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崛起战略的内在悖论
中共的失败与其国家战略的错误有直接关系。对一个正常发展、遵守国际规则和国际法规的民主国家来说，崛起不是国家的目标，而是一种自然成长之后的结果；同时，这样的国家有民主选举，没有哪个政党需要用“崛起”作为竞选口号和吸引民心的旗帜，选民也不那么容易被民族主义包装下的潜在霸权思维所忽悠。中共坚持维护集权专制制度，是世界上极少数尚存的极权主义政党，这样的执政者往往需要“崛起”，而相应的崛起战略又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导致失败的内在悖论。然而，由于对国民的洗脑和政治高压取缔了国民问政，哪怕国家战略错了，也没有人敢提出质疑。
美中经贸谈判真正反映出来的就是中共崛起战略本身存在的悖论。这个悖论的核心是，中共想依靠美国的经济、技术实力崛起，却想让美国默默承受被盘剥、被掏空，直至被压趴下这样的结局。所谓中国依靠美国的经济、技术实力崛起，指的是贸易上通过出口补贴产生长期巨额贸易逆差，让美国欠巨额国债，同时通过侵犯知识产权和盗窃技术机密来掏空美国的知识产权财富，反过来作为中共在美国市场上赚美国钱的资本。
中国是靠“世界工厂”的支撑崛起的。客观地讲，世界工厂的形成，美国的小布什、克林顿政府为中国开放美国市场，只是为中国崛起创造了一个机会；营造“世界工厂”的不是美国政府，而是中国各级政府和许多跨国公司的操作。于是中国突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大国，崛起之说即由此而来；有了钱，中共就扩充军力，发展以航母群和舰载航空兵为代表的远洋海军打击力量，同时设法把南海的国际水域变成其内海，为载有瞄准美国的远程核导弹的战略核潜艇提供深海里的安全藏身之地，从而摆出军事上威胁美国和周边国家的姿态。
为何美国始终是中共最大的敌人？
很多西方的左派人士和“拥抱熊猫派”成员把美中关系的恶化归咎于川普一人，事实上，川普的对华政策只是试图降低经济全球化之下生产链布局一国化对美国形成的风险。中共在经济短暂繁荣的前期曾经策略性地保持着低姿态（即邓小平所说的“韬光养晦”），因此给不少美国政治人物和中国问题专家一种印象，似乎中共拥抱了资本主义之后，早晚会走上民主自由的道路。然而，这种幼稚看法完全忽视了中共对美国始终根深蒂固的敌意。
美国之所以必然是中共主动选择的最大敌人，并非美国时刻用军事力量直接威胁中共的生存。其实，中共真正担心美国军事压力的时间段是上世纪50到60年代，自从1970年代起就不再面临“美帝亡我之心不死”的局面了。1960年代毛泽东为了称霸共产党阵营而与苏共翻脸后，中共确实南防越战中的美军，北防大兵压境的苏军，既孤立又艰困。苏联也同样不得不两面对敌，既防昔日扶持的中共，也防冷战中的美国。1970年代初中共开始和美国靠拢，于是其国际处境宽松不少；中共借美国的势力减缓来自北极熊的压力，而美国也乐得把红色阵营的最大国家挖角成为己方伙伴。中共从此就不再真正担心美国的军事威胁，美国也没对中共施加过真正的军事威胁。
从道理上讲，一个国家依靠美国市场和技术来赚钱，那么，维持经济繁荣的对美战略最好是与美国互信合作，形成命运共同体，这样才能保持资金和技术的稳定来源。但是，对中共来说，与最大的民主国家绝对不能形成命运共同体，因为国家之间的同命运意味着，中共的命运会被民主思潮动摇。由于美国的民主价值观对中国的许多民众有巨大的魅力，民主化思潮时刻从中国社会内部让中共感受到来自民间的政治威胁，所以它非常害怕国民向往世界上最大、又最繁荣的民主国家美国。不管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如何密切，中共从未停止过政治上的反美洗脑教育。同时，中共的官场越腐败，它对民主化的恐惧也越严重，所以我在去年12月27日刊登在《大纪元》上的文章《经济全球化的中共陷阱》中说，“拥抱了资本主义之后的中共比改革之前的中共患有更严重的‘民主恐惧症’”。
中共与美国为敌，不单纯是价值观上与民主大国美国针锋相对；中共的实力增大后必然出现挑战美国的内在需要，对中共来说，政治上最大的内在需要就是针对美国的“崛起”。因为在经济制度上它早已放弃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继续说“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很难自圆其说，只能如邓小平所说的“不争论”；那么，证明中共政治正确的唯一替代口号就成了民族主义的“崛起”。中共想用“红色崛起”证明一条，“中国不需要民主，中共永久执政就意味着中国的成功”。这种为了政治动员和遏制民主思潮而不断鼓吹“崛起”的统治需要，必然产生针对美国的“崛起”战略和对内对外宣传。
