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事皆有因果。自2019年年末在武汉出现到2020年春节之际肆虐中华大地并扩展到世界，传染性极强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也免不了因果关系。这一病毒成为一个国际性的流行瘟疫，才疏志大、唯我独尊的习近平难辞其咎，而中共政权在其垂垂暮年又必然造就出“习特勒”这样的荒诞怪胎。
“习特勒”令瘟疫威胁全球
“武汉病毒”带来的灾难不仅是全国性的，也可能是全球性的。我结识的一位病毒研究专家从武汉大学毕业后，到美国获得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并在美国大学从事了八年的博士后研究，现在就在武汉的研究机构做研究。这位科学家在春节之前忧心地私信给我：“这次冠状病毒是萨斯的变种，传染性强，潜伏期长。现在武汉医院爆满拒收病人，很多人在家干瞪眼（这样的死亡数字就不计入官方统计）。武汉官方瞒报十几天，造成民众不采取任何防护措施，加上春运回家造成大范围扩散。希望您能呼吁尽快采取国际救援。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将来事态如何发展很难预料。WHO（世界卫生组织）跟当局沆瀣一气，拒绝警报升级，全世界都面临极大风险。”
我的朋友向我发出的SOS让我明白：今天关注、关心和帮助武汉，就是拯救明天的世界。面对人类的共同瘟疫威胁，合适的作法是回复到人道主义的底线，施行人道主义的关怀，而不是乘人之危，以各种方式廉价地得分，更不要幸灾乐祸。
六年前的春节期，我看完好莱坞《2012》世界末日大片，目睹四艏“中国制造”并停靠在西藏高原的“诺亚方舟”接走权贵和寡头时，我发表过一篇文章，《二○一四：你有离岸船票吗？》，并忧虑地写道：“由于中国政府全面操控信息机制，中国社会、经济都已丧失信息效率，普通的厂商、消费者和民众基本都是在有限的理性条件下，甚至是在非理性的状态下作出决策选择。所以中国未来的最大危险来自于其不确定性。”面对当时国际媒体曝光中共寡头在维京群岛的隱藏帐戶，我问了一个问题：“中国人已经过完新年，又开始操心购买返乡的车船票了。但每一个中国人应该抽空想一个更大的问题：你有离岸的船票吗？”我在写下这些话时，脑海里闪现的是电影《滚滚红尘》最后逃难的画面，回响着“让我上船！”“我有船票！”的绝望呼叫。我是在1990年上海阴冷的冬天看的《滚滚红尘》，那时我就下决心逃离，绝不想自己的命运像那些被船抛弃在岸上的绝望人群。
今天，看到中国人进入农历新年，却像老鼠一样要么惊恐地躲在家里，要么在路上、渡口和关口逃亡，这末日景象对我来说是一种回放，印证了我的预言。但我没有一丝的成就感，反而哀伤我的警告没有让历史走向不同的方向。在这种伤心绝望之际，有的福音传播者发现了难得的机会，高调谴责中国这座21世纪的“索多玛城”该遭天谴毁灭，逃脱之道唯有诡异上帝、基督；有的功派信徒也开始积极推销某些功法，声称信它可使人避祸免灾得救；有的种族主义者借机数落“支那人”的恶习，并否定中华民族、中国人的存在价值；有的极端分裂主义者欢呼各地封城、封市、封村，准备推动和迎接新春秋战国时代的到来；有的成功逃离中国、安全移民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以强化版的尖酸刻薄甚至恶毒来报复性地回击中国国内的炫富中产、脑残粉红以及“大国崛起”/“中国梦”的大外宣推销员。
上述这些反应，既有它们的必然性，也有它们的合理性。发出极端言辞的许多人群或个体其实更多的是“恨铁不成钢”，甚至还有刘长卿的“乡心新岁切，天畔独潸然”和“新年向国泪”的情怀。尽管他们逼迫每一个中国人、甚至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必须反思我们民族和中国当下国家的道德沦丧，但情绪似乎多于理智，对拯救当下中国人于水火之中没有及时功效。作为一个非医务科研专业人员、一个政治学研究人员，最切实的讨论恐怕还要从应急政策出发，然后讨论决策机制和公共卫生基础体制，进而检审更大的政治治理问题。
