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文化的作恶信条

李洪林先生曾痛心地说过：“毛泽东亲手培养的‘党文化’，给中华民族造成了空前绝后的精神创伤。无论夏桀和殷纣，无论周厉王和秦始皇，也无论汉武帝的罢黜百家和明清两代的文字狱，都比不上‘党文化’对整个民族伤害之深，这是精神世界的内伤，它抽掉了几乎所有中国人的脊梁骨，消灭了几乎所有中国人的独立人格。”

“党文化”也培育了作恶多端的中共集团，从土改、肃反到文革浩劫，桩桩件件都是明证。从文革对张之洞、康有为的扒坟鞭尸，便知这伙连死人都不放过的恶棍，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另一方面，党文化也侵蚀中共，如今已成溃烂之躯。制度性贪腐无处不在，文凭造假屡见不鲜，投毒谋杀内斗不断，指鹿为马谎话连篇。他们正把国家民族引向没有正义、没有是非、弄虚作假、道德沦丧的万丈深渊。

正是这样一个丑陋的、溃烂的集团，在享受工业化、市场化经济利益的同时，以不搞西方那一套的歪理，成为21世纪公开反对普世价值、宪政民主、司法独立的个别政权。他们以阶级的名义反人道主义，以共产党初心反私有财产，以党的领导反司法独立，以舆论一律反新闻自由。但凡文艺复兴、工业革命以来的正面价值，都成为中共的敌人。

反普世价值、反宪政民主、反司法独立，并不意味着中共有着优于现代文明的价值和制度。所谓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其实是自欺欺人。苏联解体宣告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同时也宣告了他们道路、理论、制度的失败。至于文化，除了“党文化”还有什么文化可谈？义和团还是红卫兵？

有人把“党文化”比作会党文化，是指在控制他人为目这点上相通，但作恶无底线，祸害之惨烈，会党文化岂能与之比肩？什么是“党文化”？就其范围、罪恶而言可谓罄竹难书，其中危害最烈莫过于以下四条。而所谓毛泽东思想，其主要内容都包含其中，从这个意义上讲，“党文化”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他们之间是可以划等号的。

1. 痞子精神
2. 阶级斗争
3. 唯物主义
4. 暴力崇拜

本文不是解读中共教科书的说辞，而是说明它们在中共政治中的实际功用。

一、痞子精神

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以流氓成为帝王者不乏其人，如刘邦、朱元璋。虽是流氓出身，大业成就之时，不光彩的历史总会设法抹去，再端起架子装出帝王的样子来。再无耻的流氓，一旦得了天下，无论王道霸道，只会与流氓切割，绝没有视痞子为同道，请痞子进庙堂的道理。

中共则不然。创建之时未必是刘邦之辈，但之后的农民运动则和痞子沆瀣一气，非常之时用非常之法，并非不可理喻。建政之后仍视痞子为同道，奉痞子精神为信条倒是啧啧怪事。这个奇怪的现象和湖南农民运动分不开，和这个运动纲领性文献——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分不开。这篇报告假革命之名为痞子造势，以革命先锋为痞子正名，正因如此，建政后痞子精神登堂入室也就顺理成章。

文革中红卫兵为代表的群众运动再现了这一幕：以《考察报告》“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为开场，再按报告所说“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只是土豪劣绅换成了教授专家、走资派。时至今日，从基层到庙堂，他们的幽灵无处不在。《芙蓉镇》里的王秋赦，已成这类人的符号，无信、无耻、无赖、无畏是他们的底色。尤其是无信与无耻，已经成为这个“革命”的重要遗产，深入到这个群体的骨髓之中。

所谓“痞子”，指的是恶棍、流氓、无赖这类人渣。之所以无信、无耻，就在于他们是没有价值系统，不讲社会伦理的边缘人。他们以私利为目的，追逐钱权近乎变态，不讲道义蔑视秩序，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党内斗争如此，鱼肉百姓亦然。这个不讲政治伦理以痞子精神为信奉的政党，没有他们不敢编造的谎言，没有他们不敢撕毁的契约，没有他们不敢干的坏事！这在中共建政后已成常态。

