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如何理解美国的社会变迁。
(一)第一次变迁
对于美国社会来讲，我们要理解它的变迁，当然我们要看美国的原初社会——美利坚合众国以前的美国是个什么社会?美国这样的社会可以说包含着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原住民，也是我们今天知道的印第安人，数千年前开拓北美世界，而带来属于土著的北美社会。另一个是，16世纪、17世纪殖民者开始进入北美，尤其在17世纪进入高潮。殖民者与殖民当局最初他们是携手的，来应对印第安人的土著社会，来建立自己的殖民地。
到17世纪二三十年代大致落定了13个殖民地，这13个殖民地直接隶属于英王，是相对独立的。这个时候美国的原初社会，可以说是殖民当局也就是英国当局派驻于北美的管理者形成了一个三层结果——英王、殖民当局和殖民者，他们联手开疆拓土，对付谁呢?对付土著的印第安人。这中间的历史悲剧当然值得我们汲取，北美殖民者、殖民当局联手起来，加上土著人未有免疫的欧洲来的病菌的助力，征服印第安土著居民。
但是，另一方面，就像马克思的研究指出来的一样，现代资本走向世界的进程就是铁和血的进程，因而它绝对不是温情脉脉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站在道德高位的批评是必要的，但是站在历史理性的视角加以肯定的是什么呢?这个历史变局——殖民过程变局、世界化的资本运行过程的悲喜交集的人类现代进程——在历史语境上是值得肯定的，因而我们观察历史，不能凭太简单和太单纯的道德眼光来看待;当然，反过来，我们也不能肯定军事和政治征服就是绝对合理。道德和政治应该是相互校正的事业。这是北美社会的第一波变化。
(二)第二次变迁
可以说，北美社会的第二波变化是在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和前进。原来由英王、北美殖民当局和殖民者联手来对付印第安土著居民的这个过程，变化为殖民者与殖民当局、英王的矛盾，这个时候一种对土著印第安人最不利的局面也形成了。本来经历一波被征服和外来大疫之后，印第安人遭到重创，但是后来殖民者在起来反抗殖民当局和英王的时候——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来自于波士顿倾茶事件，莱克星顿第一声枪声打响了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这个时候反而是印第安人跟英王、殖民当局联手，来反对殖民者，而这些殖民者的领袖人物或者代表人物就是那一批美国国父们。去年开始的美国"黑人的命重要"(Black Lives Matter)运动，或者右派把它翻译成"黑命贵"运动，基本上都把美国的开国者视为屠杀印第安人的犯罪分子;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著名社会学教授迈克尔·曼，在写《民主的阴暗面》的时候也说，从某种角度讲，美国开国四位总统都应当作为战争罪犯来看待。
为什么殖民者在跟殖民当局、英王发生冲突的时候，印第安人不是跟殖民者携手，而是跟殖民当局，也就是殖民地的管理者、英王的权力派出者和执行者他们联手呢?这就是美国社会，可以说开始变化的一个原罪。这个原罪实际上就涉及，只是殖民者才直接面对掠夺印第安人的土地、侵占印第安人的财富这样的直接责任，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土著印第安人对于英殖民者或者欧洲殖民者，是愤慨、具有现实反感和仇恨的。而相反，殖民当局作为协调者，可以在政治经济利益之外，有时候占据道德的位置上;而英王是万里之外发布指示、征收税收而已，跟印第安土著居民没有发生过直接的厉害冲突。印第安人可以跟殖民当局、英王联手来对付殖民者，因此，殖民者在独立战争期间，可以说是以反击形式而第二波规模性地击杀了土著印第安人。
1775-1781年左右，北美殖民者与英军长期作战，是僵持作战、互有胜负;而最终只是1781年的重要战争才开始扭转局面，而且基本奠定了北美殖民者争取十三州独立的底牌。
随着北美殖民地的独立，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这个合众国最初实际上，应当说是一种邦联性质的，所以一直到今天，美国尽管叫做联邦，federal，但实际上它在某种情况下邦联性质非常强——直到最近得州、佛州有人试图倡导独立，而得州自己的宪法相对于其他各州的而言独立程度更强;大家隐约地从中可以看到，今日的美利坚合众国依然带有建国之初的某种邦联色彩，因为各州也有自己的宪法，州权非常重要。
