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的正式话语里，绝不可能讲出建设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样的大实话；取而代之的是“改革”和“市场化”，这两个词都回避或模糊了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中共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究竟是何时解体的，取而代之的又是什么样的经济制度。中共的官方宣传通常把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视为改革的一个新起点。这个起点的真实含义是，邓南巡之后，在决策圈和权贵家族当中，80年代的“改革派”和“反改革派”携手走上了建设共产党资本主义制度的道路；最后双方终于融为一体，共同变成支配今日中国的红色资本家；他们之间虽有红二代和官二代之分，彼此看不顺眼，时有冲突，但他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既要发财，也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如果从制度转型的角度去看，中共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正式寿终正寝的准确时间点是1997年，从那一年开始中共的经济制度正式转变成为资本主义制度。到了2002年，大部分中小型国有企业或者私有化，或者破产之后将厂房地皮出租，新的所有者基本上都是共产党员资本家。与此同时，大型国有企业纷纷上市，它们的高管们在自己的公司上市前先无偿获取一部分股票，等上市后股价飙升，就轻而易举地捞取了红色资本家们的第一桶金。不管是作为私有化以后的企业唯一老板，还是作为大企业股东，这些红色经济管理干部摇身一变，成了共产党员资本家。除了这批人之外，各级官员和许多红二代和官二代凭借关系和权力，也捞取了大笔财富，他们或者是把暴发所得的钱财投资于国内或藏于海外，或者是把钱财用于购买房地产，于是中国又出现了大批共产党员金融资本家和房产资本家。这批红色资本家就组成了共产党资本主义新体制里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骨干力量。他们既追逐财富，也谋求体制内的权力，至少要在共产党的权力结构中建立一小块自己的关系网。
谁说共产党和资本主义有仇？那是马克思的胡言乱语。中共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用自己的实践证明，共产党干部自己可以当资本家，他们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独掌政权的旗帜，同时又侵占公有财产而成为呼风唤雨的红色资本家。资本家的富裕和共产党的专横，他们兼而有之。在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早就不出版单行本了，因为，那本小册子的观点对中共来说是“反党”的。一个“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在改革中通过走反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即资本主义道路），巩固了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权。
尽管从启动国企私有化到今天已20年有余，中共仍然宣称，它从来“不搞私有化”。这无非是为了掩盖共产党与资本主义新体制在意识形态上明显的对立，因为私有化彻底暴露了中共的马克思主义旗号是挂羊头卖狗肉。如果马克思现在从墓中走出来，而他又不想背叛自己，那么，他可能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宣布开除中共的“马籍”；不过，如果这发生在中国，很可能象毛泽东所预言过的鲁迅在红色政权之下的命运一样，马克思就只好呆在“马克思主义”政权的监狱里；他如果嫌“无产阶级”的监狱太残酷，唯一的选择就是表态效忠这个假马克思主义政权，倘若如此，则老马从此不姓“马”。
既然国家的经济命脉和大量资产、财富掌握在身为共产党员的红色资本家手中，他们必然敌视民主；对共产党员资本家们来说，唯一可以信赖的自我保护制度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即他们对全社会其它成员的永久专政。他们很清楚，社会主义那套经济制度早就该抛弃了，用红色资本家们的资本主义制度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才可以实现他们期待的“红色江山万年长”，这就是中国模式的实质。显然，中国的经济转型不但巩固了共产党的专政，而且进一步强化了这个专政，这种共产党资本主义不会自发地转型成为民主制度下的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