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细胞生物，这么好的点子绝非凭空而来，多细胞的起源的原因众说纷纭（争议不亚于生命的起源，只是一直不被公众重视），最早的生命距今４２.８亿年前，但是真正演化成为我们的多细胞生物仅仅距今７亿年左右，中间间隔了３５亿年，通过化石考据可以知道这起源于相似单细胞生物组成的生物群，在７.２亿年前到６.３５亿年前地球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冰河时期————雪球地球事件，之后就出现埃迪卡拉生物群（与雪球事件关系不明），自此多细胞生物正式进入了地球的舞台，在早期埃迪卡拉动物群更像是大群单细胞生物们讨论如何分工的实验，各种单细胞生物为了共同利益的合作。虽然不知道它们经历了什么但是我们知道最后它们达成了一种协议，个体细胞为生物体做出贡献并死去，作为报答生物体承担了传播个体细胞基因的责任，它们将这种协议写在了细胞核的遗传物质上。这样小细胞组成的生物体体现了比巨大个体细胞更强的竞争力，接下来就是寒武纪各种生物体的军备竞赛，但是多细胞的必然结果就是有些细胞不遵守协议，有细胞不愿为生物体做出贡献而是自顾自我复制，于是就形成了癌细胞，而为了杀死这些癌细胞就有了免疫细胞，免疫系统像司法系统一样杀死这些癌细胞和有害的外来入侵者，而有益菌可以共存，细胞们听从大脑管理。
自然界中绝大多数的生物都是个体独立生存，但是随着多细胞生物的激烈竞争，一些生物偶然的发现同类相互合作共同生存可以大大提高生存率，尽管也更容易传播病毒但是还是利大于弊，于是新的协议诞生了，曾经发达的大脑只是作为捕食和躲避天敌，现在它又发挥了新的作用———同类沟通与共情，于是社会性动物形成了（跳过恐龙的历史吧），有的动物通过合作可以发挥巨大的效益以至于它们为了更大的脑容量牺牲自己牙齿和鼻腔甚至使分娩更危险比如人类（同时发达的大脑使他们有更多的交配权），有的动物虽然只有很小的大脑但是也可以极好的发挥社会性的优势比如蚂蚁，但是人类与蚂蚁的群体之间的连接方式却截然不同，蚂蚁群体之间有着紧密的连接，在危难时刻比如洪水火灾，个体蚂蚁可以为了集体毫不犹豫的付出生命，因为它们的大脑小、个体能力弱、后天学习少、个体相似性强，所以它们的合作性更多的是基因的，而人类等大型动物个体能力强，后天学习造成的差异大，个体也可以很好的生存，所以早期人类的彼此连接是很弱的，大部分在分散在不同山洞形成小的群落，但是一些原因（我不想对于没有证实的东西过多演绎）部分人类大脑具有更强的沟通功能使得他们形成了更大的紧密群体————智人，他们的大群体使得他们有比尼安德塔人更强的竞争力，后来又过了很久人们掌握了种田，种田使得个体可以脱离群体很好的生存，但是因为不狩猎使得他们容易被同类劫掠，于是形成了村落，共同抵抗外敌。人们发现更强的彼此连接使得群落具有更强的生命力，更多的智慧并能实现更难的事情，于是人们开始研究如何使彼此具有更强的连接性，连接更多的人并使连接更加紧密，人类所有宗教、文明、制度、法律、艺术、民族都是为了更强个体之间的连接性，通过这些手段人们将个体利益捆绑起来造就了人类更强大的竞争力。这些共同体也许通过了一些虚构的方式建立，但是它的存在确实客观而且是真实有效的，并经过了历史的验证，正因如此人类是一种社会物种，所以“想象的共同体”，应理解为想象而成的共同体，但一定时间内共同体本身是真实的，你可以通过共同体获利或者受到伤害。
