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终于被开除党籍，从官方的通报来看，还将有牢狱之灾。
同是对习近平的严厉讨伐，比较一下许章润和任志强，任受到的惩罚更重，可能跟他的红二代背景及拥有的资源有关。
任志强的惩罚重于许章润
今年以来，我们看到，中共红二代的反叛群体渐渐隐现。
除了任志强，另一位红二代、中央党校教授蔡霞也为任打抱不平，前不久还流传出据说是她在某次聚会上的犀利发言，直批中共乃“政治僵尸”，习是“黑帮老大”，若不想党自由坠落，挽救危局的当务之急是“换人”。
红二代出现反习群体，可能是习近平当初未料到的，因为对他来说，在政治上高压，经济上重回某种程度的国有化和统制经济，舆论上强化一律，其目的或者初心是要确保红色江山永远掌握在红二代及其后人手上，代代传。
目睹了胡温时代党内腐败的猖獗，平民出身的领导干部“僭越”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红二代有一种整体的失落感和危机感，怕父辈打下的江山变色，被这些党内“平民新贵”毁于一旦。在红二代看来，“平民新贵”不可能像自己一样，对这个政权有发乎本能的认同和忠诚，精心去维护它，他们不过是一群权力暴发户，利用政权的力量谋取自身最大利益，毫无责任感，其和政权的关系是“一锤子买卖”，将中共政权交到这样一批人手里，实在不放心。
这种对政权的“我们/他们”、“自家人/外人”意识，是红一代留给红二代的遗传密码，陈云在八九六四就说过，“不能把政权交到外人手里，必须留给自己子女”，可谓道出中共元老心声。很大程度上，薄熙来主政重庆时搞的“唱红打黑”也是出于这一考虑，并以此来竞争中共的最高权力，只不过他失败了。
习近平是扩大版的薄熙来
习近平是一个扩大版的薄熙来，他的红色江山意识一点也不亚于后者，他多次说过类似的话，并将其作为政策推行。在去年关于民营经济的一次讲话中，他把民营企业家当作“自家人”，官方将其作为民营企业家受到党和政府的政治认同来宣传，“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但这个词本身却透露出严重的“外人”或“他者”意识。对于这些“外人”，党和政府是可以利用的，甚至为了某种需要也可以接纳为“自己人”——此即为中共特色的统战。然而，从红二代的意识形态看，他们是绝不可能真正将民营企业家视为“自家人”的。
因此，习近平对红二代出现反叛者，一定大失所望，自己为整个红二代看守家门，可这些反叛者却像“外人”一样，公开反对自己，甚至比“外人”还攻击严重。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让习近平不得不对红二代群体也警觉起来。
确实是个有趣现象。在红二代的圈子里，不仅如任、蔡这样的反叛者批习毫不留情，像曾为习盟友的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刘源及其幕僚张木生，据说私下骂起习来也遑论多让，还有其他的红二代在小众场合对习的评价辛辣尖刻，比社会上的反对派包括从体制出来的反对派，对习的“攻击”更能一针见血，切中要害，让外界拍手称快，原因主要在于，他们是从这个分肥圈子出来的，是分肥游戏的参与者，知道这个圈子的残酷、肮脏和无耻。
然而，将红二代的反叛者都看作觉醒者，出于追求崇高的理念和目标而背叛自己所属阶层，也不准确，有为理念驱使的成分——这在红二代的自由主义者里比较明显，迄今为止，公开反习的红二代还寥寥可数，基本出自该阶层，但即便是这些反叛者，也不全是奔着自由民主的理念，要建设一个民主的新中国而公开反习的。在中共高层，包括红二代里，认同自由民主理念的人很多，但他们多数处于蛰伏状态，没有或者不敢公开宣导自由民主，更不说公开反习了，原因就在于体制给予的利益缠绕，没有勇气与这种巨大利益切割。少数反习的红二代，有些是政治斗争的失败者，有些在习时代利益受到损害，还有一些——主要是秉持自由民主理念的红二代反叛者，是因为无法再成为当局的座上宾，或者其话语权被当局限制而走向反习之路。这点必须明晰。
红二代反叛者的批判尤为深刻
红二代的分肥游戏不一定都是为了财富和政治权力，也可能是一种话语权和对政策的影响力。对某些红二代的反叛者来说，他们不缺财富，甚至对做官也没多大兴趣，但特别看重自己的社会声誉和对政策的影响力，在党内和社会上的话语权，他们中的某些人，曾经是江、胡时代的座上宾，或者同某个要员有密切关系，但在习时代被当局冷落，不再被看重，或者随要员下台而隐声，一旦当局限制其话语权和政策影响力，也无法在社会上公开发声，这就容易产生心理落差，使他们也体会到过去反对派才“享有”的专制权力的霸道，以致对习产生不满和怨恨，同当局公开发生冲突，从而起了反习反体制之心，也是使他们的批判显得格外深刻有力的原因。
