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丰
从牧民，农民，到工人
1966年我初中毕业，准备考高中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之后两年疾风暴雨式的革命运动中，我们作为中学生经历了狂热，压抑，疑惑和失落。1968年7月，在领袖上山下乡的号召下，我从北京到内蒙古锡林格勒盟插队，开始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
开始时我们男女知识青年分别住在两个蒙古包里。很快我们中的大多数分散到了不同的畜牧组，下包和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住到牧民家负责放牛，后来又在放牧之余义务兼做牧民的保健服务，送医送药，类似于后来被称作的赤脚医生。我们深爱草原的壮美辽阔，但是艰苦的自然条件和生活条件对我们也是考验。年轻人的激情和建设边疆的光荣感在精神上支撑着我们，牧民的关怀和友善温暖着我们，牲畜业的经济收入也让我们生活过得去。
两年半后因为生病不再适应高寒气候，我转到姐姐所在的雁北山阴县插队。我们住的房子叫窑，用土坯垒的墙，土坯砌的弧形房顶。山阴是雁北最穷的县，盐碱地上收成低，经济落后。村里没有什么大牲口，拉碌碌碾场子都用人力。有一年村里壮劳力一天十分工挣八分钱，女劳力六分工只挣到四分八，口粮基本全是粗粮。当时农民想搞点自留地副业，还要被割资本主义尾巴。不少人半年在村里种地，半年出去逃荒要饭。
村里的女知青都是姐姐原来的同学，我们相处很好，虽然劳动生活艰苦，倒没有了在内蒙时的孤独感。上半年我住在村里，锄玉米地，修从桑干河引水浇地的高灌站，也当民工修公路。下半年被招到县排球队集训，之后随雁北专区队参加省联赛。排球队员都来自北京知青，教练是下放到雁北农村的原省队教练。我们的训练很正规，比赛成绩也不错，得到全省第三名。前两名是太原市铁路局和工厂的球队。他们拥有数名由省排球队下放的老队员，人高马大，所向披靡。
赛事结束后排球队解散了，我要回村时家里希望我转陕西省插队。文革中母亲工作的北京轻工业学院搬到了咸阳，成为西北轻工业学院。大学不招生了，教职员工在新校址搞运动，批来斗去。母亲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免不了天天挨批，健康每况愈下。家里希望我到陕西就近照顾母亲。
家里辗转托远亲找到了长安县杜曲公社，公社同意接收我插队落户。我的农村户口转到了杜曲，却在分配村庄时遇到了麻烦。老乡们好不容易把知识青年都送走了，不想再要一个分掉他们口粮的人。我忽然第一次知道知青在农民眼里并不是香饽饽，顿时失去了作为知青的光荣神圣感。没有村子接收我让公社书记很为难，叫我先在公社住下等消息。
碰巧那天西安建材厂的两位师傅到农村招工，也住在公社。他们知道我是北京知青，会打排球，认为我学篮球会很快，就动员我到他们厂工作。同时也说明招工名额只有普工。那两年大搞群众体育运动，建材厂刻意在招工中寻找队员加强新成立的女子篮球队。
我当时的处境十分尴尬，户口悬在半空。如果进厂当工人，有了工龄和一份工资，公社也没有了麻烦，我就势同意了进工厂。三年半的知青生活戏剧性地就在杜曲公社的院子里结束了。
1971年底我作为普工走进西安建材厂。普工是劳力工，和技术工种不同不需要学徒期，进厂直接拿40元1角。这对我和我动荡中的家庭是好事。
西安建材厂座落在西安市东郊30多里外，离荒寂的小镇灞桥一站地。灞桥的名气来自盛唐长安八景之一的“灞桥烟柳”。每到春天成团的柳絮铺满灞河两岸，像飘渺的青烟。但是在文革动乱时期无人去灞桥观景抒情。
建材厂院墙被农田包围着，像一个远离城市的孤岛。它的前身是砖瓦厂，因为要就地取土烧砖，所以厂区很大。取土剩下的大坑和闲置了的轮窑占了不少地方，其它空地上不是荒草丛生，就是种上麦子，给食物短缺的工人们补充些粮食。厂里的三个车间，耐火车间，油毡车间和机修车间，都相距很远。
我们单身职工宿舍是座三层的简易楼，在厂门西侧。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 为了节省钢材和木材人们发明了挂钩砖。宿舍楼三楼房间的屋顶呈拱形，是完全用挂钩砖砌起来的，像窑洞顶。厂里另一个大跨度挂钩砖建筑是仓库。我进厂正好先当小工，向它高高的大跨度拱形顶上运送灰浆。
女工单身宿舍占据了二楼的半层。其中技工都来自西安市的知青或文革后的应届高中生，她们在机修车间或油毡车间工作。普工来自西安郊区的农家，在耐火车间工作。
建材厂机修车间里车钳铣刨电，电焊工俱全，负责全厂设备加工维修。我同宿舍的室友许世平是机修车间的铣工。她也是我的篮球队队友。
