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羽戈：青年学者、作家。皖北人，生于1982年，2004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致力于政治学与中国近代史研究。撰有《从黄昏起飞》《穿越午夜之门：影像里的爱欲与正义》《百年孤影》《酒罢问君三语》《少年游》《岂有文章觉天下》《帝王学的迷津：杨度与近代中国》《鹅城人物志》《不为什么而读书》《激进之踵：戊戌变法反思录》等。
梁启超《李鸿章传》写到结尾，将传主与古今中西人物对比，其中一个参照系，即与李鸿章同时代的日本政治家伊藤博文。其评语仅一段，言简意深，鞭辟入里，堪称至论：
李鸿章与日相伊藤，中日战役之两雄也。以败论，自当右伊而左李，虽然，伊非李之匹也。日人常评伊藤为际遇最好之人，其言盖当。彼当日本维新之初，本未尝有大功，其栉风沐雨之阅历，既输一筹，故伊藤之轻重于日本，不如鸿章之轻重于中国，使易地以处，吾恐其不相及也。虽然，伊有优于李者一事焉，则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此伊所以能制定宪法为日本长治久安之计，李鸿章则惟弥缝补苴，画虎效颦，而终无成就也。但日本之学如伊藤者，其同辈中不下百数，中国之才如鸿章者，其同辈中不得一人，则又不能专为李咎者也。
这段话在电视剧《走向共和》当中，曾经现身，不过删繁就简，改头换面。话说1906年初，载泽、尚其亨、李盛铎等大清官员出洋考察政治，途径日本，拜谒伊藤博文。伊藤从老同学严复——事实上二人并非同学——的遭遇说起，最后谈到李鸿章。他拿起一本书念道："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以成败而论，自是伊藤胜于李鸿章，然以个人而论，李鸿章优于伊藤博文甚也。"顿了一顿，他告诉载泽等人，此书作者正是贵国满世界通缉的政治要犯梁启超，高才高论，洞若观火，其高论恰在"假如二人易地而处"八个字。"伊藤不才，然何其幸哉，能驻足日本之地，此乃立宪国之地，且举国人才辈出；李鸿章大才，然何其不幸，为政于中国之地，其乃绝对专制之地，故而有才而化无才，且举国人才，一遇专制，俱为奴才。"最后他大发感慨，热泪盈眶："李中堂若读得此论，当含笑冥府；而竟以有才败于无才，岂非又死不瞑目？"
不得不承认，改编的台词，半文半白，朗朗上口，并不逊色于梁启超原著，尤其"举国人才，一遇专制，俱为奴才"一语，将问题上升于制度层面，则比梁启超高明一档。梁启超的着眼点，犹在国运，殊不知国运的要义，一是人，二是制度，李鸿章之才既然胜于伊藤博文——当然这个判断未必站得住脚，以雄才与大略而论，李鸿章胜在雄才，伊藤博文胜在大略，二人各有所长——中国却惨败于日本，原因只可能出在落后的制度身上。说白了，不须等到日俄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已经可视为立宪与专制两种政体之战，已经证明了"立宪必胜，专制必败"的时代公理。
《李鸿章传》引西人之言云："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可惜后面的诠释，不尽属实，如称"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己"，这显然在抹黑大清，当时各省出钱出兵，不在少数，只是有心无力，不堪一战。不过，如果就制度之争而论，我则无比同意西人之论：日本举国立宪，中国距离立宪最近的只有李鸿章等寥寥数人，他们推动中国前行的同时，几乎举国（无论庙堂还是民间，无论清流还是民意）都在拖后腿，故此，李鸿章不是一人与一国战，而是一人与两国战。甲午战争还怎么打呢，战火尚未点燃，胜负已经分明。这正应了梁启超的话："盖十九世纪下半纪以来，各国之战争，其胜负皆可于未战前决之。何也？世运愈进于文明，则优胜劣败之公例愈确定。实力之所在，即胜利之所在，有丝毫不能假借者焉。无论政治学术商务，莫不皆然，而兵事其一端也。"
立宪与专制之战，说立宪必胜，也许武断；然而若论胜率，当以前者为大，高居十之八九（据李宇晖对民主的量化研究，1992年，西方学者曾整理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的战争史，统计发现，民主国家的胜率高达80%）。这背后最重要的因素，则在人力或人才。专制国家，不能说没有人才，只是其对人才的摧残，远超过对人才的生产。立宪国家，恰好相反。
