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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30 November 2020

蘇曉康:有錢的專制忒可怕

 一九八九年五月裡,曾有異人指點我:天有異象,血光之災就在眼前。我似信非信,沒有當真,依舊我行我素。不料,六月初果然京師屠戮,血染長街。此一巨變,不但我從此去國他鄉,餘生漂泊,更兼世態跌宕,歷史翻轉,也是一路不回頭了。由此雖世道仍迷茫不可知,我猶信冥冥中會有神秘預兆示人。

近三十年孤寂偷生,窺覷世態於河漢微淺之際,臨摹感懷于星雲無語之時,每每瞠目造化之乖張,驚歎世道之冥迷,卻綿延十幾年,盤桓紙筆與鍵盤之間,幾度存廢,欲罷不能,幸得數十萬言,滿紙荒唐,不知所云,仍不失為零珠碎玉,所思所想,若編篡成冊,未知不是一本奇書?
我們經歷的,是魔幻的三十年,魔幻又無非三件大事:一、大屠殺與經濟起飛;二、民族主義與中央霸權;三、國際綏靖與歐美衰退。回眸所來之徑,可曾有人預知期間迷思:
1、中國起飛的訣竅
2、西方民主制包裹的利己內核
3、中共體制「馬基雅維利」化的脈絡
現代西方雖有十八世紀的突破,卻依舊仰慕中國之文明悠久;華夏自古「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原是沒有某種想像的維度;中外近現代史上,不敢說幾無人傑窺見東方的大災難,有之亦人微言輕,卻有一個大音似希的預言,竟然來自世界屋脊之上。
那裡有位頂級喇嘛,那時他還年輕,曾慧眼獨識所謂「五〇年紅光異象」。他說,當時天空有一陣接一陣的轟隆聲相繼而起,一道怪異的紅光,從爆破聲源方向的天空射出。整個西藏,東到四百英里遠的昌都,西南方三百英里外的薩迦,幾乎全藏的人們,都看到這個異象。多年後他詮釋道:那次不只是一場地震,而是一個預兆,這種異象,超乎科學,屬於某些真正神秘的領域。
預兆什麼?原來站在世界屋脊的這位雲端高僧,俯瞰東亞,乃至整個歐亞大陸板塊,窺見其大部分地域將陷入殺人如麻的世紀之禍,只是這雲端的神秘預言,令青藏高原之下的所有家國族群統統惘然不知,如南麓印度支那半島,古稱安南交趾一帶,六〇年代墜入人間地獄,戰爭之後留下一片滿目蒼夷的土地,一百萬孤兒、二百萬寡婦、五十萬殘疾人。高棉為禍最烈,竟有一個現代魔王波爾布特,幾年之內殺掉三百萬人,境內骷髏遍野;赤柬統治時期,四分之一的國民,死于木棒爆頭之類的酷刑,大量逃出來的高棉人,都患有衰弱憂鬱症、創傷壓力症、睡癱、家暴、過敏恐慌、失語、凡事冷漠龜縮,自殘、心理病延禍三代人。
這個世界屋脊,終於也被「鐵鳥」鐵蹄蹂躪、信眾不惜自焚抗爭;毗鄰的西域回疆更難逃厄運,竟被軍管以「集中營」統治;整個東亞,綿延到中南半島,中國、朝鮮、越南的現代史,皆達至文明解體之境,暴虐史無前例。喜馬拉雅北麓的膏粱之地,億萬漢人膜拜「紅太陽」並聽其「關門殺人」四千萬,又任憑「設計師」屠城掠奪豪取,再容忍三代後嗣糜爛華夏葬送山河,以至於生靈賤如草芥,存亡已成兒戲,沉淪失去底線。一個徹頭徹尾的魔幻之境,全民噤聲竟無人追問:世道天良何至於此?
明末顧炎武作《日知錄》,分辨「天下」「國家」為二者:「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所以六〇年「大饑荒」那會兒,中國就「亡天下」了,當年連劉少奇都對毛澤東直言:「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書的!」中國三十年「民族主義」高歌猛進,八〇後以降還知道這點歷史的已是鳳毛麟角。
顧炎武之「亡天下」,還有更深一層,他是在講人倫防線、文明底線的大問題,他說朝代興亡更替,是無所謂的小事,但是假如一個民族突破了人倫防線,它就死了。中國的文革,是一場「多數人的暴政」,最後出現了霍布斯所說的「人與人的關係」倒退到「狼與狼的關係」的蠻荒境地;到這種境地,還能限制暴行的,只剩下每個人自己心裡的人倫防線。我們今天才驚訝地發現,那時的大多數中國人心裡根本沒有這條防線。這就是文革後巴金老人萬分痛苦的一件事,他問自己:孩子們怎麼一夜之間都變成了狼?
人倫防線是一個文明最原始的成果,也是它最後的底線。這條防線在中國文明中是由儒家經歷幾千年逐漸建構起來的,卻在近百年裡被輕而易舉摧毀了。摧毀的明證就是文革;「吃人」更赤裸裸地發生在廣西文革中。我們無法確定,究竟是中國傳統的人倫防線,不能抵禦如此殘酷的政治環境,還是它早已不存在?可以確定的是,中國人除了這條傳統的人倫防線,再沒有其它東西,如西方文明中人與基督的溝通。
中土的滅頂之災,早在上個世紀初就有沉痛預兆,即王國維沉昆明湖之殉難,此文化中人勘破大難臨頭,而億萬眾生尚沉睡不醒。陳寅恪詮釋道:「凡一種文化,值其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爲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