油毡车间的厂房在厂区西头。油毡的基料-大卷纸胎被挂在机器轴上一路拉开去，经过滚烫的沥青锅挂料，再经过烘干，冷却，喷粉防粘，最后一个个成品油毡卷被送往成品库房。刮西风时浓烈的沥青味道横扫厂区，灌满宿舍楼里的每一个角落。
我们盖的仓库很快封顶了，我被分配到耐火车间石料粉碎房当干碾机的操作工。耐火车间的产品是炼钢炉内衬用的高温耐火砖。普工的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我是全车间唯一的北京知青。
我的工作要把石料从露天石料场用架子车拉到机房，添料到干碾机里。听着钢碾破碎石料的轰鸣声，嗅着空气里弥漫的粉尘，看着碎料从碾盘上的小孔漏下，再从提升机送到分料筛。筛出的粗砂返回干碾机，细料落到架子车里。看到车装满了，我们就拉到耐火砖的备料库房卸掉。操作间隙中工友们坐在一起聊天，发呆，劳动的辛苦和环境的恶劣在说笑中就被冲淡了。
工厂有防尘口罩，但是戴上后憋气，所以大家全都戴一般的纱布口罩。上班后不久口罩上就吸满了石粉。眉毛，眼睫毛，鼻侧，耳窝和工作帽下露出的鬓角都落满粉尘。大家经常看着各自的鬼脸互相取笑。下班洗脸，鼻腔里不乏细腻的白色粉末。粉碎房的职业病是矽肺。
70年代初工厂无一幸免地都被文化革命的洪水裹挟着。批林批孔，反对资本主义复辟，抓革命促生产，运动一波接一波。我们下层的工人远离权力中心，工作上虽然劳累，政治上却相对安全。但是在我平静的外表下埋藏着的是一颗无比忧虑的心。
当时教育界的清队整肃运动正开展得紧锣密鼓。我母亲的化工系总支书记是走关系从故宫博物院调去的，没有学术知识，只抓政治，老教师都是她批判的对象。我妈妈性情耿直，办事认真，又不趋炎附势，成了她的斗争焦点。虽然私下里很多老师和工友同情妈妈，暗中帮助她，但是上层组织的力量带给她的是与日俱增的压力和永远洗不清的问题。
我们是白班，夜班两班倒，每周工作六天。我总是在白班结束的周六晚上去看70里地以外的母亲，再于周一下午上夜班前返厂。开始时我乘公交车往返，但是交通系统无比混乱，时间根本没办法掌控。从西安到咸阳的长途汽车一到，等得不耐烦的人群就像潮水一样涌过去，我很难挤上车。为了能保证周一上班不迟到，我就改骑自行车，单程3个多小时。去母亲那里，除了给她生活上的帮助，主要是给她精神上的安慰，有时甚至要帮她写检查材料，让高血压的她能够稍事休息。她的情况实在不让人放心。
在工厂我工作中尽职尽责。看到我表现不错，车间想吸收我入共青团，派人到我母亲单位外调。他们从系里党总支书记那里得到的是关于我母亲的和我本人的负面材料。 车间领导和外调人员认为评价不实，尤其是轻院无权对我本人做评价，不予理睬，还是让我入了团。一个没有入过团的人当时会被看作是有问题的落后青年而受到政治上的歧视，车间让我入团给了我人生中更平等的机会。社会上鱼龙混杂，环境险恶，但是我遇到朴实理性的车间领导和友善的工人伙伴，我只有感恩。
我在建材厂偏安一隅，但是我不认为那里是我的最后归宿。前面的路我看不清，只有本能地做好当下的自己。除了努力完成生产任务，我尽量熟悉设备的结构，学习机器的维护保养。工作之余能找到什么书我就学什么，包括复习我的初中课本和英语。没有具体的方向，没有既定的目标，未来的一切都在混沌之中。可是学习到的知识总有一天是有用的，我需要准备好自己，寻找转变的机会。
放弃大学名额，学习化学分析
在耐火车间里，周围普通劳动者的坚韧，吃苦耐劳，和友谊让我感动和珍惜。
我同班工友梅嫂是河南人，丈夫原来是厂里的工人，工伤去世了。她一人带着三个儿子没有了收入，工厂就给她一个临时工的位置。梅嫂单纯，乐观，直性子。她虽然生活很困难，可从来不抱怨。我们干活时互相照顾，互相怜惜。普工的劳动强度大，粮食定量也相对高些，我有点结余。梅嫂的儿子们都在长身体，粮食不够吃，我就把剩余的粮票给她。对此她老不忘怀，让孩子们叫我姐姐。
车间领导也对我很信任，工作半年后碰到72年大学招工农兵学员，就推荐我去上大学。
推荐我去上大学可能有很多原因。首先给厂里分配到的大学名额是在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建材系，和耐火车间专业对口，工厂就直接把名额给了耐火车间。其次我算是耐火车间工人里学历比较高的。我干活认真不惜力，和工人们关系都好，又正在青春年华。领导们大概不忍心看我老死在粉碎车间，以矽肺告终。
我感谢车间领导的推荐，但是对上大学学习建材专业根本提不起兴趣。根据当时严格的哪里来哪里去的政策，如果上了冶院建材系，我将永远离不开西安和建材行业。我注定是要继续漂泊的，这里毕竟不会是我最后的港湾。我盼望有机会能自由地选择我生活的城市和我喜欢的专业。我妈妈当时的情况很不好，在不断的迫害下身体越来越差，腿关节强直，又不被准许回北京看病。我需要在精神上随时准备应付任何的家庭变故。我不想被冶院的学习捆绑了手脚。