人们发现宗教文化造就的集权体制是最高效的连接彼此的方式，群体决策果断，不需要讨论和复杂的投票，而且接受集权文化的个人可以像蚂蚁一样为了君主或教主牺牲生命且毫不犹豫，于是集权君主制加宗教神话逐渐成为了主流，早期的民主文明在集权的武力下显得不堪一击，之后这些集权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建造了各种石碑遗迹。但是因为人类的欲望是无限的，集权君主欲望下错误的决策使得被统治的人忍无可忍开始反抗，于是集权制不断在推翻重建中轮回，而于此同时看似脆弱不堪的民主制发挥了优势，在民主制度中个体具有更强的能力，在创造力尤为显著。只因人类不是蚂蚁，人类作为有智慧的大型动物具有很强的个体能力，而且随着长时间不断学习个体的能力显著，当固化死板的集权结构不能使个体能力发挥的时候，那些能发挥个体能力的民主制度就会表现出更强的竞争力，但是完全民主是没有决策效率的，不适合更大的群体，于是人们发明了宪政加代议民主制和公投，通过让自己选择的人执政，使得决策效率提高，同时长期不变的宪法将统治者的权力关进笼子里，使得政治体系既可以维持秩序又有足够的宽松度，个体能力可以充分发挥。民主社会具有容错性的，民主社会能够在公民认为政府不能尊重自己的权益或者执行了糟糕的决策时，可以以不流血的方式摆脱该政府让更合适的人执政，这至关重要，民主的有更高的容错率和高频率自我纠正，不必使问题到了最糟糕的情况靠暴力解决。
如何连接彼此是无论自然界还是社会政治都绕不过去的问题，同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因为数学物理原理，事物在一定条件下有最合适的大小，于是分布式不可避免，有了分布式之间如何连接就是不可避免的课题，细胞是这样的，巨大的细胞低效无法生存，必须分成一个个小细胞，多细胞生物ＤＮＡ契约；动物群落是这样的，单个小蚂蚁无法生存，长大了又没有足够的食物维持，所以形成蚁穴；电脑系统中就更多了，比如CPU：多核，分布式缓存再Snoopy协议；同时区域自治和小团体的自治也是如此，庞大的国家永远无法维持，因为大组织中个体没有参与感，所有人都有责任就是所有人都没有责任，所以分成一个个小团队更有效率，于是自然的分成了一个个城市一个个国家；甚至星系、神经网络－连接组、细胞蔟也有这相应的分布式特点。不同分布式问题有着相应的最合适的解决方案，有的连接方式复杂有的连接方式简单，人类作为一个复杂的个体，而且不断变的更加复杂，相应的分布式解决方案也就很复杂，而国家之间的分布式解决方案就更复杂了。我们可以知道的是人类因为个体能力强使得我们不适合强的相互连接，更适合相对较弱的相互连接（这是一种微妙的平衡），使得个体有足够的自由发展空间、更强的激励机制以及更高频率的自我纠正。
无政府的不相互连接没有强约束是绝对自由的，但是也是绝对愚蠢的，如你面前有一个原始人，它可以毫不犹豫的杀了你夺走你的衣服和财物，他无疑是更自由的，而你受到法律的束缚，你不敢杀他，所以被他杀了，法律既是束缚也是连接，法律连接着你与这个国家其他人的共同利益，法律是集权的方式连接的，因为它保障的是最基本的共同利益，需要快速有效的处理，如果不能有一个足够信服力（并掌握各种刑侦手段）的裁判快速有效处理人们就会采用西部牛仔决斗的高效方式，但是很有可能有罪的人反而胜出。人不能独立的存在于社会中，除了法律还有无数的链条连接他与其他人，公司、家庭、朋友、血缘、宗教、金融，同时还有着其他微弱短暂的方式连接着彼此的利益，一个人与他人的连接就是他在社会存在的方式，这些东西像是锁链一样连接并束缚不同的人，但也同时也在不同方面赐予他们更多，同时也有剩余的自由空间，长时间脱离连接会令人产生孤独的痛苦（如到陌生国家生活），或者寻求自我意义的痛苦。而过于紧密的连接又会让人喘不动气（强依赖人格的父母、伴侣、孩子），所以这些锁链有时候松一点、有时候紧一点，但是少数时间大量连接同时处于病态。集权国家的特点就是用集权思想附加武力对它的人民施加很紧的锁链，而统治者和权贵则很宽松，他们可以用钱和权力卸掉自己身上不喜欢的锁链，比如法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还会破坏人与人其他的连接，比如让家人朋友师生恋人相互举报，撕裂人性道德，根除独立思考，当人们彼此连接弱了独裁者对每个人的连接就更强，自我膨胀的独裁者经常头脑发热而犯下种种错误选择。而民主国家可能存在的情况就是对于个体的过松，马太效应形成的大资本可以用资本碾压造成不平等竞争甚至钻法律漏洞发生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医疗教育公共领域问题，还有些人无法承受自由带来的过多选择与激烈竞争反而渴望统一思想的集权体系代替他们选择思考。因为人类是有独立性的个体，所以为了个人、小团体利益伤害他人利益并不只是道德问题，人都会利用权力为自己而不是大众谋利益，这是独立性必然的特点，所以人类民主必然只能在权力分配相互监管的基础上，而对此１７８８年汉密尔顿、麦迪逊在联邦５１号文件有着经典的一句话：“如果人民都是天使，就不需要政府了，如果执政者都是天使，就不需要对政府的外部监管了。”