武汉病毒从“闪电战”变成“游击战”
美国著名学者戴蒙德的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在20年前就已经由我的英文老师谢延光教授翻译成中文，现在温习书中的论述启发更大。戴蒙德的书讨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大问题：源自动物的 人类疾病”，他称之为“牲畜的致命礼物”，揭示了“人类历史上致命病菌的重要性”。他在讨论病菌的演化、繁殖、传播和对人类发起进攻“这场竞赛的形式”有“闪电战”和“游击战”两种典型模式。他告诫，“稠密的众多人口是我们的群众传染疾病演化的先决条件”。不难理解，中国，中国大都市，“地上爬的、天上飞的、水中游的”无所不吃、毫无禁忌的人群，一定是病毒感染首选。那些喜好大快朵颐，暴殄山珍海味，沉溺生猛海鲜、珍奇异兽的饕餮之徒，一定是促使、鼓励动物病毒向人类传染变异的渊薮。
关于“武汉病毒”的起源现在还存在较大的模糊和争议。官方的说法是武汉的华南海鲜市场是源头，罪魁祸首可能追朔到蝙蝠或竹鼠之类动物。但有分析报道说，最早发现的病人并没有与海鲜市场发生关系。民间和海外的阴谋论认定是坐落在武汉的中国科学院病毒研究所发生事故，导致病毒泄漏逃逸。据该所2019年12月24日官方网站发布的“武汉病毒所石正丽学科组博士后招聘启事”，石正丽博士/研究员“长期开展蝙蝠携带重要病毒的病原生物学研究，证实SARS、SADS等重大人畜新发传染病的蝙蝠起源，发现、鉴定了大量蝙蝠与啮齿动物新病毒。” “学科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新发病毒学科组以新发病毒病原学及其感染机理为主要研究方向，包括蝙蝠与啮齿动物病毒发现、预警与传播规律研究、冠状病毒等蝙蝠传播重要病毒的跨种感染机制与致病性研究、新发病毒血清学与分子诊断技术等。”基于武汉病毒所2015年建立存在的事实，早在2017年《自然》杂志报道，西方科学家就警告这个“生物安全4级”(危险级别最高)的研究所存在安全隐患，一方面是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生物的领域”，另一方面，此类实验室需要观点多元化、平型制度构建和它鼓励的自由表达意见、信息自由流动和“开放文化”。但中国恰好是强调等级结构和保密文化。
就上述两种猜测，英国广播公司、美国《外交政策》等已经发表专文进行挑战或澄清。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最后的权威结论断定“武汉病毒”（现已命名为“NCoV-2019”）具体的生成机制和传播途径。但中国的保密体制、政治压倒科学的陈规、不透明决策已经成为假信息、阴谋、谣言的温床。根据我自己对中国政治和社会腐败的了解，尤其是非法摘取、倒卖人体器官、在全球非法猎捕收购珍稀动物产品、医院员工出售胎盘/胎儿等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对上述两个视乎矛盾的解读，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大胆假设来构建一个新的矛盾统一体：如果海鲜市场和病毒研究所都依赖共同的采购渠道和供货源，如果病毒研究所的动物样本流到了海鲜市场，这样的违规是否可能产生？公众和外界也许还有许多的问题现在都不可能得到答案，我们只有等待未来历史解密。