72年大学招收的工农兵大学生有很高的政治荣誉，但是学生的水平参差不齐。社会推崇工农兵为领导阶级，但是从工农兵的优秀分子里选拔出大学生， 学成以后反而变成臭老九，要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 这样的荒谬逻辑也降低了大学对我的吸引力。
我婉拒了车间领导对我上大学的推荐。冶院招生的老师到工厂尽力说服我入学，但我主意已定，推掉了。建材系的名额最终给了机修车间的西安小伙儿白保民。他三年后学成归来时我在技术科工作，两个人办公桌相对拼。多年后他成为西安市建材局局长，这是后话。
车间领导对我放弃大学名额十分遗憾，调我到化学实验室做耐火砖原料和产品的化学分析。化学实验室开始属于耐火车间领导，很快转为隶属于厂技术科。我的师傅薛紫珊50岁左右，是49年以前陕西师范大学化学系的女生。她知识渊博，工作精益求精，毫不保留地教我化学分析的程序。她有4个漂亮的女儿，丈夫是某市电力局局长，但是她本人却似乎有点麻烦。她每次被政工组的人找去谈话，回来时脸色都很难看，沉默不语。谈话内容她不透露，我也就不问。
我们的实验室在厂区一个封闭的，偏僻的小院子里。狭窄院子的大门上有一道门锁，实验室门上又有一道锁，闲人免进，几乎与世隔绝。外面政治运动的嘈杂和我们更远了。除了去参加例行的政治学习，大批判会以外，我们关门做我们的事。我在中学做过化学课代表，现在重新学习化学分析的原理和操作规程感到亲切有趣。有了具体的方向和动力，一颗求知的心迅速膨胀。
我在薛师傅的帮助下进入了硅酸盐化学分析的领域。妈妈工作在有机化学领域，曾经是新中国最早研究毛竹造纸的主管工程师。我的工作属于无机化学，但是化学两字还是进一步拉近了我们母女的距离，谈话中增加了化学方程式，化学趣闻，以及各自的工作经历和体会。妈妈见到我时笑容多了，她对我终于离开了简单繁重的体力劳动，离开了高度粉尘污染的工作环境，有了学习技术和知识的机会而感到欣慰。
母亲在身体完全垮塌前，于72年晚秋离开陕西提前退休回了北京，爸爸很快从湖北襄樊的五七干校也回到了北京。加上留在北京的12岁的小妹，四分五裂的家庭里终于有三个人在京团聚了。但是北京的家已经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
父母原来在四合院里租住了一排五间南房。三间主房两明一暗。父亲的藏书柜把两间明室隔开，左边是孩子们的卧室，中间是饭厅和会客室。右边木板墙后的里屋是父母的卧室，和西边的卫生间有门相通。卫生间有门可以走到前院的小套院。再隔壁是一个单独出入的厨房。
因为家里北京户口人数的减少，我们的住房被强行割走两间。邻居张奶奶的丈夫是国民党的军官，解放战争时死了。她被赶出了套院里的两间北房，搬进了我家的厨房。瘫痪的张大爷49年以前当过警察。他和儿子小顺子被赶出了后院的三间东厢房，搬到了我家的卫生间。我们漂亮典雅的四合院经过一次次运动和变革，疏于修缮，逐渐变成了破败的大杂院。
妈妈带着心灵上的创伤，和为事业中断而感到的遗憾回到了北京，重新收拾劫后的家。直到文革以后母亲才得到了彻底的平反，但是时光不再，她的事业在她年富力强的时候被终结了。对一个在科技和教育领域颇有造诣的职业妇女，这是一种深深的悲哀。
母亲离开陕西对我来说是一种解脱，我不再担心她在异乡出意外了，不再探究她如何和系领导斗智斗勇周旋求生。周末我不再需要奔波骑行在灞桥和咸阳之间，我有更多的业余时间学习。我相信知识可以改变人的命运。我要用自己不断的进取证明我的人生价值，也慰藉父母的心。我的业余时间更多地消磨在化学实验室这一方净土。在化学试剂的瓶瓶罐罐中我学习，在学习中我寻找快乐和自信。
73年初发生的一件事让我记忆犹新。那时薛师傅在寻找一种硅酸盐化学分析的新方法，需要到西安煤炭研究所取经。她让一个陕西省煤炭石化局的领导写个条子，请煤研所协助我们。这在当时是非常流行和有效的方法—借着领导的关系，让自己办事方便。
煤研所的一位女工程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笑意充盈。她刚开始要给我们介绍他们的分析流程，薛师傅递上那张领导的条子。没想到那位女士收拢笑脸，掩盖不住心底的鄙视和愤怒。她说，“需要我们帮我们就会帮，你们没有必要拿领导的条子给我。”空气瞬间凝固了，薛师傅面色绯红。之后女工程师毫无表情地公事公办，给我们介绍了化学分析的方法步骤，薛师傅闷声低头做笔记，完事赶快感谢告辞。虽然经历了尴尬，但我却非常欣赏那位女工程师。在当时污浊虚假，后门成风的社会里难得见到那么高洁自爱，蔑视权贵的直言者，让我感受到了曾经十分熟悉十分敬仰的知识分子的骨气。我希望有一天我也会成为像她那样有知识，有事业，有自信，有独立人格的工程师。
医生梦