中国人在一般性地指责2020年特朗普总统在治理疫情上面错误的时候，其实就不了解，疫情的治理主要是州权，当然特朗普也有他的责任，想极力降低疫情对美国社会的影响;我们也看到，疫情之前大家基本上认为美国共和党是躺赢，但是疫情一来，基本上把特朗普的政绩归零了。所以，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反观，美国这样一个特殊建制，对美国来讲，从建国起，一直会伴随着美利坚合众国的运转;它要处理好两大政治结构性问题。
第一，在北美殖民者建立自己国家的时候，实际上是与土著处于敌对地位，也与自己的宗主国处于敌对地位。这是一个重要参照系。
第二，美国在建立国家的时候，这个联邦带有邦联性质;换言之，我们当下面对美国是否可能分裂而进行的思考里的原初历史因素，也就是邦联可能肢解的这样的因素，是我们要考虑的第二个大的背景。
但是，美利坚合众国在刚刚建国之初，无论这两个问题有多么重大的挑战性，一时半会儿在社会结构上来讲，美国所呈现出来的基本上是，不同于政治上的重大挑战，它是一个比较高度同质化的社会。高度同质化的社会指的是什么呢?社会成员基本上是欧洲移民，社会是高度同质化的白人社会。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有色人种根本就没有挑战美国主流社会的任何契机，也没有这样的政治机缘，甚至也看不出有这样的历史机遇。因此，一直到南北战争以前，可以说美国社会都没有遭遇太重大的政治社会挑战。美国就是一个以欧洲文化尤其欧洲移民文化，来复制欧洲尤其是复制英国模式的新兴国家;有人也把它称为第一个现代国家，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英国虽然是第一个现代国家，但是它是以不成文宪法、建立在惯例基础上的立宪而逐渐生成的国家;这之后，真正以制定一部宪法来建立一个现代国家，以宪法忠诚来保障国家统一的国家，就是美国。
(三)第三次变迁
这样的美国社会在19世纪中后期尤其是20世纪整个世纪，遭遇到可以说是结构性的两次大变化。这就让原初的美国，也就是殖民者建立的美利坚合众国，出现了美利坚原初的结构越来越难以消解的根本性挑战问题;这样一个根本性的挑战问题出现在南北战争时期。南北战争时期，可以说是美国第一次遭遇到联邦裂变为邦联，再裂变为两个甚至可能多个国家的历史课题。
美国南北两部分，北边是进步主义的重要区域，南边一直是保守主义的重要区域。北边一直是政治中心，南边有政治飞地的感觉;其实南边的重要政治参与和掌握联邦权力也不弱，但是相对说来，地域上划分，政治中心是在北方。而北方同时也是美国工业的策源地，尤其是在1860年代，尽管经历南北战争，但美国同时在谋划能给美国工业革命带来巨大动力的东西大干线——铁路大干线。南边捍卫美国作为农业国时代形成的基本精神，抗拒工业化带来的城市化，抗拒进步主义，抗拒废奴主义;南北之间发生了巨大分裂，最后不得不由林肯诉诸战争。
一方面，南北战争对美国是一个根本性的伤害：当时美国人口不多，南北双方在战场上直接牺牲的人口达到65万——南方人口更少，但也牺牲了30万;北方人口相对较多，牺牲了35万。另一方面，由此以后，南北战争成为美国人面临危机时候重拾国家团结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因素——那就是因为教训非常惨痛。
南边的大种植庄园主当然不愿意废除奴隶的，因为种植园上的主要劳动力是奴隶，种植园上的主要经济支撑是他们社会结构上能够得以维持的重要支柱。哪怕是早期比较开明的学者，像做过副总统的政治哲学家卡尔霍恩，他也演变为整个农业主义者，演变为州权主义者，演变为反废奴的重要政治领袖。南北战争使得美国真正需要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呢?那就是美利坚合众国1787年在费城制定宪法——127天的艰难讨论而建立了宪法——原初概念非常清晰，内涵非常明确，社会集群指向非常清晰的"We the People"("我们人民");"我们人民"为了建立一个什么什么，"我们成立美利坚合众国，制定美国宪法"——美国宪法的序言是非常短的。"我们人民"的概念在南北战争时期就开始出现了重要的宪政危机——"我们人民"究竟指的是谁?原来是很清楚的，就是反抗英王和英殖民当局的;南北战争时期就不清楚了。
南北战争之后，随着废奴主义的逐渐胜利，美国在法权上肯定了奴隶的不合法，必须废奴。当然，黑人他们的社会文化权力，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才开始完全落实，但是这个进程的起点就是美国社会的第三次大的变化——第一次是原初社会变为欧洲殖民者社会，第二次是欧洲殖民者社会变为美国建国的社会，内战的时候是第三次变化。