具体说来，专制对人才的摧残，可用三句古语概括，一如病梅，"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龚自珍《病梅馆记》），这可视之为规训；二即"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李世民），彀者，圈套、罗网，这可视之为过滤——经过这两道关卡，被纳入体制（入彀）的人才，几乎都成了奴才，至少得表现为奴才；对于遗留在体制之外的人才，则需第三步：魏国大臣公叔痤临终，劝魏惠王重用当时还叫公孙鞅的商鞅，告诫道："王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史记》）换言之，当一些人才不愿为体制所用，则当杀之而后快，这可视之为压制或灭绝。
走完这三步棋，我们会发现，一个国家，还剩下什么人才呢，体制内的人才尽成奴才，体制外的人才尽成尘埃。须知专制政治是依附性最强的制度，神似奴隶制，专制对人才的选拔，实质则是逆淘汰，最终晋级、手握重权的那些人，不仅缺乏才略，而且缺乏骨头，为了博取专制者的青睐和信任，他们献祭了自己的独立性。对他们的仕途而言，忠诚比什么都重要，所谓忠诚，换一个说法，叫奴性。
奴才能带来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它不会带来什么，或者说，它将阻止什么。与此相对，自由能带来独立与理性，带来创造力，带来勇气，带来尊严。一支由奴才组成的军队，绝不可能战胜一支由自由人组成的军队；一个由奴才组成的国家，绝不可能超越一个由自由人组成的国家。
还得说回大清。因为奴才之于大清，是一道别样的风景。略读清史，应会发现，官员在皇帝面前，有些自称奴才，有些自称臣。看起来前者的地位不如后者，实际情况，则如鲁迅《隔膜》所云："满洲人自己，就严分着主奴，大臣奏事，必称'奴才'，而汉人却称'臣'就好。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锡以嘉名，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要言之，自称奴才，是满族人、蒙古人与汉军旗人的专利，那些汉官，往往欲称奴才而不得，尽管他们同样是奴才。从这个意义上讲，专制社会的政治史，就是一部一些人坐稳了奴才、另一些人挤破头皮去做奴才的历史。
梁启超《李鸿章传》写到结尾，将传主与古今中西人物对比，其中一个参照系，即与李鸿章同时代的日本政治家伊藤博文。其评语仅一段，言简意深，鞭辟入里，堪称至论：
李鸿章与日相伊藤，中日战役之两雄也。以败论，自当右伊而左李，虽然，伊非李之匹也。日人常评伊藤为际遇最好之人，其言盖当。彼当日本维新之初，本未尝有大功，其栉风沐雨之阅历，既输一筹，故伊藤之轻重于日本，不如鸿章之轻重于中国，使易地以处，吾恐其不相及也。虽然，伊有优于李者一事焉，则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此伊所以能制定宪法为日本长治久安之计，李鸿章则惟弥缝补苴，画虎效颦，而终无成就也。但日本之学如伊藤者，其同辈中不下百数，中国之才如鸿章者，其同辈中不得一人，则又不能专为李咎者也。
这段话在电视剧《走向共和》当中，曾经现身，不过删繁就简，改头换面。话说1906年初，载泽、尚其亨、李盛铎等大清官员出洋考察政治，途径日本，拜谒伊藤博文。伊藤从老同学严复——事实上二人并非同学——的遭遇说起，最后谈到李鸿章。他拿起一本书念道："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以成败而论，自是伊藤胜于李鸿章，然以个人而论，李鸿章优于伊藤博文甚也。"顿了一顿，他告诉载泽等人，此书作者正是贵国满世界通缉的政治要犯梁启超，高才高论，洞若观火，其高论恰在"假如二人易地而处"八个字。"伊藤不才，然何其幸哉，能驻足日本之地，此乃立宪国之地，且举国人才辈出；李鸿章大才，然何其不幸，为政于中国之地，其乃绝对专制之地，故而有才而化无才，且举国人才，一遇专制，俱为奴才。"最后他大发感慨，热泪盈眶："李中堂若读得此论，当含笑冥府；而竟以有才败于无才，岂非又死不瞑目？"
