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建，成立于1945年，成员主要是以在大中城市的工商企业家和经济界的中高层人士为主，他们大多都倾向于支持中共，并与中共亲密合作。早期成员有黄炎培、章乃器、胡厥文、孙起孟等。（“支持中共“的结局就是被共匪所煽动的红卫兵斗得死去活来）
上述这几人都参加了中共建政前召开的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其中黄炎培还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不过，与其他民主党派高官一样，相信了中共并为之统战的黄炎培等人，直到厄运缠身，才明白自己上了贼船。
民建创始人章乃器被酷刑折磨
与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大知识分子章士钊同宗的章乃器，是经济学家，也是民建创始人之一，曾为中共统战立下功劳。中共建政后，章先是出任中国人民银行顾问，并参加政协，继续担任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其后出任粮食部部长。他还与李维汉等共同负责创建了全国工商联，任副主任委员。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一心为中共的经济学家，却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与章伯钧、储安平和罗隆基被中共划为四大右派，毛更是将章乃器、章伯钧和罗隆基划为右派的老祖宗。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刊布《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随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新闻日报》刊发《关于“特殊材料制成的”——和章乃器先生商榷》，章乃器被彻底打倒，被经常性的批斗。
1962年，由于章乃器上书政协要求平反，被认为是“翻案”行为，民建将其开除。文革爆发后，章乃器惨遭酷刑折磨，被剥夺了几乎所有财产。在其儿子、当代学者章立凡所写的《长夜孤灯录》中，记录了其悲惨的遭遇。
书中写道，在红卫兵抄家后，章乃器写了一份《呼冤书》贴出，自述爱国历史，说明1957年被划右派是一桩冤案，并与前来“破四旧”的红卫兵头头谈话，试图缓解形势。这个方法一时奏效，头头将部众撤回，还叮嘱父亲将客厅中陈放的文物撤下，以免被毁坏。
然而，没过多久，1966年8月24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革命群众”光临，不由分说便开始抄家，附近几所中学的红卫兵也闻风麇集，一场家难迅即降临。他们将章乃器押至东安市场旁的吉祥戏院，参加“打人集会”。被打的都是本区的“重点打击对象”，一旦进入这个“鬼门关”，便有去无回。
皮带狂抽、血肉横飞之下，周围的受难者都咽了气。只有年近七旬的章乃器靠着多年习练气功的功力，在那里硬挺着，但性命已在呼吸之间。此时有一位管片民警来到会场，向红卫兵要人，说是此人若被打死，不好向中央交待，将受伤的父亲送到了附近的协和医院。
章乃器被抬进协和医院后，先是被拒绝救治，后来又获得治疗，原因是周恩来在收到章乃器写的求救纸条后，下令救治的。
章乃器从医院被送回家后，苦难并没有结束，总共在各种酷刑和侮辱中度过了八个昼夜，这段日子里他一直绝食。红卫兵还将重病中的章的第五任妻子王者香，从医院的病床上光着脚拖回家里，铰了头发一起批斗；并将其藏书全部堆在院子里，燃起熊熊大火，架住他的身体，在烈焰烤炙下推搡殴打……
1967年章乃器写成的《七十自述》中记述了这段惨无人道的日子：“这是我有生以来所遇到的最大的灾祸，是对我一次最严峻的锻炼和考验”；“八月二十五日以后七天的遭受，是每天总有几批人来拷打、凌虐我。门是开着的，又没有人管，拷打和凌虐的自由是很充分的。值得记述的，是有人用钢丝包橡皮的鞭子打我，所得的伤肿特别不容易消退。还有人划了火柴烧我的手，更有人用汽枪射击我的头面。此外，如用冷水浇头，如用水壶灌鼻孔，如硬要我吃肮脏的食物，等等，就算是轻微的了。可怕的是居然有人主张用辣椒水灌我的鼻腔。大概是因为我家里找不到辣椒，所以没有实现。但到最后我们要迁出之前，竟有人在用油彩涂抹我的面部之后，用氨水灌我的鼻孔，我真不知道这些坏人是怎样教育出来的。”
上述文字让人不寒而栗。
另外，作为收藏家的章乃器，自然也有着大量的收藏。除了被抄家抢走的外，其余的被康生下令装上六辆大卡车全部运走。文革结束后，章立凡曾收到一张权贵们攫取文物的不完全清单，其中有康生、陈伯达、林彪、曹轶欧等，尤以康生的胃口最大。但所列清单，都不是章乃器重视的文物，许多重要藏品至今下落不明，也未列入上述清单之内。据国家文物局提供的数字，红卫兵抄家上缴的章乃器文物为1464件，而到1980年北京市文物局发还时仅为1134件。
