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人在拼命逃离，河南人在拼命堵截，这几天关于该如何对待湖北人的激烈争议可谓热火朝天，有人说应该善待，有人说堵截合理。而我，却不知该说什么好，只是在内心深处顿感一种悲哀。这悲哀就是：一个民族匮乏信仰，在大灾大难面前，无论逃还是堵，乃至方方面面，大家都在裸奔。
要说国人没有信仰，也不对。譬如，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仓廪实而知礼节，等等，就属于数千年来的国人文化信仰。因此，武汉人逃到广东、浙江、上海等发达地区，情况就没那么糟糕。但是，到了河南就不行了。河南是过亿的人口大省，但从其平均GDP看，它依然是个穷省，你让河南人也像广浙沪一样兼济武汉人，实在太难了。这就是河南人对武汉人不那么礼遇的原因，地主家也没多少余粮，为了保命，只能六亲不认。这，你叫我怎么去责怪河南人呢？
注意我上面提到的关键词“保命”，河南人想保命，武汉人想保命，达则兼济天下的地主又何尝不是为了保命呢？秘密就在这里，悲剧也在这里，这就是国人的终极信仰：活的就是一条命。正如陈丹青的那一句粗话描绘得淋漓尽致，“国人的信仰就是，去他妈的，活下去再说”。
但遗憾的是，国人这种“只为活命”的终极信仰，就叫没有信仰，因为这样的信仰与猪马牛羊没有任何区别，即便西装革履豪车豪宅的光鲜亮堂，与不穿衣服的飞禽走兽一模一样，所以我的题目就称之为裸奔。
什么叫信仰？让我们先来看一首真实的信仰史诗。
在17世纪中期的欧洲爆发了一场空前绝后的烈性传染病，黑死病，一年不到，欧洲人口减掉了一半。而英伦半岛以伦敦为中心的中南部是重灾区，但非常奇迹的是，英伦半岛的中北部却幸免于难。神奇在哪里？
在英伦半岛的南北接壤处有一个村，叫亚姆村。某天从伦敦来的一个商人，将黑死病带了进村里。很快，这个只有344人的小村庄就人心惶惶，村民们纷纷就想朝北部逃离。
一个叫威廉莫柏桑的牧师站了出来，他坚决反对村民们朝北逃离，他对村民们说：“谁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感染，如果已经感染了，逃与不逃都是死，但逃出去一定会传染更多人。留下来吧，让我们把善良传递下去，后人会因祸得福。”
村民们在威廉牧师的劝说下，都表示愿意留下来，牧师率领村民在亚姆村的北出口筑起了一道石墙，相当于今天的交通设卡堵路，以免有人翻出这道墙。
但接下来的情况非常不妙，在黑死病的肆虐下，村民们纷纷死去。直到黑死病消失，这个344人的小村庄只侥幸活下了33人，其中一多半是未成年的孩子，威廉牧师也是死于黑死病。但就是这个亚姆村，成功阻截了黑死病朝北传播，为英伦半岛留下了一个后花园。
威廉牧师让每一个垂危的病人都提前写好自己的墓志铭，于是，今天去曼彻斯特旁边亚姆村的游客，都能看到三百多座墓碑上那些催人泪下的语言。
威廉牧师的墓碑只写了一句：“请把善良传递下去。”
一位医生写给回娘家的妻子是：“原谅我不能给你更多的爱，因为他们需要我。”
旷工莱德写给女儿的是：“亲爱的孩子，你见证了父母与村民们的伟大。”
这就叫信仰的力量，即便是死，也要善良，也不能丧失对人之爱。
简而言之，有信仰与无信仰的差别就是，有信仰的人活的是人，无信仰的人活的是命。请牢记：没有信仰，所谓道德，就是无本之木。
康德说：“一个人的缺点来自他的时代，但美德和伟大却只属于他自己。”
武汉人该不该逃离武汉？我们没法指责，因为武汉人的缺点属于时代。但我们似乎很难将这种逃离上升到美德，既然如此，我们似乎也没法苛责河南人的不待见，你无情我又何需有义？河南人的缺点同样属于时代。一群没有信仰的人狭路相逢另一群没有信仰的人，出什么样的硬核或幺蛾子都不足为奇。
