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重伤西方世界的武肺疫祸，还在武汉封城之前，法国就已经意识到生化战的阴影逼近。如今，对疫祸声称要追责的法国，也明显底气不足。为何如此？乃因石正丽供职的武汉病毒所从建立到逐步升级，都有法国几届政府的赞襄之力，尤其是为中法合作的武毒所项目成立的拉法兰，可算是“居功至伟”。
病毒源于武汉是国际生化研究界的共识
武汉病毒所是本次病毒的泄漏源头，中共在1月中旬派军队首席生化专家陈薇亲至武汉调查情况，半个月后正式接管。这一行动其实已经很清楚地表明，外界对该所的怀疑与指责，以及网上披露的各种资讯并非空穴来风，而中国方面则一直想通过各种手段将武汉病毒研究所从这场疫祸肇始者的身份中摘离出去。
各种说法甚多，罗列式的新闻总结也够多了。本文只提两条比较有意思的资讯。第一条是美国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生物学家理查·埃布莱特（Richard H. Ebright）在接受BBC采访时公开说的——埃布莱特曾在《自然》对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以下简称武毒所）的一项蝙蝠病毒实验表示关注。他表示，基因组测序显示，此次爆发的病毒与武汉病毒研究所2003年在云南某个山洞采集的蝙蝠冠状病毒RaTG13非常接近，全基因组同源性为96.2%，“这意味着，这种病毒目前已知存在于两个地方：云南的山洞和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一个实验室中。……它从2013年储存在武汉病毒研究所至今。”在采访中，这位生物学家强调，不排除从武汉实验室泄漏的可能。
关于病毒来自武毒所的P4实验室，这点基本获得国际生化病毒研究同行认同。4月16日，2008年诺贝尔医学奖的法国病毒学家吕克·蒙塔尼耶（Luc Montagnier）教授在接受法国的一个医学专业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们用数学模式对病毒基因研究得出的结果，确认了新冠病毒带有爱滋病基因的发现，认为这个病毒是根据一个来自蝙蝠身上的冠状病毒制作的，之后可能是无意中泄漏到实验室外。所谓来自海鲜市场的说法只是一个传说而已。
华南理工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肖波涛在SCRIBD网站发表一份英文报告指出，武汉有两间实验室，除了距离华南海鲜市场30公里、P4级的中科院武毒所之外，还有距离海鲜市场仅280多米的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WHCDC），该中心管有动物作研究目的包括收集及分辨病原体。报告引述以前的官方资料，指武汉疾控中心曾从湖北省捉来155只蝙蝠当中包括菊头蝠，另从浙江省捉来450只蝙蝠。负责研究的研究员曾于2017年及2019年接受媒体访问时，提及两场意外，一次是他曾受蝙蝠袭击，蝙蝠的血溅到他皮肤，导致他自我隔离了14天；一次曾因沾到蝙蝠排尿而须隔离。肖波涛的论文发表于2月份，只有法广载文《学者披露病毒泄漏自武汉研究中心之说并非空穴来风》提及此事。
对肖波涛论文中的说法，武汉市疾控中心并未有任何回应。但病毒源于武汉，宿主是蝙蝠，武汉两家实验室都有，都认为病毒源于中国，却是国际生化界的共识，区别是事故还是无意泄漏。直到2月27日，中国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广州市通气会首次提出尽管武汉肺炎“疫情始发于中国，但是病毒的来源不一定是中国”，为病毒来源找到外国娘家做了“理论铺垫”之后，“战狼”外交官赵立坚于3月12日在推特上发言，指责美国军队在2019年10月世界军人运动会期间带病毒入中国，才有了中国政府的病毒来自外国说。
武汉病毒所P4专案由法国赞襄
法国说明中国建立武汉病毒实验室一事，并非秘密，这个项目在拉法兰任总理期间正式建立。2019年10月，法国《挑战》杂志记者伊桑巴（Antoine Izambard）在他的著作《法国-中国之间的危险关系》（France-Chine：Les Liansons dangereuses）中，介绍了有关中法合作建设P4病毒实验室的内容。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曾于1月25日（中国武汉封城次日）发表《法媒爆中法武汉病毒实验室P4合作专案为何引发争议》，4月23日发表《武汉P4实验室：法国帮助建成后被“踢”开始末》，详细介绍了法国当年援助中国建立P4实验室的情况，以及法国国内关于此事的争议，有兴趣者可去阅看原文。
法中之间在与武毒所P4实验室的合作中，有许多让人费解之处：
1、从提出援助建立P4实验室开始，法国政府中就有人意识到这种合作的危险。当时法国援助中国建立了几个P3移动实验室，因其出口规定没有那么严格。中方对那些P3活动实验室的用途的解释极不透明，而且中国一直拒绝清楚地说明SARS之后由法国拉法兰政府资助的几个P3活动实验室的去向。法国专家认为，“P4就像一个核后期处理厂。这是一种细菌的原子弹”，中国肯定会用对待P3的类似方式使用P4实验室，这种前景让人不寒而栗，因此，法国细菌战专家持反对意见，SGDSN（法国国防和国家安全总秘书处）更是担心P4实验室可能会变成生化武器库——意识到中国政府使用不透明，而且还有P3实验室的不知去向在前，法国政府还要坚持推进合作，这是问题所在。