某些区块链货币信仰者偏激的认为所有监管都是糟糕的，政府银行美联储也是必然糟糕的，如果大家都用区块链货币，没有人交税，那么那些残疾人、最底层的人谁来负责，谁来建养老院、孤儿院、维护公共场所公共交通，而法律与各种社会规则的监管正使得一个国家的最穷的人和也可以和所有人连接，拆除已有的稳定连接获得的自由是带血的，更不谈金融信用系统是使得资源财富得以有效分配绝好工具，历史无数次证明了这一点。所以认为全世界所有政权、财团都是糟糕的，而只要是人民的大众的就一定是正确的，这样观点其实没有道理，愚蠢是可以传染的，当一些条件满足人是很容易被煽动的，这是社会动物的特点，因而人们对世界的理解不仅是完整的而且是容易出错的。
而与区块链货币信仰者对立的另一个极端就是中国共产党，CCP是全世界在监管平民投入最多金钱与精力的政权，因为他们时刻担心自己集权统治有一天被颠覆，过去社会主义高度集权的情况可以靠中央统一管理，但是改革开放采用市场经济后，因为市场经济必须赋予公民的商业自由使得中央无法有足够的精力监督管理地方的复杂市场事务，于是中央不得不向地方放权，但是因为地方领导是任命制的不是选举出来的所以地方领导本身没有任何权力，他们的权力是中央赋予的，而中央在赋予地方自主权的同时又担心地方权力过大，于是只能靠定期反腐抓人形成全国上下的寒蝉效应，地方领导、各类部门为自保拼命跪舔独裁者和红色意识形态。这样一个矛盾的政体的结果就是所有政策只能一刀切，如果中央放市场监管权给地方结果就是权力寻租甚至黑社会，因为地方的公民无法监督他们地方的领导，中央再放权搞经济，那么地方领导就是无人监管的状态，再加上传统的伦理道德文化已被文革彻底铲断，寻租和独裁是必然的，甚至有海南地方官员都开始强奸小学生。
没有办法中央唯一可以做的监督管理方式就是一刀切，要不然随便做，要不然都不做。市场经济需要弹性有效的监管，中国的执政者也不是傻子也知道一刀切是不可取的，但是市场经济需要处理的复杂监管问题必须有配套的民主政治体系，僵硬死板集权体系没有能力处理那些复杂的市场逆向选择问题，所以中国市场经济在监管缺失下产生了大量逆向选择的事情，盗版泛滥、地沟油、三氯氰胺、操场埋尸案、官僚黑社会等等，改革开放确实是一些人富了，但作为代价牺牲了弱势权益，造成严重的社会阶层断裂，被打压的，被剥夺的，被牺牲的，被掩盖了，被遗忘了。所以不是为什么中国政策都是一刀切，而是除了一刀切没有其他的方式，它唯一能做的就是一开始放宽甚至提出产业政策激励补贴，紧接着滋生了寻租腐败，慢慢问题闹大了，好了，一刀切好的坏的都别干了，或者长期按照死板的规则做死掉，如此轮回罢了。但同时有些产业研发因为中国不注重知识产权保护，你不激励补贴没人做，你把补贴的钱用于知识产权保护不好吗？不好，那样就没法寻租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会说不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必将倒退，中国的改革开放说明了市场经济不一定能带来民主社会，但是市场经济的良好运行需要民主制度处理逆向选项等市场问题，一个独裁者会为了集权各种方式牺牲市场牺牲法制而不是为了市场建立民主制度。