我们建材厂的业余男女篮球队在厂里很受欢迎。当时很少有人家里有电视，娱乐活动不多，每次篮球比赛都是厂里的大事，观看助威的人是里三层外三层。
73年西安建材局成立了篮球队，我和许世平进了局队，仍然打后卫。厂女篮教练董洪昌师傅升任局女队教练。我们脱产到市水泥制管厂集训了一段，就参加市里的篮球比赛。
在体育队里的生活简单愉快。训练，比赛，吃饭，睡觉，再就是海阔天空地闲扯淡，说笑话，别无牵挂。我们队的其它战绩不错，但是经常打不过纺织城队，他们有文革中下放到厂里的原省队队员。
建材厂的工会干部张兵原名张稽祥，在文革中为了表忠心改了名字。开展群众体育运动是工会的工作之一，厂篮球队员进入局篮球队也让他和局领导有了更多的沟通机会。
我的右脚崴了，脚腕肿痛得不能踩地，医生用绷带固定让我休息。我坚持上班，但是有两场局队的球赛没有去参加。张兵嗔怒我没有去打球，让他没有办法给局里交代，影响了他的前程，责令我去打球。结果我拆了绷带上场打球，从此右脚踝落下慢性伤痛。
有一次我们在西安水泥制管厂集训，回建材厂打邀请赛。女队比赛完了去冲澡。张兵对下一场男篮比赛不满意，认为他们耍球了， 勒令停赛，严加训斥，要球队马上开车回集训点。教练说要等一下正在冲澡的女队。他专横地喊：“不等，你们开车马上走，让女队自己走回去。她们必须自己走回去，必须参加明天早上的晨练。”
当我们急忙赶出来时卡车已经走了。悲愤让我感到窒息。我走了10几里荒郊野外的夜路回到集训地。我们不是谁的家奴，我的自尊让我下决心要找机会离开建材厂。
不久73年大学招生的章程下来了。吸取了72届的教训，73年的招生录取需要经过考试。我们工厂得到的是西安医学院的名额。这次厂里又推荐我上大学，让我报名参加考试。这是我离开建材厂，改变命运的绝好机会。我心里充满了欣喜。
我对73年的大学招生深抱期望，医学院的招生也唤起了我对童年和内蒙牧区插队的记忆。
我是1951年在北京协和医院出生的，接生医生是著名的妇产科医生林巧稚。母亲生姐姐时难产，实行了剖腹产。林大夫建议妈妈第二胎试试自然产，对母婴都好。但是一天一夜过去了，生产不顺利，还是决定剖腹产。由于产程太长，为了不影响我将来的智力，决定手术不用麻药。妈妈忍受了极大的疼痛，让林大夫用最精湛的技术把我挖了出来。林大夫又对妈妈精心地进行产后康复护理。妈妈对这位杰出的女性充满敬佩和感激之情，对她说希望我长大能像她一样做一个优秀的妇产科医生。
母亲对我的期望被文化大革命打碎了。动荡偏狂的社会使我们对自己的命运没有了掌控的可能，但是乱世也锻炼出我们可以承受艰辛的勇气。
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北京第一批有组织的插队地点是内蒙牧区，第一批插队的学生是66届初中和高中毕业生。我知道如果我不下乡，关在大学牛棚里的妈妈会罪加一等。抱着直面人生，别人能活我就能活的信念，17岁的我踏上了锡盟草原。（妈妈后来的经历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当看守牛棚的红卫兵们看到我信里描述的牧区生活和如何掐死满身的虱子时，惊异地张大了嘴巴大喊“天呐”。从此以后，她们对母亲的态度和缓了许多。大概是觉得她离劳动人民更近了，离革命更近了吧。）
到内蒙以前，牧区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恰如异域的风情吸引着变得敢于冒险的我，对未知世界的恐惧在内心也是有的。我需要准备生存和自救的基本知识和物品。我向一个同学的祖母学习了针灸的进针和行针法。向姨家的老邻居，一个气功师，学习了一点按摩和急救方法。买了一些中西医的书籍和针灸用品，也带了一些常用药品到草原。
草原的雄浑辽阔震撼了我的心，草原上缺医少药的实际状态也让我有切身的感受。公社卫生所只有两个医生，两个护士。全公社有4个生产大队，我们白音塔拉大队的老老小小108个牧民游牧在东西60里南北120里的草原上，离公社的最近距离也要有40里。牧民有病很难得到及时的医治。
到了生产队以后，经常有牧民给你讲他们的病痛。你不经心地帮了一个人，就有十个二十个人来找你。自带的日用药品很快就给牧民分完了，我没有药了，常常看着牧民抱希望而来，带失望而归。在放牧中，在夜晚蒙古包的油灯下查看医书，熟悉经络穴位，成了紧迫的需要。带的针灸器材也派上了用场。
和公社医生几个回合的谈判有了进展，我得到了一些常用药，可以把药发给队里有病的牧民，同时把药品账交给卫生所，以便他们和大队牧民结算。医生出诊到牧民家时，也会让我负责日后每天给病人的打针注射。放牛之余我给牧民送医送药，乐此不疲。
当时内蒙牧区和全国一样在大搞阶级斗争。成分不好的牧民很受歧视，其实很多划成牧主，富牧的人都是家里劳力强的畜牧能手。王爷的老婆孩子更是猪狗不如，见人就要低头哈腰，干最脏最累的活儿，却得到最少的报酬。