一开始，"我们人民"要容纳一个原来由白人组成的政治社会，黑人集群在政治上根本是陌生的——按照今天美国政治正确来说，"黑人"这个表述都不准确了，应该叫"非洲裔美国人"——这些非洲裔美国人在美国原来是被排斥在政治社会也就是国家的政治生活世界之外的。而南北战争以后，他们要进入政治生活，但早期的挑战并不严峻，而"我们人民"的范围这个问题开始摆到了台面。这为差不多一百年后的声势浩大、对美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广泛冲击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埋下了伏笔。这意味着，美国国父们建立的那个白人为基础、《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中"我们人民"这个概念内涵原本非常清晰的美国，在其社会变迁上要面对他者进入"我们人民"的范畴。
不仅南北战争凸显了肤色、种族在美国政治生活中面临的新的问题——因而社会结构将发生天翻地覆且不可预期的变化——而且，与此同时，在美国铁路开展东西大干线修筑的过程中，美国铁路公司发现白人的工作效率并不高，因此，他们无论有没有种族歧视，无论政治立场、社会立场多么不同，都主张引进刻苦耐劳、工资低下、善于互助而且绩效很高的华工。
第一批引进数十个华工。华工的刻苦耐劳给美国公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迅速地，美国东西铁路大干线的修筑主体都是华人——华工很快达到一万人，后来高峰期达到五万人。要注意，这五万工人，最初是个体去的，后来家庭随着他们去，变成了美国社会的新兴的集群。他们跟欧洲裔、意大利裔、德国裔、法国裔，或者英国裔这些人去北美移民不一样。欧洲移民们的同质化程度比较高，因此，一般称他们的文化为"欧美文化";欧洲文化、老欧洲进入新美国，他们是具有文化社会同质化特点的，而黑人不具有这个同质性特点，进一步而来的华人也不具有这样同质化的特点。
随着南北战争结束，美国的工业化进程迅速推进。1890年代，美国在世界第二波工业化的进程当中开始跻身世界前列，这个历史叙事也是我们都很清楚的，我们不用讲得太多。第一波工业化国家是很少的，主要就是英格兰——还不是英国，不是Britain或者Great Britain(大不列颠)，而是England——既不是苏格兰也不是威尔士，也不是北爱尔兰。第二波，欧洲大陆的德国完成了工业化，亚洲的日本完成了工业化，北美的美国完成了工业化。由于当时的GDP统计并不是很精确，所以对美国什么时候因为工业化而竞争为世界GDP第一，统计数据有很大差异。根据我查经济史的材料，有的说美国1873年就跃居为世界GDP第一，有的说1897年跃居为世界GDP第一;不管怎么说，即使按最晚时间的说法，历史迈进20世纪的前夜之时，美国已经成为世界GDP第一。
但是，在这个时候，在世界历史舞台上发挥重大作用的还不是美国，而是英国。在某种意义上，德国，俄国革命前的俄国，后来的苏联(1917年后的苏俄到苏联)，在列强的舞台上发挥的作用一点不弱于美国。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威尔逊提出十四点建议，倡导能够阻止世界大战悲剧重演的国际联盟的时候，其实美国都还没有能力主导国际社会，美国也没有机遇去主导国际社会。晚清时，美国要进入中国，提的是门户开放政策，也不是直接的征服性政策。
然而，随着美国成为世界GDP第一，美国潜蜇在其社会变迁当中的一些可能不为人注意、也没有被人预估到其会带给美国社会什么结构性的、令人瞠目结舌变化的社会要素，会出现在人们的面前，而让人们目瞪口呆。其中一个因素当然就是美国的国际地位的提升，使美国逐渐进入国际社会。要让美国去主导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对这一点，世界没有做好准备，美国也没有做好准备。同样，我们可以说，中国今天是世界GDP第二，就想领导世界，那可以说物质上的准备都不足，还别说心理上的准备。当年美国即使在物质上已经准备好了，但是在心理上、政治手段上、国际政策上、资源配给上、资源部署上、国际关系调节上都没做好准备。晚清时，西方列强国家进入中国，我们会有这个认识：美国是一个跟随者和政策建议者，但并不是欧美国家的主导者。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来，美国并未准备做世界的领导者。而更为关键的是，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本来成立国际联盟是威尔逊提出来的建议，后来各种因素竟然导致了美国的拒绝加入。欧洲国家实际上已经不足以用其物质财力来支撑国际联盟。国际联盟一成立，随着美国的不加入、英国的主导，它已经是一个跛脚的国际联盟。在欧洲，英法没有能够有效地阻止纳粹德国的崛起。
