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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溃败” , 被仰望的与被遗忘的
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麦考莱认为,成就最佳的画作和历史著作的方法论是“展示真相的裙角,却能窥见真相的全貌。”历史上那些影响深远的“大辩论”,便是值得我们去窥见真相全貌的“裙角”之一。1930年代,哈耶克与凯恩斯的世纪大辩论,成为理解经济学界“市场与政府之争”的重要入口。1970年代,罗尔斯与诺奇克关于“自由与正义”的争论,是人们思考政治伦理时绕不开的话题。同样,要深刻理解今天美国政治“对抗”——共和党与民主党在税收、医疗、移民、平权、外交、全球化等重大议题上的分歧,就不得不追溯到两位美国国父——约翰·亚当斯与托马斯·杰斐逊之间长达近10年的论战。美国保守主义复兴运动领袖——罗素·柯克(也被译为拉塞尔·柯克)在《保守主义的精神》一书中如此描述这场漫长的论战:“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美国革命,它世世代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美国社会,至今仍未消亡。”亚当斯与杰斐逊,同为美国国父,继华盛顿之后,先后担任美国总统,都为美利坚的独立与自由,做出了毕生贡献;但传奇的是,除此之外,他们几乎在每一点上都截然相反:性格秉性:亚当斯能言善辩、心直口快,而杰斐逊内敛稳重、城府满怀。宗教信仰:亚当斯是一个虔诚的清教徒,而杰斐逊是一个自然神论者。政治观念:亚当斯对民主持审慎的态度,严厉地批评法国大革命,而杰斐逊推崇民主,对法国大革命不吝溢美之词。更为传奇的是,这两位一生唇枪舌剑的“对手”,却于同一天(1826年7月4日)与世长辞,而这一天,正是美国第50个国庆日。1735年,约翰·亚当斯出生于马萨诸塞州昆西小镇的一个清教徒家庭。其父是一名品行正值、睿智虔诚的农场主,在他的影响下,15岁的亚当斯便进入哈佛大学学习,为后来的政治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毕业后,他成为一名律师。尽管非常反感英国殖民当局的暴政,但在“波士顿惨案”中,他依然坚持原则,冒天下之大不韪,为开枪打死民众的英军士兵辩护,并使其无罪释放。此事为他赢得了空前的声望,从此崭露头角,成为公认的北美殖民地独立事业的领袖之一。几乎同时,在南方的弗吉尼亚,托马斯·杰斐逊与亚当斯遥相呼应,也走上了反抗大英帝国暴政的革命之路。1743年,托马斯·杰斐逊出生于弗吉尼亚州的一个显赫家族,父亲是一名意志坚定的农场主,而母亲则是伦道夫大家族的长女。17岁的他,进入当地著名的威廉玛丽学院深造,从而接受了启蒙思想的洗礼,构成了他政治生涯的基本底色。当大英帝国不断对北美殖民地苛以重税时,杰斐逊发表了《英属美利坚民权概观》,从历史和法律的角度,无情地驳斥了英国议会对北美殖民地的各种重税法案。这本书让他声名鹊起,一举奠定了他国父的地位,并自然而然的成为后来《独立宣言》的主要执笔人。然而,历史却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两个标志性事件的爆发——谢司起义与法国大革命,却让二人爆发了激烈的思想交锋,直至分道扬镳。可见,不抽象,我们就无法深入思考,但不还原,我们就看不到本来面目——深刻理解当时复杂的历史背景,便构成了我们思考“亚当斯与杰斐逊之争”的关键。第一件大事,就是谢司起义,它成为了美国制宪会议的直接导火索。北美独立战争胜利后,十三个州独立了,但并没有诞生一个新国家,也没有一个中央政府。接踵而来的是,大英帝国严酷的经济封锁,美国立即陷入百业萧条——新英格兰地区的造船业、船运业、国际贸易等行业哀鸿遍野,而中部的农业州也陷入了大衰退,民不聊生,通货膨胀,无数农场主在高度负债的状态下,倾家荡产。此时,独立战争的退伍老兵谢司,在负债累累,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为了换取一顿饱饭,卖掉了勋章和宝剑,这也成为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我赴汤蹈火,出生入死,换来的就是这样的美国吗?”1786年秋,谢司集合了一大批与他有相同遭遇的老兵,发动了起义,并打出了“重新分配土地,取消一切债务”的旗号,最终谢司遭到了镇压,起义失败。谢司起义强烈震撼了美国国父们。在他们看来,失去控制的暴民,比暴君更加可怕。此时,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恢复秩序,遏制暴乱,防止分裂,成为当务之急。在这样的背景下,1787年,制宪会议召开,经过一百多天激烈的辩论与各种无奈的妥协,《美利坚合众国宪法》通过。透过《联邦党人文集》《辩论》等经典,如果说要用一句话来概括整部宪法的核心理念的话,那就是“共和高于民主——既防范暴君,也防范暴民,而防暴民甚于防暴君”。如果说谢司起义,直接促成了美国宪法的气质——是对民主的警惕,防范“多数人的暴政”,那么3年后发生在欧陆的法国大革命则将“平等”“民主”等概念变成了一种天然的,不容质疑,绝对正确的理念。这一思潮同时也在美国崛起。1789年7月14日,愤怒的巴黎市民攻占巴士底狱,法国大革命爆发。8月26日,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人权宣言》颁布,整个文件的重点,就在第一条:“人人生而自由,权利平等。” “平等”是法国人破天荒的创新,毫无疑问,是历史的巨大进步,在它之前,从来没有哪个纲领性文件如此重视“平等”这一基本权利。 在此之前,古希腊人虽然号称人人参与民主,但这个“人人”不包括奴隶和女性;虽然英国是最早的宪制国家,但从未说过国王、贵族、工商阶层是平等的。 