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把美中关系的恶化归咎于川普一人，事实上川普的对华政策只是试图降低经济全球化之下生产链布局一国化对美国形成的风险。从克林顿到小布什的行政当局为中共打开WTO大门的时候，中共策略性地保持着低姿态（即邓小平所说的“韬光养晦”），甚至给不少美国政治人物和中国问题专家一种印象，似乎中共拥抱了资本主义之后也早晚会走上民主自由的道路。然而，这种幼稚看法完全忽视了中共对美国的三重敌意。
中共对美国的敌意其实始终根深蒂固。首先，出于确保红色政权的需要，中共对民主国家的价值观和民主制度充满了恐惧，害怕国民向往世界上最大、又最繁荣的民主国家美国，因此，不管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如何密切，中共从未停止过政治上的反美洗脑教育。另一方面，中共为了摆脱经济困难，在加入WTO之前已经废除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核心框架，即企业的全面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推行了私有化（即“改制”），实际上把它的制度架构转变成了共产党资本主义。
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资本家们通过侵吞公有财产而发家，再通过红色政权下自己的行政权力贪污致富，短短的时间内产生了大批千万、亿万富翁，他们最害怕的就是民主化可能带来的政治清算和财产剥夺。所以，拥抱了资本主义之后的中共比改革之前的中共患有更严重的“民主恐惧症”。
如果中共的仇美、反美态度仅仅停留在“民主恐惧症”上，或许还不那么具有进攻性。但中共对美国的敌意还表现在“损你强我”的国家经济战略上，这是它第二重敌意的来源。中共既然敌视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它的官方意识形态就只能继续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然而，共产党资本主义的制度现实使它同时也害怕“造反、红色革命”等原始马克思主义教条的散播。因此，中共的意识形态宣传就转向了以“爱国主义”为包装的“红色政治正确论”，其核心观念是“经济赶超论”，赶超的对象只可能是政治上的劲敌、经济上的“老师”美国。
“经济赶超论”用经济快速发展来支撑中共的“红色制度优越论”，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仅靠自然的经济发展显然是不够的，于是，不择手段地在经济上削弱美国、经济上挖美国的墙角、盗窃美国的技术机密来仿制产品占领美国市场等等，就成了实现“经济上赶超美国”战略的必要手段。需要指出的是，“经济上赶超美国”的战略，首先不是单纯的民间企业的个别行动，而是由政府规划、组织、资助的大规模计划和操作；其次，它也不是单纯的市场经济里的“自由竞争”，而是具有“损你强我”之敌意的国家行动。
中共对美国的第三重敌意来自其“美国假想敌”军事战略。中共的这一军事战略不仅仅是它的全球野心的工具，也是它“爱国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重要支柱。因此，它长期以来不仅千方百计地窃取美国的军事技术和机密，用于发展军事科技，同时也以美国为假想敌来扩张军事实力。这样的军事战略不会单纯地悄悄实施，而是要不断向美国展示增强的军事实力（即“亮肌肉”），中共虽然不见得很快就准备与美国发生军事对抗，却需要通过军事力量的强化来不断向国民展示其“强大”，从而产生认同“军事爱国主义”的民众对中共的向心力。
同时，中共的军事扩张战略始终瞄准美国，以建构军事上的威胁为明确目标，比如，其海军在南海海域之所以锲而不舍地造岛备战，核心目的就是把该海域变成其内海，从而让能发射对美远程核导弹的潜艇艇队可以安全地在那里的深海海域藏身，产生对美国国家安全的长期压力。在这方面，中共完全复制了苏联冷战时期的军事发展模式。
这三重敌意表明，不管美中两国在经贸层面达成什么共识或协议，中共始终不会放弃与美国对抗的战略意图。
美中经贸谈判的全球意义
在上述背景下，美国不可能始终听任中共利用经济全球化，不当获取各国技术，扩大“世界工厂”，占领全球市场，进而实现中国独家崛起、美国衰败的战略梦想。美中经贸谈判涉及大量的谈判细节，很容易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两国只是为了生意而讨价还价。
然而，这是一种错觉，因为对美国来说，美中经贸关系的最大教训不是如何改善双边经贸生意，也不是认识到中共的机会主义谈判方法，而是通过这次谈判，开始改变经济全球化的各国布局，从而防止经济全球化被中共操纵、沦为中共控制其它国家政治、经济的工具。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次美中经贸谈判的全球意义标志着，长期以来民主国家各国政府对经济全球化的放任自流必须刹车了；川普对华政策所代表的对经济全球化的觉醒，使得美国及时从经济全球化的中共陷阱里拔出脚来；而美国选民对川普的支持，反映出那些持传统主义理念的人群为了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对经济全球化迷思说不。
可以说，这次美中经贸谈判在世界现代经济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此以后，盲目吹捧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将受到遏制；而中共因其无知而没有体会到，它自鸣得意的“崛起”和“捍卫经济全球化”的话语，恰恰扭转了经济全球化向中国过度集中的趋势，从而阻断了它期盼的“崛起”之路。
就美中关系而言，中共是一个具有全球野心的共产党国家的执政党，以崛起和支配全球为目标。只要它坚持这样的意识形态，并在它的对外军事布局和国际关系方面贯彻这样的政治目标，哪个国家对它高度依赖，哪个国家的国家安全就面临风险。
去年以来的美中经贸谈判过程给了中共一个“机会”，在此过程中它充分展示出自己挑战美国、干预美国内政的种种手段；而美国经济已部分依赖中国的现状，则让中共可以采用各种办法来设法控制美国。
比如，中共曾经利用市场禁入、政府出口补贴、重点产业发展补贴、外汇储备、稀土禁止出口等许多经济手段，试图削弱乃至瓦解美国的产业结构，甚至是干预美国的国内选举、政局变化，还收买美国的政客、说客、学者、技术专家为其服务。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生产布局一国化的弊端，就是中共试图造就各国经济对它的依赖性，进而对其它国家予取予求；中共的全球战略决定了它不可能满足于和其它国家自由竞争、共同繁荣，而是要实现它一国独强、支配他国的意图。
尽管中共目前的主要假想敌是美国，而欧洲和亚洲一些发达的民主国家尚未充分面临中共的威胁，但美国的率先反应已经敲响了警钟。
对每个国家来说，在经济全球化已经定局的格局下，都有必要考虑如何防止生产布局一国化带来的潜在危险；只有生产布局多元化，并保留随时调整生产布局的战略和战术，才能防止被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后果所伤害。（不能受制于人，受制于人会迟早让你完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