但是，这个时候对美国的机缘来说，并不是最好的。"一战"时，虽然美国迟迟介入，但最后成为战争的重要获利方之一。而"一战"之后，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扩大，随着欧洲本身的分裂，在20来年之后又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战""二战"中损失最惨重的当然是欧洲大陆，因为主要战场都在欧洲。"二战"时，美国为了抗拒法西斯，结成了反法西斯同盟，这样带来了两个后果。第一，反法西斯同盟取得了对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第二，引入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因素，造成战后长达40多年的"冷战"。
"二战"结束以后，苏联的盟国或者卫星国多是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多是想以社会主义弯道超车而迈过卡夫丁峡谷的一些落后国家。1946年以后，正式开启了"冷战"，但是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的实力对比还是不对称的。美国在"二战"以后开始主导新兴的国际秩序。面对一个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欧洲，"马歇尔计划"的实行可以说不仅更加夯实了美国在"二战"后的战场胜利，也夯实了美国在欧洲重建中的领导地位，直至今天欧洲的防务都还得由美国主导。
随着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对垒，一时半会儿并不能区分胜负，到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可以说是个重大的转折。诉诸战争手段的话，估计后果会不堪设想;因而双方开始谈判，开始缓和，开始长期和平竞争，开始了所谓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趋同的这样一个历史进程。而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中国国际战略的调整——毛泽东发现，同时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垒，对中国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因而，到1970年代初，开始打开向美国关闭了23年之久的大门。
这个时候可以说，美国社会迎来了内外部变化的重要历史契机。从外部来讲，虽然中国是跛脚的第三强国，但是由第三强国携手第一强国美国来对付苏联，苏联可以说国力疲弱、笃定败局。从远期来看，内含了一个，或者预示了一个，美国成为世界单极国家、单一霸权的历史前景。而一旦中国终结了癫狂的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十年动乱——官方的正式结论——这样一层内乱终结，终归要寻求发展;寻求发展，如果是在国力疲弱和工业发展又不均衡的苏联的基础上就变得不可能，那么要转向美国。基本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也变成了美国社会变迁的一个重大因素。各位朋友要注意，我们这里不是讲美国是对中国的变化的影响因素，而是反过来讲，中国将改革，这对美国来说是重大的社会因素。
随着1989-1991年苏联东欧集团的垮台，美国可以说在面对"二战"以后最重要的国际变局来作为国内要素。美国取得了全方位的胜利，这是一方面。苏东的变局和中国的变局，推动美国要领导全球，而这是美国国家面临的变化，可能是美国不堪重负的责任;因为如果哪一个国家想扛起全球的责任，这一定会挤压着这个国家变形——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不是从美国带动欧洲、亚洲、中国的发展的视角，而是相反，是从美国自"二战"以后取得领袖地位，自1990年代取得绝对领导地位迄今30余年，美国受到国际压力的挤压这一视角。