因为暗箱操作，中国人生活在无知和不确定之中。早有学者指出，共产党的“书记”一词就来源于“保密”（从secret 到secretary），而“保密”又成为“神圣”（从secret到sacred）的同根词。中共就是一直在强化保密中维持它的神圣性的。“保密”加“神圣”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代价在这次武汉疫情中暴露无遗。因为对媒体的打压、对异见人士的迫害，尤其在习近平大权独揽、定于一尊的七、八年更是公民社会、民间力量、社交媒体的梦靥，各级领导对习近平报喜不报忧，同时又整天忧心忡忡而产生怠政情绪。根据武汉市长周先旺在2020年一月27号的央视采访，因为涉及传染类疾病，他未获得中央授权，所以即便武汉地方政府在12月获得情况也没有及时发布疫情消息。而只有等到一月20号国务院宣布“属地负责”后，地方政府才能获得工作的主动权。外界分析人士普遍认为，鉴于习近平在春节团拜会上一字未提武汉疫情，真正不愿在第一时间让民众获得知情权而隐瞒事实真相的只能是“习一尊”。因为一个多月的隐瞒，所以一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令后，老百姓感到一阵突然袭击。此时，武汉疫情以“闪电战”的方式爆发。因为对政府的高度不信任，武汉居民马上开始末日大逃亡，据市长透露，一千多万人口的武汉有五百万已经逃离。因为各地也是在无透明信息的黑箱状态进行决策，官员和政府信心普遍崩溃，官民互信荡然无存，各地下意识地开始了封城、堵路，抵制、举报、歧视、攻击武汉来人。武汉居民有的开始了在自己国家内的偷渡、躲藏。“武汉病毒”的“闪电战”迅速转变为“游击战”。没有染病的或还不知道自己染病的试图逃到天涯号角、港澳、东南亚、甚至欧美。我们必须认识到，驾私家车、坐飞机、躲进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地的第二套房（或第N套房）的群体绝非平民百姓，而是武汉的特权阶层和中上阶级成员，他们的资源较丰富，流动性也较强。如果许多还是领导职位上的官员，更是利用长假为托、封城为由远离是非之地。所以，湖北和武汉的政府决策、指挥、执行、动员能力首先就面临不足。
上层人物有资源跑，下层人物没资源的也要跑。这是由于中共体制的户籍制度、医疗制度无法覆盖流动人口、农民工在城市缺乏救助等诸多因素决定的。尽管中共承诺，所有冠状型病毒肺炎患者都实行个人全免费，但因为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早已捉襟见肘，个人免费部分由中央财政补贴，另外还要有地方政府买单。再说，各地医院早已超负荷运作，不仅医生护士人手不足，床位紧缺，为了自己的财政利益和避免病人死亡率数字增加，许多医院不愿接受病人或明确下“冠状型病毒肺炎”的诊断。许多病人求医无门，被踢皮球走东家、求西家，许多只能在家等死，同时还要传染家人。社交媒体已经出现病人当街倒毙、病人尸体无人收拾、病人或家属绝望呼救的各种视屏。据说，因为现在根本就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生死存亡主要靠自身免疫力，有的病人被走过场般治疗一两天，比如上上呼吸机，很快就被拔掉用给其他病人，也算医院尽职尽责。医院条件的艰苦困难不仅使得医护人员感染、情绪低落、身体透支，而且也有收留隔离的病人试图砸窗逃跑。总之，封城、隔离的意外效果之一是一些带有病毒感染的人成了“游击队”。他们对政府的不信任（中国人常说，相信政府，母猪都会爬树！），使得武汉疫情以游击战的方式向全国和世界蔓延。
这里的一个悲剧是：一个顢顸无能的“人民领袖”在丧失了最佳应对时机后，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天量的机会成本。最后为了一己之私、一党之私，再把成本转嫁给民众。我们可以想见，在农村、在边远山区，随着农民工返乡过年，车站、码头、车厢、集市、家庭亲友团聚都成了病毒演变扩散的好机会。到底有多少人染病，有多少人在默默地等待死亡、或已死去，恐怕现在的中国政府永远都不会给我们一个答案。
李克强只是去帮习近平担责背锅?