2、法国参与合作研究的专家清楚地意识到，“我们有书面保证，但不确定是否可以让这些保证得到执行和遵守”。由于感到“在与中国的合作中，法国处于弱势”，2015年，阿兰·梅里埃（Alain Mérieux）离开了双边委员会主席位置，并在北京对法国广播电台的记者说：“我放弃了P4的共同主席资格，这是一种非常中国化的工具，即使它是在法国的技术协助下开发的，它也属于他们。”中国的武毒所在没有法国研究人员的情况下工作，即使如此，中法双方在技术方面的合作仍然继续。基地于2015年1月建成，2016年6月16日，两国代表在武汉共同参加了武汉病毒研究所P4级高等生物安全实验室的验收仪式，实验室的启动于2018年1月进行，时间正好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首次对北京进行国事访问吻合。
从一开头就意识到与中国合作有危险，中途不断被排斥的法国，之所以要从事这个专案合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法国前总理拉法兰与中国关系极其亲密，被北京视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拉法兰之所以要推动这个极其危险的项目，乃因他个人在中国有巨大利益。
附着于全球化1.0的跨国旋转门
2020年1月，法国媒体《快报周刊》刊登了一篇《拉法兰的中国事》，除了介绍他在中国的各种活动及中国政府对他的重视之外，更重要的介绍了真正的利益羁绊：退休后的拉法兰在中国从事为法国企业服务（咨询公关）的工作，有自己的巨大利益：拉法兰是法国Plastic Omnium集团董事会成员，该集团在中国拥有30家工厂。拉法兰还拥有自己的基金会，一位供职政府的中法贸易专家向记者表示，令人迷惑的是拉法兰究竟是在为法国国家服务，还是在为他自己服务？2019年9月，习近平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拉法兰颁发友谊勋章；11月，拉法兰推出有关中国的新书《中国悖论》，并且就此受访法国国内广播电台的听众提问节目。诸多法国线民质疑拉法兰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批评拉法兰对中国新疆以及香港等地的恶劣人权问题避而不谈，有听众甚至质疑拉法兰是否为中国做大外宣。
上中国媒体搜索，拉法兰访问中国，参与各种活动的消息随处可见。无论是中国的国庆70周年，还是任何需要他赞扬的事件，拉法兰都会送上各种赞美语言。与此同时，法国《当代价值观》周刊（Valeurs actuelles）早在2018年就发评论文章，提到法国前总理拉法兰与中国的紧密关系已经引起法国对内安全总局（DGSI）的注意。文章还说，拉法兰通过其影响力，不断开拓欧洲和中国的合作关系，还在涉及中国的企业、基金会及大学担任要职，其中包括“彼欧集团”（Plastic Omnium）的中国控股指定独立董事、法中基金会成员，还有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
拉法兰这个实例，就是全球化1.0的跨国旋转门现象。政府官员退休或离职之后下海进入企业、学校任职的现象，被西方的公共行政伦理专家称为“旋转门现象”（revolving door）。拉法兰利用自己任职帮助中国政府办了这个有违西方生化安全伦理的大事，中国政府给了他丰厚的回报。这种现象绝非孤例，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在2005年卸任之后，直接到俄罗斯天然气公司旗下的一家波罗的海管道子公司担任监事会高管。他这一“国际旋转”，引起德国社会各界的愤怒和谴责。
截至4月27日，法国确诊的武汉肺炎患者死亡人数为22,856。随着武汉肺炎病毒来源的相关资讯逐渐披露，若从源头开始追溯，这次疫祸法国政府尤其是前总理拉法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的动机当然不是为了什么中法友好，而是将帮助中国建立这个明知可能会成为生化武器库的P4研究所当作一项重要的政治投资。他的目的达到了，全世界为此付出了多达几十万的生命代价。
武汉肺炎在全球带来的祸害，世界的反思还刚开一个头。这场反思中，全球化1.0进程中的跨国旋转门现象如果被忽视，这场反思就流于表面。因为有资格进入旋转门的人，都是西方各国政要。民主制的任期制，既决定了政客们只注意近期效益，又决定了后果由继任者背负。只是有些政客还有点底线，不会象拉法兰这样，明知会打开潘朵拉盒子，还是不计后果。法国人如果放过拉法兰，那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一个对本国人民生命都不在意的民族，所有的人权口号都显得虚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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