推行这种崛起战略之后，就不可能像印度那样耐心地等待经济方面由市场机制引导出自然的成长，也不可能走单纯的和平发展道路，而必然选择一条运用集权体制来强行推动的“经济崛起利用美国、军事崛起瞄准美国”的道路。对中共来说，只要尚未形成遏制美国的实力，就不算“崛起”；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崛起”不以中等国家为参照目标，唯有超越并压美国一头，才是中共真正的成功和永据权位的“本钱”。对中共而言，似乎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没什么不合理之处。
回溯世界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例子，那就是大日本帝国在太平洋战争之前处理对美关系的战略。日本依靠美国进口石油、钢铁等许多战略物资来壮大军事实力，实现重工业和武器装备产业的崛起；同时又以美国为敌，其海军一直以在太平洋上对抗美国为目标而造舰、训练，积极备战。大日本帝国当时一方面在本土强制推行经济和军事上的崛起战略，另一方面又把凡是可利用其资源来帮助自己崛起的国家视为必须征服的对象，从而加快崛起。日本先是占领了中国东北，然后又一路南下，跨进印度支那地域，于是美国开始经济制裁日本，日本则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战前几十年里日本在经济上利用美国的资源和市场、政治和军事上敌视美国的崛起战略，本身是个悖论，其结局就是，崛起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崛起的努力最后葬送了这个帝国。
在美中关系上，中共的集权体制思维在经济上一直存在一个最大的误区，那就是，美国和中国，到底谁靠谁？用集权体制的“形成完整的工业化体系”这种思维去看，谁掌握了“世界工厂”，谁就掌握了世界的命脉，于是美国只有靠中国这个“世界工厂”才能在经济上维持下去，所以今后的世界就是中共说了算；而用经济全球化的思维去看，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而市场经济的全球体系是买方说了算，而不可能是卖方垄断。因此，实际上明明是中国依赖美国市场，却被中共解读成世界依赖中国的“世界工厂”；结果美国加一点关税，“世界工厂”的订单就大批流失，一去不回，“世界工厂”会慢慢变成“世界空厂”。
这种完全看反了的认知导致中共无法发现自己崛起战略的根本性内在矛盾，就是既想借美国的实力崛起，又想要美国不许说“不”。这个崛起战略就是美中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这样的崛起战略给自己“埋了雷”，因为掏空美国以压制美国的作为必然恶化双边关系，这种状态不可能持久不变。川普改变对华政策，只不过是早晚会发生的事。
而过去两年来中共在美中经贸谈判中采取的“谈谈打打、打打谈谈”谈判策略，完全毁蚀了西方商界所期盼的外交和商业交往上的诚意。虽然目前美国只对中国施加了有限关税，但在全球化产业链一国化布局和防范知识产权被盗等方面，中共的上述谈判策略已经让跨国公司认识到，美中关系过去20年来形成的既定格局不是美妙的未来，而是充满让公司破产倒闭风险的大坑，所以经贸关系上的部分脱钩已经发生，而且会继续下去。于是，中共的崛起战略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直到大局逆转中共才仓促应对，现在国内宣传上那种有关崛起的盲目自信开始退潮了；与此同时，与美为敌的调子也改了，前些天中共的央视新闻出现了这么一条，标题是，“共和国的朋友，美国，风雨同舟40年！”然而，昔日那种美中关系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中共从“崛起”到收敛的战略转变出于迫不得已，也是“红色崛起”的必然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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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流氓国家就是要予以痛击。天上降下个“川金毛”，成了共匪的克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