熬过这段惨无人道日子的章乃器1975年在邓小平的帮助下，摘去了右派的帽子，但不久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再次受到压制。1977年5月13日，章乃器在北京医院地下室离世。而他的妻子王者香则死于1966年红卫兵的毒打中。
有着如此惨痛经历的章乃器，带给人们的是怎样的启示呢？章乃器是否后悔当年听信了周恩来和中共的蛊惑呢？
民建创始人黄炎培则是妻死子亡
说到黄炎培，很多人马上想到的是“黄炎培周期律”。抗战后期，日本战败已是不争的事实，国共两党开始考虑政权问题。彼时，一些民主党派则希冀未来由三方共同执政，因此决定前往延安说服中共，这其中就包括黄炎培、傅斯年等人。
1945年7月1日在这些民主派人士抵达延安时，毛、周、朱德等亲自到机场迎接，并热情款待。短暂的几天，黄炎培、傅斯年等人得出了并不一样的结论，傅斯年进一步认清了毛和中共的真实面目，而黄炎培则被毛和中共的假像蒙骗，并在其后撰写的《延安归来》一书中，记录了他与毛有关“周期律”的一段谈话。
在黄炎培看来，个人、家庭、团体乃至一个国家政权都有其衰亡的规律，那就是：或是“政怠宦成”，即掌权者在治理国家上逐渐懈怠，不思进取，导致官僚主义严重，小人当政，祸乱政务；或是“人亡政息”，即明君或贤臣如果不在位，则所行的善政便会被废止；或是“求荣取辱”，即动机与效果严重背离，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
对于黄炎培这样的质疑，毛称中共已经找到了新路，即民主，即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而且毛还称中共能跳出这周期律。
可心明眼亮的世人都看到了，从1949年10月中共建政后至今，中国人就从没有享受过什么民主，口口声声所说的民主的实质就是人治。而缺乏傅斯年慧眼的黄炎培，在中共治下才切身明白了毛当年所言是谎言。
中共建政后，黄炎培确实受到了毛的重用，先后任政务院总理、轻工业部部长，同时还是民建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即相当于主席的位置。在任职期间，黄对中共的一些政策持不同看法，特别是反对对农民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毛称其为“资本家代言人”。后来中共从政府机构排除所有非共产党人士，黄仅被保留了在全国人大、政协和民建中央的职务。
黄炎培与原配夫人王纠思共育有五男四女，五个儿子依序为：黄方刚、黄竞武、黄万里、黄大能及黄必信；四个女儿顺次为：黄路、黄小同、黄学潮和黄素回。这九个孩子又生孙子女三十人。王纠思1940年去世后，黄炎培与姚维钧结婚，生育两双儿女，年长两女为黄当时、黄丁年；年幼二子名黄方毅、黄钢。
1957年中共发起“反右运动”，黄炎培的几个成年子女子黄万里、黄大能、黄必信、黄路、黄素回都被打成了“右派”，下放劳动。小女婿陈锵和外孙王实方也被划为“右派分子”。
1965年底，在文革爆发前，黄炎培离世，避免了文革的冲击，但他的家人却继续厄运缠身。妻子姚维钧因不堪批斗、殴打，于1968年1月20日服安眠药自杀。小儿子黄必信，因右派问题迁延未决，在文革开始后不久，就因批斗高压所迫，被逼自杀身亡；其妻子余启运，1968年也遭严刑拷打、被逼跳楼（一说被推下楼）重伤，流血过多致死。他们的小女儿黄可青蹊跷失踪。
而以反三峡大坝建设而广为人知的著名水利工程专家黄万里，文革被抄家，一些颇有价值的字画、照片等被撕毁，还被红卫兵打的浑身是血，头发被剃成了阴阳头。之后，他被赶出家门，三代人不得不住在清华的集体宿舍中。他的工资被扣，每月只发20元生活费。此外，他还被勒令参加校内劳动。1969年，黄万里被下放到江西劳动；1972年又被送到三门峡接受改造和批判，吃尽了苦头。
黄家人这样的遭遇，黄炎培若地下有知，一定会悲痛不已吧。
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荣毅仁三次要求退党
民国时期的荣氏企业赫赫有名，荣宗敬、荣德生两兄弟白手起家，在无锡、上海等地创办了二十多家民营企业，并以“面粉大王”、“棉纱大王”享誉工商界数十年，对中国民族经济影响至深。荣德生的儿子正是被中共称为“红色资本家”的荣毅仁。
国共内战后期，国民党推行的货币和限价政策，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荣氏家族也出现了大震荡。上海产业界人士纷纷迁资海外，寻求新的出路，荣家也不例外。荣宗敬的长子荣鸿元、荣鸿三、荣鸿庆和荣德生之子荣尔仁、荣研仁等先后离开上海，而荣德生和荣毅仁父子经再三斟酌决定留在大陆。
