样，居然告诫全党说：党的肌体已经生病了，病菌在何处还不能确定，但它一定会冒出来被我们发现。我们寻找病菌的努力还没有获得成功。它们隐藏在党的肌体内部，如果我们听之任之，这些病菌就会产生真正的危害。于是，党内、军内一次次的大清洗，来势凶猛，颇似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揪"走资派"、揪"叛徒"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搞得人人自危。结果许多柬共元老、民柬政府高级官员以"叛国"、"反党"等种种罪名被捕入狱，十余万人遭处决。一些军队干部和党的干部逃往越南寻求政治避难，这其中即有后来另立炉灶与民柬政府相对抗的韩桑林。
此后，西方反对柬共的势力谴责波尔布特说，在民柬执政期间，被处死或因疾病、饥饿而死的人达200万之众。波尔布特的名字已成为恐怖和杀戮的代名词，而其领导下的民柬社会则被称作"杀戮之地"。至于柬埔寨国内，许多人已将红色高棉等同于波尔布特，甚至把他看作是实行"种族灭绝"的罪魁祸首。
——凯迪社区/猫眼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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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哈努克、波尔布特与中国
一
二
3月19日上午，西哈努克抵达北京时，在机场受到来访的国家元首的最高礼遇。周恩来总理、叶剑英、李先念等国家领导人和友好国家的46位驻华大使到机场迎接。当客人走下飞机，周总理迎上前去紧紧握着西哈努克的手说：我们已经知道柬埔寨国内发生政变的情况，请您放心，您永远是柬埔寨国家元首，我们永远承认您。
5月1日，毛泽东邀请西哈努克和夫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并与之会谈近两个小时，预定的放焰火计划为此而推迟。当西哈努克感谢中国政府在他最困难之际给他以支持时，毛泽东说，应该感谢的是你们。并表示：柬埔寨需要什么，只要中国有就给。中国所给的东西，同西哈努克亲王领导柬人民斗争给予中国的东西，是无法相比的。
5月20日，毛泽东发表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次日上午9时，毛泽东、林彪等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西哈努克。林彪说：“全力支持你们的斗争，打倒美帝国主义。毛主席站得最高，不仅考虑中国，而且还考虑世界。毛主席将来会看到打垮美帝国主义，打垮苏联修正主义。”
会见结束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与西哈努克等人前往天安门城楼，参加首都各界群众50万人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大会，林彪宣读了毛泽东的《5·20声明》，西哈努克发表了讲话。会上，西哈努克情绪高昂，先后用华语喊了十几次“毛主席万岁”，毛泽东也喊：“柬埔寨万岁！西哈努克亲王万岁！”此后一周内，中国全国各地相继举行了拥护毛泽东声明的示威游行和集会，参加人数达4亿多人次。
三
不久，西哈努克在北京迎来了他的盟友“红色高棉”。“红色高棉”就是柬埔寨共产党，他们曾在政变后表示支持西哈努克。在中国领导人的促成下，西哈努克亲王与“红色高棉”组成联合统一战线，建立“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西哈努克担任国家主席，宾努为内阁首相，乔森潘为副首相兼国防部长，内阁由十二位成员组成。但西哈努克仍留在北京，负责外交事务，争取外国支援，配合国内的政治和军事战略发展。
此时，“红色高棉”名义上的领导人是乔森潘，实际指挥者是柬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波尔布特。
在1970年政变前，柬埔寨共产党组织只有几百名中坚分子，西哈努克与红色高棉合作后，在西哈努克的号召下，广大农民、教师、学生和知识分子纷纷投奔到“红色高棉”的旗下。
柬埔寨在北京成立政府后，周总理指示外交部官员给他们选择一处办公地点。几位接待人员考察了许多地方，最后选择了位于海淀区的友谊宾馆。当年7月，民柬团结政府搬进友谊宾馆，柬埔寨国旗在门前高高升起。在为此举行的仪式上，西哈努克激动地说：“我衷心感谢周总理为我们政府安排了办公楼，这是民柬政府的大厦，面积很大，庄重豪华，比我们金边政府的办公楼还大，我们政府在此工作必然顺利。”周总理表示：中国大力支持柬埔寨在北京成立团结政府，并决定每年向他们提供500万元人民币的捐款，并提供警卫人员和汽车队。
西哈努克及其家属流亡中国以来一直住在钓鱼台宾馆五号楼。但是，当时中国正进行文化大革命，“四人帮”也在钓鱼台常住，警察密布，戒备森严，使外宾有所不便。为此，周总理要求外交部给他们选择一个新住址。几年前西哈努克访华时，曾住在东交民巷15号宾馆，那是清朝法国驻北京的公使馆。l970年12月，东交民巷15号修缮一新，西哈努克和夫人等从钓鱼台搬迁到此处。西哈努克喜欢吃西餐，中方便从上海请来了一位手艺精湛的西餐厨师。外交部还在东面一座小楼上成立了接待处，协助西哈努克工作。西哈努克喜欢游泳、打羽毛球和歌舞，中方工作人员便专门修建了游泳池、俱乐部和羽毛球场，并陪同他一起娱乐、休闲。
西哈努克和家人搬进东交民巷后，周总理和夫人到此亲临看望。他向西哈努克表示，这里居住条件不错，是独门独院，建议将此院改名为“柬埔寨元首府”。
四
周恩来亲自批建云南安宁“西哈努克亲王别墅”及其弟“宾努亲王别墅”，是西哈努克流亡中国时期的行宫之一。
