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二年(1943)夏，我从重庆南岸海棠溪储才小学毕业，报名投考重庆市求精中学和沙坪坝南开中学。求精中学先考，考前傍晚，父亲带我过江到上清寺美专校街上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他的宿舍居住。侍从室是蒋委员长的幕僚机构，抗战期间的军政机要中枢。
我们到达宿舍时已经很晚，收拾一下便在父亲房内临时架设的行军床上睡下，一夜无话。第二天一早起床，漱洗完毕，一位穿蓝色中山装、操浙江口音的工作人员，用托盘端来一碗汤面和一个糯米粢饭，放在客厅饭桌上，那是厨房为我准备的早点。粢饭里面包的什么馅，如今已无印象，只记得它是半甜半咸的；那碗面的美味，却让我终生难忘，每想起它便满口生津，馋涎欲滴。面是高汤煮的挂面，上面盖着一片煎得金黄的、约半公分厚、较碗口略小的圆形蛋饼，饼上洒着一撮青绿葱花。汤鲜面滑，蛋香扑鼻，在生活条件贫乏的战时后方，能够吃到这种精致的江浙美点，一时真舍不得下箸。后来听父亲说，这是蒋委员长爱吃的早餐，更令我回味无穷，五十多年来再也没有吃过比这更好吃的汤面。
第一天考完，父亲带我到隔壁饭厅与众多叔叔伯伯们同桌共享晚饭，年龄不到十二岁的我，感觉十分戒惧拘束。一会儿，布雷先生从楼上下来，他中等身材，清瘦白皙，举止温文谦和，看来有些许弱不禁风，坐定后，大家才举箸开动。布雷先生不吃米饭，仅就着菜肴吃几片烤面包，他的话不多，浙江口音很浓。饭桌上除了父亲的北大学生曾骞之外我全不认识，后来才知道有陈夫人、陈训慈（四先生）、陈训悆（六先生）、翁祖望、叶实之等人。饭后在客厅小憩不久，忽闻警报声响，大家乃习惯性地一人拿起一个小板凳，鱼贯进入屋后山坡上不远处的防空洞。
自从民国二十八年5月3日、4日两天，日本飞机狂炸重庆市，造成死伤逾万的“大隧道惨案”以来，重庆市民对轰炸似乎已经麻木。警报来了，人们机械式地钻进防空洞，警报解除，又若无其事地回到原处继续工作，已经完全没有惊慌的感觉。我们在灯光昏暗的洞中坐定，大家相对无言，冷静地等待日机扫射投弹。那晚日机被我英勇空军中途拦截，没有进入重庆上空；约一小时后警报解除，防空洞中才听到一些如释重荷的轻微说话声。在我们提着小板凳鱼贯回屋途中，布雷先生忽然低头问我报考哪几间中学，我恭敬地回答：“今天上午刚考完求精中学，明天还要考半天，下星期要去沙坪坝考南开中学。”布雷先生轻轻摸摸我的头，说：“求精、南开都是好学校。”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见到蒋委员长的智囊——陈布雷先生。
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先生，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显赫有名的人物。他早年从事新闻工作，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浙江省教育厅长、教育部次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要职，始终追随蒋公，是蒋最信任的机要幕僚。布雷先生的一生行状，自有史家记叙，笔者忝为后辈，不敢也不能置喙一词。仅就所知，先父陶希圣与布雷先生从相识到共事的十数年间的一些事迹，略记一二。
上海商务印书馆
民国十一年(1922)，父亲自北大毕业，前往安徽安庆法政专门学校任法学教员。十三年，进上海商务印书馆，任法制经济部编辑。布雷先生早在民国九年即应商务印书馆之聘，担任《韦氏大学字典》编辑，不久又出任上海《商报》主笔，每日撰写时事评论。民国十四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布雷先生连续为文抨击英租界巡捕开枪滥杀群众，违反国际公法。父亲也在《公理报》上发表法律意见，他非常仰慕大他九岁的布雷先生，惟没有机缘见面。
复旦大学