留在国内的荣德生和荣毅仁父子由于其特殊的背景，最开始得到了中共的扶持和重用，比如提供原料、收购产品委托加工等，荣毅仁还出任华东军政委员财政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副市长、市工商联副主委、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民建一至四届中央副主任委员等职务，但在中共出于巩固政权为目的，打着“实行私营工商业公私合营”的旗号，实则强行掠夺私有企业的工商改造运动中，不得不在1956年将祖辈辛苦创下的资产56间纺织、面粉厂等企业统统上交。时任中共上海市长的陈毅，在大会上将其作为榜样，宣称“荣毅仁是红色资本家”。
不知是看到了周围企业家悲惨下场而让他心有余悸，还是对中共的毒辣已有所了解，荣毅仁先后四次申请加入中共，但却直到1985年69岁时才被批准。
据香港《动向》杂志报导，1951年6月，时年35岁的荣毅仁在任华东军政委员财政委员会委员时，首次提出入党申请。陈毅劝他时说得很露骨：“你留在党外更方便，能做更多的事，再过10年，等你过45岁生日时，我做你的入党介绍人。”
1957年12月，经历了“反右”斗争，担任上海市副市长的荣毅仁，更感到加入中共的迫切性，于是第二次提出了入党申请。可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柯庆施说：“你还是留在民主党派、工商界中工作。你入了党，大大小小资本家都入了党，那我这市委书记的位子也难以坐正。”
1962年10月，荣毅仁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期间，又一次向周恩来提起陈毅说介绍他入党之事。周恩来的答复是：“陈老总不是食言。我的意见，你还是在党外自由，如进入党内，政治活动太多，会埋没你的专长，是很可惜的。”
文革爆发初期，荣毅仁一家也受到了冲击。荣毅仁的右手食指被铁柱打断，妻子杨鉴清更是昏死过多次，连他们因患大脑炎而精神有障碍的四女儿智远也未能幸免。虽然荣毅仁夫妇后来保住性命，但荣毅仁还是被发配到锅炉房运煤，落下了腰疼病，而其眼底出血没有及时治疗也导致左眼失明。左眼失明后，他被派去洗刷厕所。
文革结束后，急于发展经济的中共再次想到了荣家在海外的关系，荣毅仁又一次被中共推出。1978年，荣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979年，则出任直属国务院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裁。荣毅仁凭借着自己的经商谋略、海外关系，为中共与他国的经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不知出于何种心理，1985年4月，69岁的荣毅仁再次申请入党，终于得偿所愿，入党介绍人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人大副委员长彭冲。1986年2月，荣毅仁增补为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分工负责经济和民主党派工作。1993年还被任命为国家副主席。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好不容易入了党的荣毅仁却三次申请退党。第一次要求退党与“六四”有关；第二次要求退党是因为与江泽民发生龃龉；第三次要求退党是2000年6月，这时荣毅仁已退休，代表各大花瓶党派出面，向中央政治局提出要求开放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建议，江泽民叫其一边凉快去，荣毅仁一怒之下，不再参加党的活动，直到2002年12月江下台。
2005年10月，荣毅仁在北京去世。他留下了一份题为“我要对党说几句”的遗言，大致内容是：一个丧失信念的政党，一个不受法律约束的政党，一个脱离广大人民的政党，一个追逐金钱利益的政党，是没有希望的，是背叛人民共和国的。
诚如斯言。
民建主席孙起孟坐监八年
作为民建创始人之一的孙起孟早年做过教师，后受中共影响，与黄炎培、章乃器等人发起组建了民建，其被推选为中央常务理事兼秘书处主任，负责日常工作，积极帮助中共进行统战。
1948年，孙起孟代表民建前往中共统治区，参加筹备政治协商会议。中共建政后，他被任命为政务院副秘书长兼人事局局长、人事部副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民建副主任委员、民建副主席、主席等。1950年，秘密加入中共。