陳寅恪悲唱「巨劫奇變」,尚在五十年代,又幾十年逝去,中國才真真「劫盡變窮」,乃是穿越了一個「全球化」、攀附了一個「經濟奇跡」、搭上了大江山川、賠上了千性萬命。尤其後三十年,中國的這個極權制度,穿越三道生死關隘——「六四」屠殺合法性危機、市場經濟、互聯網社會,不但毫髮無損,反而被淬煉得前所未有的強大與邪惡,以致近現代以來西方學界積累的「專制集權」知識,皆無力解釋這個「東方不敗」:它如何可以一場饑餓接一場文革,然後要救「亡黨」,卻再來一場大屠殺,便迎來二十年經濟起飛、貧富崩裂、階級對立和道德滑坡,有誰寫過這三十年的狂瀾、污濁、驚悸、血淚?又有誰梳理過思潮風俗、世態百媚、幽史穢聞、精靈魍魎?更有誰追問過它的肇始?
這已經亡掉的中國,還在「劫盡變窮」,卻直接銜接到「歲月靜好」,在一個油膩膩的「盛世」裡,連「思想也變成內褲」,加上不准「妄議」,巨嬰們把順口溜玩到了「後現代」水準,還人人具備了「馬桶精神,按一下,什麼都乾淨了」;孩子們也「變不成狼了」,因為「喝水不達標吃食品有毒,蓋學校危房,校車沒錢,教育沒錢,醫保沒錢,社保沒錢,環保沒錢」……… 中國「亡天下」之後,再添「魔幻」歲月,莫非「鬼推磨」耶?
這場劫難的機制,又跟中華民族的近代恥辱,來了個徹底顛倒:舊式堅船利炮的西洋,數點著人權紀錄來簽訂單;往昔「反帝仇外」的黨中央,每一屆「核心」都是第一站去華盛頓報到;士大夫兩千年的浩然之氣,已愀然滅絕,神州好似被一個「外來政權」統治,一半靠的是知識界自動繳械;歐美貪婪中國廉價勞力,不惜讓渡諸多價值和信守,乃至昏昏然扶持了一個「韜光養晦」的極權對手,悔之晚矣。
還有北鄰的蘇俄。當年毛澤東要從農民嘴裡摳下糧食來,去跟史達林交換一個「工業化」,不惜中國餓死幾千萬。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都是那邊「一聲炮響」輸送過來的,而今卻顛倒了,2006年普京作「國情咨文」稱俄羅斯面臨人口減少的危機,一是大量移民,二是嬰兒出生死亡率高,兩者似乎都是某種信號:俄羅斯大地經過七十年暴政,已成一不適宜人類居住地,只剩下豐富的石油,挖來賣給東南穿金戴銀的小兄弟。
在世紀末的今天,中國的精神貧困更遠在物質貧困之上,這已是無可爭辯的事實。1994年以研究歐洲中古文化史著名的俄國史學家古烈維奇(Aaron I. Gurevich)在談到蘇聯解體後俄國的一般思想狀態時指出:官方意識形態長期壓抑下俄國民間文化的多層積澱,在極權體制崩潰之後,突然爆發了出來。無論是政客、史學家、學人對此都毫無心理準備。與此同時,數十年來宰製了史學思維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完全失去了信用,留下來的則是一片「哲學空白」(philosophical void)。而填補這一大片空白的便是神秘主義、「怪力亂神」(occultism),以至侵略性的沙文主義等等現成的東西。
幾年前我初讀此文便印象很深,今天我更感到中國精神的貧困還遠在俄國之上,因為俄國在極權時代仍存在著東正教的根荄,更重要的是文學的反抗傳統始終不絕如縷,有一些作家和詩人即使在史達林統治下也不肯在思想上作一絲一毫的妥協。我們只要一讀伯林(Isaiah Berlin)的那篇訪談錄便可見其大概。今天中國一般人民的精神饑渴所達到的深度和廣度,真可謂史無前例。
上引史學家余英時所言,他在上個世紀就曾「發生一個很深的感慨」,轉而不啻又成他的預言,哲學空白、神秘主義、怪力亂神、侵略性沙文主義,這些「精神貧困」,都在中國一一降臨了。
一個突然崛起的經濟大國,又獲得升級版集權方式,乃是二十世紀都未曾出現過的奇觀,然而這恰是中國之亡。余英時的第二層意思,又比較中俄知識份子,中國「士大夫」亡得更徹底。這個階層在古代輕易不向暴君低頭,哪怕千刀萬剮,而四九後最著名的大知識份子們,群體性向現代極權臣服,並以其知識的權威協助極權,彷佛整個中國文明死去,坊間過去有「京城四大不要臉」之謂,後來又釀成「盛世」裡文人名流「賽著不要臉」之競爭,令這半個多世紀,極權得以施行人文大殺,何嘗不是一部中國讀書人的恥辱史?
一年前資中筠與友人書稱:「京津滬三大城市,可謂烈火烹油之勢,錦繡繁華之鄉」,令她絕望!若論這個民族至今大夢不醒,還在明末清末,並不真實,民間無社會,底層求生活,令吃瓜大眾尚無政治含義;經濟起飛雖創造了一個富裕的中產階級,眼下卻只有外逃衝動;知識階層被徹底邊緣化,在金錢至上利益驅動的社會裡,不僅是權力的婢女,也是娛樂的丫頭,其政治上的含義甚至是負面的;黨內「改革成分」缺氧化、臨終化、僵化,比知識階層更加遁形;政治上的真實是,人大代表們居然是百分之百擁護專制。中國已經到了世事不堪聞問的地步,西洋也在衰退,世道黯然之下,梳理這三十年,得一部《鬼推磨》,或為一個大哉問,以饗讀者。
二〇一九年八月一日
※本文摘自作者新書《鬼推磨——魔幻三十年》序文。作者蘇曉康,一九四九年生於西子湖畔,少年長於京城景山腳下,青年流落中原;遂以〈洪荒啟示錄〉開篇,引領「問題性報告文學」浪潮,嘗試一度被稱做「蘇曉康體」的寫作文本,即「全景式」、「集合式」、「立體式」的「記者型報告文學」,且多為「硬碰硬」的重大題材,每每產生爆炸效應,為「新啟蒙運動」推波助瀾;繼而,領銜製作《河殤》,把社會上諸領域所討論、探索的各種命題、假說,都匯集起來,化為螢幕形象加以傳播,引起億萬人刻骨銘心的一次共振,打破電視僅為大眾文化的限制,成功地嫁接思想和視覺、激情和理性,創造一個新的電視片種,也攪起一場全球華人的「文化大討論」。一九八九年流亡海外迄今。著有《離魂歷劫自序》、《寂寞的德拉瓦灣》、《屠龍年代》等書。
——上报

哪种语言的语速最快?