民国十八年，父亲任教上海复旦大学，此时布雷先生任浙江省教育厅长。复旦校庆那天，布雷先生以董事身份上台致辞，父亲也应邀随后演讲。大会完毕后，布雷先生与父亲谈话，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身任厅长的布雷先生，那时已经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的重要文稿执笔者。
中大及北大
民国二十年上半年，父亲任教南京中央大学，因为讲课时言论过于尖刻煽动，上海市党部向党中央检举他是反动分子，中大校长朱家骅不胜压力，乃向党政高层征询意见。布雷先生当时是教育部代理部务的次长（部长由行政院长蒋中正兼），他说：“我见过此人，他没有别的，只是锋芒太露。”这件事后来由陈果夫先生出面协调，终得消弭。同年夏天，父亲应北大之聘回母校授课，此后六年，每到南京，必往拜访布雷先生。民国二十四年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成立，布雷先生担任第二处主任，开始长达十余年的委员长机要幕僚工作。
庐山茶话会
民国二十六年七七事变发生，蒋委员长在牯岭召开茶话会，受邀出席者，除了党政军各方人士之外，尚有北平方面的大学校长及自由派教授如胡适、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等多人，父亲也在与会之列，曾与布雷先生晤谈数次。7月16日，蒋委员长在庐山会中发表重要谈话，强调：“中国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不求战。全国应战以后的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绝无侥幸求免之理。……战争一起，则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老幼，均应抱定为国奋斗之决心，与敌作殊死战。……军人守土有责，虽战至一兵一枪，亦必与敌抗战到底。”第二天，蒋公提出解决事变的四个最低条件，他说：“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用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这些代表中国抗战基本立场的谈话，都出自布雷先生的手笔。会后蒋公回南京宴请平津各大学校长、教授，蒋夫人及布雷先生均在座作陪。8月，父亲加入侍从室第五组从事宣传工作。
国际通讯社
民国二十七年1月14日，中央宣传部成立“艺文研究会”于汉口英租界，9月，艺文研究会迁往重庆，简陋的办公室设在菜园坝。12月，国府迁重庆办公。12月19日，父亲随汪精卫一行人飞赴安南河内，十天后，父亲转往香港居住。次年8月26日赴上海，11月1日起参加对日谈判。在离港赴沪之前的那段日子里，父亲与布雷先生保持着书信联系。
民国二十九年1月5日，父亲和高宗武脱离汪组织从上海抵达香港，立即发电报给重庆布雷先生，并托杜月笙把“汪日密约”文件带至重庆。蒋阅后即指示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飞香港，亲自指挥发稿事宜，稿件公布时的标题都由重庆决定。1月18日布雷先生密电萧社长：“发表件可加标题为日‘汪密约协议全文’。”次日又再电：“发表件标题请改为‘日汪协议全文’。”
同年6月，父亲在九龙尖沙咀柯士甸道创办“国际通讯社”，编印《国际通讯周刊》，刊载国际时事评论及选译国外报章杂志的论文（执笔者包括连士升、戴杜衡、林一新、李毓田、唐锡如、洪力生、黄蔷薇等人）。这段期间，父亲与布雷先生讨论时政，信札往还频繁，同时和香港新闻界保持联系。父亲回忆：
日本南进虽成定局，而三十年四月十三日的苏日中立协议，更对日本军阀“马上加鞭”。但是六月二十二日，纳粹德军突然侵入苏俄，这一事件使日本陷入危疑震撼的境地。香港报界对于日本是仍然南进，还是转向北进，颇存疑问，且有争议。希圣此时，常与大公报的徐铸成，立报的成舍我，国民日报的陈训悆，星岛日报的程沧波诸人，每星期一次在华人行八楼大华酒楼聚餐，就国内外时局交换意见。