医生是要实行人道主义精神的，我对有病的牧民一视同仁。一次王爷的老婆见我路过偷偷叫住我，告诉我她在批斗会上被人用皮带的铁钩打伤了眼球，眼睛疼痛难忍。我给了她红霉素眼药膏，让她回家用，并嘱咐她不要告诉别人。红霉素眼药是有有效期的，没人用也要报废，我不给她记账她就不用付钱了。她的劳动很多时候都不给报酬，她根本没有钱。送医送药增进了我和牧民之间的信任和友谊，也促使我更努力地学习蒙语，学习医学知识。
我们游牧一年要搬四次家。春夏秋冬有不同的营盘。在冬季草场牧民住得很分散，有时去一家看病人要骑马走两个小时。我白天照顾牛群不能远离，傍晚把牛群安顿好以后才好上路。茫茫草原上除了几条大车轧出的道没有什么路，太阳下山后四处漆黑，只有天上的星光闪亮。我常常是把药盒绑在蒙古袍的腰带里，看准一颗星星当方向标骑马走下去。估摸着快到了就纵马放缰，靠着老马识途找到蒙古包，居然也没有走丢过。
走夜路就怕突然遇到地上的牛羊白骨时马受惊吓，那时必须用腿夹紧马肚，及时控制安抚马匹。要是马踏进鼠洞失了前蹄，你滚到地上也要握紧缰绳，在草原上跑失了坐骑会狼狈不堪。但是如果人掉下来，脚挂在马蹬上，就九死一生了。受惊的马会把你拖得天女散花，尸骨难寻。我跌过几次马，还好都有惊无险。
离我住地几十里以外有一个来自西苏旗的部落。由于当地草场沙漠化，他们在此游牧救灾。 听说有知识青年会针灸治病，就派人来找我。当我骑马跟随来人走到离他们营地几里远时，就看到几十匹马载人飞奔而来，簇拥着我，浩浩荡荡进入他们的营地。草原上没有即时通讯工具，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守望着我的到来。我被他们的真诚感动了，在一群人的陪伴下，一个蒙古包一个蒙古包地去给病人针灸治病。他们拿出最好吃的奶皮子，奶豆腐款待我，一再挽留。这就是蒙古人，你帮助他们一点儿，他们就把整个心掏给你。
我去义诊的消息不胫而走，听其他知青说，几百里外辉腾梁的人也知道了我针灸治病的事。我感到很惭愧，自知功力浅薄，渴望自己有一天成为名副其实的医生，用最好的医术帮助更多的生命。
草原和马背上的药箱早已渐行渐远，尘封的记忆又被西安医学院的招生打开了。我在工厂的推荐名单里，我的医生梦，我妈妈的期望能够实现吗？我卯足了劲，积极准备招生考试。
我没有等到考试和体检的通知，局里把我的报考扣压了。有消息说水泥制管厂分到了西安交大锅炉专业名额。该厂一个女工的父亲是西安医学院某系的主任，经常给局领导开好药。局里要把建材厂医学院的名额转给那个女工。这是一盆冷水，但是我决定不放弃，去建材局当面询问，以理抗争。
我到了紧邻西安市中心的建材局，找到政工组负责人， 提出参加大学考试的要求。他不停地对我绕着弯讲大话，又不断暗示我的出身不好，上大学是有政审要求的。我从来没有因为我的出身感到羞愧，但无意跟他纠缠出身问题，就说“主席说了重在表现。既然我们厂连续两年推荐了我，就是认可我的表现。局里不了解我，如何评价我的表现？我要求有参加考试的权力，考不上是我的事，不让我考是局里的错误。”辩论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我不打算屈服于威胁和说教，据理力争。政工干部理亏词穷，我最终争取到了参加考试和体检的权利。我以全局考生成绩第一为结果，却又因为张铁生的考试白卷让我的医生梦付之东流。
虽然张铁生的白卷让局政工组的计划得以实现，辩论的失败还是让他们恼羞成怒。局里沿着我插队走过的路开始进行大调查，认为我经历复杂，企图找到我走后门或有什么其它问题的证据。我准备好了应对最坏的局面。全局考生中成绩最好已经证明了自己。不管面临什么压力，我对将来充满信心。
我的战斗准备最终没有派到用场。在大规模反对走后门运动中不断有恶性人命事件，最高指示的一句话，“走后门的也有好人”让局领导拾阶而下。而我继续在实验室里做我的化学分析。
72年大学选择了我，我没去。73年我选择了大学，没去成。对于上大学我心如止水。事业可以选择你，你却没有选择事业的权利。无形的锁链锁住你，你没有自由。但是即便不能上大学，我也不会停止对知识的追求，不会放弃对命运改变的索求。
学无涯
73年考大学风波刚刚落下帷幕，厂技术科科长周国生师傅就找我，要把我调到技术科工作。我的化学分析工作刚刚入门，不想半途而废。离开化学实验室这块净土到科室，离人群近了，离政治近了，离危险也就近了，难免会有新的冲突。周师傅找我几次，承诺到科室后会给我学习提高的机会。我最后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实验室。
厂部由两个院子组成。北院是政工院，是工厂的政治漩涡中心。党委宣传科，共青团，工会，武装部等都在北院。武装干事的办公室里晚上经常亮着灯，里面不时传出女牌友们的笑声。工会办公室里只有干事张兵。他掌控着工厂广播站，那是党的喉舌。有人推荐我这唯一讲纯正普通话的北京人去做业余播音员，他以非根正苗红给否了。为我打抱不平的工友不知道，那机会真不是我想要的。
