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改革开放的主体是中国的民众

鲍彤先生接受了美国之音和英国广播公司（BBC）采访，讲了他对改革开放的认识和感想。他指出，改革开放，就其起点而言，"是中国人要求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一股潮流"，这个潮流从毛泽东逝世开始，它冲破党的领导，冒了出来，在中国城乡到处很艰难地发展起来。

鲍先生认为，改革开放的实际进程表明，改革开放不是哪一个人，不是哪一个党领导出来的，相反，是因为中国人要求改变毛泽东领导下建立的举国体制。在毛泽东死去、"文革"结束，当中国共产党无法领导的时候，人们开始冲破党的领导，突破举国体制，而一些共产党人，例如华国锋、彭真，以及胡耀邦、赵紫阳等人，也投身其中。他们不是居高临下，要领导老百姓来搞什么由党规定的路线，要老百姓向党看齐，而是顺应老百姓要求改革的潮流，做出了努力，而且，有的人做出很大的努力，很大的牺牲，担了很大的风险。

这样，鲍先生明确指出，推动改革开放的主体，不是中国共产党，不是它的领导，而是中国的民众──这些人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发表自己的意见，要采取自己的行动，这股合力，就叫作改革.

恰恰与中共的官方宣传相反，改革开放是冲破中共的领导而冒出来的潮流。形势比人强，共产党不得不让步，于是，改革开放成功地度过发展期，而到了共产党要加强领导、要老百姓跟着它走的时候，问题就发生了，就起了变化了。

应该说，鲍先生的这些看法，体现着人民群众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观念。

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历史背景，一是毛泽东已逝世，一是"文革"失败。

毛泽东死后，再没有人能够有毛泽东那样的权威、魄力和胆略，以及权谋手腕，来阻止中国人要求改革的浪潮。上个世纪50年代，在东欧改革涌现出浪潮，中国有许多人表现出关注和兴趣，而毛泽东，面对这一浪潮、面对因为它而兴奋的中国人，他的敌视和轻蔑溢于言表──"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苏联对东欧采取了镇压的手段，但东欧的浪潮也影响到苏联，它60年代的改革以关注物质利益和利润原则为特点。而这在毛泽东看来，就是大逆不道，是"修正主义"。毛泽东高度警惕中共自己内部的所谓"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终于，在"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大旗下，中共在毛泽东领导下，掀起巨大规模的政治狂飙，来对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改革浪潮。

这一与历史规律对抗的狂妄的政治举动，持续了十年之久，终究还是失败。而如此巨大而剧烈的变化，致使中国社会人心思动、人心思变，于是有了一个历史性的机会。许多人开始勇于说出自己的想法，舆论逐渐活跃，而农村中，自"大跃进"失败、人民公社退到与高级社体制相当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之后，就一再涌现出承包集体土地、包产到户的要求与尝试，也再度积聚起自身的动能。

农民对土地的热情，在人民公社化之后，一再地受到中共高层打击和压制，然而，在"文革"后的日子里，情况有了变化。赵紫阳、万里等一些中共的地方领导人，他们了解到农村之困，农民之苦，他们没有贸然压制农民，而是认为应该信任农民，顺应他们的改革要求。

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它确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路线，实行改革。这是启动改革开放的姿态，而改革开放的原动力，来自于中国民众。

不过，不是所有的共产党人都意识到应该顺应、尊重人民群众的要求。中共的中央领导抱着观望的态度，感觉也许可以让地方的人试试看──这就已经是难得的了，而中下层领导乃至普通党员，则囿于党的信念、党的纪律，以及当时还尚未形成为官方概念的所谓"政治规矩"，他们习惯于服从上级意志和指示。

鲍先生说的很对，毛泽东对改革开放所起的最伟大的作用就是他去世了。同样，也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对改革开放的最伟大的作用，就是它没有贸然反对，而是因为心里没底，对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心中无数，于是一度抱着观望的被动的态度，对土地承包，对国营企业"松绑"，对私营企业雇工，以及对放弃打击所谓"投机倒把"等等，都允许人们去"试试"。

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一度表现出对自己的领导能力失去信心，一度没有坚持它的领导，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当年那样一个极其珍贵的历史机遇之中，顺势而起，并且在曲折之中，成功地度过发展期。

人们或许还记得，巴黎工人在自己国家战败、敌人逼近之际，在自己国家的首都发动起义，而当时，马克思的看法与法国工人不同，他不赞成起义。但是，工人发动了起义，而马克思对他们完全不抱成见，转而支持和帮助他们，并且在起义失败后积极总结，将自己的思考写进他为工人国际起草的长篇宣言，即著名的《法兰西内战》。工人的国际，以及马克思等人，对巴黎公社起义，有实际贡献，也有理论贡献，然而，他们从来不认为，是工人的国际，或马克思等人，领导了巴黎公社，他们从来没有认为，巴黎公社失败，是因为巴黎工人没有听从工人国际或马克思等人的领导所致。