港九沦陷难民还乡
民国三十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九龙及港岛相继沦陷。三十一年1月28日，父亲化装随惠阳还乡队步行离开香港，水陆跋涉十几天抵达广东河源脱险，身上只剩下藏在破开水壶夹层中的几百元港币和母亲蒸的干馒头里面的两个金戒指。父亲把港币兑换法币，电汇一笔钱给在昆明的女儿——我的姐姐琴薰，同时打电报给重庆的杜月笙先生，请转报陈布雷先生他的行止。布雷先生立刻打电报给西南联大蒋梦麟校长，蒋校长马上通知琴薰姐：“你父亲出来了。”
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六人于1月31日离开香港，搭日本疏散船到广州湾上岸，然后徒步走到广西郁林，再搭木炭汽车于2月19日抵达桂林。22日，父亲从韶关去衡阳搭湘桂铁路火车来到桂林，一家人在此团聚。新任我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熊式辉将军此时亦在桂林，他把他夫人的飞机票让给父亲，随他同飞重庆。我们在桂林住了五个月，上了一学期的学，于8月16日到达重庆南岸海棠溪。
重庆美专校街
民国三十一年2月25日，父亲搭乘的飞机在重庆珊瑚坝降落，结束了为时二十八天的难民旅程。下机坐小艇登上重庆江岸，布雷先生派车相接。布雷先生安排父亲至上清寺美专校街一号他的住处暂住。他对父亲说：“你由海外到重庆来，为了保持清静，并且安心做事，最好留在侍从室。我已呈请委员长任命你任第五组组长，稍为休息几天，就可开始工作。”他把美专校街二号的楼房腾空，拨给父亲作居住及办公之用。我们收到父亲2月27日写到桂林的信：
我当日上午七点半起程，行李两件都带，一切手续均由王泽民司令担保。十时半到重庆，有杜先生派人相接，即致电话于陈布雷先生。当派车接往美专校街一号住下。谈话之下，大体此时在重庆休息。即有事，也不过提提头，自己不必多做。一切尚未定，但出去之事（按：熊式辉将军曾面邀父亲随军事代表团赴美），不致于成行……琴薰有电到陈（布雷）先生处，陈先生亦有回电，并托蒋校长照应。
布雷先生陪同父亲晋见蒋委员长。父亲报告脱险经过后，陈述自己有长期失眠症，希望多休息些时。蒋说：“你休息两三天，就开始工作。”辞出官邸后，布雷先生说：“委员长从来不病，尤其不知道我们失眠的病痛。”父亲的失眠症在长途旅行期间完全消失，到重庆后仍然发作，但较轻微。
“打倒侍从室？”
民国三十四年5月5日至21日，国民党在重庆复兴关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父亲曾参与这次大会，他在日记中写道：
当时大会中有三派一团，即组织部陈果夫立夫派、朱家骅派、吴铁城派及青年团，激烈的争夺中央委员的名额。
另有使人伤感的事，即大会宣言与政纲。大会有宣言起草委员会，由陈布雷主稿，然而大会中有人反对，逼得陈布雷先生眼泪都快流出来了。他觉得党内同志怎么是这样的呢？
至于政纲，是委员长交给布雷先生，布雷再交给我。我参考二份文件：一、美国罗斯福总统新政的四大自由；二、英国的Beveri-dge Report 提出的Social Security ，起草了三份内容类似的政纲，各为十八条、廿四条及卅二条，结果委员长采取了廿四条。我对布雷说：“每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党部皆成立有联络委员会，政纲要想顺利通过，似乎应交联络委员会先至大会协调、活动，否则恐怕不易成立。”布雷先生说：“现在他们要清君侧，你晓不晓得？清君侧就是要打倒侍从室，你想我们还敢说话吗？”
侍从室撤销
