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安平致胡适的第一封信
《观察》在创刊之前，胡适已经从美国回国，但创刊号封面下端所列六十八位撰稿人（自第七期增至七十人）中并没有胡适，这在储安平是有深远考虑的。当《观察》出到第二十一期（1947年1月18日）三天之后，储安平借阴历除夕之夜，给胡适写了第一封信：
【适之先生：
我们创办观察的目的，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并使杨墨以外的超然分子有一个共同说话的地方。我们在筹备的时候，曾请陈之迈先生转求先生赐予支持；之迈先生事忙，或者未获代致我们的诚意。去夏先生返国，许多朋友鼓励我晋谒先生，我始终未欲冒昧从事。因为先生离国多年，这几年中，也正是中国社会上诡诈最多的一个时候。我们自己虽然抚心自问，是真正无党无派的，但先生何能相信？先生对于一个不为先生所熟知的刊物，决不会给予任何关切与支助。所以我认为假如那时冒昧晋谒，徒然偾事。
《观察》创刊迄今，忽忽半载，目下第一卷二十四期即将出完，我们曾按期寄给先生，请求指正。从过去二十几期中，先生或能得到一个大概印象：这确是一个真正超然的刊物。居中而稍偏左者，我们吸收，居中而稍偏右者，我们也吸收，而这个刊物的本身，确是真正居中的。过去各期内容尚有许多缺点弱点，总因我们能力有限，人力不够，力与愿违。
从筹备时候算起，我已花了整整一年的心血，全力灌注在这个刊物上。在筹备时候，要集款，要找房子，要接洽撰稿人。刊物出后，买纸，核账，校阅大样，签发稿费，调度款项，都是我的事情。在最近的五个月中，我没有一天不是工作至十二小时之多。一方面稿子不够，一方面要顾到刊物的水准，一个人独力孤苦撑持，以迄于今。所幸我自己有此决心，能以长时期来经营这个刊物，以最严肃认真的态度从事，长线放远筝，三五年后或者可有一点成就。
在先生的朋友中，比较了解我亦鼓励我的，大概要算陈衡哲先生了。我和孟真先生往还甚浅，但傅先生也给我许多指示。我希望这个刊物能得到许多前辈的支持和指教，慢慢地发展和稳固。我现在正着手计划第二卷的方针。
我写这封信给先生，是想以最大敬意请先生俯允担任《观察》的撰稿人。先生对于这个请求，自须加以考虑，不致轻诺。但是先生或能想到，在滔滔天下，今日到底有几个人能不顾一己的利益，忘私从公，献身于一种理想，尽心尽智，为国家造福。到底有几个人，能这样认认真真，实实在在，做人做事。
当我在筹备本刊最艰苦的时候（去年春天，股款迄难筹足）南京方面约我几次，我都未加考虑，因为今日之士，太慕功名，太希望从政。但是我觉得一个有为之士，他应当看得远，拿得定，做他最好的，以尽忠于他的国家。刊物出版以后，我除了我的寓处、社里，学校三处之外，任何集会不参加，任何人物不周旋，这就表示，我不以这个刊物为私人进身之阶，不以这个刊物为活动的根据。
今日中国需要者，就是有浩然之气的人。我们请求先生俯允担任《观察》的撰稿人，是为对于我们的鼓励，并非要先生鼓励我这个个人，而是鼓励并赞助我们这种理想，这种风度，这种精神。后辈需要得到前辈的鼓励和赞助，前辈也有鼓励赞助有希望的后辈的道义责任，因为我们共同努力者，乃是一种有关国家福利的事业。兹掬最大诚意，并坦率陈述一切，如承先生俯允，刊物幸甚。我们并想求先生为第二卷第一期写一篇文章（二月十五日前掷下），希望是一个大题目，以便排在第一篇，用光篇幅，并为号召。如何之处，伫候赐教。专肃即请
大安
后学储安平敬上一月二十一日农历大除夕】