但我更想说的是，烈性传染病不同于其他病症，更不同于缺吃少穿的叫花子，全球善待烈性传染病的通则只有一个，隔离。但是，不同的隔离方式却有隔离成本的差异。譬如，一个武汉人在武汉就地隔离的成本，与这个武汉人跑到杭州被隔离的成本，两相比较，可不是一般的差异，而是天地之别。
1个杭州人去支援武汉，他可以伺候10个武汉人隔离，但1个武汉人逃到杭州的话，隔离所耗费的社会资源就大到没法计算。现在的情况是，1100万的武汉大都会向外逃离了400万，全国各地的医疗资源都在向武汉集结，而你武汉人却逃向全国各地，请问这仗该如何打？你们说说，这让外地人如何善待武汉人？
昨天我看见一份资料，上海这个地主已经招架不住了，不得不采取准封城的态势横蛮对待武汉人了。与此同时，无论上海人如何礼遇武汉人，但我还是看见一个逃到上海的武汉人发微博说“没吃好没喝好”。
虽然各地都采取了断然措施围堵武汉人，但迄今为止，也没有发生一起伤害武汉人的恶性事件。在这样一个从未经受信仰训练的国度里，面对这样一场前所未有的生化战争，我认为这已经是一个奇迹。
但与之相反的是，同样是昨天我看见一则消息，但愿不是谣言，一个从武汉回到四川的四川人，他被老乡举报了，他就把举报他的老乡杀了。这种举报是为所有人好，举报也只不过是将你强制隔离而已，又不是将你点天灯下油锅，怎么抵触情绪就如此恶劣呢？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姐。
一个武汉人逃到青岛，他把青岛所有地铁都坐了一遍，结果发现他是确诊患者，这叫人说什么好呢？虽然这个人不能完全代表逃离出来的400万武汉人，但他绝对不是特例。别看国人活得没有信仰，但国人在生死问题上都有高度一致的信仰，譬如“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这信仰，真是让人不寒而栗。
2003年4月1日，瑞士日内瓦世界钟表博览会组委会，一纸拒绝令直接发给香港特区政府，明确拒绝当时正处于SARS疫区的香港人参加博览会。难道瑞士人不文明？难道瑞士人不懂得慈悲为怀？你可以说他们歧视，你也可以说他们粗暴无礼，但是，作为瑞士政府来说，没有比粗暴拒绝更能保卫瑞士人生命健康的行动了。
同样是2003年的4月8日，美国总统小布什签署了一纸法令，将当时正在北京和广东爆发的SARS列为“可以违背患者意志采取措施的特别疾病”。难道美国人不文明？难道美国人不懂慈悲为怀？当人类在新型烈性传染病面前束手无策时，截断传播路径是唯一的出路。温柔隔离还是强制隔离？这完全取决于患者或疑似患者的自觉性，如果没有这种自我隔离的自觉性，就别怪非疫区群众的没礼貌。
今天我们都知道美国声势浩大的撤侨行动，有人说这不正好说明美国人也在逃离武汉吗？真是无知得可以。美国分阶段（一个月内）的撤侨行动恰好说明美国人没有逃离。在武汉的美国人能有多少？他们可以免签逃往中国之外的任何国家和地区。但美国人没那么low，那是一个按上帝意志建立的国家，不要把麻烦带给其他无辜地区，这是无需提醒的自觉信仰。这样的国民配得上他们的祖国，当然，他们的祖国也配得上它的国民，所以，美国实施了有备无患的撤侨行动。
柏拉图说：“心怀信仰去战斗，我们就有了双重的武装”。
多难是否兴邦，关键就在于在每一次苦难中这个邦的人民是否成长。如果遇到灾难就不顾一切地裸奔，灾难就永远成为灾难，再来一次还是一样。只有在灾难中的人民重塑了自觉的信仰，无论这灾难导致了多大的危害，才算真正战胜了灾难。英国亚姆村的故事值得今天正处于肺疫保卫战中的每一个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