灾难发生了，而中共面对灾难的决策和领导机制暴露出了常见的无能，这也预示着如果冠状型病毒传播最早可能是一个事故，但一个事故演变成一个全市、全省、全国、全球性公共安全危机，就是人造党造的人祸政疴了。首先看一看1月25日农历正月初一中共成立的“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我们都知道，在“胡-温时代”，胡锦涛有”甩手掌柜”之称，那个时代也叫”九龙治水”。政府事务还基本由总理温家宝负责，所以“汶川大地震”时期，温家宝出频率很高，也因此获得“影帝”头衔。习近平在2012-13年全面接班后，一手策划了一场“宪法政变”，把传统的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总理负责制”转变为习近平的超级国家元首制，”核心”/”一尊”/”人民领袖”多个头衔完成了党-国-军一体化和习近平一元化领导体制。一方面，习近平高调谈论“治国理政”、“治理国家现代化”，另一方面他又实践“小组治国”，一手包揽了一打以上组长头衔，例如，“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外事/国安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等等。习近平的亲信栗战书担任“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汪洋担任“中央西藏工作协调小组组长”、“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组长”；王沪宁也担任“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组长”；赵乐际也有个“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唯有位居党内权力地位第二位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只分得几个“副组长”职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副组长”。在这样的权力格局中，只有习近平一人“是男儿”，他在每一个婚礼中都想做新娘，在每一个葬礼上都想是躺在棺木中的尸体。但在国难当头之际，习近平却谦虚了一回，不进冠状华盖了，李克强被推举担任了“中央应对新型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到了生死关头，习近平竟无一刻像男儿! 这也不是太大的问题，关键在于：李克强任疫情防御领导小组组长，既无军权，又无国务院关键部门部长(例如卫健委，应急部，财政部，科学院等)进入核心，还有两位负责意识形态宣传的王沪宁、中宣部部长黄坤明等掣肘。如果说这是一个最高决策领导小组，我们都知道现在的疫情可能需要调动军队帮助，甚至需要像美国总统欧巴马在2014年派出防化部队去西非帮助遏制埃博拉病毒。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温家宝总理苦于无法调动部队而摔电话。今天连武警都已不在总理控制之下，而李克强总理负责的疫情应对小组没有一位军方背景的领导，不能不让人怀疑该小组调配人员、资源的能力和权威。那人们自然会问，李克强是否只是去帮习近平担责背锅?
就成立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官方的媒体是这样报道的：“习近平指出，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加快蔓延的严重形势，必须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刻认识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加强统一领导，统一指挥，坚定不移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贯彻落实情况要及时向党中央报告。”
三天后，习近平在接见来到北京的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时表示，针对当前疫情防控工作，“我一直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这又向外界透露了在这项工作上，习近平才真正是“垂帘听政”的太上皇，不过领导小组的设计让他有权无责。到此，王沪宁和黄坤明的角色就很明确了：“加强舆情管控，打击造谣传谣。”这个小组的一个重要工作中心是要加强对媒体、自媒体和言论的控制，通过大规模运动、宣传动员洗脑、伪造假信息假数据，再次把丧事办成喜事，把火葬场的尸体激活成婚礼庆典的新娘。所以，我们在外部马上感到对媒体的收紧、海外社交媒体五毛水军的数量激增和他们无耻度的强化。