虽然无政府和集权统治对于监管的理念不同，但是有趣的是结果是一样的，市场都没有得到有效的监管。而有效的监管就不仅仅是牵扯到人民与执政者相互监管、宪法加代议民主制，而且还必须有有效的区域选举自治。区域自治就像是一个“图片的分辨率”。比如一个学校需要上选修课，你让全校投票定一节课，确实是民主的，但是有的班就不想上这堂课，他们就意见很大，但是如果你让不同班级每个班可以上不同的课，那么想上体育课的班级可以上体育课，想上微机课的班级可以上微机课，每个班级都满意了。 如果继续细分，班级里的小组，小组可以投票选择上什么课，那么大家的满意就更高了。最后每个人独立选择上什么课，不需要投票而且满意度是１００％，因为大家都选择了自己想上的课，这很像图片的分辨率，开始时一个大色块，不断自治变成了一个图片。但区域自治也需要根据处理的问题不同选择多大范围的区域自治，如果是长远复杂问题，就不适合小范围的区域自治，因为小范围的区域自治，这个区域内里不一定有足够能力长远分析问题并做出正确决策，但是如果时小区里能不能摆地摊这种问题，就应当区域自治让小区居民自行选择，如果附近买菜极不方面那么为什么不让摆摊呢？但是死板的集权体系往往只能一刀切，或者先提倡再适当打压给予启发。有些问题可以暂时解决，但死板集权体制无法不断跟着变化产生新的解决方案，它的失败是注定的。
集权有更高效的连接效率和更快的决策，但是对执政者监管无能而且容错率低易滋生暴政并且无法处理大量复杂问题，而高度民主有着低效率的连接和更缓慢的决策，但是个体有着更大的发展空间，可是也容易形成资本垄断。所以避免极端，该集中权力的时候集权（比如司法机构），该民主的时候民主才是合理的答案。虽然美国左派和右派都嘲笑中间地带，马蹄铁理论也一再被人唾弃，但是极端和包容显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有时候政治观点左右不同，但是其实是更相似的人，包容是可以相互学习沟通的，接受自己可能错了的可能性，而极端往往固执难以改变只能相互辱骂，他们的观点也许不同但是行为态度却极为相似，都有极强的排他性和“狂热分子（埃里克·霍弗）”倾向。美国的体系经过了历史无数错误的纠正一定有合理性，同时随着科技文化的变化也有很大的优化空间，也会有新的问题，大量政治经济问题的复杂程度觉得不亚于建造一个太空站，这绝对不是几句漂亮的口号、空想出来解决一切的方案和一群抱有非黑即白态度的人可以解决的，政治问题也需要一些科学的态度（而共产党声称自己掌握了科学的就像苏维埃声称自己掌握了真理一样）。
但区块链无中心交易货币的理念有些是不科学的，正常人大多数交易都是零碎方式交易的，我一天也许需要２０笔以上的交易，如果低效率的分布式那我什么都不用做了，我花一块钱买了一个橡皮的记录都要传给世界上所有的人，然后还有人做复杂的算力证明，证明出来后记录我确实花一块钱买了一块橡皮，让后我和商场服务员愁眉苦脸的面对面等了一个小时，后面还排了常常的一堆人，这样人们会迅速退化到以物换物的交易方式。同样政治也是如此，如果没有适当的集中权力，那么政府每做一件事情就要全民投票，政府的办公室职员想用一块政府仓库的橡皮，然后全国投票让不让不让他用，投了一个星期的票才把橡皮个批下来。其实这都是一回事，如果一个国家作为担保的机构为我记账，如果我可以监督并信任它，为什么不呢，这样的相互信任不正是《合作的复杂性》的体现？区块链货币信仰者一直没有一个可靠的理论体系，所以很多说法是欠缺思考并且并且相互矛盾的，一会说重视监管凡事全民监督投票，一会发现投票效率低就说监管让我们不自由，为了自由我们要放弃监管，但是结果就是你可以看到他们多数的说法都是错误荒谬的，他们所描绘的区块链世界是一个必然失败的乌托邦，当然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个血腥的乌托邦————共产党。
１９１４年斐迪南大公被刺杀的时候，茨威格的朋友对他说：“德国人一定会开战。”茨威格说：“不可能，德国和英法都有贸易呢，而且德国是现代文明国家不会因为这种小事情开战。”但是结果却狠狠的挫败了茨威格的和平幻想。法律只能使得一个国家的人形成相互的连接，无法使的不同国家的人相互连接，于是产生了国家之间的分布式问题。国家与国家的相互连接的主要方式是贸易与文化，分布式国家之间如果没有处理好就会发生战争，但是现在世界上战争已经很少见了，中国和美国这么大的摩擦目前还没有战争的迹象，核威胁无疑是一个因素，但还有其他因素阻止战争的发生，而且这些因素中也隐藏着战争的风险。