南院大一些，除了厂长，书记，和厂部办公室以外，集中了和生产有关的各科室，包括财务科，供销科，生产科和座落在东南角的技术科。技术科门旁一棵石榴树展开浓绿的叶子，几乎把后面的窗户都遮掩了。每年春天树上开满艳丽的石榴花，红红火火。
工厂原来技术力量差，设备图纸资料严重缺失。周师傅是从工人提拔的技术科长，学历不高，经验丰富。后来到厂里的两个技术人员，一个是西安交大机械系毕业的郭信松，一个是哈军工无线电专业毕业的陈秉阳。他们分管机械和电器设备。我的任务是描图，绘图，晒图，全厂设备图纸管理，以及外协工作。
描图绘图需要经验和技巧，但是不需要高深的学问。只要把工程师，技术员的设计或者他们现场测绘的设备数据用手工的方式画成标准图纸，用描图纸描好，再晒成蓝图。初中的几何知识派上了用场，不久描图绘图已是得心应手。我身后空荡荡的档案柜很快被填满了，图纸都分类编号归了档。我和技术科的师傅们都混熟了，技术科的斗室又成了浑浊世界里石榴树后的一片绿洲。
为了彻底改变命运，实现医生梦，我奋力抗争了一次。即便失败了也不后悔，因为我尽力了。化学分析的工作半途中止，但是学到的经验已经是我人生财富的一部分。手工绘图描图的工作帮我了解机械零件和机械结构，管理起全厂的设备资料。在科室跑腿，出差搞外协帮助我和各个车间建立了联系，和北京管庄的建材研究所建立了联系，提高了沟通能力和办事效率。
一天，办公室里只有陈师傅和我。他给我讲了文革中他随装甲兵学院搬迁到甘肃酒泉沙漠地带的经历。院校在清理营盘时，推土机推出无数干尸。后来知道那里原来是右派劳改农场。三年大饥荒时很多右派在那里饿死了，就草草埋在黄沙里。陈师傅平静地叙述了一个遥远的故事，但是我的心被狠狠戳打着，痛着，再沉下去蒙上一层死灰。多年后夹边沟的事情被写成了书。我不知道陈师傅去的地方是不是夹边沟。文革乱世中我们遇到了很多不公，但到底我们还活着。我感到活着就有希望。
陈师傅建议我不要停留在科室办事员的层次，可以自学电工知识，还借给我一本大学电子技术的教材。拿着书我感到有些茫然。二极管，三极管，晶闸管，电气控制的世界离我太遥远了，电气工程师离我更是遥不可及。可是理性又告诉我，有老师近在咫尺，有书在手里，这是我应该珍惜的学习机会。我应该跟着他们学，能走多远走多远。在学习中我可能会找到新的目标。
没有电路电磁场的知识，开始读电子技术的书是很艰涩的，每学懂一点东西时都让我感到很兴奋，学习真是没有止境的。我的业余时间大多在技术科办公室度过，白天上班，晚上学习。我成了冬天晚上用湿煤饼最后封火炉的火头军。
技术科的同事们对政工院的人都小心规避。关起门来技术科就是知识的传播地，理性的小世界。外面文化革命的形势不断变化，我们为国家的前途担心，也期盼着文革浩劫的结束。
7.21师资培训班
1975年 “7.21工人大学” 在全国范围内遍地开花。应形势需要，西安交通大学举办了“7.21工大力学师资培训班”。我们建材厂获得了一个名额。厂里给我报了名。
培训班预计9月初开学，到八月下旬我还没有接到入学通知，工厂让我自己到西安交大查询。就这样我第一次走进了西安交大校园。
西安交大是上海交大55年西迁来的，学校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传统吸引了无数求学者。校园里一排排规整的苏式教学楼十分气派，林荫道两旁整齐的梧桐树遮天蔽日。肃穆庄严的高等学府给人一种神圣感。我走进基础部大楼，直接走进张务清主任的办公室。
张主任是一位慈祥，敏锐的力学教授，灰白的头发和深色框的眼镜让他更显学者风度。 他让我想起了父母和他们燕京大学的校友们。听完我的来意后张主任不无歉意地告诉我，力学需要很多数理基础知识，为了学生能跟得上教程，他们只收高中以上学历的学生。而我只有初中学历。
看来我没有达到学校的录取标准，但是我不想就此放弃。我问张主任高中学历包括了哪些人群，比如老三届里高三的，老三届高一的，还有文革后上中学的高中生。李主任说这些有高中经历的都可以。我讲，如果你们只收老三届高三以上的，我没有可说的，他们完成了正规高中教育。老三届高一的学生比我们没有多学很多知识，我有信心和他们相比。文革后的高中生不会有我基础好。我毕竟在北京最好的中学完成了初中教育，而且工作中没有中断学习。我需要这个进修机会提高自己，工厂也对我有所期待。张主任被我说服了，我被师资培训班录取了。
多年以后张主任对我们的第一次交谈仍然记忆如新，说对我的勇气，自信和势在必得的决心印象深刻。他后来成了我人生中最好的导师和最可信赖的长辈。