胡适生于1891年，此时刚过五十五周岁。储安平生于1909年，至少已满三十七周岁。他比胡适年轻十八岁，他们属于两代人，储安平以“后学”居之，是很恰当的。由于胡适中国自由主义宗师的地位，《观察》既以“自由思想”相标榜，则胡适的列名撰稿人，就比其他任何撰稿人的列名更为重要。所以储安平的这封信写得诚恳，坦率，并且表明了自己的志趣和人格。依照胡适的为人及其待人之道，可以推想他对储安平的请求，是不会拒绝的。《观察》第一卷出满二十四期后，要休刊两周，到3月1日再出第二卷。果然在3月1日出版的《观察》第二卷第一期的封面上，胡适的名字已列入撰稿人名单之中。此时的撰稿人已增至七十四人。胡适必定是在1月末或2月期间给储安平复了信的，但文章却没有写。迄《观察》停刊，也就是在1947年、1948年整整两年中，胡适没有给《观察》写过一篇文章，这是什么原因？这是我近三四年以来一直在探究的一个问题。
储安平与胡适之间
1947年7月初，当《观察》第二卷第十九期印成后，储安平给胡适写了一封短信。文曰：
【适之先生：
我定十日前后飞平，专诚晋谒先生，向先生请教。我在这封信上，先向先生恳求一事：我们诚恳地求先生为《观察》三卷一期写一篇文章。我们愿意得到先生的支持和鼓励。如承俯允，不胜感幸。聆教匪遥，余容面陈。即请
大安
后学储安平上
七.四】
储安平“飞平”看来是如期成行了。他编完了《观察》第二卷第二十一期之后，在“编辑后记”里说：“当本期出版时，编者已在北平。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三期由吴世昌先生代编”，二十一期是7月19 日出版，二十四期应于8月9日出版，根据这些迹象推测，储安平大概自7月中旬至8月初期间在北平。他回上海以后，于8月12日给胡适写信说：
【适之先生：
在平数谒，恭聆教益，深为感幸。先生对《观察》的鼓励和指示，尤使我们增加不少勇气，我们愿以全力持久经营此刊。
先生允为《观察》三卷一期写文一篇，大大增加《观察》的光辉，拟乞至迟于八月十八日掷下，俾得如期付梓。面求法书，如承便中一挥，尤感。专肃即请
大安
后学储安平上
八.十二】
从信的内容看，胡适接见储安平不止一次。谈话中既有“鼓励”，也有“指示”——当然是建议。只可惜一生笔头特勤的胡适，这期间却在《日记》里没有留下纪录，我们难以知道这两代自由主义者当时谈话的具体内容。半个多世纪以后，我只能从研究的角度来悬揣某些可能的迹象。从《观察》奉行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四个基本原则和独立超然放言论事的基本立场来看，胡适是会取支持的态度的。但是在具体的观点或价值评判上，恐怕就差异悬殊，见仁见智了。
先说储安平的第一篇政论《失败的统治》。国民党的腐败不能遏止，是抗战后期才发生的。从北伐到七七事变的十年间，是它的上升期，对外争回了不少利权（民国史学术界称“革命外交期”），对内的建设有不可抹煞的成绩。储文概说二十年统治完全失败，胡适不见得赞同。从《观察》创刊到终刊，储安平的政论文字，凡批评政府多取激烈态度，而胡适在批评政府时多注意分寸。对学潮，储安平全盘肯定，完全支持，尤其激烈地批评政府，所有《观察》刊登的报道学潮的新闻和储安平撰写的评论学潮的文章，都有助长之势。胡适对学潮则表示理解之同情，承认政治腐败是导因之一，但不赞成动辄罢课，多取平息的态度。
胡适1947年4月11日的日记里没有记这一天应事接物的任何内容，只是抄了两段英文：
“A man that could look no way but downwards and with a muck rake in his land.”Pilgrim's Progress p.4，II
“Man with the muck rake are often indispensable to the well being of society，but only if they know when to stop raking the muck.”Theodore Roosevelt，Speech，Laying the Corner Stone，Office Bodg. of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April 14,1906.