  科学家弗朗索瓦・佩莱格里诺在里昂大学组织59名参与者进行了一项研究。分析参与者分别用七种语言高声朗读相同20篇文章时的情况。结果显示,以每秒的音节数计,日语,西语,法语是最“快”的。与之相反,最“慢”的是中文(普通话),德语紧随其后

研究人员统计了各语言每秒所传递的信息量。分析过程引入了第八种语言——越南语,作为参照。结果显示卡斯蒂利亚语和日语的每个音节所传递的信息量非常小,甚至比其他几种研究对象小得多。这说明西班牙语中的每个音节只组成了词句意思中很小的部分。

中文的情况则完全相反,每个单独音节表达的语义内容比西语和日语丰富的多,甚至超过研究中的任何一种语言。研究人员将其原因归结为中文带有声调。

研究还发现,尽管存在这些不同,不论西语和日语,还是中文和德文,都可以精确地向听话者传达相同的信息。

在书写上,为了表达同样的信息,需要更多音节和单词的语种就要占据更长的篇幅。

具体以西班牙语为例,语速相当快,在较短时间内使用了非常多的音节,但每个音节包含的信息量很少

可以看下面视频,墨西哥女天气播报员感受下,说话就像打机关枪:

https://m.tv.sohu.com/u/vw/87820171

一个极度相反的例子就是汉语,语速很慢,但是每个单词传递了很多信息。

汉语的信息密度最高,最短的文字承载最多的信息,联合国官方文件书籍,最薄的那本始终是Chinese。

余杰:中國與世界脫鉤,世界與中國脫鉤


先有中國與世界脫鉤,再有世界與中國脫鉤,然後兩者互相激蕩、彼此加速。即便有一方想剎車、停止乃至掉頭,卻已經來不及了。

二零二零年八月五日,此前窮凶極惡的中國外長王毅突然變得和顏悅色,發表講話說,「有必要為中美關係樹立清晰框架」。他指出,美國尋求將中國打造成對手是嚴重戰略誤判,是把自身戰略資源投入到錯誤的方向。「中方始終願本著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精神,與美方共同構建一個協調、合作、穩定的中美關系。」王毅說,中美關係應當樹立四項清晰框架,包括「要明確底線,避免對抗;暢通管道,坦誠對話;拒絕脫鉤,保持合作及放棄零和,共擔責任」。然而,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早就說過,美國再也不會相信中國人的口吐蓮花了,對中國,不需要聽其言,只需要觀其行。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間已變色,就連「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季辛格都哀歎,中美關係再也回不去了。

二零二零年,是「大脫鉤元年」。我秉筆直書,以《大脫鉤》一書,立此存照。這本書,既是回顧歷史,又是叩問當下,更是眺望未來。

 

西方對華綏靖政策走到了盡頭

 

說起綏靖政策,人們首先想起的必定是二戰之前西方民主國家對納粹德國的外交政策——以英國首相張伯倫為代表的政客們自欺欺人地以為,妥協能讓希特勒不至於邁出全面戰爭這一步。那一次的綏靖政策付出了慘痛的代價。然而,人類總是太過健忘,二戰之後七十多年,延續時間更長、後果更嚴重的綏靖政策再次登場,這就是從上世紀八零年代以來西方對中國的綏靖主義外交。

政治層面的對華綏靖政策,始於冷戰時代的季辛吉主義,即聯合中國抵抗蘇聯的「大三角」戰略。這是二十世紀美國最重大的且流毒至今的戰略錯誤:七零年代中期,蘇聯國勢已江河日下,美國不必聯合中國即可穩操勝券。而文革後期的中國,毛澤東的極左政策已天怒人怨,中國在國際上四面楚歌,美國拋出的橄欖枝反而延續了中共的壽命。季辛吉秘密訪華後,尼克森訪華、卡特與中國建交,美國一錯再錯、養虎為患,最終讓自己深陷於二戰之後最嚴峻的危機之中。

經濟層面的對華綏靖政策,其轉折點是二零零一年西方同意讓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後近二十年,中國從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窮國一躍而成為世界工廠,數億奴隸勞工的「低人權優勢」所向披靡,「中國製造 」一夜之間傾銷全球。美國經濟學家、川普總統之經濟顧問彼得·納瓦羅在二零一一年出版的《致命中國》(次年改編成紀錄片)一書指出,中共濫用自由貿易原則,「不道德的中國企業家用致命的產品淹沒世界市場,中國採取非法保護主義,掠奪美國的產業和工作機會」。二零一六年年底,剛當選美國總統的川普看完此書後給予極高評價:「清晰的論點,周密的研究,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他很有遠見地記述了全球主義對美國工人造成的傷害,並為復興我們的中產階級指明了一條路。」川普執政後,重用納瓦羅等對華鷹派人士,對中國展開絕地反擊式的、史詩般的貿易戰。

此前多年,美國沉浸在冷戰大獲全勝的自得與喜悅之中,失去了聞雞起舞、枕戈待旦的危機意識,也未能精心建構民主制度的防護機制,這才讓中共長驅直入,從竊取高科技到收買代理人,從打壓美國的言論自由到蠶食美國建立的諸多國際組織,無所不用其極。綏靖主義逐漸滲透到美國社會的各個領域:從代表美國「國球」籃球最高水準的NBA到好萊塢夢工廠,從華爾街到矽谷,從主流媒體到常春藤大學,無不中招。美國立國的根基被動搖,蘇聯當年未做到的一切,中國居然成功做到了。綏靖主義不單單是美國一國的問題,本書第一章一一檢視梵蒂岡、英國、德國、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等國的對華綏靖政策,既「哀其不幸」,亦「怒其不爭」,更探討改變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作者認為, 美國對待中國的方式也只能像當年對待蘇俄那樣——不再是接觸、妥協,而是強力遏制、擊潰。(湯森路透)  


西方知識界是綏靖主義的重災區。其淵源是多方面的:近代以來的傳教士外交思維,左翼知識分子對中國共產黨的非史達林主義的、良善儒家的想像,以及人性中的貪婪和虛榮。我在此點名批評了西方學術界和中國研究領域多名頂級學者的媚中觀點:哈佛大學教授艾利森的「修昔底德陷阱」理論、資深媒體人伊恩·布魯瑪的「台灣不能脫中論」、柏林大學副校長餘思凱的「不能傷害中國的民族自尊心」之說、美國國際關係學者米爾斯海默的既不現實又缺乏攻勢的「攻勢現實主義」、未來學者裡夫金的「中國是環保先鋒」的謬論,多年來,他們唱衰西方,為中共抬轎,不僅不受輿論質疑,而且兩邊通吃、風光無限。這些看似聰明的人物,知道他們面對的是一個比納粹還要邪惡的政權嗎?他們若繼續對中國卑躬屈膝,其結局必然如「農夫和蛇」的故事,自食其果、自取滅亡。

 

中國的野心永遠沒有滿足的時候

 

大脫鉤剛剛開始,中國就面臨糧食危機,習近平號召人民節約糧食,中國的社交媒體上隨即發起批判「大胃王」直播的運動。然而,誰也不敢提及此前習近平邀請金正恩,喝的是兩百萬一瓶的茅臺酒——這難道是節約嗎?