每年，中国政府都同民柬团结政府签署无偿军事援助的协议。当时，由于柬埔寨朗诺的军队控制着交通要道，中方运输武器装备的惟一通道就是著名的“胡志明小道”。这条道路从越南北方经过老挝南部进入柬埔寨东北部地区，全长1200多公里。周总理决定，中方要同越方全面合作，进一步改建和扩建“胡志明小道”。随着道路的开通，车辆运输时间从半个月缩减到五天，中国政府派军事人员把武器装备和援助资金运送到柬埔寨。最初运输车辆只有几十部，后来猛增到1974年的1500辆，几年里中国援助柬埔寨的物资总金额达到几亿元人民币。
在战争的大多数时间里，西哈努克都住在北京，他只有1973年被获准对战区进行了一次短暂的访问。1974年3月人民武装力量开始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并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朗诺的军队节节败退。
1974年4月2日，毛泽东在会见西哈努克亲王和红色高棉领导人乔森潘、英·萨利时，双方已谈到了柬埔寨解放后的政权建设问题。
1974年4月2日，毛泽东在会见西哈努克亲王和红色高棉领导人乔森潘、英·萨利时，双方已谈到了柬埔寨解放后的政权建设问题。
这次会见是在既轻松又不无沉重的气氛中进行的。毛泽东问乔森潘和英·萨利：“你们对两位亲王，还是要打倒他们，还是要团结他们？”在座的人闻言都笑了起来。乔森潘连忙回答：“我们的意见完全一致，没有理由打倒他们。”西哈努克则隐含深意地点出：“主席阁下是指将来。”参加会见者又都笑了。
当英·萨利解释说“在中国和越南援助下进行的柬埔寨革命，具有自己的特点。我们的革命包括所有的社会阶层，即不排斥任何阶层。我们有一切理由把大家团结起来，而没有理由排斥一个阶层”时，毛泽东指出：“要排斥朗诺集团，要团结两位亲王。我赞成你们的方针。”同时指着英·萨利和乔森潘对西哈努克说：“你们两位亲王呢，也不要打倒他们。”并要乔森潘与英·萨利直说自己是代表共产党的，不要吞吞吐吐的；而西哈努克和宾努则是代表另一个党。“两个党联合起来就是为了打倒朗诺反革命党”。西哈努克表示：“战争结束以后，解放以后，我们之间也不会吵架。宾努亲王和我一直是在真心实意地帮助柬埔寨共产党人巩固人民革命的成果。”接着，他又多少有些无奈地说：“国内的政权已经转交给人民了。我已经把政府、行政、军队和警察都交出来了”。“战争结束以后，即使我愿意打倒柬埔寨共产党人，也不可能了，因为军队和政府都不在我手里。我什么都没有了”。“因此，将来独立的、拒绝任何外国统治的柬埔寨由共产党来掌权是完全正常的。”毛泽东听后赞许道：“这样好嘛。”西哈努克只得一面表示“谢谢主席”，“柬埔寨共产党人对我也很好”；一面不失时机地强调指出，柬共说“不需要改变政体，改称柬埔寨共和国”。他们“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同意保持两千年的王国正统形式”。随即他又表白道：“实际上柬埔寨已经进入革命时代。我只是国家元首，并不掌握政权”。“我完全同意”“由人民的代表——乔森潘和他的班子掌握政权。”并保证“以后不会发生内部动乱，我不会为此和他们吵架。”对此，毛泽东不以为然地说：“吵架总是要吵的，不过不要分裂。小吵架，大团结。”
会见中，英·萨利深有体会地谈道：“过去我们只是看主席的书，现在正通过亲身经验体会。”毛泽东指点说：你们要形成一个拳头，能够打到占领金边，打到大城市，我看大概要十万军队。要把手捏成一个拳头，不是游击队，要正规军；要减租减息；要给农民分土地；可以没收买办资本，但不要忙于没收民族资本；不仅要让富农与你们站在一起，还要团结一部分中小地主……他还特别向西哈努克建议：“我还是劝你读一点马克思和列宁”。说，“我总是希望你进步”。并嘱咐道：你们两位亲王“不要学中国出林彪这类人。朗诺就是林彪。朗诺亲美，林彪亲苏。”在西哈努克表明自己“是亲柬埔寨的”后，毛泽东高兴地说：对了。第三世界要团结起来，人多啊！帝国主义怕呢！
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部队攻克了金边市，朗诺政权倒台。8月，波尔布特派乔森潘到北京迎接西哈努克元首回归祖国。西哈努克向毛泽东和周恩来辞行，还特意写了一首歌曲《我亲爱的第二祖国》，歌词中写道：“啊！光荣伟大的中国，我向你致敬，我衷心热爱你，把你当做我的第二祖国！”
五
据柬埔寨历史资料收集中心报告，他们在美国、澳大利亚、荷兰三国的协助下，在全柬170个县中的81个县进行了勘察，在9138个坑葬点发掘出近150万个骷髅。
西哈努克没想到，他一回国，就遭到波尔布特软禁。
对红色高棉来讲，西哈努克的存在有助于新政权的合法性，还可以在国际上为“民主柬埔寨”政府争取合法地位。可是，在他扮演完波尔布特分派的两个角色之后，便被软禁在王宫，画地为牢，不得与外界发生联系，并被迫提交辞呈。
1976年4月14日，民柬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了以乔森潘为主席的国家主席团和以波尔布特为总理的民柬新政府。两天后，毛泽东致电乔森潘和波尔布特，指出：“中国人民非常高兴地看到，柬埔寨正在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我们相信，柬埔寨人民在柬革命组织的正确领导下，必将取得更大的胜利。”
波尔布特也是毛泽东的老朋友了，早在1965年11月，波尔布特就曾到中国进行访问，并一直逗留到次年的2月。这时正是毛泽东酝酿和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给他讲述了“中国的革命理论和实践”，特别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等理论和经验。柬埔寨全国“解放”后，在新政权领导层的会议上，波尔布特提出：我考虑了很久。我想了两句口号，作为我们今后工作的指导方向，大家可以讨论一下。我看是不是可以用“建设国家，保卫国家”来概括我们今后的任务。
