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西方文明？邱吉尔说过这样一段话：“没有什么词比‘文明’一词的使用更不严谨了。它究竟指什么？它是指一个建立在民权观念之上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暴力、武备、军阀统治、骚乱与独裁，让位于制订法律的议会，以及可以长久维护法律的公正的独立法庭。这才是‘文明’——在此沃土上才会源源生出自由、舒适和文化。当文明统治国家，芸芸众生得享安定之生活。我们珍惜过去的传统，前贤的遗赠正是人人安居乐业的财富。”
英国作家Daniel Hannan在《How We Invented Freedom &Why It Matters》一书中将邱吉尔这段话概括为文明包含的三个不可或缺的元素：一是法治原则。现代政府无权制订规则，规则存在于更高的维度，并且由独立的仲裁机构进行解释。法律不是政府控制国家的工具，而是保证任何个体寻求救济的运行机制。二是个人自由。包括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商贸自由、宗教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三是代议制政府。不经立法者同意，不能颁布法律，也不得征收税赋；而这些立法者应当是由民众选出并且向民众负责的人。
尽管西方文明泛指所有的西方国家，但Hannan认为，真正实践并能够坚持这三大原则的人种只有英语民族，并已经成为文化基因。他以南北美洲几乎同时被殖民作对照。北美由英国人拓殖，南美由伊比利亚人殖民，尽管自然资源北美比南美贫乏，北美却成了全世界最理想的生活地区，吸引数以亿计怀揣自由梦想的人。与此相反，南美仍旧保持近乎原始的黑暗状态，从来没有来自原始暴力之外的合法统治，无论权力采取的是动员群众还是控制武力的方式。
英语民族除英、美、加之外，也包括澳、纽，以及受英语民族殖民及广泛影响的地区。香港1841年从一个“细小、荒芜、不卫生、无价值”的渔村开埠以来，在英语民族的价值管治下发展成一个大都会。这漫长过程使西方文明的基因也深植在这里生活的市民血液中。
另一方面，在香港原住民及大陆移民身上存留的，是中国宗法社会的习俗、礼节，特别是宗法教育即家庭教育，包括过中国节日和扫墓祭祖。中国的传统与西方的传统在香港人身上结合与传承，使香港人的行为、举止、谈吐甚至相貌，都有独特之处。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这种中西文化的结合与传承，在特殊历史时空下，使香港发展成世界上最文明的地区。
在中国，没有西方文明，中共建政以来的“不爱爸爸，不爱妈妈，只爱国家”的意识形态宣教，特别是文革的斗父母，斗师长，斗夫妻的暴戾，把中国宗法社会的传统也破坏殆尽。
因此，香港人与中国人，血缘相同，但文化基因已经迥异。中国在党化教育下，长期形成了国家主义文化基因。在年轻人身上，这种区别更明显。哪怕到了外国，大家都是留学生，香港留学生讲人民权利的五大诉求，中国留学生讲国家权力，反对港独；香港人认为重要的是人民，中国人认为重要的是“一党专政”的国土。
无论是西方文明的“主权在民”观念或中国传统文化的“民为本”观念，中国现在都已经没有了，有的只是国家观念、国族观念。
这是香港与中国的深层次矛盾。两地人存在相互冲突的文化基因，使矛盾与抗争注定是长期的、艰苦的，但也是无法妥协的。香港人或不敌强权，但不会屈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