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道是“人最难认识的就是自己”。而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乃至卑鄙，能够勇敢地公开表达对自己的鄙视，则更是难能可贵。
曼德拉的自传中，有一段记述颇为令人震撼：1964年，曼德拉再次被南非当局以“煽动暴力罪”逮捕并送上法庭。在一次庭审的时候，公诉人Bosch突然做出了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举动，他狠狠摔掉手里的卷宗，快步跑到被告席，拉住曼德拉的手说：“我不干了！我鄙视我所做的事情，我不想把你送到监狱里去。”
毫无疑问，bosch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丢掉饭碗、受到各方的压力和威胁、甚至和曼德拉一样被投入监狱。可以想象到，bosch当时的心里是多么的挣扎和恐惧，他抬腿迈向曼德拉的那一刻，需要鼓起多么大的勇气。勇敢者从来不是无所畏惧的，而是即使双腿颤抖也要迈步向前，因为道义的呼唤可以战胜一切，就这点而言，bosch堪称勇士！
由此想到二战刚结束时，日本千叶县一个姓佐藤的村长剖腹自杀的事情。二次大战期间，佐藤是个狂热的“忠君爱国”份子，他响应政府号召，像忠实的猎犬一样四处奔波，鼓动左村右乡的村民参军，对华对美作战，为天皇为国家尽忠。然而到了战争后期，随着战事的失利、参战村民战死的消息不断传来以及美军投下的传单等影响，他渐渐醒悟，在美国向广岛投下原子弹的第二天，他沐浴更衣，召集村民到村前的空地上，面向全体村民下跪谢罪，痛心疾首地说：我有罪！我原以为我做得对，现在知道了，我其实是鼓动你们的孩子去送死、去别的国家杀人。我痛恨我过去的言行，我鄙视自己，我没脸再活在这个世界上！说完，他抽出别在腰间的尖刀，脱掉上衣，当众剖腹自尽。
台湾学者柏杨将中国几千年沉积下来的文化糟粕形容为一个大酱缸。这样的形容颇受争议但不无道理。酱缸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死不认错——既然大家都在酱缸里，都被酱缸所浸染，那就谁也别嫌谁不干净，如果随波逐流做了什么错事坏事，也要大家一起分担，作为个人，由于大家的分担，这个错事坏事就会化为没有。所以，我们无数次地看到，人们一哄而上行恶，即使事后知道自己做了坏事恶事，也很少有人站出来自我否定自我解剖自我鄙视，反倒是自我狡辩自我开脱自我安慰的人俯拾即是。
当然，无论天空污浊还是清明，任何时代任何社会，良知是不会永远沉默的，它总会促使一些人勇敢地担当勇敢地直面自己。
1970年，16岁的张红兵因为母亲在家里说了几句对文革不满的“反动言论”，向派出所告发，并最终将母亲送上刑场。30年后，他痛心疾首地反省文革反省自己，痛骂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禽兽不如”，并勇敢地将自己的忏悔公之于众。在鄙视和痛恨当年的自己的同时，他对那场浩劫的总结也许更值得我们记取：“在自己和亲人经历过无数的艰难和坎坷，付出了一次又一次血和泪的代价之后，我才大彻大悟：动听的说教，神圣的祭坛……是毒害青少年和儿童的精神鸦片！”
古语有云：知耻而后勇。敢于面对自己的错误，并且将自己身上的污迹公开展示以警醒他人，这样的人比从不审视自己、死不认错、永远自我感觉良好的人高尚百倍。两者的差别，一个是勇士，一个是懦夫。
任何人都难免会犯错误，区别高尚和卑鄙、勇士和懦夫的标志之一，就在于面对错误的时候，是鄙视曾经的自己还是麻木不仁、心安理得。
凡是心存良知的人，都不会放任自己的恶行。有人做了一个很好的比喻：这个人在污水中随波逐流，忽然碰到了什么东西，低头一看，脚上踩的是什么呀？这么肮脏！于是他大叫一声“老子不干了”，奋力向岸上游去。
然而，永远“心安理得”的人，为人做事是不会回过头来审视的。他们在污水的裹挟之下，兴高采烈地随众漂浮，当事后被告知身上沾满了污迹时，他们会为自己辩解说：我是被动的，大家都这么做，我只不过跟着大家挥了挥拳头咆哮了几句，如果有错也是众人的错，我个人为什么要承担责任呢？
无视和逃避责任，凡事千方百计为自己寻找借口优哉游哉心安理得的人，其灵魂是卑微可怜的。
幡然醒悟，“我鄙视我所做的事情”，高喊“老子不干了”！——这样的人知错能改磊落坦荡，虽然曾经做过坏事，仍然令人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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