民国三十四年8月10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布雷先生因积劳久病，呈请辞去侍从室第二处主任之职。蒋主席改任他为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侍从室随即撤销，父亲转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三十五年1月，父亲飞往上海主持琴薰姐婚礼，布雷先生托父亲顺便转托南京市马超俊市长，设法把战前在颐和路的旧居归还，马市长查出这所住宅已被别人占住，无法取回，这个任务未能达成。
布雷先生之死
三十七年11月13日上午，父亲在南京田吉营家中会客，忽然接到一通电话，立即面色苍白，匆匆出门。母亲轻声告诉我们：“布雷先生出事了。”父亲晚间回家，证实布雷先生服安眠药过量身亡。关于布雷先生之死，中央社14日发布的新闻，是“因患失眠症，服安眠药引起心脏衰弱逝世”云云。后来由于外界传说纷纭，党内大老们考虑如不公布实情，恐有更多可能伤害到领袖及党国的谣言，乃于17日晚临时中常会会上，决定公布逝世详情和全部遗书。19日消息见报，《中央日报》的标题是：“陈天华先烈之后一人，陈布雷以死报国，治丧会搜集遗书发表。”
报纸公布的遗书，计有上总裁书二纸，及分致张道藩、洪兰友、潘公展、程沧波、陈方、李惟果、陶希圣诸友人，及留交陈夫人及公子的书信。上总裁书中有几句话，说明他的死志：“……值此党国最艰危之时期，而自验近来身心已毫无可以效命之能力，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计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误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束其毫无价值之一生。”略可窥见他决定自杀时心情之一斑。父亲在日记中写道：
三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上午十时半，陈修平兄正在寓谈时局，蒋君章电话，请立即往湖南路。余即搭修平车往，过经济部，易车送往。至湖南路五零八门口，见陈熊两医官匆卒进门，叔谅含泪，知不妙，急入上楼，见布雷先生仰卧，面色黄，口张不闭。陶副官查安眠药瓶，知其已吞百粒以上。医生注射强心剂无反应，已于三小时前逝世矣。惟果、芷町后来，见遗书致余等三人者，皆哭。遗君章书命注意发表消息，勿为反动派所利用，乃商发一新闻，谓系心脏衰弱及失眠症，心脏突发致死。正午总裁将遗书，欲发表。余往述遗书云云，乃决仍余等所发新闻。
十六日 总裁嘱将布公两书影印，余托博生办理，守秘密。但流言盛行，谓布公主和，或反对某些政策等。
治丧会定十八移灵，十九到杭州。下午布公大殓，祭者多哭失声。
十九日 布公遗书见报。
陈琏夫妇被捕
布雷先生逝世之前一年，发生了一件令他尴尬万分、难以处理的事情。民国三十六年9月24日，他的女儿陈琏和女婿袁永熙，以共产党嫌疑在北平被捕，12月1日解来南京，关在宁海路保密局看守所等待侦讯。布雷先生闻讯，直如五内俱焚。自己是中枢要员，女儿女婿竟是共党嫌疑分子，如果此事属实，教他这位蒋公最亲信的幕僚如何自处？他的难过可想而知。次年1月底，调查机关以证据不足结案，由布雷先生具保将女儿领出。审结之前，蒋公曾经向布雷先生表示了解他的女儿只是思想过激，并非共党分子，可以释放，但须严加管教。布雷先生把女儿接回家中后，曾与她作彻夜长谈，劝她留在南京。那时陈琏已怀有身孕，乃尊父命回浙江乡下老家慈溪休养。四个月后，袁永熙由他的姐夫、外交部次长叶公超保释出狱，前往慈溪与陈琏相会。不幸，胎儿因为母亲在狱中的折腾，分娩时窒息夭折。民国三十七年夏天，两人回到南京，经布雷先生安排，女儿在国立编译馆，女婿在中央信托局工作。
中大宿舍初见陈琏
回想民国三十二年暑假，我随琴薰姐去沙坪坝南开中学报名，曾在中央大学女生宿舍见过陈琏一面。她是琴薰姐的室友，另外一位室友是蒋和。我只记得陈姐圆圆的脸，穿着蓝布长旗袍（似乎是中大女生的制服，中大男生着灰色麻布军装），态度文静而沉着。她跟我说过几句话，但我很紧张害羞，如今一句也不记得了。琴薰姐和陈琏很要好，常常在家里提起她。原来她们是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先后期同学，陈琏比姐姐大两岁。三十年夏，琴薰姐在香港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9月赴昆明入学时，念地质系的陈琏刚好因故休学。姐姐香港培道女中的同学许湘苹，也考上联大念化学，两人住同一寝室，一个睡上铺，一个睡下铺。