波尔布特的建国蓝图是，在国家政权建设方面，彻底摧毁旧的政府机构，由柬埔寨的“无产阶级”执掌各级政权的大印。在经济体制变革方面，废除货币和市场，推行配给制、按需求分配；废除私有制，实行公有制、集体化，开办公共食堂，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在思想文化改造方面，鼓励普及教育；挑战作为国教的佛教传统，视宗教为精神鸦片，动员僧侣下田参加劳动；暂时终止邮政通信联系，以防反革命的串联活动；废除主仆关系；提倡纯洁朴素，禁止佩戴首饰、穿华丽服装。在保卫新生政权方面，集中力量镇压反革命，坚决将“那些挡住革命道路的人统统踩到脚下”；甄别全社会人员的阶级属性，明确阶级阵线，分清敌我友；同时高度警惕外国帝国主义和敌视柬埔寨革命的反动势力的进攻……
此后，仅仅几个月内，波氏的“蓝图”便已席卷全国各地。在毛泽东的赞许与鼓励下，波尔布特推行了一条比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更为左倾的路线，要在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的柬埔寨进行无阶级差别、无城乡差别、无货币、无商品交易的“社会主义实践”。消灭富人，追求平均；消灭城市，迁出居民下乡务农；毁掉家具、电视、冰箱、汽车等等“奢侈” 物品；以革命性的名称更改街名；解体家庭，成立男、女劳动队强制劳动；改造知识分子，如不能脱胎换骨，就从肉体上予以消灭……
1977年，波尔布特又开始实施一项“四年计划”，其核心就是走农业集体化、合作化道路，并提出了“超大跃进”的口号。于是浮夸之风盛行，随之而来的即是人民口粮的减少，饿死人的事情频频发生。中国“大跃进”的悲剧在柬埔寨重演了。
1977年，波尔布特又开始实施一项“四年计划”，其核心就是走农业集体化、合作化道路，并提出了“超大跃进”的口号。于是浮夸之风盛行，随之而来的即是人民口粮的减少，饿死人的事情频频发生。中国“大跃进”的悲剧在柬埔寨重演了。
波尔布特借口防止反动势力串联，还取消了邮电和公共交通，老百姓不能通信，非公差外不得离开自己的工厂和合作社外出。国内的汽车、火车只供政府机关和军队使用，乘坐者必须有单位的公出证明（因废除货币已无法买票）。在此空前的封闭隔绝状况下，除了秘密外逃者，普通民众全被禁锢在固定的土地上，被拆散了家庭的数百万人不仅三年多时间里无法相聚，而且大都不知亲人的下落。
为了“彻底改造资产阶级思想”，波尔布特又规定知识分子不许相互通婚，如男学生必须找农家女，且由领导指定。人们到举行集体婚礼时对号入座，方知“组织安排”的配偶是何等模样。已婚的青年男女又大都被分开编组，一两星期才许团聚一次。孩子七岁以上也必须离开父母，集中参加放鸭、编织一类劳动。波尔布特还不无得意地夸耀这种“创举”，称其能彻底消灭家庭私有观念。实际上中国一百多年前的太平天国实行男营、女营制，就已经做过这种农业社会主义的可悲尝试，波尔布特只不过是以革命的名义重蹈覆辙。
为了“彻底改造资产阶级思想”，波尔布特又规定知识分子不许相互通婚，如男学生必须找农家女，且由领导指定。人们到举行集体婚礼时对号入座，方知“组织安排”的配偶是何等模样。已婚的青年男女又大都被分开编组，一两星期才许团聚一次。孩子七岁以上也必须离开父母，集中参加放鸭、编织一类劳动。波尔布特还不无得意地夸耀这种“创举”，称其能彻底消灭家庭私有观念。实际上中国一百多年前的太平天国实行男营、女营制，就已经做过这种农业社会主义的可悲尝试，波尔布特只不过是以革命的名义重蹈覆辙。
在波尔布特看来，要保证民主柬埔寨始终走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清除革命队伍中的敌人和异己分子是当务之急，毕竟革命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于是，一个纯洁党组织的运动应运而生，党内、军内一次次的大清洗，来势凶猛，搞得人人自危，许多柬共元老、民柬政府高级官员以“叛国”、“反党”等种种罪名被捕入狱，十余万人遭处决。民柬革命军总参谋部中除了总参谋长宋成一人外，所有人员都被捕杀。据金边陷落时被缴获的肃反机构“S-21”的口供记录，连宋成也列入了黑名单，只因他在前线指挥而得免。但到了1977年，宋成一家老小11口，还是被波尔布特的卫兵给杀了，波尔布特还下令用汽车碾压宋成一家的尸体，其状惨不忍睹。
从1975年春到1978年底，波尔布特执政的政权三年又八个月，就使柬国人民“非正常死亡”了三分之一（据《国际统计年鉴》1995版），柬方现已发现被集体屠杀后埋葬的尸骨共1205662具。据说，年轻的行刑者为节省子弹，干脆用锄头铲断囚徒的脑袋，波尔布特的名字，已成为恐怖和杀戮的代名词。而其领导下的民柬社会，也被称为“杀戮之地”。
六
柬埔寨华人由于知识分子比例较大，故受害程度尤深。
当时占柬埔寨全国人口极少部分的华人大多在经济上比较富裕，都被划入“资产阶级”阵营，从而使其面临着比高棉民族更为严峻的阶级斗争的压力。红色高棉政权甚至宣布“华侨都是资产阶级，有史以来都是吸柬埔寨人的血”。贡布、波萝勉、柴桢、磅湛等省连续发生逮捕华人的“红色恐怖”，许多人被处以死刑或苦刑。即便是柬埔寨共产党内部的上层华裔干部如符宁、胡荣、张东海等，最终也遭到清洗。更有甚者，华人在家中讲华语，亦会被疑为搞特务活动而被捕。
1974年4月28日，发生了著名的“桔井事件”：大批从前线回来的红色高棉军人开进桔井市中心，把轻重机枪摆在街上，对准华人的住宅，限令全市华人立即到农村种田，并拘捕了罪名是煽动华人回中国的嫌疑分子100多人，这些人大部分受了苦刑，有的甚至被折磨死。