不過,中國的社交媒體上確實滿坑滿穀都是「大胃王」們的視頻——這些視頻構成了一種隱喻:中國人最大的愛好是胡吃海喝,如同蝗蟲一樣,所到之處,寸草不留。中國人毀掉了自己的土壤、空氣和水,就要向四面八方出征了。

與西方的綏靖政策相對照的,是中國的大外宣、戰狼外交以及取代美國、顛覆戰後國際政治和經濟秩序的野心。

習近平是「大脫鉤戰略」的「總加速師」而非始作俑者。中國要想當世界老大的野心,並非始於習近平,而早在毛澤東時代就開始精心策劃。當年,鄧小平作為毛澤東的特使,赴莫斯科訪問,促使蘇聯出兵鎮壓東歐諸國的民主運動。中共對史達林死後赫魯曉夫的「和平運動」不以為然,為擴張其勢力,不惜煽動第三次世界大戰,即便自己死掉一半的人亦不在乎。

毛鄧本一家,此乃常識。很多所謂改革派公共知識分子和西方的中國通,誤以為鄧小平的「韜光養晦」與習近平的「野蠻崛起」是兩回事,認為只要除掉張牙舞爪的習近平,回到鄧小平溫柔敦厚的「正確路線」上,中國就能與西方再續前緣。實際上,「野蠻崛起」不是顛覆「韜光養晦」,而是「韜光養晦」的必然結果和高級版本;習近平也不是鄧小平的孽子,而是毛澤東和鄧小平雜交的產物,中共及其黨魁的本質始終如一。若以病毒變異的時間節點而論,比二零一二年習近平接班及此後稱帝更重要的是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會之“萬國來朝”。二零零八年的北京奧運會猶如一九三六年納粹德國的柏林奧運會。故事必須從二零零八年說起。

中國從來沒有真正的改革開放,中國玩的還是清末以來「師夷長技以制夷」那一套把戲。中國以自己為天朝,以世界為屬國,承續清帝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理藩院)的心態,從來不承認近代世界普遍認可的西伐利亞民族國家體系。所以,才有戰狼外交,才有中共駐各國大使的出格言行,外交部成了國防部。

習近平說,中共不輸出革命,卻輸出形形色色的中國病毒:以大學而論,中國捐款和中國留學生的湧入、孔子學院的設立,使美國大學尤其是常春藤名校淪為中國的殖民飛地,中國輕而易舉地箝制了美國大學的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以媒體而論,美國和西方的主流媒體吹捧中國不遺餘力,就連美國政府支持的、用美國納稅人稅金創辦的、傳播美國價值的《美國之音》,也被中共嚴重滲透,淪為反對美國政府的《中國之音》;以企業而論,NBA和蘋果公司為打開中國市場,對中國卑躬屈膝,乃至實施自我審查;以國際組織而論,世界衛生組織成為中國衛生部的下屬機構,譚德塞宛如打入敵營的地下黨員……中國搭上全球化的快車,卻不願買車票,不僅不買車票,還要讓火車出軌,讓後自己跳車,重建一條新鐵軌。中國成功地實現了美國前總統柯林頓認為不可能辦到的事情——「將果凍釘在墻上」,全面控制互聯網,打造一九八四的世界;不僅讓其控制的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和十三億人道路以目、沉默是金,還企圖將言論審查機制擴展到全球,一旦華為控制了全球的基礎通訊,就等於扼住全世界的喉嚨。

與西方的綏靖政策相對照的,是中國的大外宣、戰狼外交以及取代美國、顛覆戰後國際政治和經濟秩序的野心。(湯森路透)

   

自以為「崛起」的中國,以「一帶一路」展開其來勢洶洶的新殖民主義政策。太平洋被其圈為內海(東海、南海自不在話下),國際海事法院的判決書被其視為「一張廢紙」。亞洲大陸被當作其獨霸的大陸,湄公河成為其內河,北韓、柬埔寨及中亞的若干「斯坦」國都靠中國的支持續命——白俄羅斯發生新版的天安門大屠殺,習近平趕在普丁之前向掌權二十六年之久的獨裁盧卡申科發出承認其再次當選的賀電。獨裁者身上都有相同的氣味。 

一場「超限戰」或「隱形戰」早已開打。

 

從「擁抱熊貓」到「辣手屠龍」

 

二零一六年川普當選美國總統,美國終於迎來了一位有堅強的意志力對抗中國的領袖。川普逐漸淘汰親中派既得利益集團之代理人,任命「華盛頓沼澤」之外的得力幹將出掌各個重要部門,美國新的對華政策逐漸成型。武漢肺炎肆虐世界,意想不到地成為美國及西方與中國脫鉤的轉捩點:過去,西方貪戀中國生產的廉價商品,對中國百依百順;如今,西方不得不付出淪為中國的殖民地乃至被中國病毒害到亡國滅種的地步,此前數十年獲得的利益被這場史無前例的瘟疫統統歸零,豈能不大夢猛醒? 