松林坡上的中大同学
民国三十一年姐姐转学沙坪坝中央大学后，才与同时转来借读的陈琏相识。此时姐姐改念外文，陈琏改念历史，她们编入同一宿舍，成为好友。我后来的姐夫沈苏儒也从暨南大学转来，原来他与陈琏和她的姐姐陈，曾经是浙江省杭州师范学校高中师范班的同学，老同学相见，备感亲切。根据苏哥的回忆，中大外文系女生比男生多，女生除琴薰姐外，有蒋和（蒋方震之女）、丰陈宝（丰子恺之女，我考南开时曾经在他们的“沙坪小屋”住过二晚）、马仰兰（马寅初之女）、荣墨珍、刘景芳、王德华、吴慧、黄孟姞、熊盛淑等；男生除他之外有丰华瞻（丰子恺之子）、吴文津、朱立民、王晋熙、耿连瑞、祁延朗等。据说陈琏在西南联大时已经加入共产党，而且是学生地下活动的活跃分子，转入中大也是中共中央安排以吸收同志的。关于这一点姐姐从未提起，是否陈琏和她接近另有目的，不得而知。陈琏的休学，根据中共官方文献，是由于民国三十年秋“皖南事变”后，国府大举搜捕共党分子，她和其他地下人员奉命分散到乡下去躲避风声而采取的措施。她在云南石屏、宜良等地隐名（化名程国仪）当一名中学英文教员，直到三十一年看到她父亲的寻人启事，才回到重庆。
陈琏的革命道路
民国三十四年中大毕业，姐姐进化龙桥中国农民银行，陈琏去上海《申报》工作，第二年到北平，在贝满女中当英文教员，8月，她和北平地下党负责人袁永熙结婚。袁是资深党员，曾经是西南联大地下党学委负责人。陈琏由于父亲的党政关系，婚礼场面颇大，主婚人是她的六叔陈训悆，证婚人是北平市长何思源，北方军政大员纷纷前往六国饭店礼堂道贺。不幸一个月之后，新婚夫妇即遭国民党逮捕，次年（三十六年）初在南京先后被释放，留在南京。布雷先生逝世一个月后，陈琏夫妇到了上海，重新加入地下党的活动。年底，为上海地下党人护送北上，于次年（三十八年）2月抵达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琏历任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少年儿童工作部秘书主任、副部长、部长、团中央委员、常委等职，是一位优秀的少儿工作者。1956年初，陈琏在全国第二届政协会议上公开道出，虽然她是陈布雷的女儿，但是党把她引导到革命的道路上，使她不但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前途，也看到社会解放的前途。她又说：“我们没有办法选择自己出生之地，但是我们完全能够选择自己要走的道路。”坐在主席台上的周恩来带头鼓掌。琴薰姐从1953年起在北京全国总工会编译处工作，此时陈琏已是党团要员，姐姐觉得彼此地位悬殊，不敢高攀之外，也怕敏感的家庭关系给她添麻烦；相信陈琏也有同样的顾虑。1957年陈琏去了上海，即不再有音讯。琴薰姐在北京来往最密切的还是许湘苹、梁同武夫妇，许湘苹曾连获几年优秀化学教师奖。
与袁永熙划清界线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在清华大学任党委书记的袁永熙忽以反党罪名，被划为右派并开除党籍。这时的陈琏，一方面须承受丈夫被批斗的压力，一方面又要领导团中央少年部进行反右派斗争，内心的矛盾与不安，可想而知。她自己当然知道以她的出身，必须加倍表示对党的忠诚与对信仰的坚定，绝不可有丝毫差错。为了服从“党的利益”，维持政治上的“纯洁”，以及保护儿女们将来不受影响，她不得不以离婚和丈夫划清界线，带着三个不满十岁的孩子（女必泓、男必大及小代，都改姓陈），独自前往上海。袁永熙则被下放到河北一个县里的中学当教员，从此与陈琏再未见面。1959年，陈琏自动向组织请求下乡锻炼，离开孩子到农村里和农民过“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生活一年。1960年任林业部教育司副司长。1962年8月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教育处处长，仍为政协委员。