大家也知道，特朗普一上任就开始全面收缩。为什么呢?因为外部压力太大，美国用于国内整治的资源就严重不足;国内资源相对短缺的情况下，国内矛盾就会尖锐化。而这恰恰是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之后面对着的重大挑战。对国内来讲，工人阶级运动，可以说在19世纪-20世纪上半叶如火如荼。这一段时间，美国共产党在天才领袖福斯特的组织下搞得有声有色，只不过他们对美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前景越来越失落，因此违宪展开了武装暴动，最后让美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阶级运动陷入低潮。但是，美国的阶级对立，以及在美国建国之初就有的族群对立日益凸显，而这个凸显的过程可以说比较漫长，一直到1960年代，因为相对缓和时期的出现。1968年的政治风暴预示着美国解决国内问题，在某方面失败的局面，或者说不太成功的局面。那个时候的风暴，在5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酿成。黑人民权运动如火如荼，一直持续到今天;黑人民权的社会运动一直做得有声有色。黑人平权可以说已经相当成功，直到最近，加州州议会决定，将向黑人赔偿，以偿付他们的祖先在贩卖黑奴上、在对黑奴犯下的罪行上应付出的补偿。美国在各种类型的工作机构里的种族名额配置上，倾向于黑人。一般人们了解的一个数据就是，美国10%的黑人有12%的工作机会安排，这胜于其他种族，比如说胜于华人。
在美国国内，可以说1968年的民权运动有两个重大的变化。第一就是肤色、种族之间的关系有了结构性调整。"我有一个梦想"，马丁·路德·金所代表的美国梦，要求的是"We the People"——就是制定宪法的主体"我们人民"——这个"人民"开始天经地义地包括黑人。而与此同时，第二个变化就是——美国工业化之后日益固化的社会阶层，在1968年风暴之中就有建制派——在1968年运动的时候，建制派遭遇到了青年学生运动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挑战。建制派，简单地讲有三个含义。第一，重视法条。第二，维持惯例。第三，利益均分制或者利益均沾制。1968年开始，亚文化群体——当然1968年主要是民权运动，是黑人针对白人社会建制，是青年学生针对既定社会体制的——开始成为美国社会一个极其重大的变化。
(四)第四次变迁
随着1990年代外部压力消解，美国可以说迎来了对社会结构或者国家结构而言，第四次结构性的重大变化。随着全球化运动，随着全球共识的兴起，美国也就有所谓全球性政府的意味——就是超国家这样一种建制兴起，以至于美国政府可能具有了某种意义上的全球政府的理念，就像在欧盟，德国政府实际上已经不是单纯德国选民的政府了，而是变成欧洲政府了，德国总理默克尔不是单纯德国总理，而是变成欧洲总理。美国作为全球领袖，这个时候美国总统成了全球总统，美国建制派精英成了全球精英。这个时候，建制派虽然经过1968年以来持续不断的社会运动的冲击——比如说前几年的占领华尔街，也类似于1968年非建制派对于建制派的冲击——但不仅没有被冲得稀里哗啦、阵脚大乱，反而因为全球化的经济和社会运动，让自己组织得更为严密，而在利益的勾连上更为密切，在交易的机制上更为隐秘。这使得社会对建制派的反弹情绪日益强烈。
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美国真正面对的不是一个"我们人民"宪法主体能够容纳的问题，而是一个"我们人民"容纳不下的问题，是"我们人民"可能分裂的问题。基本上可以说，一切欣赏建制或者程序化的人群，都欣赏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建制派一起挤压非建制派，因为非建制派的行动不可预期——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不可预期就很可能让美国社会的发展难以整合。
在某种意义上来讲，非建制派对建制派的反抗，恰恰在某种意义上要恢复的是什么?这里我们就要讲到了，保守主义的出台恰恰是要恢复美国宪法的原旨主义。所谓原旨主义是什么?Originalism，跟原教旨主义不同。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那是一种宗教偏执，而原旨主义主要强调"我们人民"建构起来的美国究竟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美国。这样的一个原旨主义立场，开始作为人们争夺的一个最重要的美国的社会政治空间和精神空间。
进步主义强调"我们人民"的扩展性，保守主义强调的是"我们人民"应面对基督教信仰，面对宪法，捍卫人民利益，要有一个受到严格限制的联邦政府、不可侵犯的州权，人民获得充分保护——譬如说人民持枪权，反对政府的非法的统治乃至于镇压。这个时候，美国社会的裂变可以说是结构性的，所以我在《当代美国评论》已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在美国选举之前我就写过一篇文章，叫《重构国家：特朗普理念的政治理论推定》。我说，特朗普本人不是一个政治理论家，而且他又不愿意接受建制派、共和党、保守主义的理论指引——比如《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是建制派保守主义的杂志;有新兴的保守主义杂志，那就是《美国事务》(American Affairs)和《美国利益》(The American Interest)。