译成中文是：
一个眼睛只会向下看、手里拿着粪叉子（揭发丑闻）的人。
（《天路历程》第二卷第4页）手里拿着粪叉子（揭发丑闻）的人对社会是必不可少的，是有益的，但是他们必须知道什么时候该停止掘粪。（T.罗斯福的演说《奠基》，众议院办公大楼，1906年4月14日）
所谓“拿着粪叉子”，“掘粪”，云云，是20世纪初，美国各地的新闻记者和社会人士发起的整治黑社会、暴露黑幕、揭发丑闻的民间运动。因为新闻自由，政治透明，记者们有权把各地的黑幕、丑闻调查得水落石出，无可逃隐，故依法打击邪恶，极有成效。当时这个运动称作“扒粪运动”或“掘粪运动”。
胡适在1947年4月完全抄录英文原文在《日记》中，显然是有他的用意的。但迄今这一则英文的内容尚未引起思想界学术界和胡适研究界的专家们的注意，我此次借撰文之便，来替胡适把他当年对国内局势的态度表露出来。他于1946年夏归国以后，眼见内战难以遏止。经过八年对外战争的政府，已经是一种疲惫、千疮百孔的局面；又加以内战、学潮、贪污成风、经济凋敝、民生艰困；而几个在野党正欲拖垮这个令人人不满的政府。但是，结束“训政”，召开“国大”，毕竟是历史走向宪政的一个进步。如果连这一点进步都轻率地摒弃了，则历史绝无再能进步的基础。如此时参与摧毁这个政府的运动，则是不明智的。须知螳螂捕蝉，焉知黄雀在后。这种综合的考虑，便是胡适40年代后期发言和批评政府的原则立场。故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停止掘粪”。
通观整个《观察》时期储安平的全部政治评论，均构成一个悖论。一方面，他怀疑中共当政以后是“自由有无”的问题，另一方面他力促那个有自由而尚嫌其不充分、不理想的政府速朽速败速亡。他可以自由批评总统、行政院长及执政党的各方各面，几乎无所限制，不受阻挠。这本身就是晚清、民初、北洋政府及北伐以来，民主在言论、新闻自由方面逐步走向制度化的实证。他在批评苏联和美国的时候，由于民族主义的心理障碍，使他不能清醒地判断当时极其严重的局势，说出“美国和苏联，没有一个是好东西，大家都想牺牲他人替自己打算，使中国成为他们的附庸”那样的话。美国前驻苏驻法大使蒲立特，本来是当年最清醒、最有远见的外交家，他却在《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中质问“蒲氏是否意欲把中国沦为美国的附庸”？而在对待蒲氏访华报告上，胡适的评价却要客观、允当、高明得多：
“我觉得蒲立德的《访华观感》写得很好，也很公平。他对中国最近廿年来历史的演变看得十分清楚，批评得很公道。我想就是让最公正的中国人自己来写，也不过如此而已。我个人对他的看法是完全赞同的。
蒲立德认为中国是应该帮助的，也是值得帮助的，他这种态度是极严正的。（《援助与自助》，《中央周刊》第二卷第二期，民国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南京出版）”
蒲立特《访华报告》的基本内容是揭露苏联的对华阴谋和在东北肆意危害中国国家的所作所为，并为美国设计出一个援华的合理而可行的方案。储安平却因为极端痛恨现存的政府及民族主义的情绪，与胡适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态度。
在《我们对于美国的感觉》一文中，储安平说：“今日中国全盘的政治问题，不仅仅是党争问题；不是党争问题解决了，就解决了中国的政治问题。”他认为党争“不一定就是最重要的一项”。这个看法显然是对局势一个极大的误判。盖党争止，则内战停，内战停止，则国家转入温和的改革和建设，其他问题则在有利的环境下逐渐得到改进、改善直至逐项解决。连战败国德国、日本都能在没有国内暴力争斗的情况下走向经济复苏和发展，五强之一的战胜国中国在和平环境里反不如德、日之进展吗？内政在惩治腐败上，号称“傅大炮”的自由主义无党派人士傅斯年，先后将孔祥熙、宋子文两任行政院长轰下台，不就是正气得以伸张的进步因素吗？储文的主旨在于反对美国在华驻军，其次亦基本上不赞成其参与“调解”。1946年11月，雅尔塔密约公布后，中国自由主义及无党派人士在傅斯年领衔下曾自发地掀起了一个抗议苏联的运动。另一派力量则推动了一场反美浪潮，与之相对，以转移全国视线。作为自由主义者的储安平，其发言适与之同其调，而称其心，储文称：“假如美国在此时间，欲使中国为其尾巴，成其工具，是直乘人之危，非尽友邦之道。我们看到现在中国美国人横冲直撞，任意殴打学生，调戏妇女，碾死行人，简直目无‘中国’。”通观美国人在中国的作为，这些话不无偏颇及夸大之嫌。
正因为储安平自己对美国是全面反感的，所以他在《观察》第二卷第二期就登出关于中美农业合作的新闻。这篇新闻是由徐盈以“本刊特约记者”的名义撰写的，冠以“本刊特约北平通信”字样标出新闻来源。而副标题则是：十年来屋顶花园式的农业试验全盘失败/不顾现实的农业政策徒然浪费国家公帑。从这个标题看，一开始就是对这个合作持批评态度的。当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到上海时，“代表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者已经迎头送上请勿走‘农业中国，工业美国’的覆辙”的告诫。这简直是违背常识的挑衅。美国的农业与工业是并驾齐驱地发展的，人家怎么会利用你来专搞农业、自己只偏重工业发展呢？