开课时间推迟了两个月后我们终于得以进入学校。很快我就感到力学师资班要求高中水平不无道理。高等代数，矢量运算，微积分都是力学的基础，没有这些基础跟上进度不容易。每开始一个新章节，我就要恶补一大堆数学。班里有一些老五届的大学生，他们表现出了实力，可以和老师在课堂上有效互动。大多数学员是文革后失学的各届中学毕业生，程度不齐。但是我们这批年轻人都经过农村和工厂的磨练，十分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对知识的渴求让我们不敢有些许的松懈。晚上熄灯前宿舍里空空的，大家都到图书馆或教室学习。
在交大学习期间，认识了我后来的先生老邓。他不是力学班的，是石油勘探设备仪器厂里计算机系统研制的技术员。他住的地方离交大不远，每周三晚上会到交大给我辅导数学。当他把复杂的数学公式梳理得简洁明了，让我马上开窍时，我就高兴得不得了。一扇一扇窗户依次打开，力学对我已经不像原来那样艰涩诡异。文革开始老邓是大学物理系学生。即便学校停课了，他一直和几个同学坚持学习。坚实的基础让他在工作中颇有成就。
7个月的力学师资培训班顺利结束了，我回到了工厂，除了技术科的日常工作外，我在厂里的“7.21 工人大学”兼任力学课教师。政工组长要调我去政工组，做专职教师，甚至让我主管工大工作。张兵随后表示我可以去工会，在他下面分管工大。我舍不得技术科的环境，也不愿去趟政工院的浑水，就以非党员群众决定不了党的教育路线为由，表示可以不计时间不计报酬兼职教课，但是不去政工组，不专职负责工大工作。
政工组随后用技术科周科长的女儿毕业后留城问题给他施加压力，让他放我去政工组。周师傅和我谈了，知道我态度坚决，让他感到左右为难。但是没过几天他就高兴地告诉我，女儿留城的问题解决了，他不怕他们了，我不用走了。我最终得以留在周科长的绿荫庇护之下。
“7.21工人大学”是文革中产生的怪胎。正规的大学教育系统被砸烂了，却要各个工厂办工人大学。提高工人文化水平有多种方式，没必要非要罩上“大学”的帽子。建材厂工大的学员是各车间推荐的，什么水平的都有。力学课第一节课学生摸底，发现有的老工人不了解小数点是什么。我只好调整了教学内容，从小数点，分数计算，杠杆原理讲起。充其量也就能教到初中物理水平，外加一些力学科普知识。大学是名不副实了，但是能让每个工人有点收获，有点提高也算没有白白浪费时间。对基础好的学生再多教一些，因材施教。
76年唐山发生大地震，西北地区防震，大家都住到地震棚里。我们女单身离开简易挂钩砖楼，集中住在大会议室里。因为油毡是地震棚的上等建造材料，建材厂身价陡增。厂里的油毡卖得火爆，车来车往，供不应求，不乏各处来走后门的。
紧接着领袖去世了。在哀乐声中各地加强了警戒战备，民兵每天在工厂持枪站岗巡逻。我由于出身问题没有持枪资格，就看着一位女工，武装干事的红颜知己，背着长枪昂头挺胸走来走去，很有意思。武装干事的农民老婆自杀或被自杀以后，这位女工抛弃了丈夫孩子，嫁给了又矮又丑的武装干事。
地震时期各家隐私保护起来很不容易。张兵儿子在外地工作，别人发现张兵在地震棚里和儿媳有染。这使建材厂的一颗政治明星因为生活绯闻变成了过街老鼠，大家茶余饭后的笑料。
以四人帮的被捕为标志，文革终于结束了。但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年华也接近了尾声。
77年春季西安交大基础部办了“7.21 工大机械设计师资培训班”，我又走进了交大校门。
因为有了力学班的基础，又有工厂描图绘图的经验，跟上学习进度不太困难。77年暑假培训班结业后，张务清主任把我和另外两个男生从工厂借调到交大轴承教研室帮助数据处理。可能他对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子女有恻隐之心，希望找机会帮助我们改变各自的人生轨迹。谁也没有提出什么，谁也没有承诺什么，一切机会都要天时地利人和。即便必须回厂工作，我也可以开始介入技术工作或者去搞职工培训。
我和老邓确立了朋友关系。建立家庭，平安度日，做我喜欢的，力所能及的工作，是在我的年龄段里人的正常诉求。
命运的转折
对于77年夏国家要恢复高考的消息我无动于衷。人在生命里的每个年龄段都有其不同的任务。我们经历了坎坷，在最好的青春年华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利。如今到了结婚生子的年龄，又要为谁去读书拼搏？虽然心有苦涩，但是对于我来说大学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如今家庭是我的重心。
老邓回乡探亲，八月份回西安后见到我。他突然问我要不要参加高考。我吃惊地问他怎么会想到让我去参加高考，大学要4年，可我们已经不年轻了，而且他的妈妈会怎么想，会同意吗？他当时在辅导一个同事的儿子复习功课准备考试。他感到我的程度更好，不上大学很可惜。他说如果我执意不参加高考，也没有关系，以后管好家庭，支持他在工作上做出成绩也好，只是希望我以后不会后悔。又说我如果上大学他可以等我4年。