可悲而又可叹的是，人民群众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观念，本来应该是中国共产党的观念，或者，至少应该是中国共产党不反对的观念。然而，现实很无情，鲍先生的那些看法只能对外国媒体讲，只能在中共控制不到的地方发表，而它决不会让中国人知道世界上有这种看法──至于这种看法从何而来，理论意义如何，它才不管那许多。

而中共自己，召开"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它的总书记习近平，照例发表"重要讲话"，照例要全党全民还有全世界聆听，要人们拍手欢呼。但是，他讲的，是另外一套观念。

习近平讲了一大堆的话，讲了许许多多的套话、漂亮话，讲了许许多多对他自己的这个党和党领导人歌功颂德的话，其中，没有具体的现实分析，没有深刻反省，没有自我批评。

在所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光辉照耀下，人们看到的是：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而"改革开放40年积累的宝贵经验"的第一条，就是"必须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这是一种经过精心包装了的英雄史观。

党的觉醒。党的理论和实践。党如何觉醒的？党的实践有多少 怎样的自觉？党的理论，究竟有哪些进展、对科学社会主义究竟有何贡献？对此，习近平其实正如毛泽东引用过的那句古人的话，"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而对于党内党外的改革呼声，习近平清楚得很，他强硬回应，"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

习近平掌握权力以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做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及松动计划生育政策、废止劳动教养制度，被人们视为亮点，引起普遍关注。于是，人们或许较少关注，正是这个决定，其中有至关重要的一笔──中共中央宣布，"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悄然之间，天旋地转。市场化的改革开放，以及顺应市场经济要求而改革体制，不再是目标，不再是改革开放的实质，新的"改革开放"，是治理，是治理的现代化。

这是一个过程。强调和加强中共的领导，从邓小平那里就开始了，能做到何种程度，依当时的形势而定，而其主旋律，党专政，国进民退，压制不同声音，直到不准妄议，贯穿下来，清晰可见，不容置疑。

正如鲍彤先生所说，到了共产党要加强领导、要老百姓跟着它走的时候，问题就发生了，就起了变化了。他一针见血："使老百姓成为被治理者，不叫改革。"

如今的中国共产党，正在遵循它的所谓"定于一尊"新观念、新纪律、新规矩，大力弘扬习近平及其"思想"。中共官方力图以它的一个声音，压倒其它的声音。

在改革开放兴起之际，那些有意无意怀抱着"一尊"信念的共产党人，在形势面前不得不收敛，不得不忍气吞声，容忍民众自己去创造历史。然而，当中共恢复了元气，借助于市场化而实力壮大，他们就恢复了自己的本来面目，竭力运用权力，不准民众发出自己的声音，采取自己的行动，创造自己的事业。他们要把"党领导"或"党专政"原则，奉为天条，全面贯彻，习近平还得了一个"全面主席"的绰号。于是，民众创造历史的进程，就受到压抑，被权力的肆虐所笼罩、所掩盖。

这样一来，中国的前景，其实很不乐观。

用马克思的话说，中国长期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中国共产党以"新民主主义"旗帜打天下，而民主主义，本来就是资本主义的另一种说法。中共夺取了权力以后，就中断了新民主主义，回避资本主义，贸然推进它的"社会主义"实验。这样干了差不多二十年，实在干不下去了，人民难以忍受了，于是向市场经济方向回转过去。

中国人自下而上地推动改革开放，这一进程的实质，是市场化，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同时，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而改革政治，建立宪政民主体制。这样，中国人就能够以自己的方式走向自由资本主义。而依据马克思学说，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中，才能孕育出未来更高的社会形态，因此，市场化的改革开放，发展为自由资本主义，暗合马克思学说的逻辑。那些迷信毛泽东思想的所谓毛派，视改革开放为"资本主义复辟"，其实只是显露出他们自己孤陋寡闻而已。

但是，中国共产党，就其整体而言，它坚决反对政治改革，也将自己党内的开明党员视为异端分子。"六四"镇压，中断了中国政治改革的进程，这样，此后的改革开放，在市场经济、私有化方面有了进展，但是却难以走向自由资本主义，"改革开放"的方向，在"坚持和加强共产党领导"的高调门下，转变为发展和壮大权贵资本主义，或共产党资本主义。

现在，习近平赌咒发誓，对市场化改革坚决说不，那么，他一手庇护权贵资本主义，一手拥抱以国有体制为支配地位的统制经济，实际是在向着酿造新的怪胎的路上迅跑。

----------

共匪垮台后，习近平绝对会被鞭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