被诬叛徒含冤自尽
1966年初夏，“文化大革命”开始。次年1月，上海从上到下层层夺权，大批干部横遭迫害，被逼死于非命的日数十起。上海是“文革”的发难之地，华东局又是风暴的重灾区，各级领导人一个个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叛徒……在当时，反革命分子及走资派在认罪后还可能有求生机会，唯独“叛徒”是无法赦免的“阶级敌人”，一旦被扣上这顶帽子，就是生不如死。一个只有二三百人的华东局机关，竟有十余人因此被逼自杀。
陈琏先是遭批斗，继而被北京来的“抓叛徒”红卫兵抄家，搜出一些足以致她于死命的“剥削阶级家庭”证物，包括陈琏生母遗下的几件首饰（这些东西两年前陈琏曾主动上缴以表明心迹，可惜未被接受，不料日后竟成为坐实她反动立场的罪证）。这期间，陈琏的继母（王允默夫人）也被抄家，又有人找出陈布雷的日记，和报道陈布雷逝世及追悼会的消息和照片。红卫兵开始严格审查她在北平被捕、南京被释的经过，要她交代蒋介石夫妇接见陈布雷遗属的照片和她身着丧服的问题，以及她如何向陈布雷“秘密自首”的变节行为。1967 年11月17日，华东局宣传部的造反派专门为陈琏召开全体大会，把她拉到斗争会场，勒令她当众交代和“国特”陈布雷的关系、如何向敌人屈膝投降、蒋介石给她什么指令、为何陈布雷一死就急着去上海加入活动、如何混进党的队伍……陈琏百口莫辩，遂被粗暴地安上“特务”、“走资派”、“党的叛徒”等罪名。
一名当年不顾父亲处境毅然投入革命阵营，政治立场坚定，对党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忽然被扣上这几顶黑帽子，对陈琏而言自是奇耻大辱。然而面对一群无知识、无理性的狂热造反派，她心中明白，父亲在国民党中的特殊地位以及身为他亲生女儿的原罪，是没法说得清楚了。她备感屈辱，绝望，无助，生存意志被剥夺得荡然无存。11 月19日，在造反派强迫她交出检查材料以备加重批斗的前晚，她从十一楼的窗口一跃而下，以死向这个非人的世道作出最决绝的抗议与控诉。她书桌上留着几张零碎稿纸，都是只有开头没有写下去的交代材料，其中一张纸上写着几个潦草的字：
同志们：
关于我被捕的情况，我一九四九年的交代是完全忠实的，这一点你们将来总会明白的，然而我自己却等不到那一天了……
陈琏绝笔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陈琏死时只有四十八岁。父女二人，一个为国民党、为领袖鞠躬尽瘁至油尽灯枯，自知再无报国价值之后，走上自杀的道路；一个为革命理想背父毁家，最后竟至含冤而去。两人命赴黄泉的时间，相隔十九年零六天。
可叹的是陈琏的含冤而死，并没能唤醒迫害者的良知，他们召开声讨大会，说陈琏是畏罪自杀，在一片咒骂声中宣布开除了死者的党籍。然后收回陈琏住了五年的宿舍，没收家具，冻结她家仅存的微薄积蓄，连她火化的骨灰匣子上，家属都不敢写上陈琏的名字。遗下的三个孩子被扫地出门，流离失所，只好随着人潮去农村插队，姐姐必泓带着不到十岁的小弟去了东北，老二必大去了云南，这个本已残缺的家，至此彻底解体。
袁永熙曾经一度被摘掉“右派”的帽子，“文革”开始后又被揪出批斗，成了右派、叛徒、阶级异己分子……从一名教员被赶到农村去从事体力劳动工作。他完全没有能力去照顾已经被打入社会最低层、无家可归的三个孩子。袁永熙到1978年始得到平反，复出担任北京经济学院院长。
陈琏自杀十二年后的1979年3月21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为陈琏举行追悼会，上海市委恢复了她的党籍。她的冤屈虽得昭雪，而她付出的惨痛代价却永远无法得到弥补。
（选自《温故》（之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