国家社会或陷入灾难-停滞-动乱的怪圈
说完领导体制，再看具体政策。武汉市政府在1月23日公布了一项“新冠状肺炎社会捐助方式”，欢迎捐助医用器材、防护用品等物资，但明确宣布“暂不接受境外捐助”。两天以后湖北武汉又发布文件，开始接受海外物质捐赠，但明确规定必须经过武汉红十字会统一管理分配，而不允许民间对口捐助。在经历2008年“汶川大地震”以后，公民社会和志愿者的力量和优势无人可否定，而红十字会以及“郭美美事件”暴露出的内部贪腐早已使中国红十字会名誉扫地。不难想见，海外、港台这次对捐助的反响根本无法和2008年相比。可见，政治正确、稳定第一、政体安全在人民遭遇生死之灾时也是不能让路的。这个党国不是为人民存在，人民只是为这个党国存在。
再说武汉“封城”、湖北“封省”，它们是否是公平、合理、有效的政策，也值得讨论。正如前面已经讨论到的，在半夜两点发布封城决定和早晨10点实施之间有八个小时的时间差。对许多参与或知晓内幕决策的人来说，他们的家人逃亡的时间可能更多，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500万武汉人已“黄鹤一去不复返”。这一数字本身就预示封城的失败，可能还激化了病菌的快速传播。另一方面，患者居家各就各位、原地踏步可能是最好的隔离，也可以保证有最好的家庭帮助和社区控制。但一旦整个社会被搅得鸡飞狗跳，反而衍生出新的社会矛盾、冲突。恐惧、偏狭、自私、愚昧集体无意识地大爆发，堵城、断路、筑墙、封门、举报，把一个国家、省市、县乡、邻里社区、家庭分裂。所谓大国的优势被人们嘲笑为“举国体制不举”，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教育立即露出破绽。
更重要的是，“封城”、“封省”、关闭机场/车站/码头，使得国家规模效应完全丧失，需要去到医疗卫生资源丰富的病人无法流动，有资源的中心城市无法发挥效益。在真正的市场机制下，我们很难想象纽约会对周边的城乡关门，因为纽约的医疗产业是当地的经济支柱，纽约市民大量在医院、疗养中心、药厂药房、医学院工作。所以任何重大的疑难病症总会送到纽约。但在国家管制经济下，中国的城市和医疗系统还只是党国的附属物，而不是独立的经济体。资源错配，尤其是全国性公共卫生危机状态下就显得尤为突出，甚至构成一种集体缺德、政策失败和国家犯罪。通常在国难当头时，生产不是要停顿，而是要加班加点，甚至进入战时动员状态。但封城、封省、休工停业使得经济成为病毒的连带牺牲品。一个国家和社会由此容易进入灾难-停滞-动乱的怪圈。
对中国经济和社会伤害更深的是，“武汉病毒”不是一个孤立的“黑天鹅”，而是无数只“黑天鹅”飞越过中国大地后的又一只无臭无形、无影无踪的一个致命杀手。
在过去两年不到的时间里，习近平完成了把中国从“三十年河东”转到“三十年河西”的改运过程。新疆百万人集中营式的“劳动教育转化营”不仅把整个新疆变成了火药桶，而且中共在国际上获得了“纳粹”一样的恶名。香港“返送中”抗议示威活动持续半年之久，更是拔掉了“一国两制”的遮羞布。备受中共污蔑抹黑的台湾总统蔡英文再次以历史性高票当选，使得习近平以“中兴之主”完成“统一大业”的梦想变得虚无缥缈。自2015年夏天习氏股市崩盘后，经济下行每年降一格，“滞涨”和“债务-通货紧缩怪圈”成为中国经济的癌症；而且祸不单行，美国总统川普的“贸易战”更是杀得习近平片甲不留。中国政府过去宣称川普不取消关税，绝无谈判空间；中国政府绝不会在“达摩克里斯之剑”悬头的条件下妥协。结果，这个政府签了一个一边倒的贸易协议：例如，不仅原增加的关税未取消，在96页的文件里，“中国该做”就出现了97次，而“美国该做”只出现了五次。总之，在习近平之下，中共运旺时盛的时代已经终结。“武汉病毒”也许就是前苏联遭遇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可能给中共寿终正寝的棺木敲进最后一颗钉子。
中共红色病毒是中国危机的祸根
正如戴蒙德书名所揭示的，人类社会的命运受到“枪炮”/“钢铁”和“病菌”的双重影响。中共就是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起家的；也是以“铁的纪律”、“钢铁长城般的军队”、“铁腕加坦克”的镇压屠杀手段维持的。在21世纪，中共迷信，只要它把社会、国家资源独霸手中，依赖大数据、人工智能、监控技术、宣传洗脑机器，建立一个“老大哥政权”、“美丽新世界”和“全息360度监控大监狱”就可以控制和奴役14亿中国人。为了实现他们的“两个百年”美梦，从而追求“千年红色帝国”统治，他们一会儿要防“黑天鹅”，一会儿要防“灰犀牛”，但中共这只屋子中间的“大象”可能会像历史上许多王国一样死在“病菌”包围中。