中國人以「集權效率高」、「人多力量大」而洋洋自得,嘲笑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權力分散、效率低。然而,每每當獨裁與民主兩種制度對壘之際,民主國家在初期處於下風,但很快就能充分發揮和調度民眾的創造力與想像力,站穩腳跟,發動反擊——而且是雷霆萬鈞、不達勝利絕不罷休的反擊。無論是納粹德國、法西斯日本、共產黨蘇聯還是伊斯蘭恐怖分子,對此大概都深有體會。

二零二零年五月,白宮發表長達十六頁的報告《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戰略方針》,標誌著與中國的大脫鉤拉開序幕。該報告承認過去四十年來美國對中國「和平演變」政策徹底失敗,中國是美國的首要戰略敵人:

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以及與世界接觸的增多,並沒有像美國所希望的那樣,使其能與以公民為中心的自由開放秩序接軌。中共反而選擇了對基於自由開放規則的秩序加以利用,並試圖重塑有利於自己的國際體系。北京公開承認,它尋求改造國際秩序,使之符合中共的利益和意識形態。中共越來越多地利用經濟、政治和軍事力量來強迫來自於民族國家的默許,這損害了美國的重大利益,也侵蝕了世界各國與個人的自主權和尊嚴。

由此,美國對華政策回到「冷戰之父」喬治·肯楠當年的規劃上,只是針對的對象由蘇俄變成了中國,美國對待中國的方式也只能像當年對待蘇俄那樣——不再是接觸、妥協,而是強力遏制、擊潰,正如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捷克參議院的演講中談到中國威脅性質時所說,中國沒有用坦克和槍砲,而是通過「經濟力量」,中國與美國的在經濟、政治、社會等多方面交織在一起,在這方面,與蘇聯有著根本的不同,因此更難應對。蓬佩奧說:「我們看到威權主義並沒有在一九八九年或者一九九一年死亡。風暴還在那裡,就在地平線上。我們在為那類政權撰寫墓誌銘的時候才意識到,這有些過早。」中國不瓦解,歷史就不會終結。

左派學者的「中美國」幻想已然破滅,即便是那些昔日昂首走在中國鋪就的紅地毯上的「擁抱熊貓派」,也漸漸轉向「屠龍派」,至少在私下裡悄悄數算中共還剩下多少時間。西方各國亦紛紛覺醒:澳大利亞拒絕成為「黏在中國鞋底的口香糖」,誓言與美軍並肩作戰,捍衛印太地區海洋的和平;加拿大拒絕用孟晚舟交換被中國綁架的人質——只要跟綁匪做一次交易,你就永遠被他鎖定;日本不再被歷史包袱壓彎腰,主動承擔東亞安全的責任,將成為「五眼聯盟」的第六個成員;印度發現最大的敵人不是巴基斯坦,而是巴基斯坦背後的中國,遂積極配合美國的「印太戰略」。


中國人以「集權效率高」、「人多力量大」而洋洋自得,嘲笑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權力分散、效率低。(湯森路透)

 

二十二歲瑞典流行歌後莎拉萊森(Zara Larsson)宣佈解除與華為的合約,不再為其代言,並說出心裡話:「中國不是一個友善的國家,我不支持中國正在做的事。」諸多歐美的著名城市與中國城市解除「姊妹城市」關係,國家層面自欺欺人的「友好」不復存在,城市層麵粉飾太平的「友好」必定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就連一向標榜中立、其銀行「金錢不問來處」的瑞士也表示,要重新檢討銀行政策,將就是否限制瑞士公司與侵犯人權的個體、企業或國家開展生意往來進行公投。若干西方各國開始清理此前四處招展的五星紅旗,這面旗幟確實是用人血染紅的,但不是中共「烈士」的血,而是無辜者的血——天安門受難者的血、自焚藏人的血、集中營中維吾爾人的血以及香港抗爭者的血。

對於海外華人來說,這也是一個必須選邊站的歷史時刻。與其擔憂各國下一步展開「排華」,不如自己率先行動,公開唾棄並反抗共產黨中國,此乃唯一之救贖。

那麼,在這個舊世界終結、新世界重組的歷史時刻,台灣如何確立自己的位置?我不會替台灣人做出決定和選擇,但我期盼這本書成為台灣人做出堂堂正正的決定和選擇之前的參考資料。沒有中國的明天將更美好更安全,對台灣如是,對美國如是,對世界亦如是。


※本文是余杰所著《大脫鉤-中國是文明海洋中的孤島》序文。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


——上報

特朗普未輸,拜登未贏,美國未定,中共未安

 

美國總統大選糾纏到今日,一切仍屬未知之數。網上各種消息,有人說拜登穩贏,有人說特朗普一定連任,其實都是一面之詞。
特朗普有權打官司,打到他自己服氣為止,這是美國法律賦予他的權利。全國算下來,兩人的差距只有數百萬票,即使沒有那麼多證據在手,他也有權打官司,打到最後該認輸,才認輸。
他手上有那麼多證據,不論其中有多少站得住腳,至少在他的立場,他有權懷疑拜登陣營舞弊。如果他不打官司,那就是容忍選舉舞弊繼續存在下去,那就是對美國憲法的蔑視,也是對美國法治的戕害
這是為什麼自特朗普開始打官司以來,拜登陣營一句聲都沒有的原因。即使拜登認為自己贏了,他都想贏得理直氣壯,贏得讓對手服氣,這是他日後有機會領導美國後,可以慢慢修補社会撕裂的唯一途徑
近日特朗普已對外公開表示,如果法庭最終判定他輸了,他會離開白宮。這一表態推翻了早前有媒體報道他不會交出政權的說法。在美國傳統的法治環境下,如果有人被法庭裁定輸了選舉,而居然還霸著位置不交權,他不但會失去支持者,而且會成為歷史罪人。
特朗普雖然目空一切,但他還是不敢目空美國法律。
沒有人知道最終誰贏官司,既然如此,大家都不用吵,就等結果好了。這是我一再主張的看法。
即使總統大選最終塵埃落定,不管誰上台,美國都未能安定下來。雖然疫苗很快推出市場,全世界所有國家中,最先從疫情中站起來的國家,一定是美國,美國經濟民生也會很快恢復。美國的難題在深層次的民意撕裂。全國支持左派與支持保守派的人,各自佔一半左右,媒體掌控在左派手上,華爾街和知識界也偏向民主黨,但保守派的基礎卻在基層。
不管誰上台,修補民間對立一定是首要任務,沒有一個總統可以長期在一半國民的反對聲中執政。這也是即使拜登上台,都不可能與中共全面修好的底因。
拜登有與中共勾兌的嫌疑,即使他當選,他也要面對國會的調查,正如特朗普的「通俄門」一樣,他也有「通中門」的麻煩。最後若搞到被彈劾,副總統接任,那又是另一場政治風波。
這場選舉暴露出來的美國選舉制度的弊端,日後也一定會成為全民檢討的主題。雖然美國有很複雜的制度來規管選舉,但政出多門,程序繁複,就連最基本的計票都要用外國的軟件。美國自己那麼多電腦專才,就不能自己設計一套經得起審計的軟件出來?
美國的全國選舉委員會有名無實,為什麼不能把一場選舉的權力,集中到一個法定的機構,而這個機構又一定要受到參眾兩院的監督?就連最簡單的郵寄選票,各州限期都不一樣,這也無端造成不必要的混亂。
美國的主流媒體,在政爭中因立場鮮明,幾乎放棄了傳統的新聞倫理,這又是一個大問題。網絡社交媒體的傾向性也過於霸道,刪稿封號不受控制,這都削弱了國民應有的新聞自由的權利,選舉後這些涉及根本國家體制的問題,應該都會引起國會的激烈爭論,最終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辦法,全面檢討,重新立法。
至於中共,至今為止不敢對下任美國總統抱什麼幻想。觀乎今日世界大局,很多事情都回不去了。首先中共的對外擴張回不去了,其次中共的外交困境短時間內不能得到改善,再次國內面臨經濟民生的大難題,正不知如何刮骨療毒。至於中美關係,也只有見步行步,盡力爭取緩和,又要做最壞的打算。
對中共來說,國內經濟民生才是要害,直接影響執政的合法性,影響社會穩定,短期內還是對外全面收縮,退回國內,專注處理內部危機。外交上靜觀其變,把注意力轉移到東南亞。
當下先收拾好香港,不管西方國家如何制裁,都忍痛把香港的抗爭鎮壓下去,以防止香港的民間抗爭向大陸漫延。至於台灣,目前可做的不多,特朗普把美台關係都往臨界點推,就是要激怒中共,中共除了放嘴炮,有效的手段不多,也只能邊走邊看。
全世界所有國家都在看美國總統大選,如此混亂局面,要等到法庭裁決後才明朗。此後至少用半年時間療傷,然後再開新局。

