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人》雜誌有一篇文章，講一國領袖的抗疫表現，取決於三個因素：對疫情不確定性的態度，健康照護體系的結構與能力，最重要一點是領導人是否受人民信任。
這次疫情作為新發現的病毒，不確定的因素很多。包括被感染者無症狀卻仍然帶病毒傳播；潛伏期長，有時檢測呈陰性，出現症狀再驗才是陽性，而病者已經進入社區活動多時；傳播迅速和廣泛，一個人可能就感染一大群；此外，還未清楚的是：武漢肺炎是像沙士那樣一次性的，還是季節性即隨氣候變化而消失，抑或是長期性的。所有這些，對所有國家都是新課題。
健康照護體系即醫療體系能否負荷，大量疫情增加會否使醫療系統崩潰，是各國最關注的問題。至於領導人是否受人民信任，對民主國家來說是「最重要的一點」，民主制度下失去人民信任，就意味要下台。但專權體制的國家，不需要人民信任，只需要人民服從，而服從則可以通過合法暴力去實現。
武漢肺炎在11月出現首例，中國一直隱瞞疫情拖到1月20日才稱會人傳人，23日武漢封城。而大多數國家或地區在1月20日後才出現首例，隨後這一個月在世界大爆發。這時中國宣稱疫情已獲控制。
《經濟學人》認為：中國靠着強制隔離、大規模檢疫與接觸史追蹤進行防疫。這種做法的人力與經濟成本都很高，不過確實成功降低新增感染數。
這時候，關於中國制度優勢、西方國家失控、社會動亂失序、民主制度欠缺效率、執行力太軟、西方國家終於封城是「抄中國作業」等等言論，充斥中國媒體與網頁。
張倫說，現在歐美的疫情確實比較嚴峻，但是並沒有達到中國人認定的那種程度。這些國家的公眾、媒體和反對黨對政府有批評，不過批評政府本來就是這些國家政治文化的一部份，永遠都會有。面對如此巨大的公共衞生危機，一定會有很多批評聲音，更不要說這些國家的應對之策確實有值得檢討之處。但同時要看到，絕大多數的民眾還是遵守和配合政府防疫措施的，即使帶來一些不便。政府本就是批評的物件，但它又是公民授權的合法政府，因此還是要遵守它做出的決定。這就是現代國家的公民文化。所以基本上看不到除與防疫相關之外的甚麼社會緊張。「民眾都知道，這種體制哪怕決策有誤，早晚也會跟台上的政治人物算賬。將來可以讓他們下台，甚至就其失誤以公民身份訴諸法律尋求正義。」至今為止，沒有一個西方領袖因武肺疫情而下台，特朗普飽受批評，但民望反而上升。
民主國家政府處理這類問題時需要因勢利導：儘管知道問題可能嚴峻，但是在疫情還沒有擴散上升，人們還不認可的時候，如果採取一些壓制正常活動的過激政策會引起反彈，反而達不到效果。這次的麻煩在於，武肺病毒一旦傳播起來迅猛異常，而行政運作、生活方式、文化宗教活動等要在幾天、半個月內忽然作出前所未有的改變，適應不易。比如戴口罩，且不講是否緊缺，西方有些人一輩子都沒戴過一次。
訪問者提到意大利疫情嚴重，死亡率高，有人因此說，民主制度確實存在效率問題。張倫回答：如果說自由民主制度一定不能很好應對這次公共衞生危機，那麼就沒有辦法解釋日本、韓國和台灣為甚麼防疫成功。即使同為民主體制，不同國家也因應不同文化背景、生活方式、人口結構（如是否老化）有不同的應對之策，效果也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