他的话感动了我。他毫不自私，希望帮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可是想到离原定的考期还剩一个月，我怕准备来不及了。他说，“语文，英语，化学你自己准备，政治回头找个复习提纲背背。数学和物理我帮你复习。”
语文，英语和化学对我说来准备起来不是大问题。数学和物理有老邓帮助复习应该不会太慢。其他考生比我开始复习早，但是平时基础未必比我好。如果我放弃了这个上大学的机会，将来不会遗憾吗？上大学的愿望在老邓的激励下死灰复燃。想到常常说的“人生能有几回搏”，我鼓起劲决定参加高考。
我们三个在交大借调的同学有一个单独的办公室，和轴承教研室用木板墙隔开。隔壁老师们嘀哩呱啦的上海话很清晰，但我听不懂。上班时间我们有活就干，没活就埋头学习准备考试。顾小白是交大子弟，比我小几岁，他要参加高考。刘明翰是北京人，老三届高中生，他准备直接考研。
晚上我到老邓工厂的办公室，和他辅导的另一个青年各自看书做题，有问题就问老邓。他把所有需要知道的数学，物理公式整理出表，说明相互关系，看起来一目了然。全国高考的考期推迟了一两个月，也帮助我能做更充分的准备。
高考越来越临近了，每个人都在废寝忘食地复习，做最后的冲刺。考试前两天的晚上我学习晚了，宿舍区开水房没有了开水，我就到教学区的热水房打水。路上空无一人，接近行政楼时没有路灯，昏黑一片。只有前方行政楼门内透出一点昏暗的灯光，高大漆黑的梧桐树影在远处摇曳。突然听到后面由远而近噼里啪啦的脚步声，黑暗中让我着实害怕。我加紧脚步，却在台阶上一脚踩空跌倒，脚踝痛不可忍。后面走过来的三个学生发现有人坐在地上，一边疾走一边问怎么了。我说脚崴了。他们重复着我的话“哈哈，脚崴了”，一串大笑随着啪啪的脚步声远去。
对脚步声的害怕消除了，但是考前这一劫让人十分沮丧。我不知道能否到30里外的考场参加考试。右脚踝原来就有旧伤，现在痛得钻心。我一步一挨地回到宿舍，脚背肿起来像馒头，已经完全青紫。
第二天早上去办公室看到刘明翰，他埋怨我没有当晚去找他，他有祖传的伤筋动骨捏拿手法，如果受伤后马上治疗效果更好。他很快就在办公室里施展绝技，把我受伤的脚踝捏好了。虽然还留有一丝隐痛，青紫待消，我能完全正常走路了。没想到关键时刻我能如此幸运地碰到了好人，遇到的一劫就这样瞬间化解了。下午我骑车回到建材厂，那里离第二天的考场近，只有5里地。
考前的夜晚我住在厂里，准备最后记忆一下各科重点。但是大考前的劫数似乎还没有完，那晚偏偏全厂停电，整个厂区一片漆黑。
二楼半层是女工宿舍，住着我的工友和篮球队的伙伴们。在我准备接受命运的安排，放弃最后的复习时，一个朋友把各个宿舍收集起来的蜡烛送到我的房间。她们大家集中到远处的一间宿舍摸黑聊天，保持安静，让我专心地在烛光下准备考试。多年后我回到西安见到许世平时提到此事，她说这点事你怎么还记得。我说忘不了。文革中看尽了世态炎凉，但是工厂里朋友们的善良，真诚，淳朴和友情让我看到了人性中最美好，最柔软，最可珍惜的那部分。我把那一刻永远珍藏在记忆中。
我以不错的分数考取了西安交通大学电机系。得到消息的那天我坐在交大的办公室，听到隔壁一个女教师激动的声音透过木板墙传过来，她的三个孩子都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大学。我想我的父母知道我被录取的消息也会是那么高兴吧。
我离开了建材厂，离开了我不喜欢的政客，但是也离开了众多我所热爱的工友，篮球队友，和庇护过我，帮助过我的领导和同事们，心里五味杂陈。
成为77届大学生是我人生中的一个大转折。它为我毕业后回到故乡北京的大学任教，又在8年后赴美读研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它让我和我的家庭有了本质的变化。它也慰藉了父母的心。人生的道路上没有太多你必须要做出重要抉择的叉路口。我庆幸当时听了老邓的话，选择了高考之路。也感谢他为我做出的牺牲和付出。
我们经过了苦难，遇到了挫折，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放弃对真理的追求，从来没有放弃对知识的追求，从来没有放弃自尊自强和自爱。在逆境中我们可能看不到很远，预测不了将来，但是不放弃，多做的每一点努力都是想要完成一个更好的自我，而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一路上有多少好人和我同行，无私地帮助过我，让我不失去对国家，对未来的信心。我衷心地感谢他们，也祝好人们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