不得不承认，改编的台词，半文半白，朗朗上口，并不逊色于梁启超原著，尤其"举国人才，一遇专制，俱为奴才"一语，将问题上升于制度层面，则比梁启超高明一档。梁启超的着眼点，犹在国运，殊不知国运的要义，一是人，二是制度，李鸿章之才既然胜于伊藤博文——当然这个判断未必站得住脚，以雄才与大略而论，李鸿章胜在雄才，伊藤博文胜在大略，二人各有所长——中国却惨败于日本，原因只可能出在落后的制度身上。说白了，不须等到日俄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已经可视为立宪与专制两种政体之战，已经证明了"立宪必胜，专制必败"的时代公理。
《李鸿章传》引西人之言云："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可惜后面的诠释，不尽属实，如称"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己"，这显然在抹黑大清，当时各省出钱出兵，不在少数，只是有心无力，不堪一战。不过，如果就制度之争而论，我则无比同意西人之论：日本举国立宪，中国距离立宪最近的只有李鸿章等寥寥数人，他们推动中国前行的同时，几乎举国（无论庙堂还是民间，无论清流还是民意）都在拖后腿，故此，李鸿章不是一人与一国战，而是一人与两国战。甲午战争还怎么打呢，战火尚未点燃，胜负已经分明。这正应了梁启超的话："盖十九世纪下半纪以来，各国之战争，其胜负皆可于未战前决之。何也？世运愈进于文明，则优胜劣败之公例愈确定。实力之所在，即胜利之所在，有丝毫不能假借者焉。无论政治学术商务，莫不皆然，而兵事其一端也。"
立宪与专制之战，说立宪必胜，也许武断；然而若论胜率，当以前者为大，高居十之八九（据李宇晖对民主的量化研究，1992年，西方学者曾整理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的战争史，统计发现，民主国家的胜率高达80%）。这背后最重要的因素，则在人力或人才。专制国家，不能说没有人才，只是其对人才的摧残，远超过对人才的生产。立宪国家，恰好相反。
具体说来，专制对人才的摧残，可用三句古语概括，一如病梅，"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龚自珍《病梅馆记》），这可视之为规训；二即"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李世民），彀者，圈套、罗网，这可视之为过滤——经过这两道关卡，被纳入体制（入彀）的人才，几乎都成了奴才，至少得表现为奴才；对于遗留在体制之外的人才，则需第三步：魏国大臣公叔痤临终，劝魏惠王重用当时还叫公孙鞅的商鞅，告诫道："王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史记》）换言之，当一些人才不愿为体制所用，则当杀之而后快，这可视之为压制或灭绝。
走完这三步棋，我们会发现，一个国家，还剩下什么人才呢，体制内的人才尽成奴才，体制外的人才尽成尘埃。须知专制政治是依附性最强的制度，神似奴隶制，专制对人才的选拔，实质则是逆淘汰，最终晋级、手握重权的那些人，不仅缺乏才略，而且缺乏骨头，为了博取专制者的青睐和信任，他们献祭了自己的独立性。对他们的仕途而言，忠诚比什么都重要，所谓忠诚，换一个说法，叫奴性。
奴才能带来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它不会带来什么，或者说，它将阻止什么。与此相对，自由能带来独立与理性，带来创造力，带来勇气，带来尊严。一支由奴才组成的军队，绝不可能战胜一支由自由人组成的军队；一个由奴才组成的国家，绝不可能超越一个由自由人组成的国家。
还得说回大清。因为奴才之于大清，是一道别样的风景。略读清史，应会发现，官员在皇帝面前，有些自称奴才，有些自称臣。看起来前者的地位不如后者，实际情况，则如鲁迅《隔膜》所云："满洲人自己，就严分着主奴，大臣奏事，必称'奴才'，而汉人却称'臣'就好。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锡以嘉名，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要言之，自称奴才，是满族人、蒙古人与汉军旗人的专利，那些汉官，往往欲称奴才而不得，尽管他们同样是奴才。从这个意义上讲，专制社会的政治史，就是一部一些人坐稳了奴才、另一些人挤破头皮去做奴才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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