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中国模式”演化为“中国病”

      川上人曰：

写完本文，感慨良多，想起1948年1月费孝通在《黎民不饥不寒的小康水准》一文里的一段话，权且抄在这里吧："历史并不常是合理的，但是任何历史的情境中总包含着一条合理的出路，历史不能合理发展，是在人能不能有合理的行为。一个被视为'书生'的人，有责任把合理的方向指出来，至于能不能化为历史，那应当是政治家的事了。"

年末岁初，随着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呼吁宏观政策上实行财政、货币"双扩张"的声音不断增强。日前在高层座谈会上，经济学家余永定就呼吁实行"双扩张"，保持经济必要增速。这种观点引起社会的热议，赞成和呼应者颇多。主张者的理由和余永定先生相似，都认为到了必须出手遏制经济增长下滑态势的时候了，否则大局堪忧。

与此相反，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应该在稳住大局、控制和化解风险的条件下，通过改革提高供给效率，实现发展方式转型。只是与"双扩张"相比，这种声音似乎越来越微弱。

笔者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决策者必须保持定力，克制对刺激政策的冲动，财政、货币"双扩张"断不可为。

第一，实行实施"双扩张"不会有明显效果。2009年政府采取了4万亿投资和10万亿贷款的强刺激政策，虽然将下滑的经济拉回上10%的增速，但是只维持了两个季度，随后就掉头直下。此后，几乎每年政府都会出台一些保增长的刺激措施，但从2011年到2014年的四年中，GDP增长率分别是9.2%、7.8%、7.7%、7.4%，增长率仍然下行。到了2015年第3季度终于掉到7%以下，尽管这个季度刺激措施不比2009年差，但促增长的效果已经几近于无。事实上，2018年政府已经再次加大刺激政策。几次降准及降低银行存款的准备金比率，再加上"中期借贷便利"的金融工具，央行所释放出的资金总量已经超出了四万亿，被坊间称为"新版四万亿"。国家发改委也加速地方投资项目的审批，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动辄以百万千万亿计。可是结果不如人意，继续加大刺激会有效果吗？

第二，实行实施"双扩张"会增大系统性风险。如果不对症下药，加大剂量也不会有效，反而会加剧病情。过度使用刺激政策的结果，只能是进一步加杠杆，使风险加速积累。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显示，中国国民经济的杠杆率从2008年的170%增加到2014年的235.7%，6年上升65.7个百分点。在大力"去杠杆"的背景下，2017年的实体经济杠杆率仍然由2016年的239.7%上升至242.1%。一旦实行"双扩张"，杠杆率一定会飙升。过高的杠杆率意味着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大增。中国经济的"灰犀牛"就蹲在那里，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第三，实行实施"双扩张"会加剧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挤压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以"保持积极稳定"为理由的"双扩张"，会让各级政府积极将主要精力用于"扩需求、保增长"，而不是着力于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以往的经验表明，增加的货币也很难进入民营经济，而是流向国有企业或房市、股市。积极财政政策会集中在"铁公鸡"等基础建设上，这让政府成为投资主体，对民营经济投资形成挤出效应。更大的问题是让本应该限制权力的政府进一步扩大权力，更难以"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第四，实行实施"双扩张"会让数年来的改革努力前功尽。为了消化前期刺激性政策，中央政府推出了 "三去一降一补"的结构性改革，可谓对症下药。问题是在执行过程中，不是主要依靠市场的力量，而是主要采取行政手段去调结构，结果造成诸多问题。虽然效果不如人意，但是不能以出现这些问题而否定结构性改革的正确性。确实许多企业和地方政府面临困难，寄希望于"放水"缓解眼前困局。在结构性改革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前，实施"双扩张" 会让企业和地方政府长出一口气，但也势必让数年来的改革努力前功尽弃。

纵观改革开放四十年，依靠货币超发和信用膨胀支持高速发展，一直伴随着中国经济。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宏观当局采取更强的刺激政策，使得货币供应量海量增长。从2001年到2012年，广义货币流通量平均每年增长18.35%，远高于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结果是资产泡沫生成和资产负债表风险累积。诚如吴敬琏先生所说，中国经济出现了"按下葫芦起了瓢"的"跷跷板反应"，"当政府采取刺激政策稳住增长速度时，会造成加杠杆的结果；而一旦采取措施降杠杆，又会使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引自吴敬琏著《中国经济改革进程》P324）。

这种"跷跷板效应"，正是宏观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令人头疼的问题，也是出现对策争论的根源所在。概括言之，以余永定、林毅夫先生为代表的一方提出的对策是立足于短期，而吴敬琏代表的一方者立足于长期。有人总是说"缓不济急"，因此主张为了应对眼前而推迟改革。其实，立足长期的对策并没有忽视短期问题。20年已经属于长期了吧？将近20年过去了，假如能够像吴敬琏先生所建议的那样，在稳定住大局、保证不发生系统性危机的条件下，全面深化改革，通过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中国一定可以走出两难困境，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然而，正是因为一再实行短期政策，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迄今仍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才造成今天的困局。

从历史角度看，在较长的和平时期，一个国家在坚持一种独特的发展思路和做法而取得成果以后，会被称为"x国模式"。可是一旦形成固定的发展战略，就会产生路径依赖。如果不能及早警醒，不及时进行调整，那些负面的、以前被高速增长的GDP所掩盖的问题就会逐渐浮现出来。等到国际大市场或国内市场发生了变化，多年一直被拖着不解决的问题综合性爆发，"x国模式"就演变为"x国病"。学界所说的"日本病"、"英国病"、"荷兰病"都是如此。

笔者虽然不赞成"中国模式"的说法，但是如果把以强势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定义为"中国模式"，我认为这种模式确实是存在的。不过，在运行多年以后，这种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必须痛下决心，对过去的发展模式进行根本改造。如果心存侥幸，继续敷衍，问题叠加，前景不堪设想。

时势艰难，尤须决策者保持定力，既不要忽视短期问题，更要立足长远，坚定不移地推动体制改革，建立真正的法治的市场经济，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走上一条持续稳定发展的康庄大道，才能避免"中国模式"演化为"中国病"。（2019年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