这个时候整个社会的裂变，促成了1980年代以来美国新兴社会运动的一个政治合拍的历史契机出现在我们面前。社会运动常常只是社会抗议运动，它需要政府回应而已。社会运动一旦在政治上合拍，它就要反映为，对美国裂变的社会中不同的社会政治诉求，美国高层社会在政治观点上和政策立场上做出回馈。这个时候，可以说，在美国历史上曾经非常缺乏意识形态阐述的政治理念都已经开始进入美国的精神场域——那就是社会主义。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桑巴特曾经写过一本非常有名的、断定美国社会性质的书，叫《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他强调美国工业的发展，将美国工人高度组织起来，劳联、产联已经使工人的利益在工会组织当中得到了反映，而工会又跟国家有密切的关系——美国选总统不通过劳联、产联的认可，可能得票率都会受到影响——通过它们，美国就化解了像欧洲那样、工会跟政府对着干的危机，因而美国不会有社会主义。但随着美国的发展，外部族群的进入越来越多——美国成为一个全球霸主国家，那么全球各个国家、各个族群都要来享受美国在全球化发展当中作为世界领袖的发展成果。历来作为世界领袖国家，尤其是1500年大航海时代以来作为现代化世界领袖的国家，都避免不了被全球分享——尽管规模、程度和数量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到美国成为世界领袖的时候，真正的全球运动使得市场化的风暴席卷了全球，因而全球流动第一次变得可能。
在这个情况下，美国开始了一个巨大的裂变过程，同时种族问题依旧是热点话题。而华人的美国社会认同上，一直有重大的分歧。这一次华人可以说既有非常非常忠诚的特朗普粉——"川粉"，但是也有相当多的拜粉，尤其是华人中层阶级以上、在大学任教的。我前年到哈佛大学开会，跟一个MIT(麻省理工学院)的华人教授讨论起来，他说起特朗普就恨得牙痒痒的，以至于我都觉得很难接受了。同样，黑人族群——有色人种代表人群，最有战斗性的人群，组织程度最高的黑人人群——来争取他们期待的在美国社会的权利，那就被身份政治诱导而产生的一种权利诉求，也就是有些评论者强调的：黑人要求的不仅仅是正当的公民权利，而要求的是成为主流的权利。身份政治要求的不仅仅是正当的宪法权利和社会权利，而且是主导宪法和社会的权利。再加上美国社会人群本身随着深度现代化的发展、身份政治的发展，让LGBTQ试图也要越位到主流文化的地位上去，因而，这一次美国社会的分裂——可以说是一次大分裂——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社会内部的细化让身份政治试图从亚文化、亚政治变成主流文化、主流政治。
而另一方面一个最重大的变化就是，曾经为美国做出艰苦奋斗的白人族群，尤其是中下层——更尤其从地域上来划分，农业州和铁锈地带的人群，也就是为民主党所蔑视的"红脖子"——他们在社会上深感失落。而其中，一种最强烈的区分就是他们跟移民不一样，他们把自己命名为"定居者"(settler)。他们认为：正是因为他们的定居而带来美国的发展;正是因为他们的定居而产生了自由民主的美国，让美国成为全球的灯塔;正是在他们建立的基督教背景上，确立了宪法原则，确立了对传统的重视，通过温情脉脉的农业文明、保守文明的建构，而使美利坚合众国成为美利坚合众国。而在他们眼里，所有的移民，第一是多元背景，第二可以说是多元文化，第三是在美国已登顶世界之后才进入美国相对平等的社会空间;因此，美国的定居者对移民群体发生了非常强烈的怨恨，而我们说，这种怨恨如果基于美国的建国史来说，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因此，宪法的原旨主义和美国社会本身的变迁，使得美国的政治反馈和精神世界的重建可以说遭遇到了空前的挑战。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分析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相对分析得要长，因为要从历史做一个宏观的粗线条的描述，落实到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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