1957年中共发动“反右”运动后，民建中央在1959年“二大”时喊出了“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谓“听、跟、走”口号。然而，紧跟毛和中共的民建等其它民主党派依旧成为了被打倒的对象。
1966年文革爆发后，所有民主党派被红卫兵勒令停止办公，民建也不例外。民建各地组织也相继停止活动。许多成员作为“专政对象”，被戴上“牛鬼蛇神”、“反动资本家”等帽子，其在以往运动中向中共的“交心”材料和发言都被当作了罪证。孙起孟也是其中之一，不仅受到了审查，还被关在秦城监狱八年，其三个子女也吃了不少苦头。
然而，文革结束后，孙起孟似乎忘记了中共对自己的加害，继续紧紧追随中共，为中共统战站台，并将同样在文革遭到迫害的经济学家成思危拉入民建。难道不可悲吗？
结语
民建高官被中共迫害或迫害致死的自然不止上述四人，还包括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胡子昂，民建中央秘书长孙晓村，民建中央委员、民建云南省委主任委员寸树声，民建中央常委、民建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刘念义，民建中央委员、民建上海市委常委王性尧，民建中央常委、民建浙江省委主任委员唐巽泽……
一个个名字的背后都有一个个不堪回首的噩梦，而始作俑者正是中共。不知民建有多少高官在有过那些痛心疾首的经历后能明白背后真正的根源。
2017-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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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中共迫害的民盟六大高官
在中共的语境下，“民主党派”指的是除中共以外八个参政的政党的统称，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中国民主建国会（民建）、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中国农工民主党（农工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说得好听的这八个参政党，在中共一党专制下，无疑只是花瓶而已，因此它们又被称为“卫星党”。
这些“卫星党”在中共建政前后为中共实施统战发挥了不小的作用。然而，它们虽然被中共称为“肝胆相照”，虽然为中共立下了大功，但它们却在中共掀起的政治风暴中，不能幸免。特别是在文革中，包括大批民主党派高官、工商业者上层代表人物以及少数民族、宗教、华侨的头面人物，非党高级知识分子等都被抄家、被揪斗。
本系列盘点那些曾一心追随中共但却被中共迫害的民主党派高官和知名人士。本篇说的是民盟中央的高官们和知名人士。
民盟，1941年3月在重庆由国民参政会上一部分无党派和中间党派参议员张澜、黄炎培、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等发起，主要由从事文化教育方面工作的社会精英阶层所组成。初名为“中国民主政团联盟”，其成立后即与中共协商合作。1944年，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在抗战胜利后的国共谈判与内战过程中，所有民主党派中唯有民盟支持中共最卖力，一边倒向了中共，全力反对国民党，支持共产模式，为中共夺取政权发挥了最大的作用。
中共建政后，出于统战的需要，包括民盟在内的八个民主党派被保留下来，为了笼络民盟，毛还委任民盟的一些代表做政府高官，如张澜任政府副主席，沈钧儒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法院院长，章伯钧等出任部长。然而，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曾经标榜思想独立的民盟高官和知名人士，不少丧失了独立风骨，如沈钧儒，甘于臣服在毛和中共的脚下，而另一些人则因为真诚地相信毛和中共，被打成了右派，如罗隆基、章伯钧等。他们的厄运自此开始。
民盟副主席章伯钧——至今未被平反的头号右派
1957年，中共为了清除知识分子中的独立思想，发动了“反右”运动，300多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而被称为头号右派的正是时任交通部部长、民盟中央副主席的章伯钧，他也是中共迄今为止都没有“平反”的中央级五大右派之一。