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军队以“美国飞机要来轰炸”为借口，通过广播喇叭要求金边全体人民立即疏散到农村。到了次日，因人们心怀疑虑，响应者寥寥，军队便全城鸣枪，用武力威逼市民按指定路线立即撤出城里；一周后，全城数百万人悉数撤走，金边变成了一座空城。因出城匆忙，所带食品、行囊不多，百万市民在炎炎烈日下颠沛流离，忍饥受累，被驱往遥远未知的他乡，许多人染病倒毙途中。平日不干重体力活的华侨商人和家庭主妇（尤其是缠过小脚的老年妇女），更经受不住旅途的折磨，死亡比例很大。
这次“疏散”行动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月，疲惫不堪的金边人（包括华人）被指定在偏僻闭塞的乡村中或荒芜人烟的深山密林里安家落户，开始农垦生活。但是，他们缺乏起码的工具去搭建赖以寄身的茅栅，当局分配的口粮又严重不足，加之医药奇缺，结果许多人又死于霍乱、水土不服和疟疾。
据齐坚先生《红色高棉时期柬埔寨华人的遭遇》（发表于《炎黄春秋》1999年第9期）一文披露，民主柬埔寨国前夕，柬埔寨华人达60万之众。而经过红色高棉三年浩劫，华人人口数量却大幅下降到30万左右。也就是说，有50%的华侨死于非命。文章写道：“在他们财产蒙受重大损失、生命受到威胁时，柬埔寨华人确曾基于自己的中国侨民身份，寻求过祖国政府的解救。然而，他们未能看到来自中国方面的任何公开的正面的反应。”
据齐坚先生《红色高棉时期柬埔寨华人的遭遇》（发表于《炎黄春秋》1999年第9期）一文披露，民主柬埔寨国前夕，柬埔寨华人达60万之众。而经过红色高棉三年浩劫，华人人口数量却大幅下降到30万左右。也就是说，有50%的华侨死于非命。文章写道：“在他们财产蒙受重大损失、生命受到威胁时，柬埔寨华人确曾基于自己的中国侨民身份，寻求过祖国政府的解救。然而，他们未能看到来自中国方面的任何公开的正面的反应。”
华侨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自称是“毛泽东的学生”、受到中国大力援助的波尔布特，为什么如此凶残地对待华侨？
七
1978年，“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访华，华国锋在天安门广场主持欢迎仪式。
1975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柬共中央总书记波尔布特。在一个小时的会见中，毛泽东详细讲述了路线斗争问题，他说：“我们赞成你们啊！你们很多经验比我们好。中国没有资格批评你们，五十年犯了十次路线错误，有些是全国性的，有些是局部的。你们基本上是正确的。至于有没有缺点，我不清楚。总会有，你们自己去纠正。”
波尔布特说：我从年轻时起就学习了很多毛主席的著作，特别是有关人民战争的著作。毛主席的著作指导了我们全党。
6月23日和27日，周恩来也两次在医院会见波尔布特。8月26日，周恩来又在医院会见即将返国的西哈努克亲王和乔森潘等人，他特意提醒说：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容易走的，中国现在正在这条道路上前进，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
8月27日晚，毛泽东又会见了西哈努克亲王和乔森潘等人。他希望乔森潘能够转达他的意思，不要虐待莫尼克公主和亲王的两个儿子西哈莫尼与纳林卡朋，不要强迫他们从事重体力劳动。希望西哈努克不要辞去柬民族统一阵线主席的职务。毛泽东说，红色高棉与西哈努克之间只有一点分歧，但是却有四点一致。因此，亲王不应当与红色高棉分道扬镳，而是应在高棉人民和国际社会中表现出对这个新生政权的坚决支持。对此，西哈努克礼貌性地微笑着没有作答。
不过，当时无论是毛泽东还是西哈努克亲王都没有想到，西哈努克一家回国后即遭到软禁，被迫中断了与外界的联系。波尔布特甚至还将他与自己的子女分开，在他的14个孩子中，即有5个死于红色高棉执政时期，受迫害的皇亲更难以计数。
周恩来病逝后，西哈努克不能获准前往北京与他的老朋友做最后道别；1976年9月，西哈努克通过收音机得知毛泽东逝世，他给政府写了五封信，要求去中国大使馆悼念，哪怕夜里去也行，但始终没有得到答复。
中国对西哈努克的消失颇感忧虑，1978年1月派西哈努克最尊敬的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访柬，并提出会见亲王。西哈努克闻讯欣喜若狂，很想见她一面，但未获批准。柬方答复邓颖超说：“西哈努克拒绝见任何人。”最后，邓颖超只获准从一幢大楼的窗户上瞥见西哈努克的背影。
八
1978年12月，波尔布特的老部下韩桑林背叛民柬，成立了“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中央委员会”，并发表声明，号召人民起来“推翻波尔布特—英萨利叛徒和暴逆集团”。1978年圣诞节，越南10万“志愿军”大举进攻柬埔寨。
1979年1月5日傍晚，乔森潘来到西哈努克的住所，告诉他波尔布特想见他，西哈努克立刻同意了。
西哈努克与乔森潘乘车前往民柬政府大厦，波尔布特在大厅中迎接亲王，这是西哈努克1973年以来第一次见到他，两人友好地握手。
波尔布特满脸堆笑，彬彬有礼：“亲王殿下，非常抱歉，不得不将你请来，让我们呆上几小时，我首先向您通报当前的形势。”波尔布特严肃起来，接着就介绍了战场形势。
最后，波尔布特十分郑重地，带有几分恳求的口吻说：“形势非常紧急，我们必须撤退，现在恐怕是需要你帮助我们的时候了，因为你在联合国很有名望，您愿意帮助我们吗？”
