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 三峡大坝是中国模式的缩影

前不久关于长江三峡大坝出现坝体变形的传言，引起外界很大关注，虽然官方已经出面说明是"弹性变形"，不会构成危害，但是却也再次引发各界对于三峡大坝和相关争议的讨论。在这里，我不是要讨论三峡大坝本身是否已经出现技术上的问题，我要指出的是，整个三峡大坝工程本身，其实极为具有象征意义，它是整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所谓的"中国模式"的一个缩影。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三峡大坝的兴建从1950年代就开始讨论，各种论证反复进行，各方面专家的意见一直存在分歧。1980年代后期，赵紫阳主政时期，考虑到党外强烈的反对意见，曾经以此为理由向邓小平陈情，建议缓建。但是邓小平对赵紫阳说，上马有政治问题，不上马更有政治问题，因此还是要上马。邓小平的意思很清楚，那就是不能因为党外有人反对我们就接受，越是有人反对我们越是要坚持，要不然就无法显示党的领导了。邓小平的拍板，导致如此争议巨大的工程最终开工建成。这是一个典型案例，说明中国经济发展中很多决策的背后，其实是政治上的考量起关键的作用。

其次，坚决主张和积极推动三峡大坝工程上马的，主要是两股力量，一是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为代表的电力系统，一是以前水利部长，后任政协副主席的钱正英为代表的水力系统。这两种力量对三峡工程上马的支持，背后都有着强烈的部门利益和既得利益的背景。众所周知，李鹏家族长期把持电力王国，其家族贪腐与三峡大坝工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工程的上马，实际上就是权贵集团的利益动机促成的。

第三，中共官方反复强调的三峡大坝工程上马的理由，主要就是它在发电方面的巨大的经济效益。三峡工程可以提高发电量，这一点当然无可置疑。但是在经济效益之外，如此巨大的工程带来的其他一些损失，例如移民造成的老百姓的生活问题，例如对数不清的文物遗迹的不可挽回的破坏，例如对整体环境保护的负面影响，虽然有很多专家一再提出，但是都无法受到当局的重视。在中共的发展思路中，经济发展高于一切，为了经济发展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一切都要为经济效益让路，这就是三峡大坝工程最终能够上马的重要原因。

最后，三峡大坝上马，考量的主要是当下的经济效益。这样一个巨大的工程，连官方自己都承认过了一段时间，效益就会慢慢降低。当然，这样的时间也许很长，几十年甚至一百年，但是，对于决策者来说，那是未来的事情，他们不会考虑那么长远，当下的政绩和经济收益才是最重要的。中国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教授曾经一再指出，三峡大坝上马，早晚还是要炸掉；长期研究三峡工程的王维洛博士也多次指出，未来，三峡大坝一定会出事。但是对于中共当局来讲，这些都是未来的事情，因此不在考虑范围。
因此，围绕着三峡大坝工程的决策，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四个特点：1）经济决策背后，有着错综复杂的政治考量，三峡大坝是一个水利工程，也是一个政治工程；2）经济发展的背后，有着利益推动的因素；3）为了经济发展，可以不惜一切代价；4）这样的经济发展，不具备可持续性。而这些特点其实，不正是中国这几十年来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特点吗？所谓"中国模式"，在三峡大坝上马的决策过程上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如果有一天三峡大坝真的出了灾难性事故，那恐怕就是"中国模式"正式宣布破产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