二、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是指对抗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其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但无论如何，这只是西方政治经济学一派观点，而非荼毒天下的依据。中共在建政后，阶级斗争除了是杀人无数口实，更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不讲逻辑、颠覆价值的工具。这一点危害最烈，却不被人们所重视。

人在经济结构中地位的不同并不意味着观念、方法的不同，更不等于价值的对立。尤其在伦理道德系统，即使经济利益的对立甚至冲突，也只是利益诉求的不同，绝不会有伦理层面的不同。如果在这一层面有所不同，甚至对立，则意味着结构崩溃、社会解体。任何一个族群都有经济地位的分层，也就是所谓的阶级，但并不因此就有“你要讲卫生，我偏要吃苍蝇”的对立。这意味着在基本价值判断上，任何族群都有接近甚至一致的一面。比如善恶、真假、美丑，而不会因为阶级的不同而不同。

以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论是非，是共产主义运动最荒唐的逻辑，其功效在于对价值蛮横的颠倒。但凡打入另册被整治、被迫害、被掠夺的人们，无不被扣上阶级敌人的帽子，如地主、富农、资本家。以贫富划分敌我，使富有成为罪名，再以阶级斗争置人于死地。党外如此，党内亦然，无不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无不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这种神逻辑无需罗织罪名的麻烦，也无需“莫须有”的精神负担，只要带上“阶级敌人”的帽子，置人于死地的罪名即可成立。

李森科之所以批判遗传学，并非他比孟德尔—摩尔根高明，而是给对方戴了顶资产阶级的帽子。基于同样的逻辑，就有了中共那些数不清的批判运动：批俞平伯、批胡适、批人道主义，批人性论，直到文革批无标题音乐、批牛顿的第一推动力，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这种批判除了颠倒是非，有什么道理可言？这个庸俗、荒唐的神逻辑，使斯大林、毛泽东几乎成为万能的神明。

阶级斗争在草创初期是杀人越货的口实，比替天行道时髦。建政后则是控制他人、颠倒是非的杀器。

三、唯物主义

唯物主义在政治舞台上最疯狂的表演莫过于法国大革命，当时各派政治势力都提出了信仰问题上的主张，最著名的莫过于公社的“信仰理性”和市政自治派的“无神论”。在这两派的坚持下，国民公会下令“以信仰理性代替天主教”，并把教堂改为理性教堂。恩格斯称之为“用尽一切力量把宗教永远破坏了”，其罪魁祸首正是唯物主义领军的理性信仰。而这正是法国大革命最负面的东西，革命的神话演变成一场噩梦。

从人类文明史可知：一切文明的根性都源于宗教，否认神性就是文化自宫。法国大革命的“信仰理性”闯下了大祸，方知道“哲学是神学的婢女”自有他的道理。作为哲学的唯物主义，无需深究无神论对错与否，一旦成为政治的唯物主义，无神论的立场必引发政治秩序紊乱，并导致专制独裁登场。法国大革命如此，中国革命何尝不是？

任何一个有序社会，法律都是维系社会的纽带，公平正义则是法律的根基。公平正义所具有的超验性、神圣性，在东西方都保留在自身文明的根性中。它既是一个共同体的基本价值，也是一个理性逻辑系统（法律）的公理。

美国《独立宣言》以“全人类在被（上帝）创造出来时就是平等的”的宗教信条，导出这个国家政治规则的全部。这个信条既可以理解为美国政治的公理，也可以理解为政治逻辑的起点。唯物主义无神论拒绝宗教，因此无法理解公平正义的神圣性。公理系统的缺失，逻辑起点的随意，其法律注定成为不讲是非，颠倒黑白的工具，连皇权专制都不如。