“我同意，因为你们始终在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尊严！”
“谢谢您，谢谢您。”
“我要尽我最大努力，以确保联合国安理会对柬埔寨的支持”
“我们将在两个月内把越南人赶出柬埔寨！”波尔布特发誓。
“主席先生，祝你们成功。” 亲王说。
波尔布特最后说：“从现在起，您自由了，您可去中国，如果回来，我们仍然欢迎。”
1月6日早晨，西哈努克一家中国的波音707飞机飞往中国。
西哈努克离开金边的次日，1979年1月7日，越军占领金边。越南人见到的不是奋起反抗的柬埔寨人，反倒是兴高采烈、“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柬埔寨百姓。
据2005年1月15日《扬子晚报》的文章，在越军人侵的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件在古今中外外交史上都算得上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中国大使馆在大使孙刚的带领下追随波尔布特残部退入柬埔寨西部原始森林，在越军的追击下连续多日行军并在雨中睡觉。后来在森林里搭起三间草屋作为临时“大使馆”，靠吃象肉和野生动物为生，坚守外交岗位47天。
西哈努克走后第二天，越南人攻占金边，推翻了红色高棉的统治，波尔布特等人逃到了柬泰边境的丛林中。
西哈努克偕夫人莫尼克抵达北京时，邓小平、李先念、邓颖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机场迎候。邓颖超安慰西哈努克说：我们之间不是才几年的朋友，而是二十几年的朋友了。请亲王相信，我们中国人说话算数，对朋友是讲信义的。西哈努克则激动地答道：我完全相信。我热爱中国，把中国当作我的第二祖国。当邓颖超允诺说“中国永远是亲王的朋友，亲王可以长久住在中国”时，西哈努克感激地表示“完全听从中国人民和邓颖超夫人的安排。”
2月17日，“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
九
1998年4月16日夜，曾经叱咤一时的柬埔寨红色高棉领袖波尔布特因心脏病发作，在柬泰边境地区去世，终年73岁。
西哈努克闻讯，向记者发表谈话说：波尔布特的去世是使人民感到宽慰的事情。他说，波尔布特之死结束了柬现代史上最恐怖的一章。翌年初，西哈努克又宣布：如果国际法庭审判红色高棉领袖，他愿意放弃自己在宪法上，以及皇家身份所享有的豁免权，出庭受审。
西哈努克去世前曾接受凤凰卫视采访，对被软禁的经历仍耿耿于怀，他说：“我没有看到过刑场，实际上我也是被关在皇宫里的犯人，完全被囚禁了，我只能见到一个人，就是乔森潘，他有时来皇宫，也只是打个招呼，你好，过得怎么样？我曾经试图争取他或者波尔布特允许，比如在我过生日的时候，能看到孩子和孙子们，但是他却说不行，不行，他们离金边很远，他们身体很好，在我们新的共产主义社会，请不要老想着家庭生活，我们必须认真考虑国家、祖国的命运，而不是自己的家庭生活。”
西哈努克说：“我没有看到任何杀戮，但是在我无数次的梦里，我看到他们正在那些所谓‘合作社’中遭受着红色高棉的残害，实际上那就是集中营，小型集中营，真是才惨了。我的5个孩子和14个孙子就被送到了那里，他们全都被杀害了。”
每年的1月7日，越军占领金边的这一天，成了柬埔寨全体国民放假一天的正式假日——“大屠杀逾越日”。据柬埔寨《星洲日报》2009年1月8日报道，2009年1月7日，成千上万的柬埔寨人聚集在国家奥林匹克运动场，纪念越南解放柬埔寨30周年，柬埔寨参议院主席谢辛在致词时表示，这个纪念日的意义重大，标志着“柬埔寨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已告一段落。谢辛特别感谢邻国越南“拯救了柬埔寨”，高度评价越军为消灭红棉政权屠杀人民的暴行作出的重大牺牲，及时阻止了柬埔寨人民遭进一步屠杀的厄运。
西哈努克虽然憎恨红色高棉，但更憎恨使他再次流亡国外的“侵略者”越南，他对凤凰卫视记者曾子墨说：“我承认越南人的干涉使我的人民获得了自由，否则我的人民现在根本没有自由和快乐，而我更不能活到现在，但是作为一个柬埔寨人，一个高棉人，我对越南说不出感谢的话，我宁可死在红色高棉人手里，也不愿被越南人解放，生活在失去独立的祖国。”
在经历了几番波折之后，1991年，柬埔寨各方的和平谈判在巴黎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有关各方都相应的做出了妥协，并表示希望尽快签署和平协议，在之前为解决冲突所作的各种努力中，西哈努克都被视为核心人物，在巴黎会议上他再次成为了主角。
在经历了几番波折之后，1991年，柬埔寨各方的和平谈判在巴黎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有关各方都相应的做出了妥协，并表示希望尽快签署和平协议，在之前为解决冲突所作的各种努力中，西哈努克都被视为核心人物，在巴黎会议上他再次成为了主角。
1991年11月14日，西哈努克携夫人莫尼列回到了金边，结束了长达13年的流亡生活。1993年9月24日，西哈努克在新宪法上签字，重新登基成为国王。同一天，柬埔寨王国新一届政府正式成立。
1998年，柬埔寨举行了第二次大选，洪森获胜出任首相，柬埔寨也进入相对和平时期。此时的西哈努克，早已厌倦了柬埔寨的政治乱局，在北京的寓所找回了内心的平静。
2004年10月6日，西哈努克发表告同胞书，宣布因年事已高和身患多种疾病，决定退位；同月14日，王位委员会一致推举西哈莫尼为新国王。从此，西哈努克长居北京养病，直到去世。