根据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贸易形成的国与国的连接是脆弱的，而真正能阻止战争的是国与国之间文化的连接，贸易的连接只是建立在少数利益层面，而文化之间的连接才是国与国可以互信的链条。互联网的一个趋势就是使得国家政府与人的连接变弱，而通过社交网络人与人的连接变得密切（所以互联网年轻人对于选举热情越来越小），甚至不同国家之间的人可以通过社交网络自由的沟通，实现不同国家文化与文化的连接，当我我们理解接纳了其他国家的文化，在文化上彼此相互欣赏，人们理解无论哪一个国家我们都在一个地球上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值得重视的，国与国的人们感情上形成彼此的连接，这才是现代社会免战争的基石，但是中国除外。
中国人很多是双重人格的，因为中国像是一个传销组织，因为教的是假把式总是会露馅，比如一会教你民主是糟糕的，西方国家因为民主乱七八糟水深火热，一会说中国是民主，中国哪里不民主？我们有大人代表嘛，宪法也有啊，虽然可以随便修改。但是无奈这是闹市区，一会隔壁你能听见有人在讲真正的民主宪政，一会你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对面的人自由的批评政府，传销组织的老大一直忙着给房子打补丁，但是又不能封的太死，不然他们就不能赚钱享受了，所以总是会有些露出来了，比如你可以看到漫威、超级英雄、日本二次元文化以及大量删减后的书籍和电影，这种东西可以给人们带来自己生活在民主国家的错觉，但是错觉终究是错觉，你要是当真了就要挨人民的铁拳了，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尽管如此中国文化依然与很多其他的国家的文化产生了连接，尤其是日本文化，中国的年轻一代基本完全是在日本动漫漫画文化下成长的，因为这样文化的连接所以不管你宣传机器多好，你如果和日本开战年轻一代部分国人恐怕是无法接受的，让他们脱离这些文化也会让他们强烈不适，某种意义上体现了文化的连接比贸易连接更加稳定。
但是这样连接也在逐渐变弱，无疑是长城防火墙的功劳，因为这是互联网时代所以这堵墙发挥的功效远远超出了当时建立它的执政者的想象，它的功效是随着互联网发展而逐渐增大的，甚至是指数级别增大的，因其他国家的人相互更密切的连接，而有一个颇具实力的大国把自己孤立了,自己不断内部叠加对其他国家的负面情绪。无疑这堵防火墙才是战争的最大隐患，这堵墙只会让其他国家的攻击更加源源不断，而且内部对其他国家的攻击也会源源不断，而互联网技术使得这种效果加速了，内部信息反复负面叠加，与外部信息已经截然不同，即便中国执政者出于自知之明避免战争，但不排除人们的仇外、仇富愤懑的狂热被少数煽动者点燃的可能，引发为了维稳产生的内部战争和外部战争，甚至更大的骚乱（可能以爱国之名），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一定程度上是拜网络防火墙所赐，屏蔽国外信息是这时代最大的暴力。
曾经有一些现象就是留学生越出国越爱国，这一点也是防火墙功劳，它切断了无数文化连接的可能，因为留学前常年在国内没有与外部的沟通交流导致很多留学生与外国人交流时而过分自卑时而盲目自信，因为对西方语境陌生长期缺乏沟通他们不知道别人如何看待自己、自己的国家以及那些黑暗的历史，那些刻板的印象。一直暴露在他们任何看待我这个中国人的自我怀疑，还是和自己一行的留学生在一起才舒服，人都是社交动物，社交就像食物一样对于大多数是必需品，当与外国人无法获得正常的社交，并且习惯中国的社交软件，这是越出国越爱国的一种解释。这堵墙不仅扭曲了人性，同时也是战争最大隐患，可以说这一道网络的墙教育、文化、政治方方面面都很好的发挥了它的作用，甚至超出了预期，无法接受外国优秀教育资源是长期的伤痛，无法与外国长期正常沟通造成的隔阂更是酝酿着战争风险。