曾经留学德国的章伯钧，与中共“十大元帅”之首的朱德曾同住一个寝室，并经其介绍，加入了中共。回国后，先是在中山大学做教授，其后参加北伐战争、南昌暴动。暴动失败后，章伯钧脱离中共，1928年与谭平山等在上海酝酿成立“中华革命党”，后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1933年，章伯钧等代表所在党参加了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发动的“福建兵变”，反对蒋介石。失败后，章伯钧与其他人一起逃往香港，但始终坚持与中共合作的主张。
此后，章伯钧与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并利用其身份，为中共夺取政权不遗余力。其所为也得到了中共的赏识，中共建政后，章伯钧任中央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民盟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主席、交通部长、《光明日报》社长等职。
反右运动开始后，真诚相信毛和中共的章伯钧，不仅在统战部召开的会议上向中共提出了批评，而且提出了“政治设计院”的构想。他表示，“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给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国务院开会常是拿出成品要我们表示意见，这种形式主义的会议可以少开。”“镇反、三反、肃反中的遗留的问题，党和政府应该下决心检查一下，检查要有准备，要好好作。”等等。
很快，章伯钧的发言被刊登在《人民日报》上，这成了其划为右派之首的罪状和定性材料。
1958年1月26日，章伯钧的所有职务被撤销。文革爆发后，章伯钧被抄家批斗。几年前，《写史忆故人 章诒和用笔勾住魂魄》一文曾披露，文革对其抄家时，“几十辆卡车开出去，载的都是章伯钧的书”，“开了好几次批斗会”，“章伯钧的媳妇从屋里跑了出来，被红卫兵拖了回去”。
肉体上的迫害和精神上的抑郁，彻底摧垮了章伯钧。1969年5月17日，他因胃癌病逝。其次女章诒和在回忆父亲时写道：“划右以后，他从一个忙碌的政治家变为孤独的思想者。从此，灵魂在自己躯壳里无法安放。”而受父亲牵连，章诒和在文革中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刑二十年，坐牢十载。
为何中共不给章伯钧平反呢？1980年，中共中央统战部领导召见了章伯钧的夫人李健生和章怡和，传达了关于章伯钧的右派问题不能改正的决定，并说：“当年给章伯钧先生划右派的材料许多不确实，从‘政治设计院’到文字改革，都不能成立，‘轮流坐庄’则是xx先生在批判右派时说的，也被错算到章先生头上。现在我们重新整理了材料，对章先生右派定性主要用的是xxx的揭发材料，即章伯钧说的‘共产党是一个上帝加三百万清教徒’等话。”
一句话就判了章伯钧死刑，而不知章伯钧是否知晓，这个“上帝”的真面目是誓言毁灭人类的撒旦。
民盟副主席罗隆基郁郁而终
同样为中共夺取政权不遗余力的罗隆基，则是排在章伯钧后的二号右派。时任森林工业部部长、民盟副主席的罗隆基，在1957年，为了解除知识分子对中共的担心，便提出了一个办法，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委员会来保证这一点，而且建议全国上下都成立这种委员会，不但审查过去运动中的偏差，为过去受了委屈的人平反，而且可以制止以后可能发生的对批评者报复的事件。这就是著名的“成立平反委员会”的主张。
但本意是消灭知识分子中的“反党分子”的毛和中共，根本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方案。
“反右”运动开始后，毛亲自撰写社论，将右派的进攻指向“章罗同盟”，而事实上，在民盟，章、罗关系形同冰炭。然而，这并不妨碍罗隆基成为全国声讨的“大右派”。
在这期间，曾与罗隆基作为男女朋友交往的浦熙修的“揭发”坐实了其“罪行”，当年《人民日报》刊登了罗给浦的一些私人信件，并以赫然触目的“四十多封密信”为标题，据此，“一个有组织、有纲领、有纪律、有经费的反动集团”也就言之凿凿地被揭露出来了。
而浦熙修揭发中的“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是一贯的，他说他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实际上他的骨头烧成灰，就是剩下来的灰末渣滓也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之语，让罗隆基无言以对。
在凄苦和背叛中，罗隆基于1965年郁郁而终。
民盟副主席史良挨批斗
曾任第一届至第三届民盟中央副主席、在第四届和第五届任主席的史良，早年学习法律，是上海很有名的大律师，亦曾为中共建政做了许多贡献。中共建政后，她当选为民盟中央副主席，同时兼任司法部长，追随中共主持杀死了二百多万“反革命、原政府人员”。1959年，全国人大通过撤销司法部，史良去人大做委员。