指出这点并不会贬低这些红二代的反习价值。理念当然是重要的，是他们反习的始因，然而仅仅是理念问题，背后没有这样的利益因素，很难促使他们走出反习这一步。人不是生活于真空中，在自由民主理念之下，由利益——不论什么利益——推动的反叛和决裂，会更扎实和持久，与仅仅因为理念而反习——这在现实的红二代里，少之有少——同样值得称道。
但这也就要求外界对此类红二代的反叛，不能期待过高。一般而言，他们反习不反党，在心里还是认同这个党的，只不过认为中共被习近平带坏了，误入歧途，像任志强，曾自称“优秀的共产党员”。他们和社会上那些决绝的反对派不一样，后者是既反习也反共，他们是要通过反习来救党。故可称他们为救党反习派。在红二代里，反习者从广义上说都可归之为救党，但把这个党变成什么样的党，是走自由民主之路，希望中国实行民主政治；还是开明专制；或者回归毛的极权统治，意图不一，本文的救党反习派特指前者。
红二代不是铁板一块
由此可见，红二代不是铁板一块。虽然外界在谈论红二代时，常把它作为一个整体看待，但其实内部早已分化重组，不能用一个统一的标签去归类。在红二代里，有核心群体，有边缘群体，有处于两者之间的中间群体。核心群体是以邓江时代的中共元老集团的子女为主，他们属于红二代的特权阶层，是中国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多年来分居于中国经济的要害领域，攫取了巨量财富，习近平的反腐重组了中国权势阶层的利益格局，多少触动了这一阶层的利益，导致他们对习的态度普遍不友善，无论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还是刘少奇的儿子刘源等，都曾对习表达过不满。习也知道这个群体能量巨大，对他们敬而远之，不能公开反目。
边缘群体大都是那些在邓江时代失势的中共中高级领导干部的子女，他们一般也继承了父辈的极左思想，想让中共回归毛时代。这一阶层人数相对较多，在红二代里，很长时间他们在政治上是受排斥的，习的上台使他们多年受压制的心理情绪和状态得以释放，因为在政治上他们自认正统，在中共的话语系统里具有天然的政治正确性，在他们看来，习让中共政权回到自己人手里，所以他们是习的主要支持者，虽然他们实际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并未因此得到显著改善，从这点来说，他们也对习有不满，但这种不满不影响他们在政治上支持习。这一群体主要以延安儿女联谊会的名义进行有组织的活动，向习施加影响。
红二代里的第三类，即具有自由民主思想的人士，包括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等，多属于中间群体。该群体也包括不属于上述两者的红二代。他们在中共最高层有自己政治上的代表，这一群体特别是自由主义者由于理念问题，对习的不满最明显，认为习背离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他们中的许多人和红二代核心阶层的一些人一样，具有反习之心，但多数只止于私下表达，敢于公开亮明自己的理念和政治主张，反对习近平的，很少。
红二代不会选择弃习
所以，尽管红二代里对习不满看似占主流，但至少当下无法指望他们会公开起来批习，更不可能同习决裂。这有红二代维护中共统治的考量。特别是在西方围攻中共的背景下，公然反叛习不利党的统治。习显然抓住了这一点，收割红二代的政治红利。他为了赢得红二代的支持，一直不把反腐指向红二代，但也止于此，绝不与红二代特别是其中的核心阶层分享统治权，习的治理班子，主要来自他曾经工作的福建和浙江两省，后两者构不成对他的权力威胁，而红二代由于有父辈的荫蔽，一旦赋予他们实权，将对习带来挑战。习对此看得很清。
随着中国内外环境的恶化，习一定程度上更需要依靠红二代来强化自己的合法性，但他也会警惕红二代中已经出现和将要出现的反叛者，因为这样的反叛者，特别是来自红二代中属于中间群体的自由主义反叛者可能会多起来。可是，如果因此认为习现在或者在不久之将来在红二代里处于四面楚歌，被它所抛弃，是不现实的。形势远没有到这个地步。即使如蔡霞所说，到明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崩溃，钱用光了，扛不住，国内矛盾四起，红二代依然不会选择弃习，因为弃习意味着红二代整体作为红色江山天然继承者的合法性破产，这会伤及多数红二代的利益。所以还是那句话，当红二代把自己和党绑在一起，带着救党目的反习，习是反不了的，反而，在历史的变革中，为了使红二代不被历史淘汰，他们还不得不挺习。何况，现在红二代根本没有力量去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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