王朔:知识分子为了生存而沉默,其实是种无耻

 王朔:现在有群生猛小生,冲着名人开刀,不光是给余秋雨、王蒙上课,讲台都搬到像钱钟书这类德高望重、众口一词的大师门口。感觉上,钱钟书学问很大,挺清高的,拒绝这,拒绝那的,似乎不像余秋雨,不像我这么媚俗。


【老侠即刘晓波——转贴者注】

老侠:钱钟书是有学问,也很清高,从媒体的报道看,他是爱谁谁,拒绝中国的媒体炒作,《东方之子》的采访也吃闭门羹。他更拒绝国外名牌大学的邀请,管你是牛津、哈佛,没戏。

而恰恰是这种拒绝,又变成了另一种炒作,“大隐隐于市”这条古训又有了当代践行者,越隐越显,越拒绝越有人格高洁的美名。

这种生存策略在中国已有几千年传统,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有多长,隐士成名的传统就有多长,我弄不懂这种隐士文化到底是什么——所有的隐士都极有名,且都是"岁寒之松柏"之类的高洁。

王朔:我怎么觉得这像是一种成心。

老侠:钱钟书的那种拒绝,我以为是一种人格上的盲点,也就是狂妄到极致,甚至透明的程度。大家莫名其妙地把他捧上了"钱学"的位置,他就当真了,以为自己是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学问家,狂妄到连牛津、哈佛这样的高等学府都请不动的地步。

而我以为,一个学者总要心存敬畏。像牛津、哈佛这样的地方,出过多少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大学问家、大思想家、大科学家呀。一个学人去这种学术圣殿,就像教徒走进教堂,如果你还是个学者的话。而且他拒绝的理由是人家听不懂他的学问,他去牛津、哈佛讲学是对牛弹琴。

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推崇无所不能的人格神,一个人要是圣贤,就什么都行,进可以平天下,退可以齐家修身,所有的界限都没有了。作家可以成为绘画或音乐权威,物理学家可以在经济决策上说三道四,结果搅得一团糟。

王朔:这就有点儿过了。

老侠:钱的这种轻蔑,给我的感觉似乎是这世界上只有他自己能听懂他的学问,剩下的人皆是附庸风雅的文人或小痞子。

我不禁要问,钱钟书你是谁?你以为你是谁?你有什么真正的东西可以使你高傲到狂妄到"一览众山小"的悬崖上?

心中没有敬畏的学人,绝写不出好东西。这种敬畏是自己赋予自己的。当你提笔时,要时刻感觉到有一双明察秋毫的眼睛高高在上,命令你必须保持知识上的谦卑与诚实。

王朔:好像孔子也这么自负,登泰山而小天下。我听说钱钟书真的有学问,会若干种外语,一弄就是五湖四海,学贯中西。

老侠:钱是有学问,但既没有思想也没有方法上的独创。他的《管锥篇》不过是中国从汉代开始的注经传统的墓志铭。

俗话说:先秦之后没有“子”。中国学术史、思想史在百家争鸣之后,就是一部不断地把智慧消耗到注经中的历史,四九年后由注孔子转为注马克思主义。

从注经的角度讲,钱钟书堪称一绝,为一桌鸡毛蒜皮也要找来五湖四海的洋佐料。他声称别人听不懂,他那个《管锥篇》压根就不想让你懂,来来回回说些废话,犄角旮旯地掉书袋子,一弄就一大堆旁征博引。

据说考钱的研究生要会五种外语,我不知道,这是招收研究生还是借此炫耀卖弄语言天赋。钱有方法吗?没有。有原创的思想吗?更没有。“钱学”的产生很可笑,我想不出那些捧“钱学”饭碗的人研究些什么。

《围城》嘲讽知识分子,“钱学”是对中国学术的最大嘲讽,在思想发现的层面上,“钱学”研究界的智商等于零。《围城》也就是部酸甜的小说,人们却把它捧上了天。

王朔:学问的深奥我不大懂。但我读《围城》的阅读经验与读余秋雨的东西十分相似。都是先听说如何如何好,拿来一读,文字迷人,给人的直觉这人有学问。但当你再向深读,视野开阔了一点儿,就会觉得这人是在玩花活儿,表面迷人的功夫如此深,其实里面没什么。他只是在炫耀他的趣味和学问,他并不想严肃地说点什么。