西哈努克是目前为止在中国居住时间最长、登上天安门城楼次数最多的外国元首，他分别于 1964年、1965年、1970年、1984年、2009年，随同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胡耀邦、胡锦涛等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在几代中国人眼中，西哈努克始终是国际友人的象征，在中国相对孤立的年代，西哈努克永远的微笑，代表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和善面孔，让被封锁的中国人在孤独中感到一丝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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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默许几十万华侨被红色高棉屠杀：留着无用 杀掉不可惜
1976年是红高棉残害华人的高潮期。许多华人冒死逃亡。在柬埔寨西部，华人穿越贫瘠的山地和原始森林，九死一生逃往泰国边界，但只有很少人成功。在东部平原的华人则比较幸运，他们可以穿过丛林逃往越南，丛林中有野兽，但也有许多野果可食用。许多因逃亡而得救的华人们说："越南人（越共）对华人真的是很好，凡是逃到越南的华人，都得到了救助和医疗。"
邓小平和华国锋在北京机场迎接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
前已述及，在1975年红高棉接管金边时，柬埔寨大约有50万华人。有资料说在红高棉执政三年多后，柬埔寨华人总数只剩24万人。柬埔寨官方资料说："在20世纪60年代，有42万名华人生活在柬埔寨。根据1984年的统计，由于柬埔寨内战、红高棉的残害和人民避难他国，在柬埔寨仅仅剩下61,400名华人。"
此时期，中共当局派遣了一万五千名"援柬"人员为红高棉政权进行建设。为语言沟通，红高棉招募了一些柬埔寨华人青年作为中国专家的柬语译员。但"红高棉禁止这些译员与中国专家过多接触，更不可谈业务之外的事情，并在他们完成翻译工作后予以杀害。例如：川龙华人青年黄锡龙等8位译员在橡胶园中被集体杀害；国防部招募来翻译'援柬'武器的中文说明书的40位华人译员，有2人被杀死，20多人完成翻译任务后被'调动'而永远失踪；红高棉派一批人到中国开封市学习空军知识，招募几十名华人青年担任译员陪同前往，后来把这些译员召回金边全部杀掉；曾担任波布在1975年 访问中国大陆时与毛泽东交谈的华人译员吴植俊也被杀害。"有些华人利用接触中国援柬人员的机会向"祖国"派来的"援柬"人员哭诉求救，中国援柬人员也都看到了柬埔寨华人身陷劫难。但是中共官方指示援柬人员对华人的求救，概不准理睬。中共官方的冷漠，再次说明了海外华人在"祖国"眼中的真实价值。
邓小平会见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
一份调查报告说："在红高棉的大屠杀中，中共扮演了重要角色当时几十万华侨被红高棉杀害，实际情形，中共使馆最清楚，中方没有在国内外透露一点风声。当时，中共人员遍布柬埔寨各部门，所有的华人求救都被封锁了，华人的求救纸条被中方转交给红高棉，这些求救者的结局可想而知。"
另一位柬埔寨华人呼吁道："中共唆使柬埔寨华人华侨盲目地追随，致使犯法坐牢，或者逃往森林搞武装革命，最后反遭红高棉的大批屠杀，这些都可以说是柬埔寨华人自己的罪错。但是东南亚多次排华，中共当局吭过一声吗？有向华人援手吗？即使口头的声援也没有。华人华侨走投无路，大量被杀。他们效忠中国，但得到了怎样的对待？中国以对待海外排华的态度，根本没有资格要求华人华侨效忠谁或者不效忠谁。"
而中国援柬人员的解释是，"红高棉靠倒在我们（中国）身上，成为中国的一个沉重负担。尽管如此，红高棉对我们（中国）也是疑神疑鬼。在柬埔寨的华人华侨很多。我们支持红高棉的理由之一是越南排华，实际上红高棉排华远远超过了越南。中国对红高棉的排华行为采取了容忍态度。这样就导致在柬埔寨的华人华侨，见到援柬的中国人，就大喊赶快救他们，或者怒而骂之。为了不引起红高棉更多猜疑，我们的援柬人员就尽量避免与华人华侨接触，这也导致华人华侨对中国的不满。"
很多人认为世界上最严重的"排华"暴行，发生在60年代的印尼"清共"时期。事实上，死于红高棉屠杀的柬埔寨华人数量占了那里华人总数的60%以上，而死于印尼"清共"的印尼华人比例大致是5%。中国的"输出革命"在印尼惨败而在柬埔寨获胜，但柬埔寨华人并未得到好处，反受虐杀。此中缘故并非"种族"原因或者宗教原因，而是共产党通用法则的表达。有一种歌词对东南亚华人的描述是："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黄色的面孔有着红色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着白色恐惧。多少人在追寻那解不开的问题，多少人在深夜里无奈地叹息，多少人的眼泪在无言中抹去，这是什么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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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高棉重要国策之一：留着无用，杀掉不可惜
劳动营里人们的证词摘录：
（一）"1公斤大米煮成一大锅水粥，每人分到一碗水粥，只有几十粒米。有些人就去挖野生木薯之类来吃。因为吃下了外表象木薯但有毒的植物，结果我们所在的劳动营有百多人中毒死亡。我们都不被准许住在村子里，而被迫住到原始森林里，森林里有'瘴气'，许多人都染上疾病，病重的就死掉了。有20人被分派去种菜，他们每天每人要挑100多担水，种出的菜要满足当时1乡4区的几千人吃，哪里会够？没有米，每天每人分2根芭蕉，还有芭蕉头或树干都被砍下来分配给人民吃。"