蔑视宗教否定神性，既缺乏终极关怀也没有道德底线。没有终极关怀使人成为急功近利的短视者，漠视长远只有当下；没有道德底线使人成为无恶不作的衣冠禽兽，社会变成从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丛林：贪腐遍地，乱象丛生。从山寨货到假学历，从食品安全到生态灾难，从邪恶的政党到溃烂的社会，无不拜赐于无神论者，作为总根子的唯物主义难辞其咎。

四、暴力崇拜

“《因政府而死》一书中估算了一个数字：在本世纪（20世纪），单是种族杀戮的死难者就达1.7亿人。在人类历史中，如此多的人死于暴政在此前是亘古未有的。……这种现象的存在归因于一种现代的、冷酷自私的逻辑。尤其是那些思想——危险和错误的思想——应该对本世纪这一可怕的统计数字承担连带责任。”（《开放的社会极其敌人》导论）

最应该对上亿死难者承担连带责任的，当然是马克思的暴力革命。这个危险和错误的思想，在中国不但大行其道，还成为崇拜者的圣谕。毛泽东是暴力革命狂热的鼓吹者和践行者，在党内外有着一批虔诚的信徒。正是毛泽东和他的信徒们，在20世纪的中国，以革命的名义杀害了无数中国人。

作为内政，政权的更迭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模式，大致可以分为古代和现代。前者充满了霸道、诡计、暴力，是你死我活的战争模式，后者则是谋划、论争、投票，是成败于票箱的选举模式。战争模式血流成河，是中古时期野蛮愚昧的政治理念的产物。文艺复兴推动了人的解放，工业革命、科学革命、政治革命使人类步入现代文明。政权更迭不再是中古时期的血腥野蛮，而是以民意为基础的议会政治，即公民主导的和平运动。在民治时代，毛泽东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实则是对国家、国民的劫持。

毛泽东另一句名言“马克思加秦始皇”，说的是马克思暴力革命和秦始皇暴政。八大二次会议上他明白无误说到：“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的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他之所以露出一幅暴君加流氓的嘴脸，就在于他清楚没有民意基础，维持政权除了暴力，还需要无赖。

中国传统的基本价值是仁爱，即便是董仲舒的“独尊儒术”，也是褒仁政贬暴政，对秦政的抨击多于肯定。肯定者大多与郡县制有关，抨击者则以“仁义不施”直指暴力。王夫之所谓：“秦获罪于万世者，私己而已矣”。

从土改到肃反的杀人如麻，之后历次运动的冤狱遍地；直到文革的红色恐怖，抄家、扒坟、批斗，无所不用其极！暴力革命就是明火执仗、肆无忌惮的恐怖主义。除八十年代短暂的开明时期，暴力政治依然如故，只是不再明目张胆而已。暴力维稳、暴力拆迁，跨境抓捕、神秘失踪、恶行种种，不一而足！以恐怖治国，法治无从谈起。而这一切在暴力崇拜者眼又算什么？看家本领，小菜一碟。能让信徒们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毛氏大手笔，只能是全人类的灭顶之灾！

毛泽东1957年在莫斯科直言道：“核战争有什么了不起，全世界27亿人，死一半还剩一半，中国6亿人，死一半还剩3亿，我怕谁去。”半个世纪之后，暴力崇拜的忠实信徒发出更疯狂的声音：“把所有的力量集中起来全力发展核武器，争取能够在十年之内，储备足够消灭掉全球一半以上人口的核武器。”在网络严格管控的中国，这种令人发指的反人类叫嚣，至今冠冕堂皇地刊载在百度的网页上！

如果真有什么“中国特色”，自然非“党文化”莫属。毛泽东推崇秦政治、秦苛法，恰好是中共自己的历史地位：皇权专制之余孽，苛法恶政之大成。太平天国的“基督教加巫术”，与毛泽东的“马克思加秦始皇”异曲同工，地地道道的“中国特色”，只不过这正是中国文化的糟粕，是最野蛮、最落后的东西。

“党文化”是中国社会转型最大的障碍，如果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不告别“党文化”，任何希望和前途都无从谈起，坍塌和崩溃只是个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