这个代表团等于是一个政府级的“和平队”，来帮助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恢复和建设农业，你却怀疑人家的动机。徐盈写道：“在北平，我从他们对于四个问题的回答上，证明了赫契生团长如果不是有意逃避现实，那就是满脑子充满了技术，不配作一个政治性集团的领导者。”赫契生是世界知名的育种专家，当时为加州大学副校长兼农学院长，本来就是一位技术专家，从他“对政治没有兴趣”的回答中恰恰反证了这不是一个“政治性”的团体。徐盈最后写道：“赫契生还举了一个很滑稽的例子，‘东北的高粱由于农业试验场没有了，害虫药剂缺乏，今年收获要减少百分之十。’我跟着追问道：‘东北各铁路线两旁不准种高粱与长粮食，又要减少百分之几十，是不是比前者还多？’”徐盈大概忘记了当时内战正酣，而利用铁路两旁的高作物为隐蔽破坏铁路的事情每有发生，做出这一规定，在当局方面来说，实在也是出于无奈。徐盈以此质询美国人，自己便有些滑稽了。
中国后来的极“左”超过苏联和东欧各国，其实也是综合因素造成的，譬如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就一直在跟自己的命运作对。像中美农业合作这样纯粹的建设性项目，竟然也不乏中国人跟它作对。
以上所举事实、观点及所涉价值评判，胡适肯定是不会赞同的。这或许就是胡适与《观察》的一点距离？
胡适给《观察》的题字
储安平在9月22日又给胡适写了一封信。信文：
【适之先生：
先生南来，我没有往谒。因为我觉得先生在极短的行程中，必定十分忙碌。假如我没有要事，便不应当去浪费先生的时间。
我们最近开了股东会议。去年一年，盈余二亿三千三百余万。办刊物本来照例是赔本的，本赔完，就关门大吉。我们实在没有想到会赚钱，而且赚这许多。一千万的本钱，在一年中赚了二十三倍。我们有几件印刷品，原是给股东，不对外公开的。但我想，先生对于办刊物素来有很大的兴趣，所以我检出一部分寄给先生，作为先生公余消闲材料。
这两天，南北教育界都为了先生的“十年教育”，引起许多意见。拆穿了说，还是为了先生那一句话：“第一个五年先扶助北大、清华、中大、武大、浙大。”许多读者来信希望能读到先生的十年教育计划的原文，不知先生能否公开？或者先生能就此事写一篇文章否？专此 即请
大安
后学储安平上
九.廿二前求先生的法书，尚未承赐下。】
这封信如果从上海寄航空，24日可送达胡府。胡适的《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一文，已提前寄往南京《独立时论》社了，因为9月28 日《时论》出版，正式向全国公布此文。所以，储安平没有为《观察》争取到引起全国知识界关注的这篇文章的专门发表权。
这个《计划》发表之后，立即就引起全国教育学术界的讨论，胡适同意《观察》转载此文。10月5日，储安平收到胡适的信及写的字，立即就写了复信：
【适之先生：
刚收到先生赐写的字，非常荣感，多谢多谢！先生只写了九个字，然而意义深长。我希望我们大家来栽，让我们的下一代得到收获，让整个国家来享受所能收获到的果实。
先生为《独立时论》社所写的那篇“十年教育计划”文字，当在《观察》第七期“文摘”栏转载。
专此函谢，即请大安
后学储安平上
十.五】
信中所说的第七期，是第三卷第七期，10月11日出版。写的字是：“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
胡适用这句话来表达自己的信仰，也希望别人相信这句话的道理，故他一生至少有两次用这九个字为人题字。为《观察》所写是第一次。跟这个意思相通的，还有援自佛典的一个成语：功不唐捐。唐，徒也；徒，空也。捐，弃也。唐捐即虚掷。功不唐捐，就是功夫不会白白地浪费。胡适也常常希望青年人相信这个道理，做学问，做事情不要怕繁难。
上述九个字的最早出处是1936年5月22日胡适致陆侃如、冯沅君关于讨论“南戏”的一封信，信的最后说：
【（储）皖峰昔年曾辑《胡适文存》中语为一联云：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少说些废话，多读些好书。我今自辑一联云：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要那么收获，先那么栽。
寄给你们俩一笑。】
依照储安平的见地及《观察》的编辑风格和内容，我认为胡适是有所保留的。储在编第五卷时，购买张今铎的军事通讯多篇，倒是招徕了读者，却是一个重大失误。张今铎是一个极端反蒋的人，他的军事通讯暴露了“国军”方面的重大军事机密，导致《观察》永久停刊的麻烦，当时是欠权衡的。储安平太痛恨那个腐败的政权，便不顾一切地促其速败，而败于何方他却不顾。假如他是一个坚定的左派，他的所有做法当然天然地合理，而他并不是。我绝不怀疑储安平的人格、操守和良知。他的确是一个蕴怀浩然之气的关怀国运民瘼的知识分子。但他慷慨有余，理性不足，冷静亦逊。而胡适当年的立言行事，过了五十几年，我们今天仍不得不佩服他的清醒与稳健。
（选自《温故》（之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