共产党可以挥动铁拳镇压民众，可以动用军队对学生、农民、维族、藏人开枪，可以用铁牢关押民主党人和维权律师，但共产党的铁拳却找不到病菌的前世今生、来龙去脉。中共党国的官员在愤怒的民众面前敢耀武扬威，但习近平却只能在冠状病毒前做缩头乌龟。中共的维稳大军也怕引病上身。所以，这样一个不懂科学、不懂开放透明、不懂民主自由的恐龙式专制政体被病菌吞噬是其必然命运。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和当下中国，中共就是一个红色病毒。香港抗争者天才地发明了一个名字为这个病毒冠名：“赤纳粹”（Chinazi）。“赤纳粹”这个病毒沿着欧洲中世纪“黑死病”病毒相反的方向，从德国穿过俄国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进入陕北窑洞，而后与几千年专制君主传统杂交混合，最后滋生蔓延在中国大地，绑架了几代、几十亿的中国人。
到了21世纪，这个病毒毒性爆发，不仅正在伤害中国的经济、环境、社会，毁掉中国人千年难遇的复兴机遇；更可怕的是，这个病毒已经侵蚀了中华民族的文化骨髓和血液之中，让一个曾经奉行“仁义礼智信勇”、“温良恭俭让忍”的古老民族礼崩乐坏、人心不古。一个丧失了精神的民族堕落到身色犬马、肉欲横流的地步。“武汉病毒”的初始可能和这种道德堕落密不可分。但可以肯定地说，当灾难发生后，社会团结、国家统一迅速瓦解则是和整个社会道德的溃败紧密相连的。
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创建人、著名社会学家索罗金在《灾难中的人与社会》一书中揭示，一个社会面临战争、饥荒、瘟疫、死亡时，人们有两种不同的反应模式：“成为圣人”（saint）或“成为罪人”（sinner）。比如战争让有的人为他人或家人献身，而饥饿可能使有的人选择“易子而食”或“相残食人”。而影响这种不同选择模式的关键在于这个人群在危机大难之时是否有稳定的宗教和系统完善的道德体系。
当下的中国人，面对生死存亡选择，成为罪人、选择苟且偷生、好死不如赖活的人会无数倍于舍身取义、君子弘毅的人群。一个小小的病毒就已经折射出成千上万中国人的自私丑恶。这都是中共长期系统铲除“真、善、美、圣”的结果，而强迫人民膜拜一个虚伪、肮脏、自认为“伟光正”的党国。
在中共“新四项基本原则”（仇恨、恐惧、谎言和暴力）的强暴和扭曲下，中国人在自己的祖国成为难民，在自己的国门被拒之在外。一轮一轮的病毒施虐，“乙肝”流行让上海人成为贱民，“萨斯”让广东/香港/北京人蒙羞，“2019新型冠状病毒”使武汉人成为被侮辱与被迫害的国内难民。而每一次中国人的苦难都让海外华人遭受内心的伤害和外界种族主义的侮辱。海外一些华人忍无可忍，提出极端的“脱支”、“灭汉”、“去中”口号。
总之，如果中国人没有觉悟认识到中共红色病毒给整个社会、民族、国家带来的涂毒伤害，没有勇气刮骨去毒重获文化、道德新生，中国人就只会在病毒-灾难-羞辱-死亡中周而复始、循环轮回；海外的华人永远也会承受文化自卑、种族屈辱，难以成为一个受人尊重、倾慕的群体。
面对中共的暴政，许多中国人和我一样选择了去国出走。但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能跨出国门的，甚至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异地避祸。即便许多中产阶级、中上阶级的武汉人在这次大危机中，精心苦建的成功和地位在外地、在深港海关也轻易地像海滩上地沙器一样被冲毁。所以，逃亡不是一个民族的集体最佳选择。匈牙利人在反抗共产党政权的早期口号是，“让我们离去！”但某一天，民众集体觉醒，喊出了“这是我们的家园！你们滚蛋！”的口号。在过去一年多的香港“返送中”抗争运动中，香港人也从个体“离开家园”转型到集体“捍卫家园”。中国人该停止逃亡了，因为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如家乡故园美好。中国人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候对中共高喊：“这是我们的家园！你们滚出去！”
曾几何时，习近平在即位登基之前，狂妄地在墨西哥吹嘘，“中共既不输出革命，也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吃饱饭没事干的外国人有什么好说的？”现在，习近平和他的中共，既输出专制暴政，也输出难民和假货，三还向全球输出生物、意识形态、文化的各种病毒。这真是中国之耻，华人之羞，民族文化之病毒。常言道，每一个苦难都有一个意义。如果经历“武汉病毒”的炼狱折磨后中国人能集体认识到中共红色病毒是中国危机的总病灶，经历这样的苦难也值，这个苦难也就有历史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