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05年9月24日，北京正阳门火车站，戒备森严，冠盖云集。由皇族亲贵、朝廷重臣组成的“五大臣出洋考察团”正准备启程，分赴欧美日本等各国，考察“立宪”经验。
革命党人吴樾怀揣炸弹，混上专列，准备发动自杀式袭击。因炸弹意外提早触发，吴樾当场身亡，五大臣中两人受轻伤。
这次震惊中外的自杀式袭击，不仅没有动摇清朝改革的决心，反而让大清当权者认为，只有加快变法立宪，才能消弭革命的风险。
一如“五大臣”之一的端方在致电沪上报界时说“炸药爆发，……益征立宪之不可缓也。”
清廷很快组成了新的考察团，分别前往日、美、英、法、德等国，并于1906年7月回国。他们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想富国强兵，唯有学习西方实行君主立宪，并且还指出“立宪利于君，利于民，不利于官”。
后世认为，五大臣出洋是标志着晚清中国官员在走向世界的进程中又迈出了一大步，也是没落的清王朝企图自救的最后一次努力。
他认为暗杀才能唤醒无知民众，在其所著的在《暗杀时代》一书中写道：“夫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
吴樾所在的“光复会”则是清末最为激进的革命团体，视暗杀为革命的必备手段。
光复会的会长是蔡元培，这位文质彬彬的晚清翰林，此时造炸弹、制毒药、培训杀手，干起革命来生猛异常，与后来任北大校长的儒雅形象判若两人。
02
欺骗民众，虚假改革，苟延残喘……长期以来，对于晚清最后几年的立宪改革，历史教科书大多如此评价。
诚然，我们完全可以批评晚清改革存在各种失误，痛斥统治阶级腐朽没落。
放宽历史的视野，跳出非黑即白、成王败寇的历史观来看，如果将晚清的立宪改革归结于“作秀”，那的确有点冤枉慈禧老佛爷了——在1905年的中国，没有人比慈禧更急迫地想变法救亡。
此时的清廷，绝对是想真改革。面对内忧外患，再不变法将有覆亡的危险，这几乎成为朝野共识。
1900年，以为义和团“民气可用”的慈禧向世界列强宣战，结果落得仓皇西逃。痛定思痛，终知世界潮流不可对抗。
1901年1月29日，尚在流亡途中的慈禧就以光绪的名义发布了变法诏书：“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成法。”明确要求各级官员全面向西方学习，提出改革建议。
1904年在中国东北发生的日俄战争，再次强烈刺激了清廷，促进了晚清立宪运动走向高涨。两个列强在大清“龙兴之地”开战，清朝却宣布中立，这已经够耻辱了。更让清廷大跌眼镜的是，蕞尔小国日本竟然击败实力雄厚的俄国。
清廷意识到，日俄战争不是简单的军事较量，而是两种政治体制的较量，日本的立宪政体击败了俄国的专制政体。
内忧外患之中，各种刺激之下，要求立宪改革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到1905年8月，清朝8位总督中已经有5位上疏奏请立宪，五大臣出洋考察也就顺理成章。
1906年9月1日，清廷正式发布了仿行立宪的上谕，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慈禧的政治声誉一时达到人生顶峰。据当时上海《申报》报道：“凡通都大邑，僻壤遐衢，商界学界，无不开会庆贺。”
客观地说，晚清最后几年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远远超出了当年“戊戌变法”的设想，走得更远，改得很彻底。
废除科举，发展新式教育；改革官制，取消六部，设立现代行政管理机构；地方设立咨议局，作为西式地方议会的雏形；成立资政院，作为将来设立上下议院的基础……
改革就是这样，一旦启动，就不为人的意志所转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
改革越是给人们希望，人们就越希望得到更多，希望更快地得到更多。
03
晚清改良与革命的竞赛中，革命阵营中的年轻人尤为显眼，像吴樾一样激进的年轻人为一时之风气。
1900年兴中会成员史坚如谋刺两广总督德寿，失败后英勇就义，时年21岁。
1907年光复会成员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率学生军起义失败后慷慨就义，时年34岁。
1910年同盟会成员汪精卫谋刺摄政王载沣，失败后在狱中写下名句“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时年27岁。
1912年同盟会成员彭家珍引爆炸弹与宗社党领袖良弼同归于尽，吓得清政府赶紧下诏宣布退位，时年24岁。
前赴后继，视死如归，浩气长存。每当翻阅这段历史，这些年轻人总让人唏嘘不已：不少人家庭条件优渥，受过良好的教育，大多有海外留学经历，见识与才能出类拔萃，“为天下人谋永福”的牺牲精神更是光芒万丈。
“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中学时第一次读到林觉民的《与妻书》，如同被电流击中一般，让人心头一颤，感人至深，荡气回肠。
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失败后，24岁的林觉民被俘后慷慨就义。面对“面貌如玉，心肠如铁，心地光明如雪”的林觉民，连审讯他的清廷高官都为眼前这个“奇男子”所折服。
可以说，晚清最杰出的那批年轻人都站到了清朝的对立面，要么同情革命，要么直接加入了革命。
04
晚清的改良为何得不到这些年轻人的认可呢？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说：“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一旦一个政府被认为是一个“坏”政府，即使改革的目的、设想再好，也很难为社会认同，一旦这种改革引发各种矛盾，社会最直接的反映就是把所有的矛盾都归咎于政府的“坏”。
一旦政府的改革措施出现偏差，或者跟不上民众的期望，就会出现灾难性的结果。
很不幸，清政府自1840年以来的屈辱与无能，注定会被视为一个“坏”政府。
从清政府的角度看，与过去闭关锁国相比，晚清最后几年的改革步伐已经够大了，改革诚意够充分了，都准备立宪了，还明确了时间表和路线图，简直是伟大的进步。
但从年轻人的视角看，清廷的改革总是在拖延，无非是麻痹民众的一种手段，必须推翻满清,中国才有希望。
这些睁眼看过世界的年轻人，他们的参照系是世界，尤其是后来居上的日本等国，而不是大清的过去。此外，与渐进的改良相比，革命天然对年轻人更有吸引力，在救亡压倒一切的时代大背景下，什么方式最能快速地改变中国命运，自然就会对年轻人产生吸引力。
学者雷颐认为，晚清最后的立宪改革总是错过时间窗口，应该在上一阶段做的事，总是拖到下一阶段才被迫做。
要命的是，当你在下一阶段做上一阶段应该做的事的时候，实际形势却要求你做得更大/更多，他又不愿意，总是在实在不行了才做，于是总是慢一拍，永远被动。
改革是面向未来的，未来恰恰是年轻人的。如果改革得不到年轻人的认同和支持，这样的改革肯定没有未来。
林觉民等年轻人早已经过了河，清政府还站在河里假装摸石头，最终被时代的洪流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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