老侠:我初读钱钟书是《谈艺录》,一翻开真如初涉水的人面对大海,以为自己肯定游不过去,或要花终生经历才能游到一半,不被淹死就算造化大了。但读完了,除了东拉西扯和用牛角尖扎人外,不会给你任何启迪。

我又寻遍钱钟书的文字,发现没有一篇可以称之为给人警醒的东西。中国的传统诗问的那种评注式、感悟式的方法,有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足矣。

王国维不仅有学问、有思想也有真性情,他的学问扎实,却无一丝卖弄;他的灵性跃动,却无一点浅薄;他的性情撼人,能够以生命殉一种垂死的文化。这让我想起鲁迅的名言:敢于扶叛徒的尸体痛哭的人,方为真脊梁。

王朔:一些关于钱钟书的赞美,包括杨绛的回忆,大都讲钱钟书的“文G”厄运,但钱在此前的境遇还是不错的,比许多人的命运都好,但这两位德高望重者似乎从不提那一段,感觉上,他们四九年以后尽受苦了,且苦大而仇不深,一副淡泊名利的仙骨。

老侠:钱的淡泊名利是做给社会看的,同时又是一种生存策略,既对苦难和社会不公正保持沉默,又能把自己塑造成似神的人格。

在中国,面对那么多苦难与无耻,沉默似乎成了一种'美德',一种'良知'。

而我以为,沉默非但不是美德,反而是一种巧妙的无耻——一种生存策略

王朔:想起鲁迅的名言,怎么说来的,好像是,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

特别是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沉默即死亡。

老侠:这些年知识界有股极不公正的思潮,对死去的人照死里夸,塑造一个个新的人格神,比如有关陈寅的炒作。

王朔:好像还有个叫顾准的。

老侠:顾准与陈寅大不一样。有一次纪念顾准的讨论会上,一些中青年学者对顾准并不买账,说顾的理论早落伍了。

纪念顾准明摆着不是理论问题,而是极端恶境中的坚守问题。顾准是在多么恶劣的环境下写出那些东西的。换一些人,知识再多,理论再博大深邃,未必能写出那些东西。

冯友兰可谓大家,但看看他在四九年以后,特别是“文G”中写了些什么,全是垃圾。

顾准的那种坚韧与良知,那种知识上的诚实,不仅在当时,就是现在,也是大大小小的学者、文人所没有的。

这些不屑于顾准的中青年学者,在知识上可谓学贯中西,但在做人上一无所知。他们用开放时代的知识去贬低顾准,未免太冷血了。朱学勤就此写过一篇东西,很沉痛、很激愤。

王朔:在思想上最活跃的八十年代,也很少有顾准那样的诚实。

老侠:陈寅恪的命运就不同了。对陈的赞美几乎众口一词,中青年学者都拿陈寅恪附庸风雅,似乎谁不赞美几句陈寅恪,谁就是狠心狗肺。

我见过一些中青年学者写文章赞美陈寅恪的诗词。陈寅恪有学问,也有傲骨,他的历史研究颇有建树,可是他的诗词我实在看不出有多优秀,他的《柳如是别传》也绝没有说的那么出色。

但一些中青年学者,连史带人、带诗一起夸。就像对待《红楼梦》,感觉上凡是有点儿名的上层次的文人都写过《红楼梦》。刘心武关于《红楼梦》的文字,恨不得连书中的一口唾沫都要硬看出微言大义,附庸风雅到这种地步,是个东西经这么一夸也就不是东西了,被糟踏得不成样子,成了个垃圾桶。

中国知识界的附庸风雅、攀附权贵在造就一个个伪君子的同时,也制造着一个个垃圾桶。

把人夸得不是人了,而中国又没有神,你说他成了什么,垃圾桶。

《红楼梦》并没有优秀到字字珠玑的地步,曹雪芹就好卖弄他的文采,动不动就开个诗社什么的,你一首他一首我一首的,没有几首能读的,占了太多的篇幅。

王朔学术界的这种浮夸没有感情,没有性情,大家都在附庸风雅,玩文字游戏,弄到最后把人夸得一个个面目可憎。

鲁迅,四九年后愣被捧成个神,一个大垃圾桶,什么垃圾都往鲁迅身上堆,这么多年的鲁迅研究大都是垃圾。这固然有意识形态上的原因,现在看,附庸风雅也难逃其咎,流毒至今。

像我这样与学问无关的人,对鲁迅的反感就是这些垃圾造成的。很多年轻人都有与我类似的感觉。

当年鲁迅说,最恶莫过于"捧杀",他自己身后的命运正应了他当年的咒语。

老侠:但那些真正的信仰者大都被遗忘被冷遇。林昭。1954年入北大新闻系,1957年成了右派被劳改。她是50多万的拒不认罪者,l960年因参与所谓"反D反革命小集团"而入狱,1962年"取保候审",同年12月再度入狱,被判有期徒刑10年。1968年4月29日被枪杀。她曾向北大校方发出质问:

“当年蔡元培在北大任教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你们呢?”

她还在临终前自信地写道:“揩吧!揩吧!这是血呢!”但她不知道,殉难者的血迹很容易抹去。

王朔中国文化人的媚态打小儿就耳濡目染,是根子上的,一代代渊远流长,不光是向权贵、向大众抛秋波,文化人之间彼此的互媚更情谊绵绵、波澜壮阔。

老侠:你的小说中有这样的情节,一个学者,或诗人或文化名人,一群陌生的小年轻的,第一次见他,毕恭毕敬地敲开门,进去就是没头没脑、没天没地的乱夸一通,那老师一下就晕了,找不着北了。


你刚才说鲁迅毁于他诅咒过的"捧杀",改革开放前,鲁迅这个“垃圾桶”中全是革命硬骨头。一改革开放,这桶中有点儿值钱的玩意了。易拉罐啦,口香糖啦,没准还有个把冰箱、彩电、电脑之类的。

穿不上裤子的时代用无私的心灵捧人,小康的时代就用暴发户的挥霍捧人。

常从报刊上看到巴金老弟给冰心大姐的信,还有萧乾,那种相互的抚摸几近于宝哥哥和林妹妹,但我从未见过这种通信中有朴素的真性情,似乎彼此写信问候只是为了见诸于媒体,向社会炫耀些什么。