（二）"那时我是16岁少女，因为吃不饱，又瘦又小，看起来只有10岁左右，即使这么瘦小也没逃过厄运，红高棉把我编入青年队，那是一等劳动力，每天天不亮就得起身，走几公里的路去插秧。我像其他大人一样，每天（被分派）插三普龙的秧，完不成插秧，会被罚减饭食。其实集体饭食只是两罐（罐头盒）的大米，加一大篓野菜煮成一大锅稀粥，每餐只分给我们一大勺子。我们本来就吃不饱，如果插秧完不成规定数量，稀粥就减到半勺子，这不是只等饿死吗？不过，挖土筑堤比插秧更要命。没有插秧的日子，我们（女子）每人每天（被分派）挖两立方米的土，河堤修得越高，挑上去越艰难。我个子瘦小，挑起泥土时，畚箕会触着地面，腿也发软，常常连人带畚箕一起摔倒在地上。"
红色高棉集中营的受难者
（三）"陈雷是一名高大的华人青年，但在那个年代，高大也是一件麻烦事，因为食量大。在那种环境，别说吃多少，根本就没的吃。陈雷饿得患上浮肿病，不能工作。他每次去集体食堂都被撵出来，红高棉说他没做工，不许吃饭。2天后，陈雷饿得没办法，便拿起一把小斧头到食堂，向人们哭诉不准他吃饭的可怜情况，用小斧头一下一下往自己头上砸，鲜血往下流。人们都吓呆了，但除了同情和恐惧，谁敢出声？这时，一个红高棉村干部偷偷摸到陈雷背后，抢下斧头，把他抱住，又跑上几个红高棉，把陈雷捆绑像拖死狗一样拖到村外的一棵大树下，活活就给埋了。"
（四）一位在菩萨省嘎弄则村的证人说："有一天，儿子病了，连续腹泻好几天，我接到消息后，好不容易才被批准去看孩子，把孩子抱到卫生站，但在那种缺医少药的简陋卫生站里，孩子喝了几天老鼠屎一样的黑药粒，毫无起色。当孩子在我怀中断气时，我一点感觉也没有。在红高棉年代，每天见到太多的死人，每个人都已经麻木，不会哭也不会笑。直到有一天，丈夫从工地回来，我告诉他，孩子死了，我们夫妻俩才抱头痛哭。过不久，家婆也死了，接着丈夫和两个小叔也一个接一个地病死或饿死，7口之家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变呆了，一天到晚像哑巴一样，一句话也不会说，只默默地低头劳动，身心的折磨和打击让我成了一个只有身体没有灵魂的人。破草棚中只剩下我一个人，我的亲人都死了，永远永远地走了。在这破烂的草棚里，我哭了一整夜。第二天，还得拖着虚弱的身体去下田。过了几天，两腿肿得举步艰难，又得了夜盲症，晚上根本看不见，但队长还是硬逼我在晚上去田间劳动，我没办法，只得拖着沉重的肿腿摸黑出门，没走几步便撞到大树，把头撞破了，爬不起来，躺在地上不停地喘息。"
15、制造社会恐怖。目的是双重的：使人民经常处于恐慌和畏惧状态而成为驯服工具，也令人民不敢产生抱怨或逃跑的意愿。红高棉从来不屑使用、也没有能力使用思想洗脑方式，红高棉只使用很原始的恐怖方式：通过苦役、饥饿、残害和处死，使人民害怕并服从"安卡"。恐怖不仅仅针对"新人"而扩大到社会的所有群体，甚至包括受清洗机构威胁的红高棉干部。例如现在主管"科技部"的秀木（原西哈努克流亡政府财政部长）诉说："当你听见安卡的名字时，让你心惊肉跳。"
红色高棉制造了柬埔寨人间地狱
有证人说："时时有安卡的人在监视，讲错话随时会被叫去'开会'，一去就不能再回来。所以，我们每天在担惊受怕中过日子。""死神随时会降临，但我们还是渴望多活一天。到天黑睡觉时，人躺着，可耳朵却格外注意动静，一有声音或脚步声，立时会全身绷直，恐怖到极点。每早上醒来，在庆幸自己逃过了黑夜之余，今天又可以多活一天的狂喜，支撑着我熬过这一天。"
16、对女人的压迫。配偶被安卡以集体方式任意指定或者隔离。由于禁止爱情和婚姻，柬埔寨女人承受着强迫的性关系和各种各样的性暴力。无论在军事单位还是在地方村庄，都有许多的集体强奸案发生在对女人的监禁期间和处死之前。一份证词说："有目击者，在离我村不远的地方，红高棉每天捉走20至30个村民去杀掉，被他们捉走的女子，都被他们先奸后杀。"不少见证者都看见过怀孕女人被绑在树干上，红高棉活活剖开肚子，胎儿蠕动着从她们的子宫里被用刀具挑扯出来，血淋淋的，那情景真是无法言说的恐怖。他们还抽打那些正在死去的怀孕女人的青黑色脸颊。
红高棉控制人们的性生活，严格禁止指定交配之外的任何性关系。安卡决定所有人的交配关系，包括寡妇被强迫"出嫁"，连红高棉女干部也不能例外。女人们被教导必须把自己奉献给安卡。许多年轻女子拒绝或者推迟被指定的交配关系而遭到毫不留情的处死。许多营养不良的女性因为性逼迫而死亡。"那些受伤的红高棉兵，他们认为自己对国家来说是功劳非凡，漂亮些的少女必须'嫁'给他们。许多少女为了躲避他们，只好穿上母亲的旧衣服，扮成大年龄的妇人。但即便如此，她们仍然逃不过。"
展示红高棉的婚姻政策的一个实例是，一个15岁的红高棉女干部被安卡分配"嫁"给一个运送弹药的红高棉兵。她的前男友爬上房子向她大喊："我永远等着你。"她说：在当时她的周围已经有5对被强迫"嫁娶"的夫妇，如果在分配结婚的两人之中，一方拒绝对方，那么拒绝者将被送去"再教育"，也就是被打死。即使如此，红高棉的政策仍然另有不可思议：限制最纯粹的性生理需求。这女干部说："（指定交配的）夫妇被安卡分开，配偶两人一个月也许能见面一次，还需分别贿赂村干部和女方单位。"该女干部以自己为例说：她的"新婚"仅为3天，然后夫妇被分开，不让他们在一起分享婚后的新生活。不过，在柬埔寨东部和西北部的一些稍微具有独立性的地区，还是短期允许被指定的"新婚"夫妇同住在一个自搭的小茅棚里。
17、政治童工的使用。红高棉专门建立了"少年劳动营"，达到6岁年龄的幼童就被红高棉从父母身边带走。幼童被饲养和教育成为反人性的工具"政治童工"。红高棉的政策设计故意打破孩子对父母的亲情。孩子并不被给予文化教育，而是被教给党的宣传，供红高棉从中选择未来的党员。在"少年劳动营"，孩子们没有玩耍和游戏，童年的所有快乐都被剥夺。许多12岁以上的少年是最残忍最不懂事的红高棉打手。这些对孩子的罪行是最不可原谅的。