这份宣言既是法国人的宣言,也第一次以国家意志的形式,表达了全人类对“平等”这一基本价值的渴望——“君权神授”不再具备合法性,人民取代君主,来作为国家最高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人民主权”这一观念诞生了,只有人民自己统治自己,才是最正当的政治秩序,其他来源,彻底丧失了合法性。法国大革命的“人民主权论”,毫无疑问地冲击了美国政治生态,制宪会议的国父们警惕民主,但又不得不主张必须以人民为合法性的来源。在这样的背景下,从1787年起,亚当斯与杰斐逊的大论战拉开了序幕,并成为美国政治分裂,两党制的思想源头。在亚当斯眼里,谢司等人是美国秩序的破坏者,这是一群绝望的乌合之众的骚乱,并怒斥其为叛军。杰斐逊却表示支持:“但愿每隔20年就发生一次这样的暴动吧。让他们拿起武器吧!在一两个世纪内丧失少数生命有什么关系呢?自由之树必须时常用爱国者和暴君的血来浇灌。它是自由之树的天然肥料。”关于法国大革命,亚当斯看到的是泛滥的激情和巨大的破坏力,他毫不掩饰自己的警惕与厌恶之情。亚当斯指出,人与人之间是存在天然差别的,一些能力出众的人永远不会甘于人下,只要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脱颖而出,这些“天然的贵族”使得社会带上了等级的烙印,但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法国大革命所提出的“人人平等”的社会,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一个社会,如果要按照这种抽象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话,将彻底摧毁秩序的根基,导致暴力的循环滥用和不断升级。而杰斐逊在各种场合,积极赞扬法国大革命。在他看来,法国人民的革命,是普罗大众的呐喊,在此之前,民众总是一盘散沙,像一群任人宰割的沉默羔羊。而法国大革命为世界民主浪潮树立了一个榜样,“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无疑是历史的进步,这无疑是人民反抗专制,维护自身权利的合理表达,他在巴黎民众的激进行为之中,甚至看到了13年前北美人民争取独立的身影。应该怎样评价亚当斯与杰弗逊这场大辩论?20世纪50年代,也就是大辩论后约150年,罗素·柯克在《保守主义的精神》一书中写道:亚当斯把反思集结成册,写就《论达维拉》,柏克把反思以《法国大革命反思录》呈现给世人,后者更是宣告了保守主义思想的诞生。而柏克、亚当斯也分别成为英美两国保守主义思想的旗帜性人物。观念恒久远,思想永流传。亚当斯与杰斐逊对自由与民主的思考,构成了当下美国共和民主两党的基本思想底色。共和党继承了亚当斯的基本思想——自由必须高于民主,权力无论是掌握在专制者手中,还是掌握在多数人手中,都是有害的,所以必须用野心对抗野心。因此,共和党的基本主张是小政府、低税收、反对过度全球化和绝对的平等。民主党则继承了杰斐逊的核心理念——充分相信民众的自治力、充分相信民主、追求一个平等的社会。最能体现这一精神的,便是美国宪法中的“权利法案”,将宪法未规定的所有权利归还给人民,甚至持枪权。幸运的是,两位“政敌”成就了彼此,更成就了他们的国家。如果没有杰斐逊的反对,亚当斯梦想中的美国最多不过是“少了国王的王国”;相反,如果不是亚当斯的掣肘,偏激的杰斐逊也许会成为“美利坚的罗伯斯庇尔”。在《保守主义精神》中,柯克补充道: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政治思想的主流越来越偏移国父们的初衷,到了越来越离谱的程度。在刚过去的21世纪头20年,美国更是与亚当斯,甚至杰弗逊的政治理念背道而驰:华尔街的精英们,不断背离“创造、节俭、奉献”的清教徒精神,贪婪驱使的过度“金融创新”,成为一次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美国的政治精英们,被抽象的平等主义所裹挟,结果是变相的鼓励不劳而获,鼓励“生殖扩张”,在选票面前,“政治正确”泛滥,是非不分,甚至善恶不分。内政外交,莫不如此。以上,自然首先是美国的问题,但也是世界的问题。其根源即在于今天的美国两党,都背离了保守主义的立国精神,就连继承亚当斯思想的共和党的各项政策,估计连杰斐逊都难以苟同。事实上,保守主义的溃败,由来已久,只不过今日尤甚而已。柯克当年就是想写一部“保守主义的溃败史”,但由于出版方的坚持,才不得不改为《保守主义的精神》。尽管亚当斯与杰斐逊在政治立场上冰炭不可同器,甚至一度断绝来往,但在告别政坛后不久,两人抛开成见,彼此引为挚友。在1811年到1826年间,两人一共有200多封信件往来,在恢复友谊的同时,也在许多问题的看法上达成一致。1826年6月末,杰斐逊的健康状况已不容乐观,他依然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力,坚持到7月4日,走完他跌宕起伏的一生。同一天,他的老对手,老朋友亚当斯也在家中溘然长逝,他最后的遗言是:“托马斯·杰斐逊还活着。”故人已逝,但是二者不同的政治底色,也给他们带来不同的身后名,美国人更多地怀念杰斐逊,拉什莫尔山国家纪念公园的总统山上,杰斐逊仅次于华盛顿,2美元上印刷着杰弗逊的头像。与之相反的是,亚当斯在首都华盛顿连座纪念碑都没有,他渐渐地成为最默默无闻的美国国父。在中国,两人的境遇也大为不同,杰斐逊是与富兰克林、华盛顿并列的“美国开国三杰”,而亚当斯却鲜为人知。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很少有人意识到,在激进传统浓烈,自由传统稀薄的国度,最需要拥抱的,是亚当斯,而非杰斐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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