在老一辈中,王元化有些真性情。他讲起过早年清华园的生活,那种透明、畅快、自由的呼吸,是他这一生最值得珍惜的时光。他的父母在清华教书,都是基督徒,从不干涉他的生活。

还有李慎之老人,是现在还活着的世纪老人中,难得的有良知者,从他的文字中,还能读出真性情,还有种激情之思……

要说冰心和巴金之间的那种惺惜,还有点儿才女与才子之间士大夫的遗韵。到了刘心武、王蒙这一代人,相互之间的夸就是赤裸裸的互媚。

百花文艺出版社曾出过一本名家论名家的书,一大批当红文人,你说我好,我说你更好,简直到了不知羞耻的地步。

王朔:有些夸也不全是世纪老人们自个儿的责任,很多关于“文化恐龙”们的吹捧文章,都是家属们在背后指使的。写传要经过家属的同意,这种把关有时比意识形态的审查还要严厉和苛刻,还要只准赞美不许批评。

老侠:这种保护是一种利益关系。很多所谓的名人传记,严格地讲已经不是传了,而是他们的儿女们、家属们,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授意把他们家的“古董”写成什么样子。

王朔:祖宗传下来了就这么一件值钱的“古董”,还有几道裂缝,一定要精心呵护,千万不能砸了。我觉得这些家属很愚蠢,非要把他们家的“古董”弄成很伟大的人物,不怕累着。

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想,好像这样就可以流芳百世。如舒乙,成天就吃他爹(老舍),简直是个空头文学家。

老侠:不光空头,且很贪婪,榨干了骨髓还要吃。12月3号的《南方周末》,有一篇关于巴金的文章,也就是写巴金在医院中治病。但题目很大很吓人,叫《一个纯洁的灵魂——记病中巴金》。

我不知道作者为什么不直接用“记病中巴金”做题目,非要弄个“纯洁的灵魂”安上,似乎这样就可以挽救病中的老人。有话不好好说,偏说空话。

这种夸法是一套程式化的东西,已成为国人的思维定势,程序一旦启动,就由不得你了。

即使被夸者脸红心跳,大声断喝让赞美机停止,也不起作用,它一定要完成既定的程序,把输入的成仙成圣的词汇全部输出,否则机器不会停转。

王朔:这就叫“照死里夸”。把死人夸活,借尸还魂。把活人夸死,丰碑永存。

老侠:不要说“良知”、“高贵”了,做人的最起码的诚实,对国人来说都是一种非常奢侈的东西,我们挥霍不起。这条底线太不容易坚守了。

说谎是许多人的精神癌症。不会说谎就意味着无法生存,说谎安全,说谎一本万利,空手套白狼。

学别的东西比登天还难,学说谎、学无耻根本不用教,一种娘胎中血液中的无耻

“大跃
JIN”时,某科学家居然要从科学的角度论证高产粮食能达到几万斤、十几万斤。

这种知识上的不诚实是最大的无耻

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论及黑格尔哲学,他说黑格尔的成功是:“不诚实的时代和不负责任的时代的开始,起初是知识上的不诚实,后来作为其结果之一,是道德上的不负责任;直至出现一个被一种夸大其词的魔法和隐语的力量所控制的新时代。”

波普尔引证了一些黑格尔哲学中关于自然科学的论述,结论是,黑格尔连起码的自然科学的常识都不懂,却能构造出庞大的自然哲学体系。而且黑格尔明明知道他在自然知识上造假,但他仍然要把这一假象上升到辩证法、本体论的高度。

这种理性的无耻也是黑格尔在中国颇有市场的原因。

王朔
知识上的诚实与道义上的负责,是一个作家的界限,界限就在这儿,要是守不住哪怕退一步也就完了。

老侠:半步也不行。甚至脚根儿稍一动,就可能全线崩溃。中国知识界的关键不是理论问题,而是诚实问题。这是底线。

道义上的勇气不够还可以理解,知识上的诚实一旦丧失,上帝也救不了我们。真正坚守在自己的写字台前,让一双锐利的眼睛俯视你的笔,这种自律就是良知。遗憾的是,这种人几近灭绝。
多年前,在北大的一个座谈会上,有一个研究生提到了冯友兰,每天早晨拄着拐杖立于未名湖畔,面朝东方,等待日出什么的。这个学生被冯友兰肃穆虔敬的背影所感动。

其实,这种形式只是一种做出来的姿态,是做给别人看的,他知道这姿态很能迷惑一些人。如果他心中真的有所敬畏,哪怕是对日出、对大自然的敬畏,他也不会在五十年代去印度时有意回避他的老同学和老朋友,不会写出那么多御用的哲学垃圾,不会进入“文G”时的写作班子。

他自己的哲学中,提出的人生境界已经成圣、成神,但在现实中却没有任何坚守。

而中国人对这类学者极为宽容,如同对那些沉默者的宽容一样。实际上,这种宽容绝非真正的宽容,而是一种同病相怜的相互庇护。

我倒更欣赏宗白华,这位老先生只对艺术有兴趣,是北大知名教授中最淡泊名利的地位者。他最爱干的事是去看好的画展,只要有,他从不会要求学校给派车,自己拎个包,拿着拐杖,挤上公共汽车就去了。

他对中国艺术的特征的感悟是现存的美学家无人能与之相媲美的。李泽厚的《美学历程》关于中国艺术的议论最精彩的段子,全部来自宗白华,有了宗白华之后,余秋雨还厚脸皮去“文化苦旅”。他肯定没看过宗白华的东西,或看了不以为然。

王朔:但学院派对一些骨子里坚守的人却非常苛刻,类似一种懦弱者的同盟,真的墙不敢以头相撞,反而用刀子猛捅纸糊的墙。
久而久之,中国知识界的正义感全发泄在绵羊或猪的身上。

面对一群蚂蚁的大义凛然和面对一只虎的猥琐下作,也不知道那么多知识都到哪去了,字儿一认得多,人就变得小心眼儿。他们一开口,上帝就发笑。

老侠:上帝不会盲目地发笑,中国知识界的一些人的下作连值得发笑的游戏都玩不好。

中国只有读书人,但没有知识分子。经过近百年的启蒙和开放,仍不及历史上的司马迁和庄子。这两个人是中国读书人中罕见的清醒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