1957年毛发动“反右”运动时，史良“打响了轰击‘章罗’的重炮”。据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中回忆，在此之前，6月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当晚，史良就向找上门来的章发问道：“伯钧，储安平的发言稿，事先和你商量过没有？”章答称：“没有，罗隆基是看过的。”
毫无防范意识的章伯钧将自己的不满一一告诉了史良。当他无比畅快地回家后，妻子李健生问他：“你和史良谈得怎么样？”他答：“很好。”
令章伯钧万万想不到的是，史良在6月14日民盟中央的会议上，将他那些私人谈话和盘道出，包括其要害，即他说卢郁文是小丑，胡风、储安平要成为历史人物，这样的评价其实已将章的立场表露无遗，但史仍然穷追不舍地说：“今天我在民盟的会议上要求伯钧表明立场和态度。”其结束语则是落在了曾与自己最为亲密的人的身上：“罗隆基现在出国，等到他回来以后，我也希望他能够有所交待。”
章诒和在书中接着写道：“史良的讲话是按照要求，适时顺势而发。它像一包定向爆破的烈性炸药，从内部炸开民主党派的围墙，炸出一条预先设计好的线路，使民盟这只进入反右运动祭坛的领头羊，在这条路上蹒跚而行。”
次日北京各大报均以头版头条，刊登史良发言的全文。从此，章史二人再无往来。
1958年大跃进时期，郭沫若等一批高级民主人士“光荣加入中共”，史良也向周恩来提出申请，遭毛否决。周称史良为“党外布尔什维克，不入党，作用更大”。
1963年民盟中央主席沈钧儒病逝，就在大家以为史良将接任民盟主席时，中共任命的却是秘密党员杨明轩。尽管“反右全靠她打开了民盟的缺口”（罗隆基语），甚至即使“无反右之功，她的资历也是足够的”（章伯钧语），但事实上，中共还是实行“内外有别”。
这给了一心效忠中共的史良沉重打击，从那以后，她的身体一直欠佳，民盟中央的政治学习，她常请假。
文革中，史良遭到批斗，还被贴大字报，说她是“地主兼资本家”。原来配给她的司机也被取消，暖气也不烧了，家里就生两个大炉子。她还被强迫在民盟劳动，砸煤，刷痰盂，擦桌子，擦地，擦玻璃……
文革后民盟恢复活动，史良终于出任主席，彼时她已经近80岁了。
民盟副主席吴晗惨死
1966年的文革第一个被用来“开刀祭旗”者，是著名历史学家、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他的其他身份还有中共党员、北京市副市长和民盟中央副主席和民盟北京市委主任委员。
早年的吴晗曾入北京清华大学史学系学习，1937年，年仅28岁被聘为云南大学文史教授，1940年到西南大学执教，1943年加入民盟，1957年加入中共。
作为明史专家，吴晗被视为“现代研究明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然而，他对北京的文化教育、学术活动、古籍整理及文物古迹的保护等方面却失掉文人本色。如为保留北京的牌楼，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都曾与吴晗发生正面冲突，梁思成还被气得当场失声痛哭。政治第一成为吴晗的选择。
而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吴晗亦是急先锋。民盟的《光明日报》支部即在吴晗的主持下，率先召开了批判储安平的会议。会上，吴晗厉声说：“过去国民党确实是‘党天下’，储安平现在说共产党是‘党天下’，不但是歪曲事实，且用意恶毒。”并指出储安平之所以有勇气，是由于后面有人支持。他要求所有的《光明日报》的盟员和储安平划清思想界限。其无情让人记忆犹新。
另据李辉在《碑石》中披露，一个与吴晗共事过的文人，一再向他表示过对吴晗的不满，正是吴晗的斗争坚决性使其打成右派，蒙受冤屈，历经磨难达20载。李辉表示，在反右运动中，因吴晗愤怒“控诉”而深受伤害的不止一个人。正因为他在运动中的表现，在这年他被批准加入了共产党。
1959年，秉承毛的学习忠心耿耿的海瑞精神的旨意，吴晗写了一系列关于海瑞的文章，后来又写了京剧《海瑞罢官》的剧本。1961年11月京剧《海瑞罢官》公演，赢得一片叫好。谁料，文革开始，吴晗却因为这出戏被打倒，做了阶下囚。
上海的周信芳因演“海瑞上疏”也开始遭到了厄运，75年病逝；演《海瑞罢官》的马连良于1966年12月16日不堪批斗，抄家而自尽。
1969年10月11日，吴晗在狱中被迫害致死，半年前，他的夫人袁震先于他被迫害致死，7年后，他的养女吴小彦也在狱中自杀身亡。
一生忠于毛，忠于中共的“御用文人”吴晗却死在党的监狱里，说明了什么呢？
民盟副主席高崇民惨死狱中