西哈努克特别注意到红高棉对"政治童工"的使用，因为孩子们容易被灌输丑陋的革命思想。西哈努克写道："这些少年兵被训练，比赛谁在杀害生命上更残忍"；"我在金边被拘禁的3年里，我看到负责看守的少年兵常常以折磨动物（狗、猫、猴子、壁虎）来开心取乐。"
一个证人说："我们家庭有12口人。为了控制人民，红高棉拆散了全部家庭，以及隔离孩子们。人民的所有活动被控制，被严密监视。在1976年，我的3个兄弟和3个姐姐被强迫去青年劳动营。我8岁，被强迫与父母分开去了少年劳动营。我几次溜回家依偎父母。红高棉发现了我曾经偷偷摸摸地离开，不久后他们带我再回家去看看：尽管我们的家还在原地，但空无一人，我的父母都消失了，这使我再也不想溜回家了。在少年营，我每天被分派去砍灌木丛，晚上被强迫去田野里捉田鼠。睡眠不足，许多次我在田野睡着了，又被鞭子抽打唤醒。食物不足，营养缺乏，每个孩子只给一碗水样的米粥，能给盛满碗就是最大的幸福。"
红高棉对孩子们也很凶恶。那位念念不忘要"活下去要找到妈妈"的10岁女孩"英"，被分派到"少年劳动营"。在那里，她心爱的、视同为妈妈的小篮子被红高棉故意踏烂，却并不为什么。她只好自己呜咽了一整夜。有一天在插秧时，她亲眼看见一个矮瘦女孩插秧稍慢，被一个穿着硬轮胎靴的红高棉监工，一脚踢得那女孩飞起1公尺高，摔在3-4公尺外的泥水中，疼得她在泥水里翻滚。"英"说："那个女孩受了严重内伤，她呕血。不知道后来是不是活了下来。"
18、吃人。柬埔寨的历史记载显示高棉民族没有吃人的传统。而红高棉吃人并不是因为缺乏食物，而是在炫耀凶暴，把它当作"革命"的壮举。
一位证人说："（越侨）阿联被当场打死了，红高棉干部拿刀来剖腹，取阿联的肝炒吃。我听到如此，不由自主地惊吓得尿裤。大家看到村干部动手剖腹，立刻丢下汤匙，爬进屋内。我好奇，又从屋里探出头来偷窥。我目睹干部把阿联的肝倒进炒锅里去炒。炒锅里切片的人肝不停地跳动，发出'嘟嘟'响。干部问我们：'同志们，谁要吃人肝？'大家缩成一团，不敢作声。他们大吃，还说'好吃！'吃完，他们把阿联的死尸拖到他们开枪击倒他的地方，埋在一棵树下作肥料。"
红高棉干部苏克哈证明，当她正在橘井省的斯努尔（Snuol）区域柴科瑞（Svay Chreah）地方时，她亲眼看见一个红高棉干部捆绑并脱掉一个年轻女子的衣服，剜下她的两个乳房，油煎吃掉。这个干部名叫Ski，是少年劳动营的一个监工。苏克哈还在2000年指证道：这名干部现在还活着，只是不知道他的住址。读者会有何感受：那年轻女子胸前两个血淋淋的大窟隆，抽搐鬼叫惨不忍睹，红高棉干部却能在旁边兴致勃勃地煎吃她的新鲜乳房。
杀掉柬埔寨三分之一人口的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中)是毛泽东(左)的忠实信徒，右为英沙里
在无法维持生存的情况下，一些人民也不得不偷吃人肉。"村里不时发生偷吃人肉现象，因为长期饥饿。每个人都浮肿，家家都有人死去，每个人都变得麻木，亲人死了也不会哭，因为眼泪流干了。活着的人都半死不活，没有人会想自己还有明天。每天都有人死掉，埋葬的坑也不深，有几次人们发现刚埋下的死人，第二天会露出一条腿或一条手臂，却缺了一大块肉，是被人割去吃。极度的饥饿使人失去了理性。在那个时代，为了活命，又有什么办法呢？"
1975年北京，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波尔布特到中国参观学习，周恩来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
19、把家庭关系放大到社会统治，是红高棉的另一个特点。塔莫全家和姻亲都担任要职，英萨利的妻子、宋成的妻子都是国家部长。英萨利的一个女儿被指定为金边医院（Calmette Hospital）的领导人。英萨利还把一个侄女作为英语译员指定在金边广播电台工作，而此人的英语能力极为有限。柬埔寨国家的一些部委，例如外交部和工业部，都被有权力的红高棉家庭所控制。
华国锋在北京机场迎接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
综合红高棉"社会革命"的上述特征，可以说，柬埔寨在表面上好象是一个独立国家，但是在现代定义上，它并不是个国家。柬埔寨人民没有任何自由意愿和生存权利可言，他们孤苦无助，也不知道今天是何月何日（不允许有日历），他们仅仅苦熬着，竭尽全力把自己单薄枯瑟的生命带入下一天。他们的生命意义是一片空白，不顾怎样殴打虐辱、不顾劳苦艰辛、不论给不给食物、也不论自己算不算人类，只是挣扎着活到明天，如同僵尸在坟坑前的无效打坠。这个"国家"确实可以被描述为：人命贱如泥土，黑暗不见天日，一个真实存在的人间地狱，一个骇人听闻的红色世界。你在地球上任何地方都不能发现它，在形形色色的法西斯或共产党诸国里，它也是独一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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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d,流氓和流氓总是狼狈为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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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d,流氓和流氓总是狼狈为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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