当然也许在战争问题的情况没有那么糟糕。现代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极度丰富的娱乐技术，没有温饱问题使得人们的精力更多的投入在虚构的娱乐中，这很大的淡化了人类作为社会动物的政治属性和政变欲望，当与虚构的连接更密切与现实的连接就会少一点，泛娱乐化与快餐文化消耗了人们大部分的精力，娱乐化无疑是一种有力的缓冲使得激烈的矛盾冲突减少。当然同样的虚构是人们认为在网上发言就可以在集权下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以一种意淫的方式以为自己参与了政治活动，大多数只是彼此标签化、污名化相互肤浅的攻击，而内部斗的越凶中央越好管理，这恰恰是他们所期望的，而且都是只会在网上斗就更好管理了，游行游说都无法有效缓解的政治环境，只在键盘上又能有多大的作为，人们有时候会高估自己所在做的事情。虽然娱乐化使得人们政治关注减少，但是当下的情况川普和胡锡进们又激起了中国人对于政治的关注，往往是以一种非理性的方式关注并伴随假消息存在，最后以一种肤浅无效的网络相互的人身攻击结束。
而与城市里娱乐消耗了对政治的关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村，农村同时存在另一种情况，我虽然没有统计但是这种情况确实存在，就是他们关注政治的同时更加狂热的拥护共产党，这种现象不难理解。社会底层和社会弱势群体（包括一些老兵）因为孤独弱势更需要归属感，这种对于归属感的渴望使得他们更加拥护共产党（同样行为存在于少数留学生中），当然也有人通过宗教方式获得归属感。宗教和虚构可以赋予人类脱离现实束缚的自由，本身很好，但是刚好碰到了一个宗教般的政党，他们缺失了这个政权对他们的照顾反而依然爱戴这个政权，因为孤独无助所以更需要一种集体归属感，只是人性，无奈而伤感。
反人性的切断连接的网络防火墙所造成的恶果越发明显，以至于未来不免会有战争的阴云，分布式形成的国家为了相互维持和平最重要的就是彼此文化信息的连接，尤其是网络连接，而长城防火墙这一反人性的举措若不停止势必将让所有人承受恶果。但无论是否有战争，所有人都知道共产党倒台只是时间问题，只差有人把事情说清楚或者建造一个共产党倒台倒计时器（像美国人建的世界末日时钟似的），这个倒计时器吧嗒吧嗒响的越来越快，它有和平倒台的可能，同时也不能排除战争的可能。执政者只想把敏感的问题给后人解决，那么问题永远不会解决只会越来越大，使未来增加各种不确定性。
同时现今政治不得不考虑的就是跨国公司是否可以作为一种分布式的势力，在各国政治中有独立性，我想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问题是究竟有多大的独立性。因为互联网时代个人对于国家之间的连接变弱，个人对于国家有了更多的独立性，那么相应多元跨国公司也对于国家有了更多的独立性，这无疑使得地缘政治充满了更多的复杂性。
DC漫画作品《天国降临》描绘了这样的故事，超人们一意孤行不顾人类感受的强行管理，最终导致人类采用核弹与超人们了断。虽然这样的比喻是极不恰当的，但是巨头企业也经常会做出一些为了市场竞争个人利益完全不顾用户感受的事情，对于他们来说用户只是产品，广告商和投资人才是客户。强迫用户适应自己再加上日益敏感的隐私问题，这样策略越发令人反感，互联网巨头就像超人一样，认为他们是强大且明智的可以主导用户的选择，用隐私来换服务，滥用个人数据，使用户依赖数据推算。这些垄断互联网行业的巨头是天使吗？显然不是，那如果企业大到一定程度，形成长期垄断并且对于人们的生活有着巨大影响，除了股票市场是否可以有更有效的渠道比如：公民可以直接监督或投票影响巨头企业（比如谷歌、阿里巴巴）的某些非关键决策？而不只靠政府监督，尤其是考虑到很多时候政府因为不理解互联网公司运作方式所以无法做到真正有效的监管。这是值得讨论的事情，因为我们不希望看到当少数企业的某些权力比执政机构还大，那么就没什么人能监督它了。