出生于东北辽宁开源，毕业于日本东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系，回国后加入国民党的高崇民，曾做过张学良的机要秘书。作为中共地下工作者的高崇民，受中共委派，在1935年前往西安说服张学良不要剿共，并主导了张、杨的联合，参与了次年的西安军事叛变。
在张、杨抓捕蒋介石后，高崇民根据口授内容，带人起草了通电，并出任“行动设计委员会”主任。在蒋介石被移押西安市区新城后，高崇民也跟到那里办公，每天吃住办公室，日以继夜处理电报、信函，接待各方来人，搜集各方反映，并及时向张杨汇报。他还向张学良建议用其座机将将中共代表团周恩来一行接抵西安，商讨解决西安事变的办法。
中共在苏联斯大林的压力下，被迫释放了蒋介石，被中共耍了的张学良负罪亲送蒋介石回南京，而高崇民则接受中共指令，筹建“东北救亡总会”，并担任5名执委之一。
1938年8月，高崇民随“东总”参观团到达延安，并正式要求加入中共，但中共决定让其暂留党外，以便于统战工作。1941年，加入民盟。直到1946年，他才正式加入中共，但一直没有公开党籍。他先后任安东省主席、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东北政府副主席兼司法部部长等。
1954年高崇民上调北京，先后任民盟中央副主席、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务副主席等职。
文革爆发后，高崇民被划入由“彭真、林枫和吕正操等阴谋策划叛党投敌集团案”引发的“东北叛党集团”，被列入这个集团的还有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等。高崇民等人先后被关押审查，1968年10月，高被抓进监狱，被诬陷为是“军统特务”，他拒不承认。
1971年7月，81岁的高崇民在狱中被迫害致死，这是中共卸磨杀驴的又一典型例证。
民盟中央委员冯友兰被抄家
早年毕业于北大哲学系并在美国拿到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的冯友兰，放弃了在美国任教的机会，回到中国，在中共建政后一直在北大任教，主讲中国哲学。由于其在学术领域上的地位，他除了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外，还成为民盟中央委员。
尽管在中共统治下，小心谨慎的冯友兰放弃了其新理学体系，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但历次运动并没有放过他。1950年，在中共发起的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哲学界即展开了对他的批判。1957年反右运动中，冯友兰依旧是首当其冲，其思想不仅被当作唯心主义的代表遭到批判，其人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
文革爆发后，冯友兰再次受到波及。他被红卫兵抄家后，家门被贴上了“冯友兰的黑窝”大字标语，儿女均被牵连受到批判，甚至连上幼儿园的小孙子也受到“退园”处理。冯友兰还被关进了牛棚。
1968年11月，因毛在一次讲话中提到“北大有个冯友兰，搞唯心主义，我们若要懂点唯心主义，还要找他”，冯友兰才得以离开牛棚。其后，参加了臭名昭著的北大“梁效”班子，为文革写御用文章。
文革结束后，冯友兰再次被关押。1977年至1979年被列为“反革命集团成员”受到批判。1979年获释。
冯友兰的后半生应该是中共治下俯首帖耳的知识分子的人生缩影。胡适曾如此评价冯友兰：“天下蠢人恐无出芝生右者。”话虽残忍了些，但在认不清中共这方面他确实是“蠢”的一塌糊涂。
结语
民盟被迫害的高官和知名人士当不止上述六人，被迫害致死的还有民盟中央常委、民盟河北省委主任委员刘清扬，民盟中央常委潘光旦，民盟中央委员刘王立明等。而这些遭到迫害的社会精英们是否了解，中共对曾经为中共立下大功的他们卸磨杀驴的根本原因就是铲除知识分子的独立思维，巩固中共的一党专制。
1966年8月29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盛赞红卫兵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称“一切藏在墙角落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帐、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声嘶力竭的言辞背后，正是磨刀霍霍的中共，而大刀砍向的何止是民盟的精英们？
2017-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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