同样的问题还体现在跨国巨头究竟服从于那个国家的监管，跨国互联网公司理应是无国界的，但是实际上又不可能是真正无国界的，它的资本持有者是受其资产生活所在国的政权影响，同时也受其最大市场所在国政权的影响，那么这样的公司是否会带着政权的意愿从其他国家获取非正当利益呢？那么如何处理跨国公司多国监管的信任问题呢？而且互联网数据处理存在很多黑箱，以及人们对于隐私的越发敏感，这种问题是值得多国共同讨论的。如果主要资本是受相对可信的国家监督，比如美国欧洲，这样还相对较好，但是如果一个中国企业即便与其政权没有服从关系，但是还是很难减轻对其的怀疑，所以还需要一个全球都可以信任的国家（美国）对这些跨国公司统一监管，但是这样是否又会造成集权权力的滥用，使其做出有利于本国的决策。同样对于一些弱小的国家，这些国家是很难与巨头企业谈判的，甚至是小独裁国家与互联网巨头的肮脏交易，那么他们（国家或公民）的权益谁来监督保障？美国会保障他们的权益吗？全球化形成了相当复杂的权力与利益的链条，这样的复杂连接产生的问题无法通过简单方式处理，但是方向是相对明确的，通过文化连接和利益链条创造相互信任相互合作的环境。
但是事情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人们面对互联网公司对于个人隐私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现代每个人都生活在手机、互联网下，人们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都对着屏幕，当各种网络监控手段使得政府有了更大的权力可以更好的监督我们，那我们该如何监督政府？即便是民主选举，政府是否应该有这么大的权力掌握我们所有的个人信息，这在人类历史上也是前无古人的权力。比如现在你对手机说一个东西一直说，淘宝就会在首页给你推送，就不提你的打字记录、通话记录了，甚至根据中国公安的说法可以随时调取你手机的录音机和摄像头并记录你的行踪，可以想象个人隐私侵犯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对于非民主国家集权更是得到大大的加强，以至于所有有意向颠覆它的人都被扼杀在萌芽。这些政府的网络管理者是天使吗？当政府监督公民并影响公民的工具大大增加了，试问公民是否有了更多工具监督政府呢？如果没有这是不是严重的信息的不对称呢？互联网黑客阿桑奇、中本聪等人通过揭露政府机密等方式来对抗这种信息不对称，但是他们之所以只能用非法甚至有些糟糕的方式对抗的部分原因是因为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但是他们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偏激的认为所有国家的都是糟糕的，只有建立脱离所有监管的环境才是胜利，希望完全抛弃深厚的民主文化和运行良好的金融体系建立他们的欠缺思考的乌托邦，一个无论金融、政治都必然失败的乌托邦。我认为面对政府更多的信息监管以及对个人信息的侵犯，通过民主的手段利用互联网拓宽监管政府的手段才是真正有效的手段，通过相互监管实现微妙的平衡，而在这方面我认为台湾某些方面就很不错。但是问题是现在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互联网下政府和公民之间严重的信息的不对称，以及信息权力的膨胀，这些问题需要解决，具体通过互联网监督政府的方案还需要讨论，但是首先应让人们意识这件事情。
个人受自然界启发对于集权与民主的理解，不一定对，有很多错误还希望多多包涵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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